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元和文化精神与五大诗人的政治悲剧

很少有人否认，在有唐一代，元和时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此一时期中，政治上相对开明，军事上相继削平了几大藩镇，思想意识领域诸家并存而儒学复兴，文学创作中出现了对后世影响甚大的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所有这些，使得一时间声势煊赫，人情振奋，很有点史家艳称的“中兴”气象。

也很少有人否认，韩愈（768—824）、柳宗元（773—819）、刘禹锡（772—842）、白居易（772—846）、元稹（779—831）是贞元、元和之际举足轻重的五大诗人。尽管他们在文学创作中或偏于诗，或重于文，取得的成就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毫无差异，那就是他们最初都是以政治家的面目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举凡此一时期的政治、军事、哲学、思想等大都与他们有缘，只是当政治家做不成时，他们才将部分或全部精力投诸文学创作，为自己在当时和后世赢得了一顶文学家的桂冠。

然而，却很少有人真正注意并研究过这样一个问题，即恰恰是从贞元末到颇有兴盛气象的元和时期，这五大诗人均遭贬谪，而且他们的被贬，大多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有的名为量移，却官虽进而地益远，在程度上更甚于贬谪。从而在此一时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贬谪文人群体。

打开史书，有关五大诗人贬谪、量移的一条线索便清晰地呈现出来。

贞元十九年（803）十二月，韩愈因上书论天旱人饥，为幸臣所忌，自监察御史贬连州阳山令。

永贞元年（805）九月，柳宗元、刘禹锡因参加王叔文集团革除弊政，遭宦官集团和新旧势力联合打击，自礼部员外郎、屯田员外郎贬邵州刺史、连州刺史；十一月，再贬永州司马、朗州司马。

同年岁末，韩愈自阳山令量移江陵法曹参军。

元和元年（806）九月，元稹因支持裴度等人密疏论权幸，触怒宰相，自左拾遗贬授河南尉。

元和二年（807）春夏间，韩愈为争先者所构，自国子博士分司东都。

元和四年（809）六月，元稹因劾奏故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违制擅赋，为其党排挤，自监察御史分务东台。

元和五年（810）三月，元稹因奏摄房式不法事并得罪宦官，自东台监察御史贬江陵府士曹参军。

元和六年（811）十一、十二月间，韩愈因上疏理华阴令柳涧事，自职方郎中下迁国子博士。

元和十年（815）三月，元、柳、刘诸人甫自贬所诏还复迁远州：元稹出为通州司马；柳宗元、刘禹锡出为柳州刺史、连州刺史。

同年八月，白居易因上疏论武元衡被盗杀事，为宰相和忌之者所恶，自太子左赞善大夫贬江表刺史，复贬为江州司马。

元和十一年（816）五月，韩愈因主用兵淮西为执政不喜，自中书舍人降为太子右庶子。

元和十三年（818）十二月，白居易远移忠州刺史；元稹移虢州长史。

元和十四年（819）正月，韩愈上表切谏唐宪宗不应佞佛，触怒龙颜，自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十月，量移袁州刺史。

上述五人之被贬被迁，在短短十七年内即达二十一次之多(1)，若与此前同类事件相比，则次数之频繁、时间之集中、程度之严重，都远有过之。更为重要的是，其遭贬之性质极为近似，即都是因正道直行，开罪权贵，不应贬而贬的负向贬谪。

既然韩、柳、刘、元、白皆因正道直行而在不长的时间内多次被贬，那么，这其中是否具有某种必然性？它与该时期的文化精神有无内在关联？

回答是肯定的。

所谓文化精神，乃是一时代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学诸方面本质特征的综合体现，而这诸方面的特征又无疑与推动、创造并使其定型的人的自觉意志和精神风貌紧密相关。也就是说，文化主体的特质决定了该时代各类文化的特质，而在各类文化的特质中亦不乏文化主体特质的显现。因此，对时代文化精神的探讨，与其从文化各分类的特质着手，不如兼顾此各类特质而径从文化主体的特质着手为宜。

更进一步，一个时代的文化是由该时代的人共同创造的，但在这些创造文化的人中，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因其与文化主流更多直接关联，故所占地位较为重要；而在知识分子中，那些社会地位较高、影响力较大的杰出人物所起的作用就尤为突出，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正是他们与统治者一起，影响着一个时代的文化方向。

综观历史，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必定造就一批与之相应的杰出士人，而当这批士人退出历史舞台之后，此一时代亦往往宣告结束。这只要看看张说、张九龄、贺知章、王维、李白、高适、杜甫等人之于盛唐的开元、天宝，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二程、苏轼、黄庭坚等人之于北宋的熙宁、元祐，便可以得到证实了。具体到贞元、元和之际，情形亦复如此。很难设想，假若没有特定的时代文化气氛，那么此一时期能否出现诸如王叔文、裴垍、李绛、裴度和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这样的特立独行之士？同样难以设想的是，如果没有这样一批踔厉风发的杰出士人，那么元和时期的历史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展现在我们面前？如果此一时期的历史改变了模样，那么与之紧相关联的文化精神是否也将随之改变？

问题还在于，我们要探讨的不单单是元和文化精神；在探讨此一精神的同时，我们更注重对元和五大诗人贬谪原因的考察。当然，一两个杰出士人被贬谪，往往带有较大的偶然性，恐怕很难说它与时代文化精神一定有关，但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此一时期被贬之士并非一二，而是一个群体，此一群体在贬谪前又确曾站在时代的前列大呼猛进，产生过相当大的社会影响，这就很难说他们的所作所为与时代文化精神无关，而他们的被贬不是一种必然性的产物了。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有理由认定，在考察五大诗人之贬时，应将着眼点放在元和文化精神的探讨上，而在探讨元和文化精神时，应以当时杰出士人，尤其是五大诗人的思想性格、文化创造和精神风貌为主，同时兼顾现实社会的重要问题和君主的政治态度，庶几得出较为正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