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回归政治生活已经一年有余。我知道有无数明智的旁观者，甚至我的朋友都怀疑这个选择是否合理。“他为什么要蹚浑水？”“从来没有人能够成功复出！”“为什么他明天要去做之前没做的事儿？”“那么急切的复仇是什么套路？”这些老生常谈我还可以列举很多。但是，我知道所有这些疑问最终都会烟消云散。有一些疑问并非毫无根据，也只有那些有理有据的疑问才值得我回应。这正是本书的内容，它让我与法国人民前所未有地坦诚相对。和他们谈论我们一起经历过的一部分过往，谈论当下及其偶然性，而更重要的是展望未来——展望我们国家的未来，讨论每一个法国人的未来，讨论每个法国人的后代的未来，更要讨论我们共同的畏惧与期许。因为我坚信，除了现在所要面对的重重困难，未来仍然值得期待、值得相信。法兰西不曾倾覆。法兰西不曾终结。法兰西不只是一场追忆感怀。

在以下章节中，我倾注了毕生的生活和政治经验，尝试客观、中立、诚实地说出我的所思所想，尽可能真诚地说出我的判断，它关乎我本人和其他人想要全力奉行的主张。为了这场战斗，我永葆初心。

然而这本书并不是我下一届总统选举的宣言。厘清二〇一七年的竞选主题，现在看来还为时过早。但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政权需要更替。如果我们不去做，那么国民阵线的主席就会捷足先登。鉴于失望和愤怒会把大多数法国人推向深渊，此举具有历史意义。

我复出政坛有如下三个理由。首先，法国遭受了由社会党执政带来的诸多苦难，其他任何欧洲国家都不会如此盲目。光是从二〇一二年起增加的四百八十亿欧元税负就足够让人头晕目眩。举目全球，有哪个经济体可以承受这样的重压？其次，国民阵线的影响力已经登峰造极。不要忘了，仅仅在沃克吕兹省，上次大区选举时每两个选民中就有一个投给了玛丽昂·马雷夏尔-勒庞，也就是说他们对其他候选人都投了反对票。最后一个原因来自我的政党。它在弗朗索瓦·菲永和让-弗朗索瓦·科佩“兵戎相见”后几乎分崩离析。它没有领袖，没有路线，更无团结可言。只有个体和仇恨在日复一日地冲突。所有人都想不惜代价地成为总统，但此时此刻没有一个人具备法理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我岂能对即将到来的厄运袖手旁观？国家将一头撞向南墙，极右势力将登堂入室，而对抗他们的人却无组织无头绪。这是过去一年中我尝试解决的三个问题。

这期间有过三次选举，也因此陡增变数。第一场选举是人民运动联盟内部的选举，但参加它绝非只是图个乐子。我在党内提交竞选申请时，媒体就说：“所有人都会反对萨科齐。”布吕诺·勒迈尔是个劲敌，埃尔韦·马里东信念执着。第一轮我拿到了64.5%的选票，从而胜选。而这些却被坊间（相信您会明白）看成是一个无比惨淡的成绩。

去年春天举行了省议会选举。在旁观者眼里，这场选举凶险异常，十多个省可能会转投国民阵线。而结果是我们拿下了三分之二的省份，国民阵线则颗粒无收。这次成功自然又与我无关，因为众所周知，胜利属于集体，而失败属于个人。

大区选举的时刻到了，第一轮我们的选情不佳，因为玛琳娜·勒庞的党羽狂飙突进。第二轮反倒选情好转，因为我们拿下了至少八个大区，其中五个是从三个党派的混战中拿到的。八个大区包含人口最多的两个大区，即法兰西岛和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我们因此领导了法国的多数大区，而在此之前我们仅仅掌握一个。有些评论说我们，或者说尤其是我个人，是大输家。我甚至还上了某周刊头条，标题是《真正的输家》。我对此感到惊讶。倘若我们真的输了选举，结果又会怎么样呢？人们为左派的共和理念叫好，左派放弃了在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和北方-加来海峡大区的竞选资格，尽管他们那时还控制着大区议会。但请不要忘记，左派是在第一轮中得到过如此低的选票后才做出这样的选择，在这两区分别仅拿到了16%和18%，对这些常年的左翼票仓而言，这几乎是场灾难。接下来的一段时光充斥着动荡、混乱和焦躁。很多人失去了方向和判断力。权力巧妙而又肆无忌惮地向右派设下了一个圈套，一小部分人很快就跳了进去，同时左派遭受到了选民的无情惩处。“现代性”促使所有法兰西民主制度的当事人都各自朝对方阵营迈了一步。为了对抗失业，最有效的做法是采取兼顾左右的经济政策，各取精华而不失偏颇。想法固然讨巧，却是错误的。总之，它和我们国家在遭受经济重创后应采取的激进选项截然相反。这种兼顾左右只会导致一次次顾此失彼的妥协，不会带来任何实际效果。而且，这种态度还会让人们把国民阵线当成唯一真正的救命稻草。

只要每个阵营的精英为政治勠力同心，“一切就会好起来的”，这样的设想也和现实格格不入。它成功的前提是达成全盘共识，也就是说，这同民主政体背道而驰。后者要求每个政治人物通过交锋来阐明各自立场，展示出最好的自我，让公民了解全局后做出选择。对观点进行激辩有益、有用，而且必要。我们的邻邦德国的做法恰恰可以很好地解释说明这个问题。以下这番定论并非对安吉拉·默克尔的冒犯，对她个人我抱以钦慕和善意。德国经济的惊人成功主要归功于格哈德·施罗德领导时期的社民党一党主政，而不是大联合政府时期，后者的运转建立在共识上，不得不否决一些必要但有分歧的决议。在这点上，我想到了终止发展核能的例子，由此获益的是污染性远大于它的煤炭能源。

然而法国没有任何理由再浪费宝贵的时间了，我们已经错失了很多，其他国家领先了我们不止一步。归根结底，左派的做法不仅投机，而且居心叵测。数十年间，所有不认同“社会党”思想的人都被认作是错误的、偏颇的，乃至无良的。只有和左派在一起才有资格对左派本身进行思辨。难道我还有必要再说明，我始终反对这种只会造成混淆和幻灭的简单逻辑的蛊惑吗？法兰西民主不需要混淆和幻灭。

还有一点值得深思，每逢选举，左派上下是多么团结一心，而右派总是无法抵制分裂，甚至离心离德。诚然，跟风的媒体可能对这些杂音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对自由的执着可能也让我们本能地怀疑任何组党结派带来的风险。无论怎样，尽管我们成员之间的背景差异小很多，统一右派永远比统一左派更加困难。

大区选举结果还揭示了另一个有利结论，它有助于确定我们日后的方向。在所有拥有我们最强右派候选人的大区，国民阵线拿到的票数都是最少的，他们在第二轮拿的票数甚至少于第一轮。而在那些选民质疑候选人右派成色的大区，选情恰恰相反。这个结论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如果右派的身份名不符实，左派和国民阵线将首先坐收渔利。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选举到最后都会沦为左派和右派的对决。但至少，它体现了一种迫切的需求，可以说代表了民众追求单纯、彻底且深层次的权力更迭的强烈意愿。正是在那里，藏着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如果我们可以弥合裂痕，定将所向披靡。否则，我们就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去年年末的悲剧事件充分表明，权力更迭不可避免。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法兰西人民经历了一场无法想象、难以相信、无法接受的悲剧。法国的年轻人对国家、同胞和本该属于他们的文化表达了仇恨之情。他们杀戮了其他法国人。所有禁忌都被破除，所有边界都被逾越，所有规则都被愚弄。法国社会上下为之震动，在悲哀和反抗中目瞪口呆。其震动是如此之深，以至于长久地影响了我们同胞的行为方式，这一点我非常确信。人们从未对威信和铁腕有如此强烈的诉求。这一诉求并不肤浅，我们需要采取措施。弗朗索瓦·奥朗德在对安全问题犹豫再三后，也不得不承认了这点：我们不能在展现“铁腕”的同时，还留下托比拉女士负责司法。所有法国人，包括我在内，过去对这些行为太过宽容。是可忍，孰不可忍。这绝非儿戏。让司法部长贯彻执行一部她自己都不认同的法律，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怎可以如此自相矛盾？谁还能体面地声称自己能够保障法国人民的安全呢？

我很确定十一月十三日的事件前后的局面已经截然不同。巴塔克兰剧院和巴黎咖啡馆露台的悲剧比二〇一五年一月的袭击影响更为深远，它解放了法国人民的话语权，重新唤起了对行动的要求，尽管它至今仍被漠视。

这样我们就能解释第一轮大区选举所释放出的信号了。举国上下都要求共和国不再退缩，希望它可以捍卫一种身份、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一门语言，谁都不想任其消失。因为这场袭击不是几句话、几场演讲或是几个承诺，而是迅速、实际、毫不迟疑的行动。尽管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法国已经成为一个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国度，但我们知道，如果继续让事情发酵，共和体制最终会分崩离析。这就是此事的意义。

这就是为何我确信，对反对党而言，在明年夏天大选前的几个月里向法国人民描绘一幅清晰且严谨的共和国新秩序轮廓，是何等紧急和迫切。它不仅仅是一次有益的决裂，更是重建当下力有不逮的体制和政策。社会党当政的这四年使变化的诉求更急迫，也对变化的深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个信念大大改变了我回归政坛十三个月以来承担责任的方式。我一直以来都在强调团结的重要性，从不后悔。我需要给自己一个清晰的要求。我所属的政党内部太过分裂，让我不得不先平息事态、取得信任、倾听他人。我为此颇费精力和耐心。我许久没有行动，只为思考我们政党的团结。我也知道，此举必然会让那些对我感到陌生的亲信与我分道扬镳。但这些都是为了让在野党在兄弟阋墙、奄奄一息之后东山再起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而今局势生变，不是因为嫉妒不复存在，而是因为今后有了一个稳固的结构，也就是共和党人的结构，以及一套不容质疑的规则，即党内初选的规则。党内初选已得到确认，并有经费支持。许多竞选人已宣布参选。他们间的竞争会按部就班，不再节外生枝。从那时起，我的角色将变得不同。我现在希望思辨具备深度和力度。我希望右派和中间派可以完成必要的意识形态重建工作。我希望我们在辩论时可以坦诚相见，过去我们没有做到是因为担心加剧彼此分歧。因为这个体系终于有了自身边界，它不再模糊。鉴于事态紧急，我们不再接受妥协。正因为此，尽管我没有成为中间派，我仍一直认为中间派和右派有必要联手。是时候坦率回答这些问题了：“我们是谁？”“我们想要什么？”

最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讨论、争辩甚至是分歧都是好事。它们可以关乎国家、边界、主权转让、理想的欧洲，也可以关乎国家的位置、国家身份理念或是经济改革的深度。我想再次明确一点，那些不到位的措施，有危害的妥协，以及投机式的模棱两可再也不能在我们寻求改变的计划表中占据一席之地。心态的完全改变并不仅仅源自现状的紧迫性，同时也来自我心中的执念。我们需要一丝不苟地对待我们将致力的事业，绝不能出于谨慎或懦弱而唯唯诺诺、遮遮掩掩。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将会和法国人民见面，不仅为了倾听，更是为了交流和辩论所有这些问题。

在二〇一七年的大集会前坦承一切，旨在以后将这一切付诸实施，我觉得它将是有可能解决法国眼下诸多挑战的唯一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