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而20世纪上半期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动荡的时期。一方面，始于这个世纪初的自然科学革命，20世纪上半期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而带来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工农业生产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在20世纪上半期，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不断地出现经济危机，正是这种危机先后催生了法西斯主义，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这两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带来的破坏是空前的。20世纪上半期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是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这一经历同步的。

一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的遭遇与第二国际的命运密切相关。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实际上就是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尽管恩格斯本人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他实际上成为第二国际的精神领袖。这一会议通过了关于“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决议，号召全世界工人每年庆祝自己的节日，以游行示威来检阅和加强自己的力量，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做准备。1890年5月1日，欧美各国工人响应第二国际的号召，举行了世界性的游行示威。恩格斯以70岁高龄亲自参加了发生在伦敦的游行示威。第二国际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和无产阶级日益强大的产物。第二国际在成立初期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开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可惜的是，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由于恩格斯逝世等各种原因，第二国际未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未能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在它内部出现了修正主义派别而使其陷于分裂，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它被迫解散（不过，战后它又存续了一段时间，即1919—1925年）。

这里所说的“修正主义派别”，是以“民主社会主义鼻祖”伯恩施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右翼。伯恩施坦曾被恩格斯指定为“遗嘱执行人”，但恩格斯逝世后不久，伯恩施坦就以最公开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要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样，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历程竟然是以伯恩施坦对其全面的修正拉开序幕的。伯恩施坦先是在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推出了一系列文章，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提出质疑。他借助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检验，提出“回到康德去”的口号，企图用康德主义解释甚至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紧接着，他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一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的修正。除了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之外，他着重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正是从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开始的，尤其是集中批判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必然性及其根源的论述。伯恩施坦批判唯物史观在经济关系中寻找历史发展最终原因的做法，说到底是为了否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在伯恩施坦那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修正同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修正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正是黑格尔的关于对立面发展的辩证法导致了马克思、恩格斯犯下了“致命的错误”，造成了他们的“自我欺骗”，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前景做出了纯粹思辨的“错误预测”。因而，“必须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彻底的、全面的修正”。

非常严重的是，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得到了第二国际内部许多人的响应。例如，作为法国社会党创始人、第二国际领导人之一的饶勒斯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饶勒斯早期就力主将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结合起来，强调唯物史观并不妨碍对历史做唯心主义的解释。从表面上看，尽管饶勒斯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有所批评，但这种批评实际上是用一种间接的方式对之加以肯定。当然，与伯恩施坦不同，饶勒斯在宣扬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时，并不明言自己的观点是与马克思主义相违背的；他不是猛烈地批评马克思主义，而是努力把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说成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把宣扬自己的观点与歪曲马克思主义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例如，饶勒斯指出，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的批评是建立在对马克思思想的曲解之上的，伯恩施坦批评马克思是为了反对将人类历史的一切变化都说成是由生产方式、经济关系的改变引起的，而强调意识、意志等要素的作用。然而，马克思的观点与伯恩施坦的观点实际上没有多少差别。在饶勒斯看来，伯恩施坦的错误不在于反对经济唯物主义，而在于将自己的观点与马克思对立起来，通过批评马克思的“错误”来显示自己的“正确”。再如，饶勒斯认为，伯恩施坦推崇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逐步的改良，伯恩施坦错就错在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必然导致一种激进革命，于是就下大力气来批判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以“调和”为宗旨的，从而也导向改良主义，只有那些“极端的革命派”才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直接与激进主义路线联系在一起。

“正统马克思主义教皇”考茨基长期担任第二国际主要领导人。尽管他被视为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中翼，但由于在基本立场和主要观点上与伯恩施坦存在着某种一致性，所以考茨基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立场是摇摆不定的。考茨基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批评的不彻底性主要表现在他只是从方法论上揭露修正主义的根源，似乎伯恩施坦之所以走上修正主义道路主要在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正确；而且，考茨基所说的伯恩施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正确，主要不是指伯恩施坦背叛了唯物史观，而主要是从一般的思想方法这个角度论述的。例如，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而伯恩施坦正是在否定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企图推翻科学社会主义的论断。但在考茨基看来，伯恩施坦推翻科学社会主义论断的主要手法就是曲解“科学”与“社会主义”概念，就是说，伯恩施坦主要是由于对“科学”和“社会主义”概念在理解上发生了偏差，从而导致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定。

考茨基是第二国际内部将马克思主义实证科学化的主要代表人物。正是在他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第二国际的后期，变成了像其他实证科学一样的“实证科学”。不过，要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像其他实证科学一样的“实证科学”，首先必然把马克思主义“去哲学化”，也就是排除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哲学内容。考茨基正是这样做的——他反复论证：哲学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并不是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实践在本质上是全然不包括任何哲学问题上的特定立场的。在考茨基看来，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哲学与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两者是不能同时成立的。因而，考茨基在排除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的同时，竭力论证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考茨基突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是为了消除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革命性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化的过程，就是越来越摆脱主观的价值判断和革命意志的过程。后期考茨基并没有从“中派”立场往左转，而是选择了与伯恩施坦沆瀣一气，即滑向右派的泥坑。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提出“超帝国主义”论，歪曲唯物史观并为帝国主义辩护；另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站在社会民主主义立场上，全面清算十月革命开辟的共产主义道路。

不可否认的是，在第二国际内部也有一些理论家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其中，站在斗争最前列的是“左翼激进派主将”卢森堡。卢森堡揭露伯恩施坦的理论中隐藏着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会崩溃理论的彻底否定，从而从根本上取消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必然性；对资本主义全面适应新形势的论证，从而从根本上取消人们反抗这一社会的理由；对社会改良主义的百般推崇，从而从根本上反对通过革命手段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用手段替代目的，宣称“过程就是一切，目的是算不了什么的”，从而从根本上要求人们放弃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在卢森堡看来，伯恩施坦之所以会犯上述四个方面的错误，原因在于他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和唯心史观；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背叛说到底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背叛。

如果说，卢森堡在20世纪初将主要矛头指向伯恩施坦，那么，之后随着以“中派”面目出现的考茨基路线日益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同流合污并在社会民主党内的影响不断扩大，她就把主要精力投入对考茨基的批判中。卢森堡对考茨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批判考茨基从唯心史观出发鼓吹“疲劳战略”，推行“唯议会主义”；二是批判考茨基从唯心史观出发鼓吹“民族防御战略”，以及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支持。卢森堡在批判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新阐释：（1）她认为马克思的真正伟大贡献在于，在社会基础上自发产生的无产阶级运动与社会主义之间架设起了一座桥梁，从而使无产阶级运动从自发运动变成自觉运动。（2）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停滞”的原因，认为马克思主义“停滞”并不是由于马克思的理论无力向前发展或是它本身已经“过时”，而是由于人们从马克思那里取来了思想武器却又未能充分利用；并不是由于马克思不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而是由于我们的需要还没有达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程度。（3）她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是总体性理论。按照卢卡奇的说法，卢森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将总体性理论确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卢卡奇的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而《资本积累论》则是卢森堡用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理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朽之作。列宁说，卢森堡“始终是一只鹰，不仅永远值得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怀念，而且她的生平和她的全部著作……对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都将是极其有益的”[1]。

卢卡奇认为，“卢森堡是马克思的学生中唯一一个（不仅在经济学内容意义上而且在经济学方法意义上）对马克思一生的著作都真正有所推进，并且还将它与当代社会发展现状联系在一起的人”[2]。因而，对于任何一个对解决现实问题感兴趣的人来说，“只有通过对卢森堡的理论著作的批判性论争，才能达到真正共产主义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3]。

正是由于此，有学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真正的肇始人应该是……卢森堡”[4]。

20世纪上半期，真正代表马克思主义主流的并不是第二国际以及第二国际解散后的社会民主党，而是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分化出来的共产党。作为各国共产党理论基础的列宁主义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阶段。列宁主义萌芽于20世纪初，到十月革命前后，列宁主义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列宁主义始于苏俄，而后扩展到全世界，也包括扩展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这样，在西方世界，就不仅可以看到第二国际以及第二国际解散以后的西方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修正，同时也可以看到西方共产党理论家按照苏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继承与发展。列宁主义本来就是在与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党对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的抗衡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在西方世界围绕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就必然出现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与从属于第三国际的共产党之间的严重对立。

20世纪上半期，西方共产党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阐发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如下：（1）从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出发，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严格坚持唯物主义哲学立场，主张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并依据列宁的物质定义和唯物主义哲学，对各种唯心主义进行尖锐批判，包括对取消唯物论和观念论对立的调和论进行批判，捍卫了哲学的唯物主义原则。（2）坚持自然辩证法思想，厘清了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之间的关系，认为客观世界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规律，主观辩证法不过是这些规律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唯物辩证法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它不仅批判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并且批判形而上学和机械论的世界观，用联系、发展、全面的观点看待世界。（3）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各国共产党理论家继承了列宁的观点，强调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人的实践是连接主观和客观之间的桥梁，而不是认识的阻碍。因而，他们反对各种不可知论和认识论上的唯心主义倾向，批判了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等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流派。（4）他们大都坚持斯大林亲自撰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根据斯大林的观点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唯物主义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将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运用于研究社会历史，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社会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应用。（5）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阶级性的统一，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有普遍真理性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同时也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是无产阶级夺取革命胜利的思想武器，而不只是一种书斋里的学问。因此，这些理论家在阐释马克思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哲学时，总是表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贯彻着一种尖锐的阶级立场。（6）这些理论家的理论工作具有明确的革命实践指向。在革命实践中，他们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武装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他们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都是普及性读物，具有大众化特点，易于被普通的工农民众理解、把握和接受。

陶里亚蒂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在思想上深受葛兰西的影响，并且明确地将传播和阐释葛兰西的思想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同葛兰西和其他意大利共产党理论家一样，陶里亚蒂也深受德国古典哲学影响，深受当时在意大利占主要地位的以克罗齐为代表的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陶里亚蒂的贡献主要在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分析当时的革命形势，提出了一系列战略和策略，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陶里亚蒂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深入批判并提出了相应的斗争策略，不仅揭示了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本质，而且提出了共产党反法西斯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他认为，法西斯政权不会自动垮台，只有通过坚决的斗争才能使它逐渐崩溃；无产阶级必须坚持反法西斯斗争的霸权；必须将反法西斯斗争同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只有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最终战胜法西斯势力。陶里亚蒂的这些思想对反对法西斯主义、对共产国际的路线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也确立了他作为共产国际著名理论家的重要地位。又如，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陶里亚蒂一直在探索指导意大利共产党的理论路线，分析共产主义运动作为国际性运动同具体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意大利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陶里亚蒂以此开创了批判教条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路线，在方法论上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必须同各国的具体实践条件相结合这一重要原则。不过，十分遗憾的是，整个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没能够正确地处理好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陶里亚蒂批判苏联的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主张独立自主，体现了一个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理论和实践上的一致性，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借助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来质疑、批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历史上是十分常见的现象。由此，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会走向批判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白劳德就是其中之一。白劳德曾经是共产国际运动的重要人物，但他真正的影响力却来自他后来对共产主义的批判，以及他作为美国修正主义代表的典型形象。

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新政取得了积极效果，不仅化解了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而且对反法西斯的世界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白劳德的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开始向罗斯福政府妥协，全面认同罗斯福新政的措施和成果，并认为充分运用资产阶级民主就能够实现共产党的全部纲领，由此主张放弃无产阶级革命，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白劳德是美国共产党总书记，这些观点不仅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对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在党内造成了极大的混乱，遭到了以W.Z.福斯特为代表的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力批判。

美国工人运动领导人、美国共产党创始人和领袖、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W.Z.福斯特，基本上是按照列宁斯大林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阐述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看法，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W.Z.福斯特全面地引用和阐释斯大林给“马克思主义”所下的定义：马克思主义是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是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是社会主义在各国取得胜利的科学，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他指出，唯物主义本体论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将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经济因素的强调，赋予马克思主义者决定性的便利，以便从过去历史中吸取基本教训并了解今天复杂的经济政治进程的基本意义，它使马克思主义者预见到社会主义革命及其胜利的必然性。W.Z.福斯特强调，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纯粹的、客观的社会历史科学，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同它作为科学的客观性是统一的，而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规律基础之上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和本质所在。W.Z.福斯特高度地肯定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发展；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是列宁主义的基础，也是整个共产国际运动的思想基础、社会历史理论的核心。

英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M.康福斯十分强调哲学的阶级性和党性。在他看来，没有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哲学，哲学总是特定阶级系统化、理论化了的世界观，任何一种哲学都是一种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同资产阶级的观念论哲学对立的被压迫者的革命理论。他完全同意斯大林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看法，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世界观。这一世界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用于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并夺取最后胜利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M.康福斯说，辩证唯物主义是对新生的阶级即革命的无产阶级之世界观予以综合的哲学表现形式。这个世界观吸取资产阶级科学和资产阶级哲学最进步的成就精华，将科学和哲学加以变革，而成为一种新的世界观，使科学摆脱了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方法论的有限性和局限性。辩证唯物论具有一种崭新的、革命的特征。M.康福斯基本上是按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框架来展开其哲学论述的，他总是将这种阐释同对于资产阶级科学和哲学的分析与批判结合起来。从哲学的党性原则出发，M.康福斯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哲学，是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不过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唯物史观是由于运用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来解决社会问题才形成的。

德国马克思主义著名代表人物、德国统一社会党主要理论家克劳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研究自然科学和现代哲学成就的基础上，批判各种不同类型的观念论倾向。克劳斯强调，马克思主义以自然、社会和思维所有领域客观存在的、普遍的、一般的规律为研究对象，而非仅仅是一种方法论，因此，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单纯方法论上的辩证法和逻辑学。他充分肯定列宁的物质定义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贡献，认为列宁将客观实在性作为物质的唯一特性、将哲学的物质概念同自然科学的物质概念区别开来具有重大的哲学意义。这一重要定义将物质的多样性和统一性辩证地结合起来，是列宁通过对现代自然科学成果的高度概括，对辩证唯物主义做出的巨大贡献。克劳斯对控制论进行了系统研究，写下了一系列著作，一方面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释控制论提出的哲学问题，批判其中出现的唯心主义倾向；同时，又用控制论的理论来说明和论证辩证唯物主义一些范畴和原理的科学性。克劳斯的《形式逻辑导论》一书被认为是阐释形式逻辑的第一次马克思主义尝试。在这一著作中，克劳斯一方面将形式逻辑的研究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之上；同时又批判了那种以为随着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形式逻辑就会变得多余的观念，对形式逻辑的基本问题进行了阐释和探讨。

二

20世纪上半期，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除了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和第三国际共产党的理论家之外，还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崛起，是20世纪西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没有直接的思想继承关系，它是在20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面对的共同问题是20世纪初无产阶级革命在整个欧洲的失败。与此相关，他们的思想也被理解为对革命失败经验的直接反思，人们进而认为该反思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就是强调革命必须具有主观前提，他们通过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思想继承关系而重新强调哲学或意识在革命中的重要意义。

实际上，20世纪初无产阶级革命在整个欧洲的失败仅仅是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在这个问题的背后，他们还有着更加深切的关注，那就是在一战中得到极端体现的“欧洲文明危机”。他们是在对“欧洲文明危机”的思考中逐渐走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经出现，就显示出它是既不同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又区别于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它把马克思主义仅仅看作是一种哲学，特别轻视以至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它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构成的，只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否认或者贬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它否认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世界观，而仅仅把它归结为一种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方法；它把恩格斯、列宁同马克思分割开来，认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恩格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做出什么贡献，相反有许多歪曲；它强调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是马克思早期著作，特别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它突出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主义根源，企图通过重新确立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来“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

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卢卡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贡献体现在：（1）以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思想为基础，对韦伯的合理化批判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吸收和转化，提出了以“物化”为核心范畴的物化理论。综观卢卡奇的整个物化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其最核心的线索是对抽象劳动的批判，最富独创性的部分是对物化意识的批判。在卢卡奇看来，物化意识不仅是物化现象的结果，更是构成物化现象的内在组成部分，它在不断地强化着人们被物化的处境。（2）论述了以“总体性”范畴为核心的辩证法。卢卡奇认为自己的主要功绩就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复活，而这又是通过复活黑格尔的总体性辩证法与马克思的总体性辩证法之间的关联来实现的。他力图拯救德国思辨哲学传统中的总体性辩证法，在无产阶级生成的过程中实现总体性的辩证法。卢卡奇苦苦寻求一条能够实际超越这个无意义的现代世界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所谓“内在超越”之路。这条“内在超越”之路的阿基米德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其中包含着一个关键的环节，那就是无产阶级意识，即通过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让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直接成为变革现实的革命力量。这样，卢卡奇就一方面回溯到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力图揭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整个现代世界的根本问题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把对辩证法的研究与列宁对革命的组织问题、策略问题的思考直接结合起来，使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直接地就是关于革命的辩证法。

柯尔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位奠基人，他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与《历史与阶级意识》一样，在根本上是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著作，它要阐明如何因为丢掉了辩证法而走上了背离革命道路，又怎样才能通过继承辩证法而继续无产阶级革命。在讲述辩证法的过程中，柯尔施又特别地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上讲怎样才能真正地继承辩证法；更进一步地说，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革命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关于革命中意识形态的问题，他特别强调在处理所有的意识形态问题时都会涉及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危机的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由关于革命的理论下降为纯粹的“意识形态”。纯粹的“意识形态”

是指已经完全与革命实践脱离了关系的抽象理论。这一方面使革命本身丧失了思想的环节，成为无思想的革命；另一方面在革命队伍中产生了“意识形态专政”的现象。于是，柯尔施把研究的重心放在探讨意识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之上。关于意识与现实的关系，德国古典哲学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二者永远处于相互中介的关系之中，而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要更进一步。马克思不仅看到意识与现实是一种相互中介的关系，并因此将各种意识形式都认作精神现实，而且还进一步指出所有这些不同的意识形式都是以独特的方式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相关联。在柯尔施这里，辩证法被落实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之中，它同时意味着双重认识，即对被批判的意识形式与社会总体关系的认识，以及对理论批判活动本身与革命实践关系的自觉认识。这双重认识所达到的结果同样也是正在创造着的历史的总体。因此，柯尔施提出了“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口号，力图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核心地位，而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强调意识与现实相分离，而是注重意识与现实的一致。

葛兰西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之一。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明确地讨论了知识分子问题，尤其是提出了“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具有统一和组织功能的知识分子）的概念。不仅如此，他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还渗透在他对历史、政治，以及实践哲学等所有主题的讨论中。因而可以说，知识分子问题是贯穿《狱中札记》的一个核心问题。（1）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有组织的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的区别问题。在葛兰西看来，一方面“有组织的知识分子”是从他们所属的那个阶级中有机地产生出来的，另一方面他们又使得自己所属的这个阶级获得了明确的自我意识。而“传统知识分子”似乎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社会群体，他们在精神活动领域守护着历史的连续性。葛兰西指出，对于新生的社会阶级（无产阶级）来说，其任务不仅在于要从自己的队伍中有机地产生出一批“有组织的知识分子”，而且还要同时把“传统知识分子”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2）葛兰西还通过霸权理论，特别指明该领域对于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或者说对于被统治的社会群体成长为革命的主体）所具有的关键意义，尤其是强调了知识分子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关于无产阶级霸权与无产阶级的普遍性之间的关系，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霸权同时在两个层次上决定着无产阶级的普遍性：它既决定着无产阶级的内部统一性，又决定着无产阶级是否已经达到了国家的高度，具有相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的普遍性。（3）为了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性质，葛兰西完全接受拉布里奥拉的做法，用“实践哲学”来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突显它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所建立起来的必然关联。在葛兰西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同于将物质视为世界本原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又不同于将精神视为世界本原的唯心主义一元论，而是强调世界统一于“实践”的“实践一元论”。

出于以下两个原因，可以把布洛赫与卢卡奇等人并列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其一，他的思想与卢卡奇等人十分接近；其二，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特别是最重要的晚年是在西方国家度过的。因而，纵观布洛赫的一生，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位勇敢地承担着拯救人类的使命的思想者，一生都在用自己充满激情的思想与实践去唤醒沉睡于人们内心深处的乌托邦精神。在布洛赫关于末日灾难的洞见中，蕴含着他对于现代文明危机的深入思考。从总体上看，布洛赫主要沿着两条线索对蕴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深刻危机进行了揭示。一方面，他从宗教与资本主义社会生成的关系角度，明确指出资本主义本身已经沦为一种宗教、一种噬人的拜物教；另一方面，他从科学意识与人的存在的关系角度，指出科学和技术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绝对统治地位意味着人的存在之乌托邦维度彻底被抹杀。布洛赫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宗教，其最典型的特征就在于它是一种具有抽象性质的拜物教。在对资本主义文明危机进行分析时，布洛赫特别指出在资本主义宗教之中，科学技术取得了统治地位，而它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对人的存在之乌托邦维度的抹杀。在布洛赫看来，人类获得解放的真正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唤醒沉睡于人的内心深处的乌托邦精神，追求关于人的存在的真理。他反复强调，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拯救我们的生活，因而这是一条人本主义的、“内在超越”之路。对布洛赫来说，马克思主义代表着对乌托邦道路的实现，因此他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的“结盟”，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称为“具体的乌托邦”。当然，布洛赫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具体的辩证法”，他强调，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已经不再是人们站在历史之外对世界的直观，而是人们在历史中的创造。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辩证法”使我们能够真正在历史中进行创造，能够真正支撑起自己的生命。

三

继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出现的法兰克福学派，是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思想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以“社会批判理论”的形式传承与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西方国家，能够代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传统继续抗衡的就是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因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而得名，因批判理论闻名于世。然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也不是对卢卡奇等人理论的简单重复，而是大大向前推进和发展了这种理论。这与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吸收最新的思想来源有关。例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32年第一次以德文全文公开发表以后，他们对其中的思想做了种种解释，并将这种解释吸收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中来。因而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释成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来源之一。在此以后，他们又吸收了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等的许多观点，充实和修正自己的理论体系。当然，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等等，也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从总体上看，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相比，又具有如下新的特点：将哲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等各门学科结合起来，对社会进行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将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归结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强调“批判”是理论的主要功能；强调要彻底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必须将否定辩证法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方法论；把实证主义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辩护士，并加以系统地讨伐；等等。

霍克海默是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批判理论奠基人。在20世纪30—40年代发表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等一系列论文中，霍克海默系统地为批判理论制定了基本纲领。在他看来，马克思把自己许多著作的标题或副标题定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绝不是偶然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就是“批判”。诚然，从恩格斯到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从批判性到科学性的转移”，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批判的、革命的理论。霍克海默强调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所继承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他提出批判理论要求不仅从肯定的方面，而且从否定的方面理解现有的理论形态，认为它们不过是现存社会秩序的表现和补充，因此只有通过它们的扬弃形态才能把握它们的真实意义。就此而言，批判理论的“批判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历史性，二是情境性。霍克海默还提出，批判理论不仅是人类当下事业中显示其价值的一种研究假说，还是使人类生命力自由展开的历史性努力的根本成分。无论批判理论与具体科学之间的相互联系多么广泛，该理论的目的绝非仅仅是增长知识；它的目标在于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霍克海默认为，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最大的区别就是对总体性的强调，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整体性，二是历史性。“整体性”是指它研究处于特定处境和特定语境中的人；“历史性”是指它研究人的处境和语境的历史变动，以及人本身的生成过程。因此，批判理论是一种“新哲学”。这种新哲学的功能，就是批判。

在法兰克福学派中，阿多尔诺（又译为阿道尔诺）的地位仅次于霍克海默。如果说，霍克海默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体制掌门人；那么，阿多尔诺则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术领袖。阿多尔诺与霍克海默在20世纪40年代共同撰写的《启蒙辩证法》，以及关于文化批判与音乐批评方面的著述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阿多尔诺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是以对启蒙的批判形式出现的。《启蒙辩证法》的主题就是论证：启蒙运动的目的总是在于使人们摆脱恐怖、确立主权，但被完全启蒙了的世界却处在野蛮之中。与启蒙辩证法一道，在20世纪上半期萦绕阿多尔诺心头的还有“文化工业”问题。他认为，在文化中存在两个方面：肯定的方面和否定的方面。肯定的方面总是把现存社会的合理性作为自己的基点，否定的方面则把推翻现存社会作为自己的基点。阿多尔诺认为文化批判是社会的“相面术”，就是指通过文化批判可以看到社会的发展趋势。“大众文化”即文化工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而是为了经济利益而人为地制造出来的。现代工业的标准化和规模经济原则渗透到文化中，使文化工业具有了千人一面的特征。不仅如此，文化的产业化还使它的否定方面被消解。任何深刻的否定本来就不可能取悦于大众，加之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内在否定性，它以否定性的外表来实现自我肯定，这就进一步使大众文化成为马尔库塞所称的“肯定的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早期阿多尔诺把大部分精力贡献给了音乐。正是在音乐研究中，阿多尔诺对辩证中介的敏感得到了充分的显示。他认为，复调音乐作为审美方式的最低限度的表现，可能最适合表现批判理论拒绝正面规定的无形象的“彼岸性”；而且，由于它的中介（作曲家、演奏家、乐器、演奏技巧）的复杂性，音乐成了表现他的辩证意象之特别丰富的领域。

马尔库塞属于法兰克福学派当中激进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以后，马尔库塞敏锐地感觉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大意义，并立即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做出了解释，企图在“社会批判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间，进而与整个马克思主义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联。马尔库塞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主要的哲学著作，它不仅是另一门科学或一个具体的科学领域，还必须把它看作是有关整个人类问题的科学表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清楚地表述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它的人道主义理论“预示着成熟的唯物主义理论”。因而，马尔库塞力图证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道主义理论不仅是青年马克思著作的“核心议题”，而且是马克思所有著作的“核心议题”。马尔库塞力图证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一种哲学批判，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学批判。他概括道，包含在“人是一种普遍的和自由的存在物”这个命题中的那些定义，表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思想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20世纪40年代初出版的《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一书被认为是马尔库塞最有理论价值的著作之一。在这部著作中，马尔库塞论证了黑格尔哲学的理性主义之革命性，并重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的关系。对马克思和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关系，人们通常的说法是，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马尔库塞不赞成这种说法。他认为，与其说费尔巴哈使马克思背离了黑格尔，毋宁说正是费尔巴哈使马克思真正意识到黑格尔哲学的价值。总之，在《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中，马尔库塞通过对黑格尔哲学全面系统的评介，强调了黑格尔哲学的理性主义之革命性和作为辩证法核心的否定性，进而阐述了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的关系；并对实证主义社会学、第二国际的庸俗社会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因此，《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这部著作不仅成为马尔库塞思想的一个里程碑，而且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作之一。

弗洛姆主要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社会批判理论”做出建树。这一时期，他出版的重要著作一是《逃避自由》，二是《追寻自我》。在《逃避自由》中，弗洛姆探讨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心理根源。弗洛姆说，只要深入地研究法西斯主义者的无意识状况，就会发现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存在着一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受虐狂”往往对由自由带来的孤独无法忍受，因而也就宁愿摆脱自由而获得安全，他们不断寻求，期望能找到一种文化形态、社会制度以庇荫于其下。现在他们终于找到了，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虐待狂”的特征与“受虐狂”形成强烈对比。具体表现为想使别人依赖他们，并且用绝对的、无限制的权力来控制别人，把别人视为只供自己使用的工具。弗洛姆指出，虽然“受虐狂”和“虐待狂”，即渴望依赖他人和渴望蒙难的倾向所造成的实际后果，与渴望统治他人和渴望使他人受难的倾向所带来的实际影响是根本不同的，但从心理学观点来看，这两种倾向均是由人的某种需求产生的，也就是说，都是由“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所引起的。在《追寻自我》中，弗洛姆提出了“人道主义伦理学”。在弗洛姆看来，迄今为止伦理学中有两种思潮：一是极权主义或权威主义，二是相对主义。权威主义的伦理学相信人类或个人的价值选择是由神或著名人物确定的，个人只需要服从就可以了；相对主义的伦理学则把人类或个人的价值选择看作是特定条件的产物，因而只有这种条件能为价值选择辩护，没有绝对的、适用于一切人的价值标准。“人道主义伦理学”与伦理学中的这两种思潮相对立，它既确认有着共同的绝对的价值标准存在，又反对让权威人物来确定这种价值标准。因而，弗洛姆主张把人性的研究引入伦理学中。他通过对人的生存状态的研究，发现人有两个基本需求，即超越的需求和关联的需求，这两大需求就是人的普遍的本性。伦理与价值标准的确立应当建立在是否能够满足这两大需求的基础之上。这就是所谓“人道主义伦理学”的基本内涵。

本雅明虽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边缘人物，但他的思想对法兰克福学派乃至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本雅明的思想体系中，对法兰克福学派影响最大的是美学理论。（1）本雅明的美学理论深化了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商品拜物教的理论，但与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不同：一方面，本雅明思想中的救赎要素使他摆脱了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思想中的单纯“否定性”，帮助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时间观念，从而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方面，本雅明被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认为是缺乏“辩证性”，从而使他似乎比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更接近恩格斯。（2）本雅明提出了著名的艺术生产理论，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生产概念运用到文学艺术领域，提出文学艺术创造是一个生产过程，在精神生产过程中，像在一般的生产过程中一样，技术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在文学艺术中，技术表现为“技巧”。由于起着“衍生的语言”的作用，技巧的进步与否直接影响着作品的艺术倾向与政治倾向。（3）对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强化了本雅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他对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是通过一系列“辩证意象”完成的。在他看来，“辩证意象”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方面它是历史范畴的。必须看到历史的“进步”掩盖了倒退的因素，历史上的任何倒退绝不是偶发的事件。从这个角度就容易理解：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高度发展与“进步”带来了社会的异化等诸多问题；正是资本主义文明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它又是文化范畴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体系，由这个时代的经济体系决定，是这一经济体系的文化表达方式。在这种辩证意象中包含着人们被压抑的愿望，也包含着他们的乌托邦理想。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为本雅明提供了分析以巴黎和波德莱尔为中心意象的资本主义现实的方法论，而超现实主义则为他的这一分析提供了认识论以及恰当的表达方式（文学蒙太奇）。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围绕“赎救”概念，专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时间观念进行了分析，从而牢牢抓住了以往被忽视的“历史”维度，发展了由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开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路向。

四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短暂繁荣之后，很快又进入了危机和动荡时期，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末席卷西方世界的“大萧条”。在这个时期，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去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新变化和新特征，思考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命运。

1929年西方经济“大萧条”前夕，格罗斯曼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法则与崩溃法则》中坚持了资本主义制度“崩溃论”。他要研究的问题是，完全发达的资本主义是否被视为一种完全依赖自身资源而普遍存在的社会制度，是否包含无限期地不断扩大再生产过程的能力，或者这一扩展过程是否会达到一种其无法克服的界限。而他的目的是表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本质是证明由于整个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资本主义制度崩溃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具体的思路是：首先对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文献进行综述，然后提出所谓的经济崩溃理论，通过对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积累过程的分析，通过对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的分析，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内在规律，建立周期性危机模型，评价在假定的封闭经济和世界市场条件下的反作用趋势。总之，格罗斯曼从资本积累和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角度，探讨了影响资本主义制度历史命运的矛盾、趋势、规律，为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角度研究危机提供了一个思路，对“马克思有崩溃理论吗？”“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积累和崩溃的理论被误解和产生矛盾”“以往经济学家如何看待积累和崩溃”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20世纪20—70年代，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不断发生变化的同时，社会主义国家也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英国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又译为道佈）被认为是20世纪西方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不仅致力于阐释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基本理论，深刻地批判了当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流行的形形色色的价值理论，而且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运用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过程和性质，还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基础，研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经济增长、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等理论问题。具体地说：（1）基于20世纪30年代关于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意义及其论争，在《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中，多布批判了卡尔·卡塞尔、冈纳·米尔达尔等人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责难。（2）在《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中，多布还探讨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3）在《科学与社会》杂志上发表《〈资本论〉及其在经济思想中的地位》一文，集中评价了《资本论》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4）研究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

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西方经济学界发生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的论争，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发展的重要事件。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表明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如何在缺少价值规律、货币和资本物品的金融定价以及生产资料的情况下进行经济计算的话题。具体地说，这场论争集中于计划经济将生产资料分配作为资本市场替代品的应用，以及就效率和生产力而言哪种安排方式能够优于资本主义。他们提出的中心论点是：在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完全能够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完全能够建立一种保证资源合理配置的经济机制和经济体制。例如：

米瑟斯根据西方经济学中已有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针对俄国“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现实，先后发表了论文《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经济核算》（1920），出版了著作《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1922）。这些论著的根本要义在于，经济核算理论表明，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有经济核算。与米瑟斯不同，哈耶克在《集体主义的经济计划》中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即合理的社会主义经济在理论上是可以设想的，但在实践上却是不可能的。他指出，在运用联立微分方程表示的经济均衡过程中，一个集权的中央经济计划机构在理论上是能够对社会资源进行最优配置的；但在实践中，要解出这一经济均衡的方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必须具有完备的市场机制，二是必须掌握产品的质量、价格、生产系数及物品、劳务一系列经济要素的动态数据，即必须具有一个准确、及时传递和反馈市场信息的系统。旅美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在美国《经济研究评论》（1936、1937）上发表了一组题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文章。在这组文章中，兰格批驳了米瑟斯和哈耶克的观点，重新探讨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问题，提出了后来被称为“兰格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1）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小型工业和农业可以保留私有制；（2）建立不完全的市场体系，即存在消费品市场和劳务市场，但不存在生产资料市场和资金市场；（3）实行多重决策体系，即中央计划决策、企业决策和家庭决策的三层决策体系；（4）实行双重价格定价体系，消费品和劳动力价格通过市场来定价，生产资料价格则由中央计划机关采用模拟市场竞争的试错法来定价。

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柯尔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流派做出自我定性，认为它是在第三国际内部同列宁主义相对立的派别。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规定性，支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意义和思想价值，也提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鲜明问题意识，构成其发展自身理论的内在动力。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阐明自身观点的同时，对苏联（以及由苏联所主导的第三国际）版本的马克思主义阐释方案，从一般哲学基础到许多具体观点，都进行了深刻（但又片面）的理论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自身见解的阐明和对苏联理论版本的批判是一体两面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批判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叙事，但它同苏联的对立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内部”的对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曾经与苏联马克思主义者一道批判第二国际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又因反对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战略退却而与其产生分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原先批判第二国际的理论武器，即强调辩证法与革命之间的必然关联、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做实证主义和决定论意义上的“科学”理解，转化成了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解读的焦点。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又站在不同于俄国的哲学基础上肯定着俄国革命和列宁主义的伟大历史意义，认为苏联本身在之后的发展进程中背离了十月革命和列宁。同时，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专政”做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反弹。

按照柯尔施的归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之区别于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有两个方面的议题：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加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继承着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特别是强调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强调辩证法所包含的否定性和革命性意蕴；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要揭示辩证法与革命实践之间的内在关联，强调马克思主义正是凭借着其哲学辩证法的特质而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融为一体，是真正能够在当下推动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在这种理论叙事的分歧当中，包含双方对当时欧洲现实革命实践的判断分歧，具有鲜明的实践底蕴。

在第一个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同苏联式马克思主义叙事强调唯物主义，特别是强调一种决定论和还原论范式的唯物主义哲学立场相对立，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苏联哲学叙事中唯物主义的朴素性与物质概念的抽象性。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注重叙述世界万物的整体性物质图景，而是强调辩证法对唯物主义的统摄定向作用，强调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注重分析人们的社会历史这一整体，批判性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物化存在方式，揭示人的实践对这一社会的改造可能。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绝对的物质观和直观的反映论消解了意识和存在、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不能适应此时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只有达到辩证法的高度，才能够在理论上合理地说明革命的实践，给在世界图景当中人们创造历史的行为留下空间。

在第二个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同苏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基于历史规律必然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方略叙事相对立。西方马克思主义主张回到辩证法的总体性、历史性叙事并从中导出革命的必然性，其中特别是把主客体相互作用作为辩证法的核心，把人的主体意识理解为历史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关键环节，人的主体意识本身是现实的、实践的。意识构成了历史发展一般进程的重要环节，也现实地参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运动，在人的异化、物化生存状态的生成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又沿着这一内在逻辑走向其否定，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历史事业中不可或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历史观和相应的把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建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观点，不能准确地领导革命去获得胜利。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所谓社会运动包括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本身也具有历史性，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形成的，而不是所谓的存在于外部世界之中的纯客观的规律。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规律”这个看似最为“客观”的存在身上，揭示出了主体意识的内在作用，反驳了苏联式唯物主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定义设定。经济规律在起源上具有历史性，先要形成一定历史运动的场景建制，经济规律发挥作用的机制方面也有历史性，需要人们形成对于规律的意识，这反过来在保证着规律的实现，促进人们按照这个规律来确定行动目标并付诸行动。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将被扬弃的过程和机制也带有历史性，无产阶级革命的哲学把自己放进历史之中，作为处于历史运动中的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不仅意识到无产阶级与这个现存世界之间的矛盾，而且还同时意识到无产阶级（通过其意识）又恰恰可以成为解决这个矛盾的现实力量，使无产阶级担当起创造历史的使命，在历史中生成为历史的主体。

法西斯主义可以被界定为一种极端民族主义，它在结构上将极端精英主义和大众动员这一对看似矛盾的东西结合起来，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对世界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在政治上，塑造了一种具有高度威权的改革方案，发展出极端形式的反犹主义、民粹主义或军国主义。在经济上，法西斯主义寻求国家支配型的资本主义，尤其重视军事与工业之间的结合。在文化上，法西斯主义通过高度竞争性的现代化叙事，创造了“民族重生”神话，用以建立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

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核心论域集中在现代性批判上。在它看来，法西斯主义并不是一个反现代性的运动，而是现代性的反动形式。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既有溯源性考察，也有即时性分析。两种研究路径的共同之处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偏向于从哲学上解释法西斯主义的形成。例如：在《理性的毁灭》中，卢卡奇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批判性反思。他认为，法西斯主义是欧洲非理性主义发展的结果，因此，整个非理性主义要从哲学上为法西斯主义承担责任。在他看来，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二分、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二分，更进一步地说，两种二分法更加指向了哲学的品质：赞成理性或反对理性的立场，直接决定着一种哲学之所以为哲学的本质，决定着它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因此，在同一种社会状况下，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差别，不再只是一个哲学认识论问题，更是一个哲学价值论问题。E.布洛赫则更好地分析了整个时代的精神状况是如何发展到法西斯主义的。从《乌托邦精神》（1918）到《我们时代的遗产》（1935），布洛赫始终关注的问题正是西方文化危机怎样一步步走向了法西斯主义。在《我们时代的遗产》中，专门回应了法西斯主义如何虚假地满足了群众的乌托邦渴望，用扭曲的形式复活了古老世界的神话。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不仅制造了虚无主义，还复活了落后的前资本主义世界理念。因此，具有超越性的人的形象，在这场文化危机中衰败了：人不仅无法自我救赎，相反还会自我毁灭。葛兰西批评法西斯主义首先是重塑意大利的“当代史”。意大利民族史并不是单纯的历史研究对象，相反，它是高度政治化的产物。就是说，意大利民族史的领域已经成为意识形态争夺的战场。葛兰西批评克罗齐哲学否定了政治行动的哲学意义与历史意义，从而间接地助长了法西斯主义。因此，葛兰西以“意大利民族史”为线索，试图以马克思主义原则深入剖析法西斯主义的现实性。在葛兰西看来，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是一种试图以政府压制、抵抗世界性资本主义危机的手段，是中间阶层危机的产物；其特征表现为它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组织。这个观点可以视为葛兰西批判法西斯主义的起点，它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1）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政府手段，它试图借助于政治权威抵抗内在的历史危机；（2）法西斯主义是一种阶级失序的危机体现，且主要是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间阶层的危机。

《启蒙辩证法》的两大主题是启蒙理性批判与文化工业批判，这两大主题都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明确的反思。就文化工业批判主题来说，霍克海默、阿多尔诺注意到大屠杀的毁灭计划与工业化的集中处理直接关联，支撑起它们关联的原因正是前历史与历史相互交织的产物，理性与权力统治在文化工业中找到了结合点。在启蒙理性批判主题上，他们获得了更加实质性的推进，在启蒙的权力批判层面更好地揭示了法西斯主义的弊病。《启蒙辩证法》提供了一条独特的思路，即通过批判启蒙理性的内在缺陷揭示极权主义统治的秘密。启蒙驱逐了神话之后，人们得以凭借自身的理性获得自由。然而，启蒙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统治，人凭借知识及其工具理性实现了对自然的支配，同时也实现了对人的支配。在《启蒙辩证法》中，他们触及启蒙理性批判的关键议题：现代启蒙理性的自我持存原则，最终全面彻底地扭曲为新的社会权力统治。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最重要的一步推论，是从自我持存理性去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统治，就此彻底地说明法西斯主义极权统治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统治形式。从批判理论发展来看，这条思路对二战后的批判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将法西斯主义批判置于历史哲学叙事当中。（1）法西斯主义用“紧急状态”来强化其政治性是一场骗局。实际上受压迫者的历史恰恰是征服者的历史，历史的常态就是服从常规。（2）支撑起民主状态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其实与法西斯主义拥有相同的历史哲学，它们都相信历史的连续性进步，由此对历史的本质产生了绝对误解。所以，法西斯主义能够以“进步”的名义实施极权统治。说到底，不摆脱连续性历史进步观，法西斯主义就始终与其他近代思想分享着一致的前提。当然，本雅明关于机械复制技术的批判与审美政治化的提法也值得重视。法西斯主义善于从上层建筑层面动员和掌握大众，“诸如创造性和天才，永恒价值和神秘。这些概念如不加控制地使用（而今确是几乎无法控制的）将导致在法西斯主义的意义上加工处理素材”。本雅明指出，在机械复制时代，复制作品制造了强大的感受，“事物的普遍平等感”强大到可以分离任何事物的特殊性，艺术作品也不例外。正是在这里，法西斯主义找到了“政治审美化”的契机。为此，本雅明提出“审美政治化”以抵制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审美化”。

五

综上所述，20世纪上半期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解释路向：一是由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传统；二是发端于苏俄，并由西方一些共产党理论家全盘接受的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传统；三是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布洛赫等人提出，又被法兰克福学派所继承和发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这三种不同的解释路向之间的相互论争与相互批判构成了20世纪上半期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要线索；而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以及立足于十月革命、法西斯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也是20世纪上半期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要内容。

在哲学上，它们之间的论争主要是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的：

（1）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不是哲学？这一论争主要是在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间展开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般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科学社会主义，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实证主义化，认定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经济理论、社会理论。他们抓住马克思在1843年以后关于“终结哲学”“消灭哲学”的论述，论证马克思是在消解哲学以后才创立自己的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无缘。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则认为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将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社会科学、经济科学，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彻底丧失了应有的批判力量。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一再陷于失败的境地，这与抹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功能，进而忽视人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密切相关。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所以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见物不见人”的经济理论，原因就在于他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于这样一种基本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要重新探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并提出要“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通过分析马克思所说的“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最后消灭哲学”等论断，竭力说明马克思实际上不是要“消灭哲学”，而是要促使哲学回到现实生活中，使之成为现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提出“消灭哲学”时，已经赋予哲学新的功能、新的特征。所以他们认定，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哲学，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力量也来自哲学，只是这种哲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旧哲学。

（2）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是什么？这一论争主要是在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间展开的。在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不是哲学这一问题上，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一进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与基本内容的分析，两者之间就产生了尖锐的分歧：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还是恩格斯所说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就是物质本体论、自然辩证法、唯物主义反映论、自然历史观。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哲学革命已经不再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他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主客体统一的实践哲学，主要特征是实践性、历史性、总体性。

这三种解释路向在哲学上的论争和分歧是同社会理论方面的论争与分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从20世纪上半期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在社会政治理论方面的分歧点很多，但核心问题还是在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以及未来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围绕着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问题，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这就是：由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开创的，包括西方各国社会民主党在内的第二国际理论传统为当代资本主义辩护、主张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改良的立场；包括西方共产党在内的第三国际理论传统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主张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改造的立场。第二国际理论传统并不想推翻资本主义，而只是关心它的变化，有的甚至提出只是当“资本主义病榻前的医生”，要与资本主义处于“共生状态”。对待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个基本立场自伯恩施坦以来一直为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所坚守。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共产党理论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对资本主义社会持批判态度，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加以否定。他们写下了大量著作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但仔细分析就可以看到，尽管西方共产党理论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但是理论出发点截然有别。西方共产党理论家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定理解，基本上是从马克思的社会矛盾运动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出发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是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定理解，基本上是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论和异化劳动理论出发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由于出发点不同，西方共产党理论家所展现的资本主义罪恶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眼中的资本主义问题则是导致人的全面异化、人性与社会的尖锐对立。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西方社会党理论家基本上坚持“民主社会主义”，西方共产党理论家基本上坚持“科学社会主义”，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是向往一个“美好的社会”而已——至于这个“美好的社会”是什么，不同的人，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对它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以及立足于十月革命、法西斯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不仅拓展了20世纪上半期西方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自我理解，而且有助于深化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理解。

注释：

[1]列宁.列宁全集：第24卷.2版增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65.

[2]LUKÁCS G.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LUKÁCS G.FruehschriftenⅡ.Hermann Luchterhand Verlag GmbH＆Co KG，1977：163.

[3]LUKÁCS G.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LUKÁCS G.FruehschriftenⅡ.Hermann Luchterhand Verlag GmbH＆Co KG，1977：164.

[4]俞吾金.传统重估与思想移位.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