第3章 1964年至1976年：从三驾马车到个人崇拜

第一节 最初的调整与改革

1964年底至1965年初，勃列日涅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定人心。1964年11月，苏共召开中央全会，勃列日涅夫主持通过了《关于把州、边疆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合并的决议》（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四分册，第16页），恢复了地方党组织的一元化领导，稳定了地方干部的人心。随后，勃列日涅夫任命扎哈罗夫元帅接替因飞机失事丧生的比留佐夫元帅出任苏军总参谋长。与主张优先发展火箭部队的比留佐夫元帅不同，扎哈罗夫元帅反对削弱常规部队，尤其反对赫鲁晓夫疾风暴雨似的大规模裁军。1964年后，苏军常规军事力量重新得到重视，军队内部的不满情绪得到缓解（郭春生：《勃列日涅夫18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7页）。

1965年3月，苏共召开中央全会，决定加大农业投资和农科技投入，并为农民建立工资制度和福利保障，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副业。这套农业“组合拳”打出来，苏联农业生产受到很大鼓舞，农村形势逐步好转。1965年9月，苏共中央再次召开全会，撤销各种国民经济委员会，在部长会议之下重建一些部，重新实行对地方经济的垂直领导，以整顿国民经济秩序，统筹国民经济发展。

对于勃列日涅夫来说，这些战术性的动作难度不大，一些战略性问题就比较难了。比如，如何评价斯大林，如何全面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如何与美国争夺冷战的胜利，如何处理和中共的关系。当然，最大的战略问题就是如何巩固自己的权力。

在罢黜赫鲁晓夫的十月全会上，谢列平和谢列斯特被选入中央主席团。谢列平权力大幅膨胀无需赘述。谢列斯特当选中央主席团委员，增强了波德戈尔内的权势。十月全会还强调要坚持集体领导，什么是集体领导？所有委员各管一摊，遇上大事大伙商量着来。话说回来，把党组织拆分成“工业党”和“农业党”两部分各管一摊都行不通，把党内这么多项事业拆成十几份。这不是胡闹嘛？

列宁死后，大家商量好要集体领导，结果斯大林利用手中掌握的组织人事权力安插亲信，扩充队伍，联合一派消灭另一派，不断变更对手和盟友，没过几年就脱颖而出成为领袖；斯大林死后，大家也商量好要集体领导，结果贝利亚因为内务部权力过大成为众矢之的，迅速被清除。赫鲁晓夫主持书记处工作，同样是联合一派打倒一派，逐个清除对手，也是没过几年就成了领袖。

现成的历史经验就在那里，总结起来就两条，一条是牢牢掌握组织人事权，另一条是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逐个清除对手。不知道勃列日涅夫是不是这样想的，但他后来确实是这样做的。

掌握组织人事大权的人是谁？是原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现任苏共中央书记波德戈尔内。他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有新任主席团委员、现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谢列斯特的坚定支持。波德戈尔内的权力影响增大，引起了勃列日涅夫的不安。他耐心等待着机会，准备削弱这位政变老战友的权势。他的运气不错，机会很快就来了。

1965年12月，苏共召开中央全会。会上，米高扬提出辞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请求。主席团很快批准，并任命波德戈尔内出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至于为什么是波德戈尔内去当国家元首，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推断：一方面，波德戈尔内主管干部任免，在主席团又多了一个帮手谢列斯特，权力膨胀容易引起主席团其他委员的不安。主席团委员们或许希望趁着他羽翼未丰剥夺他的实权。另一方面，波德戈尔内1963年才调入中央书记处，勃列日涅夫和其他委员在推举波德戈尔内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时，并没有免去他的中央书记职务，波德戈尔内没有什么理由反对。

从此，苏联进入了所谓“三驾马车”时期，无论官方还是非官方，都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并列宣传，把他们视作平起平坐的领导人。

在这次全会上，勃列日涅夫作了关于改组党和国家监察机关的报告。勃列日涅夫说，人民监察机关不是监督党的机关的工作，而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工作，它的职能是“帮助党和国家经常调查党和政府的批示实际执行情况，进一步完善对共产主义建设的领导，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全面高涨而奋斗”。

勃列日涅夫的报告满足了各级党政干部的私利。官员们十分反感监察机关对自己的纪律监督。只有改组甚至撤销这个机构才能恢复他们不受监督的权力。全会接受了勃列日涅夫的提议，通过了《关于改组党和国家监察机关的决定》（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四分册，第28页），将其改组为“苏联人民监督委员会”，剥离它对党内干部的监察职能，另行筹建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1966年4月成立，由政治局委员佩尔谢任主席）。决议通过后，官僚们都很高兴，只有一位官僚不高兴。他就是原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谢列平。

谢列平全名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1918年出生于沃罗涅日，是当时苏共中央领导人中最年轻的。他25岁进入苏联共青团中央工作，34岁当上团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上台后比较欣赏谢列平，1958年任命他当克格勃主席，1961年提拔他当中央书记，1962年任命他当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副主席，换句话说，在任命他当中央书记的同时赋予他中央纪委书记和副总理的职务。

然而，谢列平和赫鲁晓夫的关系存在着硬伤。1962年底至1963年初，赫鲁晓夫建议谢列平担任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述弢：《克宫内幕——苏联的神话与现实》，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55页）。赫鲁晓夫认为谢列平长期在共青团和克格勃工作，不懂经济，没有在地方上主政一方的经历，需要丰富工作经验。列宁格勒党组织历史悠久，经济发达，作为两都（列宁格勒和莫斯科都当过俄国首都）之一，从来都是培养干部的好地方。

谢列平拒绝了赫鲁晓夫的提议，他把这一“挂职锻炼”的“领导垂青”当成了发配，不愿意离开首都去地方任职。谢列平同志到底是年轻。他不明白，短短三年得到这么多任命，归根结底都是赫鲁晓夫的恩赐。你不听领导的话，领导随时可以拿掉你的职务。同理，赫鲁晓夫不在了，换个新领导，还不是想拿掉你的官帽就拿掉？

所以，1963年谢列平的职权再扩大，赫鲁晓夫也不让他当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所以，谢列平很快就和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搞到一起，密谋推翻赫鲁晓夫。

政变给谢列平带来了巨大收益。1965年，47岁的谢列平身兼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部长会议副主席、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四个职务，权力已经大的不像话了。所有高官中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既能参加党的主席团决策，又能参加书记处的会议，还能参加部长会议的工作，而且独揽监察权力。

所谓“水满则溢、月满则亏”。权势过大的谢列平不仅没有低调行事，反而特立独行。赫鲁晓夫下台后，党内干部们的特权全部恢复，甚至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谢列平看到这些很不高兴，向主席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群众游行不要展示领导同志的肖像；领导同志不要自己给自己授勋；主席团应当多开会研究削减特权的事。

还没等到主席团的回复，谢列平就从我做起了。升职主席团委员以后，公家为他提供了新公寓，并重新装修。谢列平搬进去之前找来工作人员要发票，然后自己掏钱给垫上了。搬新家不久，谢列平又让克格勃撤了自己的警卫部队，以示亲民。事情传出，谢列平引来众怒。难不成要大家跟你一样凡事自费，不占公家的便宜？然后再和你一样深入群众？好吧，既然你不跟同志们一起，那么同志们就要团结在勃列日涅夫同志周围，把你赶出中央主席团。

把谢列平赶出主席团的这个过程有点长。大家决定先拥护勃列日涅夫同志“关于改组党和国家监察机关”的报告，撤销他的单位，再顺水推舟撤了他的职务。1965年12月，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被撤销，谢列平被撤除委员会主席职务。勃列日涅夫同志是出了名的好脾气，撤了谢列平的职务自然要给人家一点补偿，这不，他又想了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好主意。

还是在1965年的12月全会上，勃列日涅夫向主席团提出两项建议：一是波德戈尔内同志要主持最高苏维埃的工作，我们应当减轻他的负担，让他移交在书记处分管的组织人事工作；二是谢列平同志年富力强，由他接手波德戈尔内同志在书记处分管的组织人事工作最为适宜。当然，考虑到谢列平同志的工作负担，还是免除他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职务吧。主席团的同志们听完勃列日涅夫的建议觉得很合理，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1965年12月，勃列日涅夫快速出击，以一套组合拳打击了自己最强劲的两个对手，使波德戈尔内得到国家元首虚职的同时，仅剩在书记处挂虚名，丧失了主管组织人事工作的权力，又使谢列平同时失去纪委书记和副总理的职务。

勃列日涅夫提出的这些职务调动得到了其他主席团委员的支持。要知道，这时候的勃列日涅夫尚无20世纪70年代那种“一言九鼎”的威望，也没有后来的“第聂伯帮”为他摇旗呐喊。这一切，完全依靠他自身的智谋，合纵连横，逐个击破来实现。当然，勃列日涅夫不会甘心于集体领导，不会止步于“三驾马车”，他的目标是建立起自己独一无二的领袖地位。

就在勃列日涅夫忙着巩固权力的时候，“三驾马车”之一、总理柯西金开始了让他名垂青史的经济改革。柯西金全名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1904年出生于圣彼得堡，15岁参加红军，1921年退役后在销售合作社工作，1927年入党，1930年进入列宁格勒基洛夫纺织学院上大专，毕业后长期在纺织部门工作，直至1939年当上苏联纺织工业部部长。如果说当年的勃列日涅夫是“乌克兰派”的干部，那么柯西金则是“列宁格勒派”的干部。

大清洗期间，列宁格勒是重灾区，柯西金在血雨腥风之际刻苦钻研经济业务，迅速得到斯大林时代“后三剑客”之一的日丹诺夫赏识，得以在乱世中平步青云，34岁当上列宁格勒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列宁格勒市长），36岁当上苏联副总理，分管轻工业。

苏德战争爆发后，柯西金受命参加组织大企业东迁的工作。1942年初，他被派往已被德军重重包围的列宁格勒，负责整座城市的军需民用供应。1943年，柯西金兼任俄罗斯联邦总理，又于1946年晋升政治局候补委员。1948年，日丹诺夫逝世，柯西金递补为政治局委员。

然而，贝利亚和马林科夫随后联手制造了“列宁格勒案件”，一大批“列宁格勒派”的干部被清洗。柯西金受到牵连，在1952年的苏共十九大被撤销政治局委员职务，降为主席团候补委员（苏共十九大时，斯大林将苏共中央政治局改名为苏共中央主席团）。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柯西金被免去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和苏联副总理的职务，改任日用工业部部长职务，直到1953年6月贝利亚被逮捕后，才重新出任苏联副总理，分管轻工业。

1957年，柯西金支持赫鲁晓夫粉碎六月政变，当选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9年，柯西金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相当于发改委主任）。1960年，柯西金当选中央主席团委员，升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常务副总理）。从此，柯西金协助赫鲁晓夫主持经济工作，并时常出国访问，代表苏联进行外事活动。

从上述简历来看，柯西金首先是一位经济专家，至少是一位纯经济官僚。他的工作经历除了在内战时期有从军经历、在卫国战争期间搞过军队后勤保障工作外，基本就没和军方打过交道。而且，他也没有意识形态工作的经历，不是那种夸夸其谈，政治挂帅，误国误民之人。所以，柯西金也就没有枪杆子和笔杆子的支持。所以，他没有成为第一书记。

不过，他已经具备了成为为人民谋福利的好总理的才能。柯西金当上总理后主持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举世闻名，不少苏联问题专家把此次改革和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相提并论。然而，这场改革仍然是锁着脚镣跳舞，并不属于全面改革。

苏联的经济领导存在着一种奇怪的分工，这种分工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全国的农业由党的中央书记处来管，有时候甚至总书记亲自管，在地方上则由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主抓农业工作。工业和建筑业由总理领导的部长会议负责，但是总理不能管国防工业和航天工业。军队、克格勃掌握着一些秘密工程，投入产出完全独立，没人了解。

西方经济自由散漫，却在市场运行规律的作用下形成了有机统一的整体。苏联经济体制貌似集中统一，却被人为分成了这么多块，完全体现不出统一的国内市场。赫鲁晓夫想过两个办法，一是自己兼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总理，总览全局；二是在地方上成立国民经济委员会，加强区域经济的内部联系。但是结果都不好，身兼两职违背了集体领导原则，成立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导致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抬头，造成国民经济混乱。

宏观经济一盘散沙，微观经济也是困难重重。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经济管理部门对企业发展细化出纷繁复杂的考核指标。企业的党组织对上敷衍塞责，完成指标后万事大吉，对下牢牢控制企业的组织人事工作，使企业管理人员没有经营自主权和人事权。此外，苏联国企职工工资和企业经济效益脱钩，使得职工对企业盈亏漠不关心。

造成这些经济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不承认市场经济，不承认价值规律对国民经济的调节和刺激作用，不相信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符合实际的交换价值，获得相应劳动的货币收入。在苏共教条主义经济学家看来：每项产品的原料价格是国家定的，制成品的价格是国家定的，每个劳动者的工资也是国家定的。

柯西金总理自内战结束退伍后，一直从事经济工作，直到36岁当上苏联副总理，依然是在领导经济工作。他当上总理之前还任职5年发改委主任，对全国经济形势有着最清醒的认识，无出其右。1964年10月，柯西金担任总理后，肩负稳定经济形势，改革经济体制的重任。在他的主持下，国企改革以先试点，后推广的形式逐年向前推进。

改革的内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减少工业管理部门下达给企业的具体指标，扩大企业自主经营的权力。第二，改变国家下发给企业的计划周期，由从前的每年下发年度计划，变为下发五年计划，给企业充裕的调整时间从容发展生产。第三、加强对企业的经济刺激和对职工的物质奖励，使企业的利润留成、工人的工资奖金与企业盈利挂钩，刺激企业和职工关心企业经济效益。

1966年一季度，苏联在20座城市的43家大型企业进行“新经济体制”改革试点，1967年开始，将改革试点推向整个工业和运输业，1968年2.7万家企业实行新体制，1969年为3.6万家，1970年为4.2万家。基本实现了全覆盖。

改革的效果很惊人，1966年至1970年苏联社会总产值年增长速度达到7.4%，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达8.4%，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达7.7%，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达6.8%。（郭春生：《勃列日涅夫18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页）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迅速上升。1966年至1970年正是苏联的“八五计划”时期。这期间，苏联的发展速度之快，可谓空前绝后。柯西金总理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使国家的工业生产水平大幅提高，而且创造性地实现了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平衡发展。加之这五年苏联农业得到了充分的科技投入和资金投入，农业生产也大为改观。整个国民经济全面向好发展。

然而，每项政策都是一把双刃剑，开始时再美好的改革政策也会有其不周全的地方，进而出现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无论是历史遗留问题，还是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都应该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所以，才要不断改革，不断面对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很可惜，“新经济体制”带来的改革红利让苏联领导人认为苏联已经进入了发达社会主义，而改革的负面影响却使苏共中央认为改革不是个好东西，最终停止了改革。

第二节 自己阵营的刀光剑影

正当柯西金忙于推广经济改革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主持召开了苏共二十三大，会期在1966年3月底至4月初。大会决定了这么几件事：将中央主席团改名恢复中央政治局；将党的领袖“第一书记”改名恢复“总书记”；废除苏共二十二大党章的第25条；免去波德戈尔内的中央书记职务。

这次大会是苏共建党以来最为风平浪静的一届代表大会。既没有列宁时代的激烈争论，也没有斯大林时代的山呼万岁，更没有赫鲁晓夫时代的不按套路出牌。仿佛1964年10月的政变随时可能再来一次，说不定明天谁当第一书记。大家都在观望，看看跟着谁的路线走，或者说是跟着谁走，才能保持政治正确。大会完全可以用一部苏联电影的名字来形容——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也许，勃列日涅夫会郁闷，以前别人当领袖的时候，都是地动山摇的万岁声，现在轮到他，就集体领导了。他不甘心，决定先找谢列平的麻烦。大会结束没多久，勃列日涅夫调整了书记处的分工，把组织人事工作交给了原中央组织部长、新当选的中央书记卡皮托诺夫，对他积极笼络，同时，让谢列平分管轻工业、食品工业以及财政方面的工作（〔俄〕列昂尼德·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张志强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550页）。这些都是柯西金总理过去在干、现在在管的活，从未搞过经济工作的谢列平哪有能力染指？得，谢列平又被间接削弱了权力。

话说，年轻同志身居高位，又处于闲职，很容易生病。这不，1967年5月中旬，谢列平被诊断出阑尾炎，需要做手术。勃列日涅夫在谢列平住院期间主持了没有谢列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免除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职务的决定。借口是现成的，1967年4月，斯大林的女儿叛逃美国，在那里举办新闻发布会，谴责苏联政府和苏维埃制度，当众烧掉苏联护照，还说她怀疑在成长过程中被灌输的共产主义，并称父亲是一个冷漠而多疑的人。

这事儿让苏联颜面尽失。更加无奈的是，六十年代中期，克格勃在欧美多个国家的情报网被所在国反间谍机关破坏，以致一点反制手段都拿不出来。客观地说，这不能完全怪谢米恰斯内。自1958年赫鲁晓夫任命谢列平担任克格勃主席，谢列平不断清除经验丰富的老特工，只因他们大多数是贝利亚时代的精英，被打上了他的烙印。谢列平补充进去的都是共青团的干部，毫无特工经历。这一出一进，还有战斗力么？培养一名优秀的特工何其艰难不言而喻。要知道，贝利亚时代的特工连美国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核心机密都能搞到。而到了1967年，居然连一位前朝公主都看不住。

这一年被罢免的谢列平的小伙伴不光有谢米恰斯内，还有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契夫、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托尔斯基科夫和俄罗斯联邦社会治安部部长季库诺夫。接替他们的分别是安德罗波夫、格里申、罗曼诺夫以及重建的内务部部长谢洛科夫。请大家记住他们的名字，这四个人是15年后那一系列权力斗争的主要演员之一。

由于格里申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岗位调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以填补空缺为由，推荐谢列平担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并免去谢列平的中央书记职务。这一次，谢列平依旧无可奈何，政治局的其他同事又一次全都站在勃列日涅夫一边。据说，赫鲁晓夫下台时告诫过谢列平：“他们也会这样对你的，说不定更糟。”（〔俄〕列昂尼德·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张志强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548页）如果这会儿他回想起来，会不会来上一句“姜还是老的辣”？不过，好在谢列平保住了政治局委员职务，可以继续出演主席台的戏。接下来的这出戏叫做“布拉格之春”。

1968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发生重大人事变动，号召改革的杜布切克当选捷共中央第一书记。4月，捷共中央通过《行动纲领》，决定实施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全面改革，史称“布拉格之春”。消息传到莫斯科，苏共中央慌了。自十月革命以来，苏联一直掌握着国际共运的领导权，垄断着无产阶级革命与建设的绝对权威。二战结束后，苏共的威信不断衰落，首先是1948年南斯拉夫不再听从斯大林，接着是1959年中国不听从赫鲁晓夫，然后是1961年阿尔巴尼亚和苏联断交，最近又是1965年上台的齐奥塞斯库强调罗马尼亚的独立自主。现在，近在家门口的捷克斯洛伐克也“不听指挥”了。

勃列日涅夫陷入了犹豫，因为他想起了一件往事。1956年，在华约国家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人民为了抗议苏匈关系的不平等、拉科西独裁和经济停滞，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随后演变为要求脱离苏联集团的持续抗议活动。后来，匈牙利总理纳吉宣布中立，招致苏联出兵镇压。事后，尽管匈牙利继续留在华约集团，但匈牙利事件暴露出苏联继承沙皇俄国大国沙文主义的本性。继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后，国际共运在1956年再次爆发危机。

要不要用当年对付匈牙利的办法对付捷克斯洛伐克？勃列日涅夫有点拿不准。对于捷共中央新任第一书记杜布切克，他还是比较放心的。杜布切克从小在苏联长大，进入捷共中央工作之前还在苏共中央党校学习了三年，有着深刻的苏联烙印。这样的同志肯定不会疏远苏联，应该找来聊聊，做做工作就好了。

勃列日涅夫这么想，谢列平等人可不这么想。谢列平认为，必须用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警告杜布切克。和谢列平持相同观点的政治局委员有谢列斯特和马祖罗夫。除了他们，主张出兵的还有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和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反对出兵的政治局委员也有，柯西金、苏斯洛夫等人都主张谈判解决。

这总书记不好当啊，要广开言路，还要斟酌利弊。勃列日涅夫才召集国内的同事开完会，又得召集华约国家的领袖们开会。这帮人也怕发生连锁反应，强烈要求镇压，以波兰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和东德党第一书记乌布里希最为坚决。而匈牙利党第一书记卡达尔极力反对出兵。这不奇怪，因为他正在匈牙利低调地推行改革。

匈牙利反对出兵倒没什么，好歹是自己人，多做做思想工作会想通的。但是，西方国家对苏联出兵会有什么反应？虽说在雅尔塔会议上，美国和英国承认东欧地区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但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会不会引起美国干涉？勃列日涅夫心里真没有底。算了，还是先找捷共中央谈谈吧。

后来，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和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共中央几次谈判都没谈拢。无论苏共中央怎样威逼利诱加恐吓，捷共也不答应回到“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来，中途还把勃列日涅夫气出了心脏病。在苏共内部，出兵的气氛越来越浓。8月20日，苏联在得到美国“不干涉”的保证和卡达尔的同意后，组织华约国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

镇压很成功，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没有抵抗，西方国家也没有采取制裁行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抨击之外，没有反制苏联的实质行动。看上去形势一片大好。然而，无论是勃列日涅夫还是谢列平，他们都不明白，苏联继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后再一次在国际社会失掉了人心。

拖延了半年多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暴露出勃列日涅夫果断处置紧急事件的能力不足和犹豫不决的性格弱点，极大地动摇了他的威望。而且，中央政治局开会的时候，勃列日涅夫还没定调子，谢列平、马祖罗夫、谢列斯特就带着国防部长和克格勃主席力主出兵，太不拿总书记当干部了。勃列日涅夫带人和捷共中央谈判，捷克斯洛伐克的兄弟们没照顾到苏联老大哥的面子，居然把勃列日涅夫气出心脏病。这事闹的，太难看了，太棘手了。

镇压“布拉格之春”对苏联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改变了苏共高层对改革的看法。该柯西金总理倒霉了。1969年12月，苏共召开中央全会。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了报告，批评经济工作，含沙射影抨击柯西金。

按照常规，总书记作的报告要先提交政治局委员集体讨论，可这次报告的文本政治局其他委员们事前都没看过。大家一想，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的“集体领导”工作作风没有得到发扬。除了柯西金很生气以外，苏斯洛夫、谢列平和谢列斯特等人也对勃列日涅夫感到不满。苏斯洛夫联络谢列平和马祖罗夫等人，准备起草一个加强集体领导的工作报告，在1970年3月的中央全会上发布。

勃列日涅夫完全不理会，先是下令推迟三月全会的会期，然后在1970年3月10日独自来到白俄罗斯，观摩苏军在战后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德维纳”军事演习。包括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在内的苏军大部分高级将领们都聚集在那里。被军队将帅们簇拥着的勃列日涅夫很快就把苏斯洛夫等人震慑住了。在后来的三月全会上，苏斯洛夫收回了那份以加强集体领导为主题的报告，加大了对勃列日涅夫党内领袖地位的宣传力度（郭春生：《勃列日涅夫18年》，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44页—145页）。

苏斯洛夫全名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自日丹诺夫死后接替他苏共意识形态工作，历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三朝，控制着苏共和苏联的所有宣传部门，在意识形态领域有着巨大的权威，故而在苏联历史上绰号被称为“灰衣主教”。

苏斯洛夫1902年出生于帝俄萨拉托夫省赫瓦伦斯克县（属今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州），1921年入党，同年被保送至莫斯科工农专科学校，1924年至1928年就读于莫斯科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他的发迹得益于一项与众不同的天赋，即特别擅长引用马恩列斯等领袖的言论，甚至连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的言论都能列举出来（陆南泉等：《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866页）。

苏斯洛夫参加工作以后的第一任上司是斯大林的私人秘书麦赫里斯。麦秘书发现了苏斯洛夫这项独门绝技后，立即向斯大林汇报。斯大林正愁布哈林下台后自己的人不懂笔杆子，接手不了意识形态工作。这下好了，如此人才，必须提拔重用。

苏斯洛夫被提拔重用的时候正赶上三十年代的“大清洗”，他“政治立场坚定，业绩突出”，升迁一直很快。1939年至1944年，苏斯洛夫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戈尔巴乔夫老家）区委第一书记。在任期间，参与执行炸毁州内的喀山大教堂和流放卡拉查耶夫民族居民。1944年，任立陶宛中央局主席，疯狂镇压当地人士。1946年，任苏共中央对外政策部部长，负责与兄弟党的联络工作。在上述工作中，苏斯洛夫愈加得到斯大林赏识。

1948年，掌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去世，斯大林命令苏斯洛夫接替。从此，直到1982年苏斯洛夫去世，整个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和与兄弟党的联络工作都被这位不尊重宗教自由和蔑视少数民族权利的灰衣主教把持。整个苏共理论界死气沉沉，毫无生气。1959年以后，苏斯洛夫又着重负责与中共的论战。

据苏联著名学者布尔拉茨基回忆，每当看到文章中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时，苏斯洛夫便要改成“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认为，不应该将两者对立起来，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苏〕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领袖和谋士》，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1992年，第197页）按苏斯洛夫的意思，用个“-”连接起来就有机统一了。

灰衣主教的才情不过如此，人情就让人更加不敢恭维。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最后一任丈夫是印度共产党人，叫辛格。辛格一直不太适应莫斯科的气候，长期生病。斯维特兰娜多次上书苏共中央，要求随丈夫返回印度治病，一直没有得到批准。

有一次，她来到苏斯洛夫的办公室，再次申请随丈夫回印度的事情。苏斯洛夫说：“我们就是不让你出国，辛格要走让他走好了。”斯维特兰娜争辩道：“他会死的，这将是我们大家的耻辱。”苏斯洛夫又说：“怎么会是耻辱呢？不是一直给他治疗吗？谁也不能责备我们没医治他的病。他是病人，死就死呗。但你不能出国，外国人会挑衅的。”（蓝英年、朱正：《从苏联到俄罗斯》，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283页）

灰衣主教就是这么没人性。斯维特兰娜失望透顶。直到辛格死后，苏共中央才准许他归国安葬。斯维特兰娜带着丈夫的骨灰回到印度，很快就躲进美国驻印度大使馆，最后逃往美国。

苏斯洛夫虽然在政治上像中世纪的罗马教廷一样保守、顽固和残忍，但是在生活上却是个清教徒。他不住豪华别墅，不举办盛大宴会，也不怎么喝酒，从不“安排”儿女的前程。苏斯洛夫每年把苏共中央的会计叫到办公室来两次，向他报告自己半年收支的情况，然后拉开抽屉，把剩余的工资作为党费，全部上缴党组织。他到外地视察，一定要交饭费。苏斯洛夫衣着毫不讲究，始终穿苏共很多领导都不穿的旧式西服和套鞋。

从私德方面来说，苏斯洛夫绝对是苏联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楷模，连那位不合群的反特权斗士谢列平同志都做不到像他这样严格要求自己。在人们的思维定式中，搞大屠杀的刽子手一定是欺男霸女的混蛋，可苏斯洛夫偏偏不是；清正廉洁的领导肯定为人民谋福利的好人，可苏斯洛夫偏偏也不是。苏斯洛夫一生反对改革，维护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

苏联的意识形态政策在苏斯洛夫的领导下呈现出一种鸵鸟心态，对国内民众追求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视而不见，对国外第三世界人民追求民族独立的呼声置若罔闻；反而掩耳盗铃，自娱自乐，编造出发达社会主义的海市蜃楼骗人骗己。

发达社会主义的意思概括地说，就是在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这种发达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精神领域等各种好、各种完美。至于这个发达社会主义到底怎么发达，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苏联人是听过的人多，见过的人少。只存在苏联官媒的宣传报道中。

进入20世纪70年代，苏斯洛夫迅速和勃列日涅夫合流，一面宣传所谓的“发达社会主义”和“勃列日涅夫主义”；一面抨击“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学说，阻挠柯西金的新经济体制改革。

勃列日涅夫主义是一种霸权主义理论，认为苏联的行动自由和苏联的模式经验高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有限主权”。对此理论，中国当年的反应就四个字——强盗理论。

到了1969年，苏共与中共的论战已经进入到第十个年头，仍然看不到尽头。双方的斗争终于在这一年由笔杆子进入到枪杆子阶段。当年3月，中苏双方在珍宝岛先后发生两次武装冲突，总体来看，中方取得胜利。苏军在珍宝岛的多次军事行动均未达到目的。相反，我军在装备劣势情况下仍然表现出顽强的战斗力，多次击退苏军。

是役之后，以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和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为首的军方强硬派力主通过“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教训中国，摧毁中国西北地区的核设施。此提议遭到柯西金和苏斯洛夫等人的强烈反对。勃列日涅夫对于“对中国核设施采取外科手术”不是没有动过心，打他上台伊始，他对中国就没什么好印象。

1964年10月14日，勃列日涅夫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北京时间10月14日深夜，出于对最大的兄弟党的尊重，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命令当时的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通报中国：苏共中央全会更换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国方面第一时间做出积极反应，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国政府的名义联合发贺电给勃列日涅夫、米高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柯西金。（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839页）

出乎勃列日涅夫意料的是，中国方面在北京时间10月16日15时做了另一件事，没有通报苏联。中国给他送上了一份大礼，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大有在国际新闻里和他“抢头条”的意味。没等勃列日涅夫缓过神来，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贺龙元帅为副团长的高规格代表团，以参加十月革命节庆祝为由访问苏联。代表团希望了解赫鲁晓夫下台的真相，并以此为契机，修复中苏关系，顺带解决悬而未决的中苏边界问题。

11月7日晚，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克里姆林宫设宴招待中共等兄弟党代表团。宴会席间，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借着酒劲，对贺龙元帅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照我们这么办，把毛泽东搞掉，这样我们就能和好了。”（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861页）

马利诺夫斯基是何许人也？1945年8月，时任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的马利诺夫斯基在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麾下，参与了消灭日本关东军的远东战役。战役结束后，华西列夫斯基回国，马利诺夫斯基成为驻中国东北苏军的最高长官。1945年至1946年，他对苏军掠夺中国资产、在国共内战中趁火打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贺龙元帅当场严肃驳斥了马利诺夫斯基，并向周总理反映了这个情况。周总理立即向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米高扬等人指出，这是严重的挑衅。勃列日涅夫派人询问后答复道：“这件事情不是我们中央的意见，马林诺夫斯基不能代表我们中央。他喝醉酒了，酒后失言，请中国代表团不必介意。”周总理听完并不同意这种解释，再次重申“中国代表团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挑衅事件”（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861页），随后召集中共代表团全体成员退场。

双方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开完了十月革命的周年派对，中苏双方怀着尴尬的心情开始谈正事。11月9日至12日，中国代表团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会讨论两党两国关系问题。据苏联《真理报》报道：“双方坦率地、同志般地交换了意见”。但真实情况是，勃列日涅夫代表新的领导班子表明了立场，说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同赫鲁晓夫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

就这样，双方彻底的不欢而散。后来的五年，苏联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不断增兵，双方擦枪走火的危险连年增大，最终酿成了1969年3月的珍宝岛事件。苏军在中苏边界东段吃亏后，又在西段不断挑起事端，8月13日，中国边防军的一支巡逻队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堤遭到越境苏军的突然袭击，全军覆没。

曾经，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扛枪为祖国戍守边疆。当不幸深陷重围时，明知寡不敌众，仍然顽强抵抗，誓死不降。在20世纪那特殊的二十多年里，我国东北、华北和西北边疆的每一支边防部队都和铁列克堤的那支巡逻队一样，明知国境线另一边的敌军装备水平远远超出我军，自己随时可能被对方包围并歼灭，却人人坚守岗位。奇怪的是，那时候的中苏边境竟然是入伍的新兵们最想去的地方。

多年以后，有人开始嘲笑他们，嘲笑他们的“个人意识”没有觉醒，甚至，嘲笑他们被洗脑。他们守卫的那块土地名叫新疆。不管那是汉唐盛世时的西部疆域，还是共产党人和平解放的少数民族地区，那里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土地，可以被占领但绝不可以被断送。因为，中国人民可以被杀戮而不可使之屈服。

苏联解体后，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在1999年11月签署了《中哈关于两国边界问题获得全面解决的联合公报》，确定铁列克提主权属于中国。2008年5月，新疆军区决定，将铁列克堤当年的我军主阵地无名高地命名为“忠勇山”，并立“忠勇山烈士纪念碑”，以示纪念。

铁列克提事件继珍宝岛事件之后，再次恶化了中苏关系。1969年后，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正常化速度逐年加快。经过几年的努力，先后和意大利、比利时、英国、西德、荷兰、希腊、日本和美国等国建交。而在苏联，勃列日涅夫的视线也转向了西面，开始推行外交缓和战略。

第三节 对西方国家的缓和战略

1969年的世界形势，对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来说，是比较有利的。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国内通货膨胀严重，“新左派运动”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秩序，以坚决反共闻名于世的尼克松出任美国总统，收拾残局；英国的威尔逊首相领导的工党政府再次陷入困境，经济形势一团糟，甚至有人怀疑首相本人是克格勃间谍，误国误民；法国的戴高乐总统在这一年被法国人民赶下台，民众选举的新总统是他的秘书蓬皮杜。

看到三大战胜国乱成一团，联邦德国开始进一步争取独立自主，玩起东西方平衡。新任总理勃兰特（就是那位深刻反省纳粹罪行，在波兰向死难者下跪的西德总理）提出了“新东方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在维护与美英法等盟国的紧密关系同时，主动改善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外交往来。这与勃列日涅夫的思路不谋而合。

二战结束后，苏联和西方国家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打上了一个死结，即德国的分裂。德国分裂所衍生的一系列国际问题又使美苏两国出现分歧，进而衍生两大国家集团的相互警惕与军事对峙。1969年，中苏交恶、与日本北方四岛争端和太平洋来自美国的压力，逼迫苏联不得不从西面展开外交突破，改变赫鲁晓夫执政后期和西方国家普遍紧张的外交关系。此外，还有要消除1968年镇压“布拉格之春”在国际上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勃列日涅夫迅速接过勃兰特总理递来的橄榄枝，派出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具体负责与联邦德国的谈判。

葛罗米柯全名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1909年出生于帝俄莫吉廖夫省戈梅利县（属今白俄罗斯戈梅利州）的一个农民家庭。葛罗米柯的成长道路属于学霸之路，在家乡县完成初级教育，再去中心城市（明斯克）读农学院，最后在首都莫斯科读研究生。读研期间，葛罗米柯从农业专业转向经济学专业。1936年，27岁的葛罗米柯被聘为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葛罗米柯的仕途崛起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等人一样，得益于三十年代的“大清洗”。1938年前后，苏联外交部门政治冤案频发，外交人才纷纷陨灭，有经验的干部极度匮乏，不得不从其他部门大量抽调干部。1939年初的一天，葛罗米柯被叫到外交部。苏联总理、即将兼任外交部长的莫洛托夫和主管组织人事工作的中央书记马林科夫对他进行了简单的面试。几天之后，葛罗米柯被任命为外交部美国司司长。

斯大林对这位年轻干部也颇为满意，没过几个月就任命他担任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参赞，1943年又提升年仅34岁的葛罗米柯担任苏联驻美国大使。熟悉二战历史的朋友都知道，1943年对于反法西斯国家来说是个多么鼓舞人心的年份。正当前方战士英勇作战的时候，身处后方的大国领袖们已经干起了划分全球势力范围的活。

斯大林需要一位能够完全贯彻自己意图的驻美大使去和美国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讨价还价，这就方便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集中精力在一些宏观问题上和美国人取得谅解，划分势力范围。葛罗米柯性格刚毅，对美国人很是强硬。斯大林很是满意，开始重点培养他，包括命令葛罗米柯陪同参加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

1946年，葛罗米柯升任外交部副部长，兼任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在他的联合国代表任内，频繁行使苏联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为他赢得了“不先生”（也有译成‘否决先生’的版本）的外号。西方国家的外交官们普遍认为：想让葛罗米柯让步比登天还难。还好，西方外交官们没有烦心太久，1948年，葛罗米柯回国，专职担任外交部副部长。

1949年，对葛罗米柯关爱有加的莫洛托夫失去斯大林的信任，被解除外交部长职务，使葛罗米柯受到一些影响。1952年，葛罗米柯被派往伦敦担任驻英国大使。跟错人、站错队使葛罗米柯在那三年吃了不少苦。1952年之后，葛罗米柯再也没有站错过队。直到1985年，他在人生最后一次站队时看走了眼。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莫洛托夫再次出任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上任后不久便把葛罗米柯从伦敦调回外交部，担任第一副部长（常务副部长）。此时的葛罗米柯，已不再是那个30岁时漂洋过海的小年轻，也不是那个跟着领袖参加过几次大型国际会议就不把西方国家同行放在眼里的激进派了。一句话，他变了。

他没有因为感激老首长的提携就对莫洛托夫亦步亦趋。一来是出于公事，一年的英国生活让他看到了西方国家民众对全面和平的渴望。葛罗米柯拥护对西方国家缓和的方针，也积极贯彻苏共中央推动中国在朝鲜与美英等国停战的各项指示。所以，他很抵触莫洛托夫那种斯大林式的强硬外交政策。二来是出于私心，在1953年至1956年的苏共中央权力斗争中，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代表改革，而莫洛托夫等人坚持斯大林的路线，逆潮流而动。葛罗米柯看清了人心向背，从1955年开始，逐渐向赫鲁晓夫靠拢。

在1957年的六月政变中，葛罗米柯拥护赫鲁晓夫粉碎政变，将自己的老领导打入反党集团。这一次他没有站错队，荣升外交部长。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赫鲁晓夫是一位极难伺候的领袖，决定的外交政策充满随意性和冒险性，每次出招都不想后招，完全不尊重国际礼仪和外交规则。葛罗米柯只能保持着隐忍，让赫鲁晓夫自己去折腾。

1960年，赫鲁晓夫任命勃列日涅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由于这项职务在苏联行使国家元首职能，要从事外交工作，葛罗米柯无意中和勃列日涅夫产生了交集。这时的勃列日涅夫正处于人生低谷。学识渊博、见识广阔的葛罗米柯丝毫没有势利眼，总是从工作大局出发，积极协助勃列日涅夫履行国家元首职权，向他讲解外交礼仪、国际惯例以及相关政策。除此以外，葛罗米柯甚至把自己的秘书安·米·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派给勃列日涅夫，帮助他写外事活动发言稿。这些都给勃列日涅夫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外交工作遵循无为而治的原则，放手葛罗米柯去打理。遇上大事则召集政治局委员们一块拿主意，再由葛罗米柯去实施。总之，1964年至1969年，苏联外交路线没什么大变化，葛罗米柯也没有赫鲁晓夫时期那么累了。

话说勃列日涅夫在上台初期为什么对外交事务无为而治呢？按照国际通例，国事外交权力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行使，苏联也不例外。苏联的外交权力由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和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行使。勃列日涅夫在上台初期忙于巩固权力，在有所得的同时不得不有所放弃。直到1969年，他准确把握形势变化，开始在外交上“有所作为”，拓展苏联的国际空间，增强自己在国内的权威，削减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的影响力。

1969年11月，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向苏联提议举行谈判，争取签订一项互不使用武力的协定。勃列日涅夫迅速作出积极反应，派出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从12月开始，先后与西德代表进行了共15轮谈判，在克服了一系列障碍之后，1970年8月12日，勃兰特亲自来到莫斯科，签署《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条约》，史称《莫斯科条约》。（吴伟：《勃列日涅夫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218页）《莫斯科条约》的签订对德苏双方来说都有着非凡的意义。

对于西德来说，《莫斯科条约》打破了两德之间“汉贼不两立”、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此前，西德坚持哈尔斯坦主义外交政策，不承认东德。而且，谁与东德建交，西德就与谁断交，使西德在国际社会愈发孤立。签订《莫斯科条约》之后，西德陆续与多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并和东德同时加入联合国，取得重大外交突破。随着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交流的加深，西德不断扩展自己的经济影响和文化优势，使东德相形见绌，最终在二十年后重新实现了统一，并迅速使自己的政治影响扩展到全欧洲。

而对于苏联，联邦德国终于在二战结束二十五年之后，承认了战后东欧各国疆界的合法性，尤其是联邦德国承认了民主德国，并且保证不会使用武力改变现状，这就是默许了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现状不被改变。二战结束后，西德唯美国马首是瞻，紧跟在英国和法国身后，对抗苏联。这下，西德政府终于同意和苏联言和了。苏联再也不用担心一个统一的德国崛起而威胁苏联了。

勃列日涅夫十分需要这次对西德外交的胜利。以对德外交为起点，勃列日涅夫开始确立自己在苏联外交决策领域的主导权，进而树立独一无二的领袖地位。《莫斯科条约》签订半年后，1971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四大。勃列日涅夫在其工作报告的对外关系部分，提出了苏联“保卫和平和加强国际安全”的六项具体任务：一是倡导在国际争端中不适用武力、不威胁使用武力进行威胁；二是承认二战结束后的欧洲版图为永久性边界，保障欧洲集体安全；三是停止核试验，开展核裁军，缔结禁止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的条约；四是停止军备竞争，撤出外国军事基地；五是消灭殖民主义，抵制种族主义；六是加强各国之间的合作。

西方国家后来把勃列日涅夫和苏共的这一系列倡议称作“和平纲领”。此纲领提出后，世界各国议论纷纷。大家都很好奇，刚刚侵略完捷克斯洛伐克的苏联怎么倡议起和平来了？这不是刽子手劝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

其实不用奇怪，二战结束二十五年后，世界大国间的实力对比变了。此时的美国深陷越南战争，英国经济被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弄出了滞胀型“英国病”，法国仍然笼罩在1968年“红五月”的阴影下。西方大国不希望在这个时候继续加深与苏联对抗。相反，苏联得益于柯西金总理领导的经济改革红利当头，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各地的油气田黑金滚滚，国防工业在乌斯季诺夫元帅的领导下取得空前成果。无论是民心、还是经济实力乃至国防能力，均蒸蒸日上。苏联这时候倡导和平，号召裁军，就好比暴发户有了做慈善的本钱而去和落魄贵族说，咱们去给穷人捐款吧。

1971年8月，暴发户苏联主动在柏林问题上作出让步，与落魄贵族美英法三国签订《关于柏林问题的四方协定》。协议规定由苏联保障西柏林与西德的交通，由西方三大国保证东德对西柏林的管辖权。拖延了二十几年的柏林问题就此终于得到解决。

签订《关于柏林问题的四方协定》的美国代表，是由尼克松总统派出的。尼克松总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还是有必要重新介绍一下他。尼克松出生在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在美国历史上，加利福尼亚盛产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西部牛仔，这些牛仔们以充满勇气且富有开创精神闻名于世。尼克松从政后选择了共和党。众所周知，共和党盛产主张个人自由、反对国家集权的反共斗士，普遍比民主党人更反共。这样的地域精神和政治信仰熏陶下的尼克松将会是一位什么样的总统？必然是对社会主义阵营无比强硬的西方领袖吧？不过，历史总有出人意料的地方，这次就是个例外。

二战后的美国总统们有个特点，竞选总统的时候反共态度十分坚决。早先最爱抨击苏联，后来最爱抨击中国，同时又爱抨击一些别的他们认为不自由、不民主的国家。总之，谁捍卫“自由、民主、平等”核心价值观越激烈，谁就越容易当上总统。他们当上总统之后就变了，对于那些意识形态与他们不一样的国家，该做生意的做生意，该谈合作的谈合作，什么都可以谈，什么都好商量。原因无它，全世界的政治家都具备同一种职业操守——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必须积极主动的唱高调，赢得拥护；等到坐江山以后则以国家利益为重，把意识形态斗争暂时放在一旁。

对于这一点，不相信的朋友可以仔细去看看美国的历史和美国总统们的言论。

1953年至1961年，尼克松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手下担任副总统。1959年7月，尼克松在莫斯科出席美国国家博览会开幕式，与赫鲁晓夫发生了举世闻名的“厨房辩论”。双方辩论的内容是各自的人民生活水平，核心争论是谁的社会制度更有优越性。整个辩论过程中，作为东道主的赫鲁晓夫表现出一种毫无修养的傲慢与自负，不断宣扬苏联军力的强大；而尼克松更像一位绅士，总是把话题转移到人民生活品质上，言语腔调不卑不亢。

美国电视台播放了双方谈话过程的全部录像，引起很大反响。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副总统赢得了这场辩论。从尼克松后来的执政表现来看，这场辩论对他有着巨大影响。在他上台之前，美国及其盟国对待苏联总是以强硬对强硬，在常规兵力、战略武器、领土问题和第三国家颜色问题等领域疯狂争夺。尽管胜多败少，却伤不了苏联的根基。

尼克松上台以后，从思想上推行和平演变，争取民心。他积极与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搞缓和，拉近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距离，不断创造条件使社会主义国家增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流机会，让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民在与西方国家不断地交流中，了解资本主义制度下优越的生活和在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国内没有的政治自由，进而怀疑本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进入20世纪七十年代，叛逃的苏联官员和克格勃特工逐渐增多，甚至包括苏联籍联合国副秘书长舍甫琴科。

外表谦和的尼克松总统内心极富政治权谋，完全不按套路出牌。1971年至1972年，尼克松绕开国会，仅仅依靠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秘密谈判，就开启了对华外交的正常化进程。

1972年，尼克松用同样的方法开辟了对苏外交的缓和道路。4月先由基辛格在去莫斯科打前站，5月再亲自去莫斯科拜勃列日涅夫的码头。尼克松在苏联访问期间，与勃列日涅夫先后签订《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卫系统条约》《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关于建立美苏贸易委员会的协定》和《美苏相互关系基本原则》（吴伟：《勃列日涅夫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256页），可谓成果丰硕。

1973年6月，勃列日涅夫回访美国，访问期间签订了11项条约与协定，其中9项涉及技术与经济合作，2项有关限制核战争与军备竞赛。1974年6月，尼克松再次访问苏联，双方签订《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的议定书》和《关于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吴伟：《勃列日涅夫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266页），使两国裁军工作进程进入实质性阶段。

尼克松执政期间实现了他内心深处的外交目标，从他任期之后，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再想关起国门孤芳自赏也不可能了。他的外交思路在整个70年代对美国和西欧的政治家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在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总统们依然把尼克松从思想上推行和平演变的这一招奉为圭臬。结合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手段以及敌对国家亲美势力的政治影响，发起“颜色革命”，频频得手。

不过，尼克松的戏已经落幕。1972年，一向不按套路出牌的尼克松总统为了争取连任，竟然对选战对手搞窃听，制造“水门事件”，严重破坏美国宪法和立国精神。1974年8月，尼克松引咎辞职。下台十多年后，尼克松开始写作《1999不战而胜》，预言苏联的灭亡。历史证明，他和他的政策赢了。

对于勃列日涅夫来说，他的外交缓和战略虽然对西方国家作出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让步，但仍然实现了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代努力多年都没有实现的目标。这一时期，苏联各项外交成就可圈可点，收获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第四节 撬动三驾马车领导体制

尼克松担任总统的五年（1969年1月至1974年8月），是勃列日涅夫大力推行对西方缓和战略的五年。这五年里，勃列日涅夫代表国家行使外事权力，严重违背了苏联领导层“三驾马车”的权力分工，引起了党内高层的诸多不满。在此期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在政治局里与自己的老部下谢列斯特联手，多次反对勃列日涅夫的外交政策。

1971年3月苏共二十四大召开之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共有11名委员，其中7人是赫鲁晓夫时代的政治局委员，1964年十月政变后新增的4人分别是谢列平、谢列斯特、马祖罗夫和佩尔谢。谢列平自成一派自不必说；谢列斯特完全和波德戈尔内一条心；马祖罗夫1965年当选政治局委员后担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协助柯西金搞新经济体制改革；佩尔谢1966年4月当选政治局委员后担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除了佩尔谢，另外三人都是“集体领导”的坚决拥护者，不太照顾勃列日涅夫的权威。早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时，这仨还没等勃列日涅夫定调子，就强烈要求动武，给勃列日涅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64年至1970年，勃列日涅夫面临自己在政治局话语权不足、反对派力量强大等问题时，一直没有做的大的调整，直到1971年的苏共二十四大，才玩了一招权力稀释，增选了四名政治局委员，他们分别是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哈萨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库纳耶夫、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谢尔比茨基和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库拉科夫。政治局委员人数就此达到15名，而每个人的权力则从1/11降到了1/15。新当选的政治局委员中，谢尔比茨基最引人瞩目。他是勃列日涅夫当年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当州委第一书记时的老部下，在乌克兰贯彻勃列日涅夫的路线方针最为坚决。

谢尔比茨基全名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谢尔比茨基，1918年出生于卡缅斯科耶（勃列日涅夫的家乡，今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1941年入党，同年毕业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化工学院。谢尔比茨基1942年入伍，参加卫国战争，战争胜利后退伍回到家乡从事化工工作，1948年当上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市委第二书记，年仅30岁。

谢尔比茨基的市委第二书记任命状是由勃列日涅夫签发的，勃列日涅夫当时担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州委第一书记。毫无疑问，他对谢尔比茨基的工作能力是认可的，否则不会任命一位年仅30岁的年轻人担任家乡的第二书记。从此，谢尔比茨基走上仕途快车道，1952年担任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委第一书记，1954年升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州委第二书记。1955年，37岁的谢尔比茨基升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州委第一书记。

37岁就当上相当于我国地级市市委书记的州委第一书记，首先得益于谢尔比茨基和勃列日涅夫一样，属于赫鲁晓夫的“乌克兰派”。斯大林后期和斯大林死后最初几年，赫鲁晓夫一直在精心壮大自己的队伍，争夺最高权力。这一时期，乌克兰的优秀干部晋升相对较快。1957年，赫鲁晓夫粉碎六月政变，“乌克兰派”的干部再次仕途行情见涨，谢尔比茨基的政绩也不错，在这一年升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

1961年2月，谢尔比茨基升任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他做出人生重大抉择的时刻到了。自1957年当上中央书记以来，谢尔比茨基直接受同年新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的波德戈尔内领导。那时的波德戈尔内很受赫鲁晓夫的赏识，上升势头十分迅猛，简直就和赫鲁晓夫在乌克兰当第一书记的时候一样，大有随时调入莫斯科担任中央领导的趋势。

而谢尔比茨基的老领导勃列日涅夫早在1960年5月就被免去了苏共中央书记职务，调任没有实权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人呐，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情。谢尔比茨基没有因为老领导勃列日涅夫升迁无望就去抱波德戈尔内的大腿，而是本本分分地当乌克兰总理，继续与勃列日涅夫保持联系。

1963年7月，乌克兰出现大范围农业歉收。按照苏共的领导责任分工，农业主要由党委第一书记负责，时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的波德戈尔内需要承担大部分责任。但由于时任苏共中央第二书记科兹洛夫突发脑溢血住院，丧失工作能力，赫鲁晓夫希望调波德戈尔内到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共同加强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所以，农业歉收的责任只能由乌克兰的其他负责同志来扛。1963年7月，谢尔比茨基被免除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职务，降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州委第一书记。同时，波德戈尔内推荐谢列斯特接替自己，担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

被降职的谢尔比茨基仅仅蛰伏了两年就时来运转了。1964年十月政变之后，勃列日涅夫最大的困扰就是波德戈尔内和谢列平在中央主席团中过于庞大的权势。由于短时间内动不了他们，勃列日涅夫采取迂回的办法，往他们的地盘上“掺沙子”。

谢列平的主要权势范围在共青团和克格勃，勃列日涅夫就在克格勃提拔重用自己的亲信茨维贡、齐涅夫等人，挖谢米恰斯内的墙角，最后在1967年把谢米恰斯内罢免；波德戈尔内的权力基础在乌克兰，时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谢列斯特又是他的亲信，勃列日涅夫便想起了谢尔比茨基，在1965年10月任命谢尔比茨基再次担任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

没过多久，谢尔比茨基和谢列斯特在民族问题闹僵起来。他们闹僵的背后，是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对民族问题的争论和分歧。勃列日涅夫倾向仿效斯大林时期的民族政策，波德戈尔内倾向维持赫鲁晓夫时期的民族政策。斯大林死后，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们纷纷壮起胆来，试图为历史问题翻案。压紧的弹簧一旦松开，很容易划伤手。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的民族独立运动率先抬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意识形态政策日趋保守，少数民族政策也开始收紧，引起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不满。乌克兰也不例外，各种文学作品开始呼唤民族意识觉醒。

乌克兰有位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名叫伊凡·久巴。他在1966年向乌克兰党中央递交了一份题为《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的意见书，引用大量数字揭露苏联在乌克兰实行的削弱和压迫。谢列斯特看完意见书后没有表态，传阅乌克兰各州第一书记征求意见。大家最后商议的结果是在乌克兰官媒《乌克兰共产党人》发表批判性文章，指出其观点有害，然后，把伊凡·久巴调离文学工作岗位。1968年，在谢列斯特的“宽大”下，伊凡·久巴恢复写作自由。

1971年，苏共召开二十四大，勃列日涅夫学着斯大林当年的样子，在工作报告中大谈俄罗斯在苏联历史上的巨大作用，仿佛找到了斯大林当年那种说一不二的领袖感觉。可是，谢列斯特当场就和勃列日涅夫杠上了，他在发言的时候大谈乌克兰对苏联的贡献，让勃列日涅夫多少有些难堪。

算上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这是谢列斯特第二次不给总书记面子，很快，又有了第三次。1970年前后，谢列斯特经常批评勃列日涅夫对西德和美国的外交政策软弱，只讲和平共处，不讲意识形态斗争。1972年5月中旬，谢列斯特反对如期邀请尼克松访苏，以示抗议美国当时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反对无效后，又于5月22日，拒绝迎接根据日程安排来基辅访问的尼克松总统。（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四分册，第296页）

这事把勃列日涅夫彻底惹毛了。谢列斯特当年那些藐视领袖权威的事还没清算，现在对美国搞缓和又来拆台，还不肯去迎接客人，太不把政治局决议当回事了，简直是有组织无纪律。5月25日，谢列斯特被解除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职务，调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谢尔比茨基接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上任后立即整顿乌克兰的干部队伍，清扫波德戈尔内和谢列斯特在乌克兰的权力根基；同时收紧民族政策，批判以前谢列斯特对民族问题的一些论断。谢列斯特被免职前夕，作家伊凡·久巴在乌克兰被克格勃逮捕。

眼瞅着谢列斯特和自己的民族政策观点前途一片黑暗，波德戈尔内决定抗争。在1972年12月苏联成立50周年之际，波德戈尔内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文章，强调苏联宪法、苏联法律维护公民的民族平等，“不容许任何民族建立特权”。针对波德戈尔内此举，勃列日涅夫决心把谢列斯特彻底赶出政治舞台。1973年年初，谢尔比茨基授意《乌克兰共产党人》发表编辑部文章，批判谢列斯特的著作《乌克兰——我们的祖国》，指出他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和严重缺点”。1973年4月，谢列斯特被免去政治局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职务，正式退休。

1971年至1973年，勃列日涅夫不仅削弱了波德戈尔内的力量，还削弱了柯西金的力量。勃列日涅夫用了两个办法对付柯西金，一方面，主动挑起对西方缓和的大旗，营建自己的外交成就，树立自己在国内外的威信，挤兑柯西金作为总理的外事活动范围；另一方面，借助新经济体制改革的负面效果来打击改革，削弱柯西金对经济事务的主导权。

柯西金的新经济体制改革是以物质利益刺激来调动企业管理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虽然在宏观层面取得了巨大经济成果，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还是存在偏差。根据新经济体制的规定。首先，奖金取决于产品的增产数量。这造成企业总是隐瞒真实产量，人为编造涨幅，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极易发生生产过剩和生产资料闲置；其次，企业奖励基金的多少建立在工资基金基础上，这造成各个企业都随意增加从业人员，降低企业劳动率，衍生人浮于事的现象；再次，奖金在企业内部的分配机制过于悬殊，引起一线工人不满，仅以1966年的新体制企业统计数据看，流向工人的奖金只占企业总奖金的两成，而人数占比很低的管理干部和工程师们却拿走了企业奖金的八成。

由于新经济体制改革仍旧服从于计划经济体制。企业产品只是为了满足国家计划，并没有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所以新经济体制实施多年依旧没有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当一场经济改革从振兴国家经济发展，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沦落到国家不满意、企业不满意、工人不满意、消费者不满意，那么，这场改革的寿终正寝就是时间问题了。

针对新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些负面效果，勃列日涅夫构思出了自己的经济思想。他的思路是：加强计划经济管理体系，通过建立联合公司和联合企业来提升管理和生产效率。这套改革思路萌芽于赫鲁晓夫时期，已在少数地方进行过试点，未能全面推广。究其内涵，与柯西金的新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发挥价值规律作用、减少行政计划干预的思路严重对立。

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以后，勃列日涅夫多次提出要进一步加强经济计划，加强国民经济各部门管理机构的领导。经过两年的酝酿，1973年3月，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进一步完善工业管理的若干措施》（郭春生：《勃列日涅夫18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4页）的决议，该决议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要求在工业中合并企业，普遍建立生产联合公司，使生产联合公司成为部门管理的基本环节；二是组建科学生产联合公司，使科研单位公司化，促进科技成果与生产实践的快速转化；三是取消原来设立的总管理局，改建工业联合公司，负责经济核算。

成立联合公司的改革政策核心思想是生产集约化，减少管理层级，取消中间环节，提升管理效率。随着联合公司的建立，苏联各部的管理层次从四到六级改为二到三级管理体制：即部—生产联合公司或企业，部—工业联合公司—生产联合公司或企业。这次管理机构的改组直到1978年才基本完成，和新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采用的是先试点、后推广的实施办法。从此，新经济体制改革被安乐死。

勃列日涅夫主导的“联合公司改革”属于纯粹计划经济体制的自我完善，与新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方向背道而驰。“联合公司改革”虽然能从表面上提升管理效率，维持一些生产部门的经济增长指标，但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使苏联经济走向停滞。究其原因，是它扑灭了市场经济萌芽，使苏联经济封闭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之内。

1973年3月，《进一步完善工业管理的若干措施》成为苏联“联合公司改革”的里程碑。紧接着，苏共在1973年4月召开中央全会。这次全会不仅解除了谢列斯特的政治局委员职务，还解除了时任苏联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沃罗诺夫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沃罗诺夫曾经在柯西金的领导下，担任了九年（1962年至1971年）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是柯西金推行新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助手之一。他和谢列斯特的离职反映出这一时期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的影响在下降。苏联“三驾马车”领导体制由此发生倾斜，权力开始向勃列日涅夫一人集中。

四月全会增选了三名政治局委员，分别是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

格列奇科和勃列日涅夫是卫国战争西南战场的老战友。战争爆发时，格列奇科在西南方面军，勃列日涅夫在南方方面军，两军一起保卫乌克兰。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格列奇科任第18集团军司令，是时任第18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勃列日涅夫的直接领导。此后，格列奇科先后转任第56和第1集团军司令。他率领的部队和勃列日涅夫所在的第18集团军多次协同作战，共同参加了西南方向大反攻的所有战斗。四年战争下来，两人很是熟悉。

赫鲁晓夫时期，西南战场的将军们晋升最快。格列奇科1957年升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格列奇科于1967年升任国防部长，是1968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最高指挥官。他在1973年当选政治局委员，标志着苏联军队在最高决策层的话语权进一步增强。在此之前，上一位当选政治局委员的国防部长还是1957年的朱可夫。

葛罗米柯当选政治局委员，是大家对他在外交领域建立功勋的充分肯定。这一年，他64岁。回望他走过的路，30岁任外交部美国司司长，34岁任驻美大使，37岁任外交部副部长，44岁任常务副部长，48岁任外交部长。47岁当选中央委员，中间17年原地踏步，64岁跨过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直接晋升政治局委员，快乎？慢乎？

和他俩同时当选政治局委员的另一位同志名叫安德罗波夫，前文已述，他在1967年接替谢米恰斯内担任克格勃主席。

第五节 安德罗波夫的崛起

安德罗波夫全名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1914年出生于斯塔夫罗波尔（戈尔巴乔夫的老家）。安德罗波夫年轻时也享受过“大清洗”的“红利”。1938年，年仅24岁的他还不是党员，就当上了州团委第一书记。1940年，入党不满一年的安德罗波夫当选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当时苏联的十六个加盟国之一）团中央第一书记。卫国战争爆发后，他以当地共青团最高领导人的身份领导敌占区的抵抗运动。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安德罗波夫是除军方人士外，为数不多的在卫国战争时期有前线经历的政治局委员。

1947年，安德罗波夫当选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党中央第二书记，1951年又进入苏共中央工作，不久奉调外交部，并于1954年担任驻匈牙利大使。两年后，让他赶上了“匈牙利事件”。

1953年7月，匈牙利总理纳吉趁着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对东欧国家放松控制，推行了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全面改革，并逐步谋求对苏联的平等外交。1955年4月，纳吉被匈共第一书记拉科西罢免。拉科西是一位斯大林式的领导人，他此举让匈牙利人民十分不满。1956年3月以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被通报到匈牙利共产党各级党组织，拉科西成为众矢之的，民众期待改革与独立自主的情绪与日俱增，纷纷要求恢复纳吉的职务。7月，根据“苏联同志的意见”，拉克西下台，匈共中央选举格雷出任匈共中央第一书记。纳吉仍然处于边缘化状态。

10月23日，匈牙利首都爆发示威游行，入夜后引发骚乱。24日凌晨，苏军派兵进驻布达佩斯。同一天，纳吉恢复总理职务。25日，格雷下台，苏联扶持卡达尔当选匈共第一书记。受此影响，骚乱发展成武装起义，匈牙利军队随后倒戈，警察也“不作为”。28日，纳吉发表支持起义者的讲话。11月，苏联出兵占领匈牙利全境，卡达尔成立工农革命政府，纳吉被捕，匈牙利事件宣告结束。

在匈牙利事件中，安德罗波夫对匈牙利当时的混乱局势做出了完整而客观的分析，写出了一系列内容详实、分析严谨的工作汇报。1955年12月，他反对匈共开除纳吉党籍，在给莫斯科的汇报中称“这是一大错误”（〔俄〕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3页）。奈何大使同志人微言轻，当时的苏共高层忙于权力斗争，根本顾不上匈牙利。1956年7月，苏共选中格雷出任匈共第一书记，安德罗波夫随后就向莫斯科汇报：“格雷在广大党员和群众中并不是那么受欢迎，对人态度生硬”（〔俄〕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8页）。考虑到苏共的传统，下级向上级汇报工作时，对负面事件一贯采用委婉的表达。可想而知，“这是一大错误”和“并不是那么受欢迎”两句话有多么重的分量。

匈牙利事件给安德罗波夫留下了深刻的阴影。（〔俄〕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34页）一方面，匈牙利领导人的保守与不作为让他意识到，政治家如果不改革，不为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执政党和政府必将垮台。另一方面，匈牙利起义者对苏联人和匈共表现出来的凶狠与残忍，让他对维护稳定有着异常坚定的信念。十二年后，已经晋升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安德罗波夫坚决主张镇压“布拉格之春”。

1957年，安德罗波夫卸任大使职务回国。赫鲁晓夫看重其才华，让他掌管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与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联络工作。不久，安德罗波夫升任中央书记，在任期间参加“中苏论战”，受苏斯洛夫领导。1964年11月，邓小平对苏斯洛夫有一段评价：“苏斯洛夫这个人书生气比较重，发言时他总是照着稿子为念，遇到我们提出什么问题，是由安德罗波夫给他递条子的。”（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845页）

和苏斯洛夫不同，安德罗波夫对当时中共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学历史沉淀有着清醒的认识。为此，安德罗波夫礼贤下士，广邀社会知名学者参加自己部门的工作，构建自己的工作团队，使他身边聚集了大量主张改革的知识分子。很快，虚怀若谷的安德罗波夫就和知识分子们打成一片，其中就包括布尔拉茨基（《领袖和谋士》的作者）和阿尔巴托夫（《知情者的见证》的作者）。

然而，1964年的十月政变扼杀了苏联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政治改革氛围。布尔拉茨基和阿尔巴托夫后来都在回忆录中有提到安德罗波夫此时情绪的不快。但是，安德罗波夫特别老练，从未在工作中表现出对改革停滞的不满。相反，他和正在搞经济改革的柯西金集团、力主反特权的谢列平集团都保持着距离。在尚未结束的中苏论战中，安德罗波夫作为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门的负责人，与主管意识形态的苏斯洛夫也仅维持工作关系，不搞私交。

安德罗波夫不加入任何人的小团体，埋头苦干本职工作，也从不去和总书记套近乎。1967年5月，勃列日涅夫任命安德罗波夫担任克格勃主席，并给他先后配备了三位副主席，分别是茨维贡、齐涅夫和切布里科夫。除了茨维贡，另两位都和前任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是老乡，来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而谢米恰斯内又和另一位同志是老乡，那就是他们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共中央出现了一些新人。他们要么来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要么就是在摩尔达维亚或者哈萨克工作过。他们和驸马爷丘尔巴诺夫加在一起，共同组成了所谓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摩尔达维亚帮”，简称第聂伯帮。他们的人员构成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勃列日涅夫的同学、校友和老乡。比如齐涅夫、切布里科夫，比如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二是勃列日涅夫在摩尔达维亚和哈萨克的部下。比如他在摩尔达维亚的部下、时任苏共中央总务部部长契尔年科，比如他在哈萨克斯坦的部下、时任哈萨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库纳耶夫；三是勃列日涅夫的亲属，比如女婿丘尔巴诺夫，比如连襟茨维贡。

官场上怕什么？当然是怕站错队。但是，你可以选择不站队么？勃列日涅夫给出的答案是不能。勃列日涅夫安排这三个人当克格勃副主席，可见他对安德罗波夫有多么的不放心。

朋友，你遇到过小心眼的领导吗？你遇到过不善于业务却极其擅长权力斗争的领导吗？朋友，你是不是常常苦恼和领导没有私交而空有一身才华与抱负？是不是经常愤愤不平公司里有一帮凭着和老板关系好的同事吃香喝辣？

不要担心，不要着急，请你品读安德罗波夫同志的奋斗史。读懂他，你就能学到一系列反败为胜的绝招。因为，你遇到的倒霉情况他都遇到了，你没遇到的倒霉情况他也遇到了。最后，他不仅让他的老板心甘情愿地命令所有亲信靠边站，还把公司交到他手上。这样的同志不是人才，什么样的是人才？

安德罗波夫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处理逃亡美国的斯大林之女斯维特兰娜。斯维特兰娜在逃亡美国前夕写下一本书，名叫《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书稿已被她随身带往美国，据说书中有些内容是揭露斯大林时期克里姆林宫的秘密。西方国家政界和媒体把她当成了活宝贝，一大帮出版商找到她，要帮她出书。出版商拿到版权后，公开举行发布会，宣布将在1967年10月正式发售。

这下可把克里姆林宫急得够呛，他们意识到西方国家有些人想借这本书搅和即将在11月举行的十月革命50周年庆典，便把这事交给克格勃，让安德罗波夫想办法。计划经济体制下长大的安德罗波夫想了一个市场经济的办法。他派克格勃特工从公主殿下在国内的朋友家里搜到了这本书的另一份手稿，然后找到一位外国记者，通过他低价转卖给一些西方国家出版社，让他们提前出售。

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铤而走险；如果有2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藐视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那么资本家们便会践踏世间的一切！”这话真没说错，几家出版社拿到书稿后，立刻暴露出资产阶级的本性，也不管什么知识产权，什么正版盗版了，于1967年8月就把俄文版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发售。接着，各种语言译本接踵而至，市场销售异常火爆。

斯维特兰娜立即向法院提出起诉，要求制止盗版。可惜晚了，克格勃扑灭这本书影响的目的已经达到。西方读者阅读盗版书后，发现里面政治方面的“料”太少，全是家庭琐事。好不容易有点政治内容，却发现公主殿下写的是父皇斯大林怎样受奸臣贝利亚的蒙蔽，治国失误，完全不对西方读者的口味。跟着斯维特兰娜倒霉的还有那些和她签合同的出版商。付了她100万美元的稿酬，结果10美元一本都卖不出去。后来又降到1美元一本，还是卖不动。最后五美分一本大甩卖。

安德罗波夫圆满完成了苏共中央交给他的任务，没有让这本书影响十月革命50周年庆典。苏共中央很高兴，特许克格勃自行庆祝国家安全机关成立50周年，并发去贺电。收到苏共中央的贺电，安德罗波夫很高兴。不过，在特工部门当领导嘛，带队伍就要喜怒不形于色。安德罗波夫为人本就低调，除了在庆祝会上做一次发言之外，没有其他多余活动。

20世纪60年代后期，国力蒸蒸日上的苏联看似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稳定祥和，大好局面之下却是暗流涌动。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民族问题、工人抗争、国内安全事故、局部骚乱和国际问题，接二连三出现的困难让刚刚当上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头疼不已。领袖为人谦虚，曾坦承自己最适合组织工作和心理学，有时也毫不避讳向身边人谈及自身缺点。有一次，他对自己的外交顾问安·米·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说：“在我担任过的职位当中，最好的职位是党的州委书记。可以做更多的事，同时自己既能直观地看到实际情况，又能看到自己工作的结果。”（〔俄〕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08页）言下之意，在此之上的更高层次的工作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这样一来，就给苏共中央那些有能力、有水平的干部提供了机遇。

朋友，你是否经常感觉自己才华横溢却被昏庸的领导忽视？你的老板是否才智平庸，主持不了广泛而复杂的工作？如果是，与其在背地里埋汰领导无能，不如打心里去尊敬他。因为他的无能已经给你创造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只要你有耐心，有恒心，有才能，机会总是会来的。然后，抓住机会或者创造机会展示给领导和同事们看。

安德罗波夫的工作能力真不是盖的，处置前朝公主的一本书不足以完整体现出他的治国本领。仅在上任的头半年，他就成功处置了好几个棘手的难题。1967年6月上旬，在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克格勃成功保障了苏联在中东地区的情报畅通，为苏联遏制以色列“扩大战果”提供了强力支持；6月下旬，安德罗波夫平息鞑靼族公民“进京上访”事件，为鞑靼族恢复名誉，把斯大林和内务部定义的“叛国民族”的不实之词推翻；9月，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族“进京上访”，并在民族地区展开游行。安德罗波夫领导克格勃在莫斯科、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等地同时展开行动，成功化解了可能衍生的民族主义骚乱。

这些工作属于初步的考验，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1967年7月，上级给克格勃增加了编制，增设第五局，负责镇压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所谓持不同政见者，顾名思义，指的是那些与苏共政见不同的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就是这些人的活动。

苏联继承了沙皇俄国的专制传统。早在列宁时期就发生过镇压、改造和流放知识分子等现象。著名的“哲学船事件”就是例证。1922年，布尔什维克驱逐了100多名俄国哲学界和其他学科领域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他们“被乘坐”两艘德国船出境，从此永别故土，客死他乡。留在国内的知识分子们只能低下自己曾经高昂的头颅，加入官方的各种文化机构，战战兢兢地接受改造。尽管如此，整个斯大林时代，对知识分子的清洗和迫害就一直没有断绝。

苏共二十大后，苏联知识分子开始质疑并希望改造官方的意识形态政策和国家的政治制度。他们利用苏共二十大后的政治宽松气氛，纷纷发表自己对时政的不同看法，揭露列宁和斯大林时期的阴暗面。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保守的气氛越来越浓，意识形态政策简直就是瞎子与聋子的对话。当权者们对人民追求幸福的渴望视而不见，人民对官方宣传充耳不闻。秉持鸵鸟心态的苏斯洛夫描绘了一幅美好现实——“发达社会主义”的各种美好。但是，正统革命经典教育培养出来的高材生们却发现了现实中的不幸福，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就这样爆发了。他们看到庙堂之上有人企图复辟斯大林体制，便反对为斯大林恢复名誉，进而抨击苏军镇压“布拉格之春”。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有三大流派，分别有三位代表人物。

第一是西方派，代表人物是萨哈罗夫。萨哈罗夫是苏联的核物理专家，在研制原子弹和氢弹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研制出氢弹之后，萨哈罗夫从专心制造核武器转变为反对核武器扩散，主张禁止核武器和核试验。后来再一次“跨专业”，开始研究政治学，主张“和平、进步、人权”思想，宣扬西方的政治理念，号召美苏共同裁军，要求保障苏联国内的民主与自由，加强法制，维护人权。以他为代表的运动派别被称为西方派。

第二是新斯拉夫派，代表人物是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是苏联的文学家，代表作有《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古拉格群岛》《癌病房》，都属于讽刺现实的大作。索尔仁尼琴主张恢复斯拉夫民族传统、重点发展农业并开发西伯利亚地区、反对向西方学习、反对马克思主义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德国传来的外来政治思潮，但他不主张立即展开社会剧烈变革、取消马克思主义。以他为代表的运动派别被称为新斯拉夫派。

第三是民主派，代表人物是麦德维杰夫。麦德维杰夫是苏联的历史学家，代表作有《让历史来审判》《论社会主义民主》《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都是抨击斯大林体制的史学著作。他和他的朋友们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列宁主义是科学实践，只是后来的苏共念歪了经，脱离了正确道路。他要求建立类似列宁早期那种“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民族自决”，实现真正的公有制和民主，反对出兵干涉他国内政。这一运动派别被称为民主社会主义派，简称民主派。

可以说，西方派和新斯拉夫派是19世纪俄罗斯帝国时期西化派和斯拉夫派的历史传承者。他们纠结着富民强国的两种可能性，到底是向西方学，还是弘扬本民族传统。至于民主派，他们反对的是斯大林主义的制度模式，提出了自己对无产阶级政党治理国家的一套理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三大流派各有侧重，无论哪一种，都是知识分子阶层在拿着高工资、住着小别墅、有公车接送的条件下，热衷于批评时政、讨论社会发展模式、勾勒个人理想蓝图。

他们有着不容小觑的社会动员能量。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苏联的大学生们普遍利用地下渠道阅读持不同政见者的“禁书”，谈论现实与理想。而在学校的思想政治课上，他们又变得颓废，应付老师和考试，开小差，睡大觉。对于苏共来说，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兆头。

还在谢米恰斯内担任克格勃主席的时候，根据克格勃的建议，苏联各加盟国的刑法中都增加了一条“散布谣言”罪，专门用来对付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言论自由需要法律来保障，同样需要法律明确言论自由的相应责任，决不能以自己的言论自由伤害他人的权利与自由。立法惩治谣言本来无可厚非，可持不同政见者们不这样想。1967年5月，素有自由主义美名的安德罗波夫出任克格勃主席，让知识分子们看到了希望。安德罗波夫担任中央书记时，招贤纳士、广开言路，赢得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充分信任。大家都相信，如果他能取代苏斯洛夫，苏共意识形态政策一定会更加符合社会现实，改革主张一定能重新占据主流舆论。

但是，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终究不是一路人。在野的知识分子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宣讲自己的政治理念；政治家则必须先掌握权力，再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政治是哲学，讲究道德和原则；对于政治家来说，政治是社会学，讲究操作性和可控性。忠于理想的前提是面对现实，安德罗波夫用了三个办法，花了六年时间，基本上把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平息了下去。

第一招是常规办法，即根据苏联刑法的“散布谣言”罪，抓捕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的积极分子。与契卡当年的滥捕滥杀、毫无法制不同，安德罗波夫要求对持不同政见者“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即使抓捕也要讲究执法依据。这一招吓唬住了很多胆小的人。

第二招是非常规办法，把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投入精神病院“治疗”，进行变相软禁。这一行为广为诟病。外界认为，克格勃可能会在精神病院对持不同政见者实施医学意义上的迫害，长期以来，个中内情众说纷纭。这一招间接隔离了一部分“言行轻微”的人。

第三招是人道办法，默许一些不肯悔悟的持不同政见者脱离苏联国籍，去往国外。由于持不同政见者中不乏犹太人，沙皇俄国和苏联向来有反犹的传统，无论是犹太族还是其他民族的持不同政见者，当他们移民国外后，很多苏联民众就把他们当成懦弱不敢抗争的叛徒。这一招主要对付那些态度强硬但影响力不大的人。

这三招同时打出去，基本上骨头硬的和骨头软的都覆盖到了。最后，安德罗波夫还想到一个狠招，让受审的持不同政见者召开有西方记者参加的新闻发布会，公开忏悔自己的行为，招认自己“同伙”的“罪行”。例如，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历史上有名的“亚基尔—克拉辛”案件。该案极大地丑化了持不同政见者们的形象，使他们的运动丧失了道德基础而走向衰落。

到了1973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基本上被扑灭，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到西方，萨哈罗夫被主流舆论全面批判，麦德维杰夫也被监控起来。其他二流领袖人物关的关，走的走。运动陷入崩溃的状态。这一年的4月，安德罗波夫当选政治局委员，进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行列。

第六节 缓和战略挫折与个人崇拜

尼克松引咎辞职后，勃列日涅夫没有停下与美国缓和的脚步。1974年11月24日，勃列日涅夫与美国总统福特在海参崴会晤，双方共同发表《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联合声明》。海参崴联合声明招致苏美两国国内的广泛反对。美国方面，福特总统作为美国历届总统中为数不多的非民选临时总统，上台之初的政治威信严重不足，在国务院和国会遭遇多方掣肘。苏联方面，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在多个场合对海参崴联合声明展开批评。

协议墨迹未干，11月29日，波德戈尔内在塔吉克发表公开讲话，“主权问题是我们的内部事务，不论过去和将来，永远也不会成为政治交易的对象。”指责勃列日涅夫在用国家主权做交易。他还说，“如果不充分估计到某些集团力图撕毁已达成的协议，加紧军备竞赛和重新采用加剧紧张局势策略的行动，那当时将是不能容忍的目光短浅的表现。”指责勃列日涅夫没有识破美国表面和平、实则好战的本质，进而指责勃列日涅夫签署海参崴联合声明属于目光短浅的表现。（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四分册，第301页）

这还不算狠的，1974年12月，苏共召开中央全会。波德戈尔内在会上严厉抨击勃列日涅夫为了换取美国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和贷款，在犹太人问题上向美国作了过头的许诺。随后，话锋一转，又强调起“集体领导”原则，不能一个人“说了算”。波德戈尔内同志的发言得到另一位政治局委员谢列平同志的附和。谢列平除了要求加强“集体领导”外，还指出勃列日涅夫在中东政策和农业政策方面存在问题，暗示勃列日涅夫应当对1973年苏联盟友阿拉伯国家在第四次中东战争战败和1973年的苏联农业歉收负责。

勃列日涅夫在会议期间心脏病再次发作。这一次，波德戈尔内和谢列平赢了。十二月全会结束后，苏联“纠正”了一系列“亲美”政策。全会结束第三天，苏联最高官媒塔斯社受权发表声明，否认苏联和美国曾就犹太人离境问题达成谅解。还指责美国1974年通过的《贸易改革法》（内容包含颇受国际争议的‘301条款’）“粗暴地”干涉了苏联内政。

作为报复措施，苏联在1975年初废除了1972年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签订的苏美贸易协定。这一次的挫折，使勃列日涅夫遭遇了自1968年“布拉格之春”以来的又一次“领袖权威危机”。勃列日涅夫不甘心失败，依然坚定推动对西方的缓和战略。为了减少阻力，他下定决心罢免谢列平。

1975年，勃列日涅夫建议政治局委派谢列平率苏联工会代表团赴西德和英国访问，进行工会组织的行业交流。勃列日涅夫的这项建议暗藏杀机。谢列平进入政治局之前领导过克格勃，负责过对外间谍工作，而西德的一家法院曾经就一起克格勃的暗杀事件对谢列平做过缺席审判。西方国家的民众看到谢列平来访问，跟着谢列平的访问行程，组织各种抗议示威游行，好不热闹。

谢列平结束访问回国后，勃列日涅夫说他败坏了国家形象，建议谢列平引咎辞去政治局委员。谢列平再次和勃列日涅夫发生争吵，最后于1975年4月辞职。整整11年，这两位冤家对头终于胜负分明，57岁的谢列平最终没有斗过比他大12岁的勃列日涅夫。

在苏联，这位反特权斗士是颇受尊敬的。谢列平性情耿直，一心为公，毕生以国家利益为重，对内亲近民众，拥护改革，对外强硬维护苏联国家利益。据说，很多苏联人认为，如果由谢列平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不至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走向停滞，官员们也不至于走向集体腐败。

对于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承认历史不能假设。如果一定要一分高下，客观地说，论政治手段，谢列平不如勃列日涅夫；论领导经济，谢列平不如柯西金；论意识形态工作，谢列平未必能超越苏斯洛夫。

你镇得住整个队伍，就可以倚靠部下的才华。你管不住部下，就要亲力亲为，表现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敬业精神给他们看。谢列平怕是这两样都做不到。他的失败预示着一个可怕的现实：在封建传统强大的国家，若要推动改革、发展民主、保障人民利益，就必须比那些保守派的专制官僚更加擅长权力斗争，更加外柔内刚，更加隐忍，更加顾全大局。

这一点，安德罗波夫比谢列平做得要好。谢列平的勇往直前，不屑迂回，断送了自己，也断送了他那个时代人民的希望。

谢列平出局后，勃列日涅夫的权威再一次加强。1975年7月30日，勃列日涅夫代表苏联出席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这个会议是由多国参加、具有普遍和平意义的重要会议，也是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各自顶住国内压力，长期努力的结晶。1972年5月，两人经过讨价还价，终于就召开欧安会达成协议。后经两国共同做工作，1972年11月22日至1973年6月8日，25个参会国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大使级会议，草拟了《赫尔辛基最后建议蓝皮书》，规定了欧安会讨论的范围和日程。1973年7月至1975年8月，分别举行了外长、专家级和首脑会议，集中讨论了欧洲安全、经济合作、人员交流及续会等四个方面的问题。

准备工作做的这么充分，就剩履行手续的程序了。7月30日至8月1日，欧安会如期举行。华沙条约组织各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欧美国家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共同签署了《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文件实质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欧洲安全与边界问题，第二个方面是经济、科学技术和环境方面合作问题，第三个方面是人道主义及文化等方面交流问题。

总的来说，华约方面以第三方面的让步换取了北约方面在第一方面的让步。苏联及其盟国承认：人权是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各国都要遵守的人类价值；美国等西方国家承认二战结束时的欧洲各国边界是不可侵犯的，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进行变更。第二方面属于生意经，双方争议不大。

在《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中，华约国家和北约国家彼此都做出了让步，但是，双方都不打算认真去执行这些决议。因为双方都觉得自己吃了亏，违背了自己的政治信仰。苏联把落实《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重点放在争取经济合作方面，全面实行《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是在十年后的戈尔巴乔夫时期；西方国家除了在人权问题上积极落实《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不断抨击苏联的人权、民族和宗教问题外，对经济合作和领土保障问题上全都选择性遗忘。他们以“巴黎统筹委员会”为依托，对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依然是该禁运的禁运、该封锁的封锁。十五年后，他们抛开《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拉着内外交困的戈尔巴乔夫共同促成了德国的统一，笑看苏联的解体。

总之，签什么样的协议，不在于你持什么样的政治信仰，而在于你的国家有多少实力。是否执行协议，怎样执行协议，不在于你有多少公信力，而在于你的国家实力能保障那份协议多久。对于1975年时的苏联，能签下这样一份协议，意义十分重大。自二战结束以来，苏联始终渴望西方国家承认苏联在二战期间扩张的领土，并且希望美英法三国和苏联一起迫使德国接受国家被分裂、国土被缩小的事实。

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主政期间都未办成的事，被勃列日涅夫办成了，他的国内威信空前提高。更何况，苏联在1975年的外交战略中不光有“成就”，还有“胜利”。1975年3月，越共仅仅花了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就消灭了南越的阮文绍政权，统一越南。号称南越最坚定盟友的美国政府在战争期间没有做出任何支持南越的举动，极为平静地接受了北越违反1973年1月签订的《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议》而发起的进攻。这一幕让苏联和他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居然也有服软的一天，还是在苏联的小兄弟越南同志面前服软。看来，还是勃列日涅夫同志伟大啊！

于是，苏联在1976年掀起了新一轮个人崇拜运动——对勃列日涅夫的崇拜。对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崇拜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1973年，苏共中央下发了由苏斯洛夫亲自起草的《必须加强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威信》的文件。到了三年之后的1976年12月19日，勃列日涅夫已经70岁，按照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惯例，该过大寿了。

尽管勃列日涅夫的生日在年底，但是，苏共中央书记处还是早早的通过了“关于勃列日涅夫70寿辰庆祝活动决议”（郭春生：《勃列日涅夫18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5页）。5月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授予勃列日涅夫元帅军衔。11月，在苏联全国上映反映勃列日涅夫生平事迹的大型文献传记影片《一个共产党员的故事》，影片从主人公在家乡的活动开始，一直拍到他在苏共二十五大作报告。可谓拍出了风格，拍出了水平。

生日当天，苏共中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联合给勃列日涅夫写贺信。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他第五枚列宁勋章、第二枚苏联英雄金星奖章和一把镶有苏联金质国徽图案的荣誉军刀。此后连续七天，《真理报》开辟专栏向他祝贺寿辰。19日至20日，苏联其他报纸也用大量版面刊登社会各界对他的贺词。

在此起彼伏的领袖生日庆祝活动中，苏联迈进了197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