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IV节 东西方文明的分合大势

公元之交，亚欧大陆的两个大帝国雄踞东西。但是到了公元3世纪前后，这两个大帝国都由于种种内外原因，不约而同地走向了衰落。

从公元3世纪开始，罗马帝国就由于军人干政而陷入内乱，不久以后又开始面临北方蛮族的入侵威胁，深陷内忧外患之中，乱象丛生，每况愈下。公元395年，罗马帝国的狄奥多西皇帝在临终前把帝国分给了自己的两个儿子，从此罗马帝国就一分为二，分裂为以罗马为首都的西罗马帝国和以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不久以后，日耳曼各部落在东北方袭来的匈奴人的威逼之下，纷纷越过多瑙河和莱茵河侵入西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小罗慕路斯于公元476年被蛮族雇佣兵首领废黜，西罗马帝国的历史至此终结，其版图也被大卸八块，出现了一些画地为牢的蛮族王国。这些蛮族王国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攻城略地，烧杀掳掠，整个古典文明饱受涂炭，西方社会倒退到蒙昧的蛮荒状态，陷入了公元5世纪至公元8世纪的“黑暗时代”。

与西方文明从统一再度走向分裂的历史情景相类似，同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也陷入裂变与混乱之中，汉帝国在内部纷争的情形下土崩瓦解。但是相比起西罗马帝国来说，中国社会至少还没有倒退到“黑暗时代”，华夏文明仍然在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得以传承和发展。

东汉末年，黄巾、绿林等农民起义迭起，各地军阀拥兵自重，天下大乱。公元220年，魏王曹丕逼汉献帝禅位，结束了汉室四百多年的气数，建立了曹魏政权。紧接着刘备在成都、孙权在建业（今南京）相继建立蜀汉政权和东吴政权，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分裂格局。半个世纪之后，三家归晋，司马氏建立晋朝，统一了中国。但是西晋王朝积弱不振，国运衰微，内有八王之乱，外遭胡马入侵，很快就灰飞烟灭。公元316年，北方少数民族纷纷起兵攻陷长安，西晋很快灭亡。晋室世族和大量百姓南渡黄河，皇族司马睿次年在建康称帝，建立政权史称东晋。从此以后，匈奴、鲜卑、羯、羌、氐（所谓“五胡”）等少数民族占据了黄河以北的中原地区，而汉人政权只能偏安黄河以南，由此形成了东晋十六国以及稍后的南北朝的政治对峙，中国再度陷入分裂状态达两百多年之久。

这种分裂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6世纪末叶，公元581年北周静帝禅位于丞相杨坚（隋文帝），杨坚定国号为“隋”，定都大兴（今西安）。公元589年，隋军南下灭陈，结束了南北长期分裂的局面。隋朝不仅再次实现了华夏的统一，继承了秦汉的典章制度和文化传统，并且还开创了专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这个制度使得天下英雄尽入朝廷彀中，对于维系国家的统一和强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隋朝国祚虽短（37载而亡），但是继起的唐朝却国运长久，繁荣昌盛，再次将中国文明推向了辉煌的巅峰，形成了万世称道的“汉唐气象”。

在中国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羌、氐等少数民族占据了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形成了所谓“五胡乱华”的局面，汉人政权只能偏安河南苟延残喘。而在亚欧大陆西部，则出现了一支支日耳曼部族瓜分西罗马帝国的情况——西哥特人占领了西班牙，东哥特人和伦巴第人先后控制了意大利，汪达尔人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占据了北非，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在高卢建立了王国，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越过英吉利海峡入主不列颠。西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出现了许多各自为政的蛮族王国，与仍然维系着统一的东罗马帝国形成了鲜明对照。

这种南北分裂或者东西分治的情形在东方和西方的大地上都持续了数百年之久，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都陷入一片乱象之中。但是再往后，东西方文明就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国自隋唐以后重新恢复了天下一统，此后虽有江山易主、改朝换代，国家版图也时大时小，但是以合为主的基本格局却不可移易，中央集权一统天下的大趋势一以贯之。重新统一后的中国政权历经唐、宋、元、明、清的朝代更迭，即便是蒙古人、满人入主中原，根深蒂固的中华文明依旧通过“以夏变夷”的强大机制，在改造、同化外来文化的同时，稳固地传承华夏文化的历史血脉，维系着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而西欧社会自从日耳曼蛮族入侵、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就始终未能改变天下分裂的基本态势。一千多年来虽有查理大帝、奥托一世、拿破仑等雄才大略的人物凭借金戈铁马建立了帝国，但是这些帝国很快就灰飞烟灭、梦断西窗，想要一统天下的“亚历山大综合征”成为穿越时空的千古绝唱，在欧洲的上空萦回荡漾。时至今日，欧洲仍然分裂成几十个彼此独立的民族国家，欧盟的和平统一理想也难以真正实现。

《三国演义》有言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自从公元4世纪至公元5世纪东西方大帝国再度陷入分裂，在此后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二者走出了迥然不同的历史道路——中国自隋唐重新统一之后始终坚持以“合”为主的基本路向，而欧洲却形成了以“分”为主的历史主旋律。

这种国家“合”与“分”的不同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西文明殊异的历史命运。中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使得皇权和朝廷权力始终强大，地方力量相对薄弱。朝堂有科层隶属的官僚系统，乡野有井然有序的宗法社会，而科举制度则打通朝野，实现了学而优则仕。儒家知识分子或士大夫集团的忠诚意识强、管理效率高，平民百姓也具有浓重的家国情怀，忠君孝亲观念深入人心，修齐治平之道成为普遍的人生理想。这些因素都强有力地维系了天下一统、四海一家的基本格局，使中华文明得以一脉相承地延续发展。而西方长期的分裂格局则导致了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出现，国家多如牛毛，层层封爵建藩，人民只认其领主，不知其国家。近代以后，西方虽然逐渐形成了民族国家和主权意识，但是地方自治传统仍然十分强劲，王权受制于诸侯约法或议会立法（“王在法下”），中央政府与州郡势力相互博弈，最终形成了各种权力分立和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相比起国家的整体利益，西方公民更加注重个人的自由权利，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家国情怀和整体意识形成了鲜明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