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不生是女性的权利
1983年
在芝加哥时，我参加了一个名为“女性生殖权利运动”（Women's Reproductive Right Movement）的集会。按日本的说法，就是把“生与不生的权利”交到女性手中。美国女性在集会上说“我们女性没有拒绝生育的自由”“也没有生育的自由”。
说得太对了。我深刻地觉得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问题都是一样的。女性想要堕胎总会受到道德伦理上的责难，放到日本，甚至连女性不怀孕都成了指责的对象。据说在日本又一次出现了优生保护法“改恶”的动向。在这种状态下，很难说我们女性拥有“拒绝生育的权利”。同时，“生殖权利”的另一个侧面——“生育的权利”——也并没有得到完全的保障。
在公私分离的现代，性与生殖变成私事，到底有谁会向渴望当母亲的女性伸出援手呢？在当下的文化中，所有人都在鼓励（甚至强制）女性成为母亲，但与此同时，即将成为母亲的女性却孤立无援，只能独自承担生育的一切责任。这一点是每一个为了生孩子而退归家庭的女性都切身体会过的吧。
如今这个时代，幸或不幸都好，它是一个可以“选择”生育孩子的时代，“何时生”“何时不生”成为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重要问题。即便是合法夫妻，他们也几乎都考虑过避孕的问题。集会上有一位发言者说到避孕方法有吃药、戴环、戴套等，但是没有一种方法能够让女性完美避孕。
在纽约计划生育协会领到的手册封面上，印着将毕生献给计划生育事业的玛格丽特·桑格[1]的一句名言：“女性在没有完全得到生或不生的自由之前，就没有女性解放。”真实不虚啊。
讨论开始后，有男性从伦理角度就堕胎进行提问：“流掉几个月大的胎儿算不算杀人？”“我在讨论的问题是孩子出生的权利！”话一出口，在场的女性们全都紧张起来了，纷纷开始反驳：“我们讨论的是女性问题，不是儿童问题。”
男人总把自身高高挂起，揪着抽象的伦理问题不放，这一点东西方都一样。而女性一齐激动地说：“你们什么都不明白。”她们的反应也是如出一辙。
另外，当提出男性避孕法的话题时，我只要提问“请问在场的各位男性，你们对输精管结扎手术（简单来说就是把通道切断）觉得恐怖吗”，会场就会变得鸦雀无声，这个现象也非常有趣。
雄性特征总是和受精能力连接在一起，因此光是结扎这种想法就会让男性有遭受威胁之感。支撑雄性特征和雌性特征的是观念，而非生理能力，但无论对男性如何说明结扎不会影响精子的制造能力，不会对人体有害，他们都不会同意。结果，女性不得不代替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娇气男人单方面承受所有避孕的责任。在我说出这番话后，大家纷纷点头称是。
一位年轻男士畏畏缩缩地说起结扎复原手术的可能性（据说复原率达到90%）和精子银行能冷冻保存精子等话题，但是似乎并没有足以消解其他男性的不安。
在美国，堕胎已经牵扯到宗教家、生命科学家、政治家、女性解放论者等各种立场的人，成为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因为这个国家至今仍然是有上帝的国度，围绕生命的问题永远都带有伦理色彩。我听着听着总会不由得想到我的国家，不信仰上帝的日本具有极其世俗的性格，有好处也有坏处。但是，我不喜欢把“女性权利”问题偷梁换柱成抽象的伦理问题，然后话题跑得不着边际，所以我总是忍不住发言。
“正如各位所知，日本是堕胎者的天堂。堕胎对于女性本身来说当然是一番痛苦的经历。但是无论堕胎有什么样的问题，能够有选择余地的社会总要比无法选择的社会更为理想。”
话虽这么说，可我无法防止自己陷入一种极为不适的思绪之中。
“能够有选择余地的社会总要比无法选择的社会更为理想”，确实如此吧。我应该会继续重复同样的主张吧。可是，一旦涉及“母亲生育、孩子出生”等触及人类生命根本的话题时，我们就被迫直面许多极其微妙的问题。
大家不觉得生孩子和孩子出生需要理由这种想法，几乎可以算是噩梦般的观念吗？在不懂避孕的时代，人们不会对生孩子这件事寻求理由吧？
在没有“生与不生的权利”的时代，女性是不自由的，这一点确实是真的。但我觉得在女性变得“自由”后，男性和女性似乎都被带进了一个不可想象的近代噩梦之中。男女这种分类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类的社会性分类不同，属于事关人类诞生、繁殖和死亡的根源性的范畴。女性的变化和男女关系的变化就必然意味着人类对生命的态度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如果这种生命形式是由上帝决定的，那么女性运动就会走向挑战神明的地步。把“生与不生的权利”交给女性，这一标语的要求是多么狂妄啊！
在生与不生的自由中，女性被所有制度抛弃，她们不得不茫然地站在“秩序的真空地带”（彼得·伯格[2]）。不仅是拒绝生育的女性，连生育孩子的女性也不是无罪的。“为什么要生下来”这个问题比“为什么不生”更沉重。
但是，到底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呢？
人类历史上充满了各种确保生命再生产的社会性和文化性的制度，我们被强制异性恋，被强制繁殖，但当我们明白这些制度不是强制而是选择时，又能否重新做出选择呢？现在，女性正试图要求这种制度解体。
我认为，是要求“生与不生的权利”把我们带进了上述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中，这些不是政治问题，更不是什么人道主义问题，而是思想的斗争。我们女性必须具备彻底思考的顽强意志。
注释：
[1] 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 1879—1966），美国妇女节育运动的先驱。
[2] 彼得·伯格（Peter Berger, 1929—2017），美国社会学家，当代社会学理论重要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