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4章 公元前177年之大汉王朝（二）

汉文帝刘恒在位期间，除了采取拉拢手段巩固自己的权势外，

对于功臣的打压也是其巩固皇权的重要措施之一。

这其中，对大功臣周勃的处理尤为引人注目。

周勃，作为拥立文帝的主要功臣之一，其功绩显赫，

但在文帝即位后，他的行为却逐渐变得骄横。

每次退朝后，周勃总是昂首阔步，

显得不可一世，似乎并不将新帝放在眼里。

面对周勃的傲慢，文帝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和礼遇，经常目送他离去，以示尊重。

然而，这种做法引起了一些大臣的不满，

他们认为文帝对周勃的礼遇有失君主的威严，不利于皇权的稳固。

在这些大臣的劝说下，文帝开始改变对周勃的态度，他的神色变得越发严肃，

而周勃也逐渐感受到了文帝的威严，开始对文帝产生了敬畏之心。

周勃的属下也及时提醒他：功高盖主，可能会引来杀身之祸。

周勃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的处境，

于是主动辞去了右丞相的职务，文帝也迅速批准了他的请求。

一年后，由于陈平的去世，文帝再次任命周勃为丞相。

然而，仅过了十个月，文帝便以列侯归封国为借口，免除了周勃的相职。

当时，许多列侯都选择留在长安，这给京城的粮食供应带来了巨大压力。

文帝下诏命列侯返回自己的封国生活，

即使朝廷恩准留在京城，也要将自己的儿子派往封国。

但许多人找各种借口留在京城，这让文帝感到愤怒，

于是他让丞相周勃带头做表率，免去了他的丞相职务。

后来，有人举报周勃身披盔甲，怀疑他有谋反之心。

文帝立即下令抓捕周勃。周勃通过帝舅薄昭向文帝说明自己是因为恐惧而束甲，决无谋反之心。

汉文帝在重新调查后，没有发现周勃谋反的事实，便释放了他。

这与封建时代的许多皇帝相比，文帝的做法确实显得宽容和明智。

汉初，国家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乱，民众疲弊，国库空虚。

为了恢复国家的元气，汉朝的统治者采取了“无为而治”的政策，减少干预，让民众休养生息。

这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

由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度减弱，诸侯王的势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他们逐渐坐大，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对中央政权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汉文帝刘恒即位后，他面临的不仅是外部的诸侯王势力的挑战，

还有刘氏宗室内部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的尖锐矛盾。

这些矛盾在皇位继承中的利益分配不均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因不满皇位继承的利益分配，

率先发动了叛乱，这开启了同姓王国武装反抗汉廷的先例。

刘兴居的叛乱不仅是对文帝权威的挑战，

也是对汉朝中央集权体制的一次严重冲击。

面对刘兴居的叛乱，汉文帝迅速做出反应，派遣军队进行镇压。

在汉军的强大攻势下，叛军迅速土崩瓦解，

刘兴居最终被俘并选择了自杀，结束了他的叛乱。

这次事件虽然被迅速平息，

但它暴露了汉朝内部的不稳定因素，也给文帝的统治带来了挑战。

三年后，皇弟淮南王刘长也因不满中央的政策和对自己的待遇，举起了叛旗。

然而，他的计划尚未实施，就被朝廷所发觉。

文帝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大规模的内战，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手段，

派人传讯刘长入京，罢去他的王位，并将他发配到蜀郡。

在被发配的途中，刘长因感到绝望和屈辱，选择了绝食，最终在途中死去。

两起叛乱虽被平息，但它们如同冰山一角，揭示了汉初诸侯王势力恶性发展的问题。

这些势力逐渐演变成了对抗中央朝廷的分裂势力，

对汉朝的统一和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

朝廷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深感形势严峻，认为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这些人士中，贾谊以其卓越的政治远见和深刻的洞察力，成为了突出的代表。

贾谊，时年仅28岁，便上呈了《陈政事疏》（即《治安策》），

在这篇划时代的奏疏中，他提出了两个核心观点。

首先，他指出亲疏关系并非问题的症结所在，

即使是同姓诸侯王，也不一定比异姓王更可靠。

其次，他分析了历史上的反叛模式，认为强者往往会先反叛，

而弱者后反叛，但在封国制度下，最终都可能成为中央集权的威胁。

贾谊的这些观点，直接触及了诸侯王势力恶性发展的核心问题，

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贾谊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众建诸侯王而少其力”，即通过分割诸侯王国的势力，

削弱诸侯王的力量，从而达到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

这一策略旨在通过分散诸侯王的权力，

防止任何一个诸侯王的势力过于强大，从而威胁到中央政权。

文帝对贾谊的《治安策》十分欣赏，认为其观点深刻，策略切实可行。

然而，当时文帝正忙于稳定政局，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

形势并不允许他采取激烈的方式来实施《治安策》上的政治构想。

因此，文帝只能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以温和而稳妥的方式逐步推行改革。

直到公元前164年，齐文王刘则去世，由于无子嗣继承，

文帝抓住机会，将最大的齐国分为六国。

同时，文帝又封刘长的三子刘安、刘勃、刘赐等为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

这样，贾谊关于众建诸侯的建议，至此才得以实施。

这一举措有效地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

然而，皇权和王权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分权和集权的问题依然存在。

诸侯王的势力虽然被削弱，但他们在地方上的影响力依然不容小觑。

文帝的这一举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但并未完全消除诸侯王势力对中央政权的潜在威胁。

这一问题最终在汉武帝时期得到了更为彻底的解决，通过实施推恩令等政策，

进一步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为汉朝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