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如何教授运动决策能力

第一部分　大脑与入侵型比赛

像篮球、橄榄球、曲棍球以及其他类似的运动一样，足球是一种团体进攻类型的比赛。足球比赛的目标是控制并带球（或者类似的物体）进入对手的区域。想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良好的协调能力、精准的控球力、压力下顺畅执行的能力以及在环境变化下比意识思维转换还要迅速的适应能力。在此类竞技比赛中，仅有技巧是远远不够的。运动员们需要速度、力量、技巧甚至是狡黠。但归根结底，不管是个体还是团体，决策能力是所有技能中最为重要的一个。

“在最高水平的竞技比赛中，”一位前英超球员告诉我，“球员并不是依靠闪电般的跑动的速度，他们大脑飞速运转的速度更快。”也许他们思考和奔跑速度都很快，但是要区分该思考还是该奔跑也不简单。荷兰传奇足球运动员约翰·克鲁伊夫曾经说过：“当我比别人先出发时，我的速度就会显得更快。”“快”的一部分是做出更好的决定（比如在哪里站位，以什么角度奔跑），并且比站在几英尺外的运动员稍快一点。1

然而，决策是最难教授的东西，而且决策的重要性会随着球员们的职业发展而不断增加，这使决策难度变得愈加复杂。在大多数运动项目中，年轻球员可以凭借出色的技术或运动能力主导比赛，但对手们会迅速学会如何遏制一个明星球员。明星球员只有一个，而对手们有5个、11个或15个。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颗初露锋芒的新星只有在她的决策能力——以及她的队友的决策能力——发展到能让她在正确的时间到达正确的地点时才会熠熠生辉。

但是，决策能力不是一个小而简单的装置，教练不是只需要简单交代队员们某天把这个装置打开就好。

这是因为仅仅想要做出正确的决定是不够的。球员必须感知机会出现的信号，认识到如何调整自己的状态，并根据这一信息采取行动，比对手更快地看到和做出反应。这意味着运动员必须在这些线索出现之前就能够寻找正确的线索来进行决策，而且通常是在执行其他一些复杂任务的时候。如果目标是队友之间的协调，那么队员们必须在彼此的行动中寻找相似的线索并能够可靠地解读线索。

为了表达得更清楚一些，你必须先快速有效地观察到场内情况，以便快速有效地做出决定。你必须识别出一个信号——也许是一个中后卫落后太多，你必须在机会之窗关闭前从100个恼人的细节中过滤出关键细节并采取行动。我们看到的很多东西实际上是后天习得的行为——而且通常是在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学习过程的情况下习得的。

这就引出了一些问题：某些球员的视力是否比其他人更好——甚至“更快”？能教会队员们看得更清楚吗？

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其中一个关键因素似乎是经验。

任何教过孩子开车的父母都知道这一点。汽车从路边缓缓驶出，你坐在副驾驶位置上，你的脚会本能地踩到刹车（尽管你这边没有踏板），但你寄予厚望的孩子呢，他们的那只脚却不会放在刹车上。他还不知道该往哪里看，该关注什么。他在整理上百个对驾驶来说无关紧要的细节，而作为老司机的你却专注于少数几个最重要的细节。你看到的是关键信号，他却认为是噪声。在他做出反应前那一刹那你可能感受到了一丝焦虑，这也提醒着你，在实际操练时，感知效率上的微小差异可能会带来很大不同。

要让大脑获得感知效率需要时间的加持，特别是当大脑试图阅读“类规则系统”时，这一概念由书籍阅读行为的研究人员马克·赛登贝格提出，这种系统具有“统计倾向但不是不可违背的规则”2。例如，书面英语，或者在你选择的运动中进行开放式比赛。有一定倾向但不是不可违背的规则，比如说有一个直传球的机会，但是你能让球员向偏左的方向传球，这样就会出现意料之外的传球。托尼·罗莫在美国橄榄球联盟冠军赛转播时瞥了一眼爱国者队的阵形，他评论道：“这意味着行动和向右大面积跑动。”我们所有人都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不到一秒钟后，球员真的开始移动并向右跑开。学习阅读文本或“阅读”运动中的移动和间隔就是学习以最快的速度感知和处理一些视觉方面的信息。这首先需要“大量的经验”——大量的小型试错实验，使得队员们的大脑从中推断出统计趋势。一万次解码字母组合的互动才教会我们看文本和以视觉的速度阅读它。经过一万次与运动员的身体形状和相对位置的互动才能教会我们瞥一眼场地、球场或溜冰场，并以视觉的速度流畅地解读比赛场地。感知能力与环境息息相关，是随着时间而建立的。当你意识到你的运动员需要开始学习快速解读复杂的场内反应模式时，时间已经晚了。

因此，在最关键的发展阶段，教练们可能会忽视决策能力，因为这对成功似乎还不是至关重要的。更糟糕的是，当球员后来表现出糟糕的决策能力时，他们不太可能将问题归因到几年前的决策教学上。他们可能忽视了影响运动员长期成功的最重要因素，甚至从不了解决策的重要性。

部分问题在于球员们会不断做出决定，不管我们是否引导他们。这似乎是一件好事，但这些偶然的、不明晰的决定和好习惯一样容易形成，改掉坏习惯比一开始就养成好习惯要困难得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教得最差的球员是那些在很小的时候就在球场上占据统治地位的人。他们通过完成其他球员身体素质做不到的事情来赢得比赛，而不一定能在五年后取得成功，也不一定能在人人都有运动天赋的环境中取得成功，因此教练经常允许或鼓励他们养成一种习惯，即做出长期来看不可持续或适得其反的决定。我们都认识其中一些人。记得他们以前是怎么优秀过人的吗？他们后来怎么了？是他们失去兴趣了吗？是他们缺乏勇气和动力吗？还是说，有可能，是我们一开始的培训出了问题？

让我们想象一个年轻的球员。就叫他泽维尔吧。泽维尔就在你所在地区的球员行列中。他个子不高，脚步略慢，泽维尔虽然也有技术，但似乎总是从后面被身材更高大、跑动速度更快的球员抢断。当他持球的时候，他看上去似乎想要把球传到一个没有队友接应的位置。他经常转过身体带球向后跑动，这让观看比赛的父母（可能也包括他的教练）感到无奈，甚至直接大叫：我的天啊，泽维尔，别往后跑啊！

那么，比起跑得更快的队友，俱乐部会在泽维尔身上投入相同的时间和精力吗？他的队友能够快速跑动接触球甚至能够打入制胜球。两相对比，谁更值得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呢？

再想象一下：如果泽维尔队友知道如何以及为什么要在泽维尔目光所在的地方踢球，他可能就不会总是向后踢了。但他长期以来一直被排挤在俱乐部的外围，徒劳地等待着其他球员传给他的球，这种类型的球员个人没有统治力，所以也没有人把他们当回事儿。

也许泽维尔今天就在那里，希望能够接到队友的传球，转身，踢出一个突破两道防线的传球。但是球队中“最好”的球员已经连续第12次接到球了。他突破了他的一个对方防守球员，但当他又抬头时，对方防守又就绪了。那么泽维尔灵活的跑位也没有任何意义了。我们的“明星”球员只会想，为什么泽维尔要站在那里呢？

很快，就连泽维尔也会问自己这个问题——也许他会停下来。思考自己为什么要继续呢？在战术性比赛中，球员的技能很难展现出来或者收获回报，除非其他人也在同一频率上3。是否有必要问，有多少球员的团队配合能力被忽视了，因为他们周围的队员毫无团队概念？有多少球员未能在早期开发自己的踢球直觉，是因为他们在一支有跑动意图却很少能给他们赢得球权的队伍中？

但让我们想象一下，有了水和阳光——也就是，关注、教学、机会、信仰、高期望——泽维尔可能在几年后出现在大众眼前，他的速度和体形也更平均了一些，就像哈维尔4，他在球上很聪明，但很少一次触球超过两或三次，而是用完美的角度传球把对手击败。

有多少个俱乐部能给得到他这些水和阳光呢？

不必大声回答。我们都已经知道答案了。

这里请不要误解我，我认为运动能力仍然很重要。否则，职业俱乐部就不会管控球员的饮食。然而，尽管每个球员和他的潜在替代者之间的差距很小，但在这项运动中，最具统治力的球员总是包括各种各样特质的人，有肌肉是优势，但有些人就是清瘦结实；身材高大是优势，但有些人就是小个头；在速度为王的比赛中，有一些人就是比较慢。像哈维尔、安德烈亚·皮尔洛和恩戈洛·坎特的例子告诉我们，大脑才是比赛中竞争优势的终极来源。

简而言之，决策能力是伟大球员最重要的品质，也是对教练最重要的考验，不仅因为决策能力需要对未来专注能力进行训练，还因为决策技巧是很难传授的，即使是对那些相信自己擅长决策的人而言。

 

“思考型球员”的类型

教授思考困难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思考这个行为发生时很难识别。这似乎是一个荒谬的声明，但正如大卫·伊格曼在《隐藏的自我：大脑的秘密生活》（Incognito: the Secret Lives of the Brain）中提到的，我们有意识的意识只占到我们认知的一小部分，绝大多数意识都在我们没有觉察到的情况下缓慢前进。我在这一章的目标之一是描述发生在训练和比赛中的认知过程，包括两种：我们一般意识到的和那些我们察觉不到的。我希望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想法，就像教练为了能够更好地培养运动员的各种思维所做的努力一样。我的描述集中在像足球这样的集体入侵型比赛中的认知功能，而不是不同的运动中包括的更广泛的运动学习（如棒球或高尔夫）或更可能被你称为耐力心理学（跑步或骑自行车）中的认知功能。当然可能认知功能在其他运动中会有重叠的地方，我希望这一章各个方面的内容对其他运动的教练也是有用的。我还想说的一点是我并不是训练方面的科学家，而是透过教与学的视角来给出一些应用性的方法。

首先，我要区分一下两种经常被认为是可以互换的认知过程：决策和解决问题。后者（解决问题）一般是慢的，而前者（决策）往往是快的。决策是一种认知过程，球员们在比赛中更频繁地使用到它，而解决问题也很重要，因为它能够帮助球员在大脑中建立联结，使他们能够在比赛中更快速地思考。决策和解决问题的速度似乎是个不太值得关注的点，但对运动员来说并非如此。当谈到运动员的“本能”和“比赛感”时，我们通常谈论的是做出决定的速度比我们有意识的思考要快，这是一种需要不断打磨的技能。

我还会研究感知机制。正如我提到的，感知机制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更加复杂、更加主观。据欧文·比德曼的观察，“我们有一半的大脑几乎专门用于视觉。我们可能会被误导而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因为它发生得很快且自动化”。但在很多方面，专业知识方法就是知道要找什么，去哪里找。

专业钢琴家丹尼尔·贝利弗斯基和他的学生夏洛特·班尼特的研究展示了这一联系。视读一段新的乐谱——进行识谱然后决定如何演奏，再将自己的决定与身体动作协调起来——贝利弗斯基的视线始终精确地移动到他正在演奏的乐句前面的一句，他的视线首先移动到高音谱号和低音谱号——他演奏时戴着一副视线追踪的眼镜。他所能看到的视野范围是狭窄稳定且一致的，比班尼特的稳定多了。而班尼特在看谱子时视线扫过了更大的视野面积，她的视线方向和视线扫过的区域也不一致。这令人意想不到。钢琴家贝利弗斯基比起他的学生使用相对较少的视觉信息来指导他的演奏判断。这是因为他知道他的眼睛应该去哪里寻找正确的乐谱线索，他会更早地利用视线锁定目标。他的知觉可以捕捉到更多的信号和更少的噪声。更重要的是，他这样的做法完全是无意识的。“我甚至都没意识到我这么做了。”他看自己在屏幕上的眼球运动回忆着。

我们可以总结，至少有两点可以区分一个专家和一个非常优秀但仍在发展中的学徒。首先，专家的专业知识来自他潜意识里对该关注哪里的认知。其次，他可以高效地处理他所看到的东西，因为他所有手上的动作都是自动并且流畅的，所以他的工作记忆几乎可以完全自由地集中在他所感知到的东西上。

研究表明，在教师中也发现了类似的趋势。与新教师相比，老教师看到的信息总量更少但看到的有效信息多。他们的眼球运动，就像钢琴家贝利弗斯基一样，视野范围更加稳定和狭窄。有了一定的教学经验，他们已经知道从哪里看才能看到一些重要的变量。

对于运动员来说，拥有专业技能的标志通常是习惯性地、无意识地寻找正确的地方：找到有效信号并屏蔽噪声。最近对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如果不是球迷的话，C罗被公认为是足球界的前两名或前三名球员之一）的视觉追踪研究显示，他在面对防守球员时基本是这样做的——关注后卫防守队员的臀部和膝盖的动作信号，以一种有条理的方式锁定关键数据，并以一种类似深度编码的技能做出相应的反应。最关键的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么做。专家和新手的看法不一样。专家们就是在看不同的东西，看不同的比赛。

另一种形式的决策涉及在一个群体中协调个人决策。这取决于一个有点奇怪的想法：个体队员在现场比赛中很少参与问题的解决（这个过程太慢了），而团队在比赛中不断解决问题。通过比对手更有效地理解和预测队伍内部的决策，优秀的团队能够以最佳方式预测和应对彼此，实现类似于解决问题或人工智能的目标。

最后，让我们看一下促使团队解决问题行为发生的一个关键因素。知识构成了所有高级认知功能的基础，包括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和决策。“过去30年的数据得出的结论表明这在科学上是不可挑战的，”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威林厄姆5写道，“好的思考方式需要了解事实，这不仅仅因为事实为你提供了思考的内容。老师们最关心的思考过程是批判性思维过程，比如推理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它们与长期记忆中的事实性知识紧密相关（不仅仅存在于环境之中）。”（也是我想强调的重点）

这里有必要提到，事实性知识是理解、批判性思维甚至创造力的基础，这一观点几乎是认知科学家的共识，但流行的观点——通常是教育工作者们的观点——倾向于持反对意见。对教育工作者们来说，学习事实是一种“低级”的活动，在一个你什么都能搜索到的世界里，这是在浪费时间。有一个假设，问题解决和批判性思维是抽象的技能，这种技能一旦学会，就可以应用于不同的领域。借用认知科学家的话说就是，这些技能是“可迁移的”。

我明白为什么这个想法如此引人注目。因为一旦学会了，批判性思维就可以灵活地从一个环境应用到另一个环境，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设想啊。但不幸的是，这一想法与大脑功能的现实情况并不一致。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环境密切相关。你只能批判性地思考那些你拥有知识的领域。如果想对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的决定进行批判性思考，那么你就需要了解拿破仑的性格特征和作战动机，他与他麾下将军们的关系，英国和普鲁士军队指挥官的本质，以及他们两方在1815年6月18日战场上的位置。没有以上这些知识，你可以试着去批判性地思考他为什么进攻，行动是否鲁莽，但最终你只是在猜测，而猜测并不是批判性思维。

知识要对思维起作用，就必须将其以编码的形式储存在长期记忆中。工作记忆——也就是你有意识思考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6，试图思考或记住一件事会降低我们思考其他事情的能力。换句话说，如果你必须有意识地思考某件事，它本身就会阻止你思考其他事情——并且也会阻止你准确地感知你周围的世界。我们越希望球员们的思维得以发展，就越需要让他们在长期记忆中储存更多的知识，并努力帮助他们腾空工作记忆，以实现高效的感知能力。

事实上，储存事实知识可以释放工作记忆，从而更准确地感知。同样地，感知也是扎根于知识的。在一项关于物理学家如何研究复杂问题的研究中，季清华、罗伯特·格拉泽和保罗·J. 费尔托维奇三位学者发现，物理学家们在观察和决定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复杂问题时看到了深层次的原则，而新手注意到的则是无助于他们解决问题的一些表面特征。

 

策略决定VS问题解决

丹尼尔·卡尼曼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一开始是为了理解人们为什么会犯可预测到的思维错误。在《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一书中，他试图阐明大脑中两种不同思维“系统”的作用，他简单地称之为“系统1”和“系统2”。当然，它们是相互关联的，但它们的作用程度却独立得令人咂舌。

系统1思考得很快。系统1的部分进化是为了让我们得以在危机中存活下来——当看到有东西朝我们飞来，我们可以比有意识的思考更快地做出相应的反应，而不是在思考“朝我飞来的是什么东西？”或者用语言表达“小心！”因为我们的大脑为了保护自己需要一种“先躲后问”的系统。

“系统1比你的经验所能告诉你的更有影响力，”卡尼曼写道，“系统1是你许多选择和判断背后的作者。”在速度至关重要的情况下，系统1对决策的支持是无限的。它不断地以我们未意识到的方式评估并处理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出于本能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由大脑的这个系统所控制的。在《隐藏的自我》一书中，大卫·伊格曼描述了一个例子：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向一群男性们展示了一些女性的照片，并要求男性给她们的吸引力打分。一半的照片是瞳孔放大的女性——这是一种“兴奋”的迹象——男性们确实更多地选择了有此类特征的女性，但并没有意识到她们的瞳孔放大了，他们只专注于挑选那些看起来有吸引力的人。所以说，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感知对我们的决策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系统1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它总是处于开启状态。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我们想抑制它，也束手无策。例如，如果你看到的是用你的母语写的一行文字，你不能仅仅看这行字而不进行阅读。

 

● 禁止停止思考

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你才会瞥一眼那句话而不去读它。这告诉我们，我们的感知能力会自动开启其他更高形式的思维方式。虽然学习阅读需要数年时间，但一旦你学会了将眼睛所看到的的东西转化为有意义的内容，你就无法切断这种学习和创造性之间的联系。因为它通常比有意识的思维运行得更快，因此缺乏有意识行为的监督，系统1容易犯错。你因为前方有障碍避开了，但过后才发现那只是一个随风摇曳的树枝。你看到了路上的障碍因而猛踩刹车，但驶近才发现它只是一个影子。

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卡尼曼所说的“系统2”来弥补这一点。这个系统能够思考得更仔细。它可以深思熟虑，权衡各种选择，检验一个假设，从而改变自己的想法。它认为：那可能是一只鸟，也可能是一个影子。这就是“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思维产生的地方。

但是系统2也不是完美的。其中一个问题是它使用起来很累，所以我们“懒”得使用系统2。我们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会这么做。让一群学生或运动员在训练过程中启动并保持系统2思维的运行是需要努力的。如果想要解决问题，教练和教师必须建立一种文化，使球员们将专注和做好思维准备变成一种习惯。（我将在第三章中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关于系统2的另一件事：其速度是慢的——“慢”是一个相对的术语。大脑需要大约0.6秒的时间来进行有意识的思考。据大多数标准来看，这样的思考速度已经相当快了。但作为一名运动员通常需要更快的速度。例如，在棒球比赛中，一个投球手到达本垒板的时间比击球手有意识做出反应的时间要快0.4秒。

多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反应时间是击球的关键，更快的反应带来更快的击球。但正如大卫·爱普斯坦在《运动基因》（The Sports Gene）一书中所描述的，人们发现，伟大的击球手阿尔伯特•普霍尔斯最厉害的时候，他的反应时间其实是低于成年男性的平均水平的7，那么一定是有别的什么东西让他能把球打得这么快。事实证明，这是一种感知：像普霍尔斯这样的击球手会在投球时和投球前从投球手的动作中感知视觉线索，比如肩膀的角度、手腕的位置和臀部旋转的速度。击球手的大脑快速处理这些视觉线索，并预测投球位置，而普霍尔斯从来没有刻意寻找这些视觉线索，甚至他也没有带着意识注意到这些线索。而许多击球手，甚至是成功的击球手，仍然认为这是反应时间的问题，这令人印象深刻。这位典型的击球手永远不知道自己成功的真正驱动力是什么，甚至没有意识到它们发生了。他无意中学会了成就自己的方法。

球员们能否从经验或者教练的指导中学到要用不同的或者更好的方式寻找视觉线索呢？教练们是否意识到这一关键功能？

这些问题很重要，因为大多数团体入侵型比赛都有这样的特点，即队员需要比有意识地思考更快地做出决定。对方中场身后的空当即将打开，在你意识到那一点之前，你用脚外侧带球突入空当。你没有考虑过传球，也没有考虑过传球面。你可能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你的队友正在进入空当。你在觉察到暗示之前就行动了。这就是系统1在工作。在识别的时刻——“我不敢相信我刚刚把球传过去了”——实际上是系统2在观察系统1的活动。

“最好的决定不是用你的头脑做出的，而是用你的本能做出的。”可以称得上是足球界最伟大的球员利昂内尔·梅西是这么说的，“你对一个环境越熟悉，你就会越快越好做出决策。”我要补充的一点是，它们并不是生理意义上的本能，不是先天的固定反应，而是在长期记忆中经过编码而成的习惯，利用它们我们可以比依靠感知更快做出决策。因此，教练的部分任务就是训练球员在有意识思维做出不实际或无效判断时做出有效决策。这通常被称为感知—行动联系。

然而，仅仅因为一些决定必须比有意识的想法更快做出，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决定都必须如此。例如，前锋挤压对方的外后卫，她正在快速跑动靠近。尽管她必须迅速做出决定，但她仍然能够有意识地思考自己的方法和角度，并将其适应比赛模式。大多数的思考可能包含这两个思维系统的一些重叠，它既依赖于由系统1管理的无意识或潜意识感知的基础，当行动略有放缓时，它又进一步受到系统2的有意识思想的塑造，因此决策过程需要两个系统的相互协调。

认识到上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两个系统的协调可以揭示我们在认知中的另一个缺陷。在努力工作时，系统2会降低系统1的功能，尤其是它的知觉。试着做一些需要有意识思考的事情，当你在车流中左转时——如果你调整车里的温控器或者打电话——突然之间，你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好几倍。当系统2运行时，系统1感知时间和空间的能力会下降。

因此，当我们的前锋紧逼外后卫时，我们不完全清楚希望她启动多少主动思考。也许我们希望她的思考是自动的。或者，我们希望她的决定是自动的，除非是她通过观察发现当下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不常见，需要她做出主动行动。也许她在等一个教练曾经指出的提示——一个糟糕的第一次触球，一个无力的传球，一个空中球——来告诉她击球。她看到了，然后立刻做出决策。这就是柏林纳所描述的专业教师在观察课堂时所做的事情。他们冷静地，几乎是被动地观察着一切——比一个新手更甚——直到有东西提示他们，某种情况不太符合常规，然后他们有意识地、仔细地去做。

“意识的发展是因为它是有利的，”伊格曼在《隐藏的自我》中写道，“但有利的程度有限。”（我强调的是）他是从进化的角度说的，但这在运动中也说得通。

所以队员们大脑中的两个系统既协调一致，又相互排斥。一个系统反应敏捷，可以下意识地操作，但容易出错；另一个深思熟虑，洞察敏锐，但行动缓慢，可能破坏更紧迫的认知功能。

 

“比赛中的问题解决”的讽刺之处

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大脑会为复杂的挑战寻找新的解决方法。这些解决方法通常包括试错或有意识的逐步分析。也就是说，这种解决办法是一个系统2的任务，所以速度上必然不快。当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会有顿悟的瞬间，但整体来说问题解决的进程是缓慢的。因此，比赛中的大多数思考都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考虑到足球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比赛”，这乍一看似乎有些讽刺，但问题解决在许多方面仍然至关重要。

首先，问题解决是教练用来训练队员们做出决策和建立长期记忆的主要工具之一。球员们在比赛中的思考可能并不总是使用系统2的全部思考能力，但球员们通常依赖速度较慢的系统2思维来编辑和理解他们将在比赛中运用的决策。威林厄姆解释说，记忆是认知努力的结果，而毫不费力的执行能力往往是大量的思维和身体训练的结果。认知科学家称之为“必要难度”（desirable difficulty）。反常的是，帮助球员在比赛中进行快速思考的最好方法之一可能就是在训练中使用更深思熟虑的思维——也就是说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进行思考。

其次，个人决策的聚合最终会产生一些看起来很像团队层面的问题解决。如果一个团队中的队员们能够“读懂”彼此的决定——如果他们知道为什么队友会做出某些决定，并且能够预测他们接下来会尝试什么行动，那么他们就可以参与到一种集体问题的解决当中，特别是在比赛中休息时可以进行更慎重的思考。因此，我们所寻求的不仅仅是来自队员们的强大决策能力，更有对于队友来说尤为“清晰”的决策，这样队员们便能够读懂并理解彼此的行动。

我的讨论会很快回到问题解决上，但首先，考虑到决策在队员思维表现过程中占据的比重之高，让我们先来更细致地探究一下这一点。

 

决定以及决定是如何产生的

用西班牙巴塞罗那TOVO足球学院托德·比恩的话来说就是，“一切都始于感知”。这里的“一切”就是决策。甚至当我们在感知的同时也在做决策，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就在塑造和选择我们要看到什么。

感知其实就是优先排序。我们认为我们只是客观地看到了眼前的视野，但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觉——“用户错觉”8。“你以为有意识就是感知你周围的一切，但实际上它意味着感知现实中的小片段……并且能够切换自如。”这是认知科学家史蒂文·约翰逊的描述。当你“看”的时候，你的大脑会填补大量的空白，从而使你看到的东西有意义。这涉及我们的大脑对可能存在的东西会做出假设。例如，我们的周边视觉非常模糊，几乎毫无用处，在视野中心外15度处有一个点，视觉神经附着在那里，在那里没有感觉细胞，这是你的盲点。一个变戏法的艺术家可以把一个物体放在我们眼前，并设法让我们根本看不见它，但我们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为我们的大脑在看不见时自行填补了空白。大脑也会决定在视野中我们应该注意什么，这通常是在我们没有意识控制的情况下发生的。

例如，在一项实验中，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亚布斯让实验志愿者观看一幅画，同时他跟踪了志愿者们的眼球运动。亚布斯开始向志愿者们提问关于这幅画的不同问题，这也就改变了他们的视线。当被要求说出画中人物的年龄时，受试者会不自觉地仔细观察他们的脸。在被要求估计画中人物的财富时，他们把视线重点放在了画中人的服装上。受试者的眼睛会根据他们需要了解的内容以不同的方式移动，但关键的是（目前是可以预测的），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样做。伊格曼指出：“当你的眼睛审视这个世界时，它们就像在执行任务的特工。”“即使它们是‘你的’眼睛，你也几乎不知道他们的职责。”但是，如果志愿者们的大脑无意识地将他们的眼睛转移到画中最重要的地方，他们的大脑是如何知道并且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答案是经验。是人们利用隐性知识在观察。从人们的面庞识别年龄或者从他们的衣着判断财富，当这一行为重复了一万次以后，隐性知识就可以帮助我们把视线聚焦在正确的地方。

你的知识和经验也会告诉你在竞技场上该往哪里看。例如，当你作为防守方想要预测传球路线时你的眼睛应该看向哪里？看持球球员的眼睛吗？脚吗？臀部吗？你观察的频率又该是什么样的？例如，你的视线是否经常扫过周围的空间去观察其他队员？那么你观察的是哪些空间？你很可能没有想过视线应该看向哪里。事实上，即使你是一个出色的防守者，甚至你也可能不知道你应该看向哪里。一位认知科学家曾说：“人们经常认为他们的视线集中于某个地方，但他们错了。”你在看的时候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视线停在了那里。如果经验还没有教给你如何去寻找的话，你可能永远看不到想看的东西。

与柏林纳一样，卡尔加里大学的一位认知科学家琼•维克斯认为，专家的目光与新手的目光截然不同。她称专家们的目光为“安静的双眼”，因为与新手相比，专家们的眼睛会更早地锁定在他们凝视的突出细节上，他们的眼神互动更稳定，目光停留的时间也更长。这一点很关键：有时队员们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也会做出糟糕的决定。他们选择错了。但也可能是，他们从来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选择。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他们应该传出的球，因为他们不知道眼睛应该去哪里寻找重要的信息。他们还没有学会看。所以如果我们想让队员做出更好的决策，就从队员们的眼睛开始，引导他们去看——并养成习惯去看——训练和比赛情况中最突出的细节。

 

学习观察

如果说很多感知是知识和经验共同作用的无意识产物，那么感知意味着以下几件事。

第一，运动员必须对比赛的框架有广泛的了解，通过指导他们如何看，他们可以更快地体会到这样做的好处。也就是说，知道哪些细节——哪些线索——是与比赛最相关的。第二，我们的教学应该经常侧重于引导队员们的目光在嘈杂中找到信号。正如我将在第三章讨论的，问队员们“你们看到了什么”，比起问“你应该在这里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可能会产生一个更好的决策。第三，可以改善队员们的观察机制。这是一位来自南非的视觉意识教练雪莉·考尔德工作背后的原理。她训练职业运动员以帮助他们提高视觉能力。例如，在与英格兰国家橄榄球队合作期间，考尔德注意到一名球员不擅长接球。“如果你接不住高球，人们就倾向于认为你就是这样的水平。”考尔德在接受CNN采访时表示，她能够通过日常训练帮助球员扩大垂直周边视野。周边视野训练的技术性要求高，对于大多数青年俱乐部不易实施，但是考尔德确实提供了一些通用的建议。她认为，智能手机的使用缩小了我们的周边视野，使我们的视觉系统退化。这带来的长期影响是十分显著的，短期的影响也是如此。因此她建议运动员在比赛的日子里远离手机。

最后，知识和经验在观察中的重要作用解释了为什么你不能快速进行决策。寻找正确的事物需要多年的经验积累才能够让队员们“看到”或“读懂”比赛。回到与阅读的类比上，如果你想流利阅读，你必须从小开始培养这种能力。在足球里，你不能指望在球员们12岁或14岁的时候就抛出一个开关，仿佛一打开开关，队员们就能将目光准确地落在球场上正确的位置上。而在此之前六七年的时间里他们的训练方法一直是站成一排，或者低头盯着控制的球，甚至是让他们和那些动作随意、行动不具备任何提示性的队友们一起踢球。到那时就太晚了。他们当然能够进行“看”这一动作，但是却看不见比赛中任何关键信息。

 

几何块和分块

大脑视觉皮层的一个神奇属性是，即使是我们从未见过的事物，大脑也能帮助我们预测事物的样子。拿一个特定的椅子为例，也许是现在你房间对面的那把椅子。即使你只看了一点点，就算十分之一秒吧，你的大脑也可以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得到椅子的图像，即使你从未从那个角度看它，也能认出它就是那把椅子。你可以推断出：哦，那是我的椅子，尽管是从下方和更远的地方看到的。这就是欧文·比德曼所说的“模式识别的神奇之处”，而模式识别对运动员来说就是金子般珍贵的能力。

比德曼说，大脑可以创造这个奇迹，因为大脑可以把复杂的形状分解成更简单的形状，他称之为“几何块”。“事实证明你能用非常小的词汇量，大约30个或40个，来描述大多数物品，”欧文·比德曼说，“如果我们用几何块来表示一个正在观察的物体，那么我们几乎可以从任何角度识别这个物体。”一旦你的大脑知道了它的核心几何图形，那么大脑就可以把它所知道的几何图形非常迅速地应用到新的甚至是假设的情况中去。

关于知觉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涉及一个叫作“分块”的概念，专家处理的信息比新手多，是因为他们善于按照分块处理信息。要记住这个序列中的字母——t ob EOR n oTOB E，当你把它看作6个字或者一个短语——“生存或毁灭（to be or not to be）”，而不是12个单一的数据点时要简单得多。同样地，在赫伯特·西蒙的一项著名研究中发现，向一群专家展示棋盘的图像，专家比新手能够记住更多的棋盘信息。安德斯·艾利克森在《刻意练习》（Peak）中记录道，当他向专家展示棋盘上的棋子排列，这些棋子的排列是典型的棋局中期或结束时的情况，仅仅五秒钟内，专家们就能记住大约三分之二的棋子位置，而新手“只能记住大约四个棋子的位置”。这一开始似乎表明专家们有惊人的记忆力，可能是由于他们会下棋，但也可能是一种天赋——正是这种天赋使他们表现得很好。但有趣的是，西蒙证明了分块的能力是局限于特定领域的。然后他又评估专家和新手对棋盘上随机排列棋子的记忆能力，这里棋子的排列顺序是在真正的棋局中不会出现的形状。在这一轮评估中，艾利克森表示，专家的表现突然并不如新手好。缺乏游戏的情境，专家们对专业知识的感知优势消失了。当感知优势消失时，专家们必须理解他们所看到的东西，而不仅仅是熟悉它。因此在战况上升阶段仅仅依靠站在中场来发挥自己的感知能力是远远不够的。你必须了解你现在看到的情况：这位中场球员正试图把她的对手引开，这样她的队友就能从后面空当溜进去了。这就是“比赛是最好的老师”的观点没有得到科学支持的原因之一。比赛教会的是那些首先被引导着去理解比赛的人。

西蒙认为，专家们是按照“分块”的概念去处理棋盘上棋子的位置的。他们看到了很多信息：一个威胁帅的车正由两个小兵保护着。对他们来说，单一的“东西”就是一块块的信息。用足球术语来表达，足球专家是看不到一个右后卫在中场线上方10码处接近边线，或者一个在中场线后面距离边线25码处的右中卫的等，而新手就会看到这些。专家们能够准确地看到四后卫式的阵形，也许是通过压缩阵形来吸收对方的进攻压力。或者他们看到四后卫通过压缩阵型以减缓对方进攻压力但是中后卫们又离得太远了。有多远？比他们应该在的位置远了一点。专家用“心理表征”——也就是基于知识和经验的概念——来快速感知大量信息。艾利克森认为，这些“心理表征”是加速感知能力的关键。

当有不恰当的事情发生时，这些心理表征也会引起专家的高度关注。我在观看前苏格兰国脚后卫伊恩·芒罗的比赛时亲身体验了这一点。他描述了他期望看到的四后卫的阵型“像一个碟子一样”。对他来说，看着四后卫就像看到了一个单一的图像，一条穿过场地的弧线——这就是一种心理表征——所以他一眼就看到了一切。“左后卫位置有点出来了，”有一次我们在观看比赛时，他说，“他的身体太宽了，只能跑向内侧来调整自己的位置。他看不见他的队友们。”就在他说话的时候，一个斜线长球被传给了对手，瞬间就成了他的盲区。片刻之后，对方以1 ∶ 0领先。说这番话的时候，芒罗边吃三明治边和我聊天，用眼角的余光望着球场，他立刻发现有些事情“不太对劲”——有一个球员出现在他不应该在的地方。这才让芒罗仔细观察了起来。

换个角度说，分块可以帮助球员更准确地观察和预测。艾利克森给足球运动员们播放比赛视频时也发现了这一点。当一名球员刚刚接到球时，他便按了暂停键，更优秀的球员能很好地回忆起球员的位置、移动方向和球的位置。他们更擅长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越好的球员，”艾利克森说，“对足球场上运动模式的理解能力就越强。这种能力使他们能够感知到哪些球员的动作和互动最重要，从而使他们能够针对在球场上的跑位，什么时候传球给谁等问题做出准确的决策。”

但不止如此。正如艾利克森所解释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看得更好的优势会越来越大，因为大脑是可塑的，大脑会不断调整神经回路，帮助它对所面临的需求做出相应的反应。因为这个原因，关注年轻球员的视觉环境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必须对足球或其他运动的核心架构有足够的了解，以便能够通过只瞥一眼就能看到比赛的关键信息并理解9。一旦大脑知道了运动的核心架构并能形成有效的心理表征，大脑就能开始预测事件的发展状况并迅速适应它。

最近，挪威体育科学学院的尤尔德教授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优秀球员“扫视”的频率——目光从球上移开，以判断球员的位置和他们周围的空间的频率——比不熟练的球员更高。山姆·迪恩最近在《每日电讯报》（Telegraph）上写道，“那些（目光扫描）频率最高的人就是接球时对周围环境有着最清晰印象的人。”尤尔德教授发现，最好的中场球员会在这十秒钟内扫描五六次。当我把这篇文章分享给几所职业学院的足球教练时，他们立即给我回信。他们意识到了这项研究的重要性并把鼓励目光扫描纳入日常训练中去。看到教练们如此积极地接受感知的力量，我备受鼓舞。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目光扫描似乎非常重要，但它是必要但不充分的。因为有可能你确实利用视觉进行了扫描，但却没有得到有效信息，因为当你以最快的速度进行视觉扫描时，也限制了每次视觉扫描的有效性。这也就意味着，仅仅依靠简单频繁的视觉扫描可能并不能帮助球员更好地察觉信息。

反应能力

想象一下，我们发现泽维尔终于进入了首发。事实上，在比赛中他的位置正好在对手的半场内，面向着自己的球门，他正准备接一名拖后型中场传给他的球。越过他的肩膀，他注意到一名对手用力逼抢而另外两名防守队员也稍微向他转过身来，他们都准备在需要的时候抢断，但忽略了他们身后的空间。当其中一个防守逼近了一两步，很快，泽维尔的大脑必须做出一系列反应：也许他需要利用自己的身体做出“挡球”的反应；或者是要决定传球的方向。泽维尔能否成功部分取决于他感知能力的质量，还有一部分是基于所需的接球和护球技能的自动性。如果他能用最少的工作记忆力执行这两个技能，他的视野范围会更广。

除此之外还会用到一系列共同的战术认知能力。如果说三个球员接近并盯防泽维尔，那就意味着球场上其他方位有机会了。如果泽维尔和他的队友能把球传到那个空当，他们就有了数量上的优势。泽维尔面临的盯防压力应该会让他和他的队友感知到后面一系列战术决策线索，对此他们应该已经演练过无数次，次数不亚于泽维尔演练护球的次数。泽维尔触球引诱对手进场，然后向后传球给附近的队友贝托。这是一个速度稍慢的传球，当贝托看到这个球时他知道他必须扫视整个球场，找到自己队伍人数优势所在的地方。泽维尔的传球速度在告诉他：你看到那三个人盯住我了，对吧？我给你争取了几分之一秒。贝托知道他在拿到球前必须扫视场地，因为他的教练强调过，只有在第一次触球时的传球才是绝对优势。而在边路，另一个队友克劳迪奥，也在读取球场上的信号。他知道如果他能找到一个有利的位置，贝托就会传球给自己。于是他突然切进了线与线之间的空当。克劳迪奥的防守球员反应慢了一步，因为他没有把泽维尔的回传看成一个信号，也没有理解回传所暗示的动作顺序。这样一来，泽维尔和他的队伍就已经领先了好几步。

 

协调决策

泽维尔与他的中场队友的互动表明了使协调决策得以实现的一个关键因素（你可以称之为团队解决问题）。一支对比赛方式和在特定情况下的选择有共同理解的球队，将能够比防守方更快更好地“解读”队员之间的动作。如果他们对自己在特定情况下的目标和优先事项有明确的共同理解，他们就会读懂彼此的信号，并通过球场上的动作进行沟通。他们会以类似的方式读懂比赛，使用类似的视觉词汇。他们似乎有第二视觉。这是优质足球运动员们的杀手级策略了。

“比赛模型”10指的是我们在特定场景中对比赛方式的共同理解。这就像是解决集体问题的罗塞塔石碑。用艾利克森的术语来说，这样的模型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心理表征——用普遍适用的原则来描述它看起来像什么。它是“比赛原则”一词的细化版本，但超出了教练通常所说的原则。正如全美精英俱乐部联盟主席克里斯蒂安·莱弗斯向我解释的那样，无论单个球员的球风如何，比赛的原则都是一样的，但比赛模型是特定于一个团队的，有时是特定于一个环境的（也就是说，一个团队可能有不同的比赛模型，选用哪个取决于他们什么时候压迫对手抢回球权，什么时候组织后场进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套团队协议。当进行逼抢时，我们将设法阻止球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穿过中线。当通过中场进攻时，我们将寻求吸引压力，并快速将球踢回。

因此，教练的工作就是建立这种“知识”：对比赛中出现的情况和可使用的解决方案的共同理解。这种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

● 以编码的形式储存在长期记忆中。

● 有清晰准确的名称，以便教练和球员能够准确快速地回忆和引用。

● 与特定的比赛目标相关联，所以球员们可以协调他们对特定情况的反应。球员们只有了解自己的目的，才能做出协调一致的决定。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种知识在流畅的比赛中显得控制欲太强，但事实可能恰恰相反。在训练过程中积累知识和词汇可以让球员在没有教练干预的情况下做出协调一致的决策。认知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不能抽象地教授批判性思维、如何解决问题或决策。我们只能在特定情况和相关知识背景下教授球员们这些事情。

西班牙巴塞罗那TOVO足球学院的托德·比恩分享了他岳父约翰·克鲁伊夫最喜欢的一句话：“快速地完成简单的事情会让这些事看起来很复杂。”换句话说，复杂性有时其实是一种错觉，通常是对另一队而言的（当然是对泽维尔、贝托和克劳迪奥的对手），但即使是我们自己，也可能有这种错觉。也许泽维尔的教练会让队员们做很多不同版本的训练——进入给对手施加压力的比赛状态，返回原本状态，然后在这种训练之中，克劳迪奥自己都不知道当时自己跑动的主意是从哪儿来的。通常那些看起来像新的和意想不到的想法的诞生实际上是对已知想法的独特改动再加上一些高度的配合。在球场上，创造力的定义是：在一个复杂的训练或者比赛中，队员们在互相理解彼此动作的基础上做出的场上贡献。但考虑到我们自己的生物基因组成，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有限制性的创造力定义。因为创造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DNA中四种基本化学物质的序列变化而产生的：腺嘌呤、鸟嘌呤、胞嘧啶和胸腺嘧啶。只需将这四个变量重新排序，你就能够创造出数十亿独特的个体。

最后，我想谈一下创造力在体育运动中的应用。我们在赛场上期望的创造力往往与我们在其他场合寻求的创造力有极大的不同。我们通常所说的体育运动中的创造力并不是指一个全新的发现，而是对一个普通想法在赛场上的独特应用或轻微调整。这两点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橄榄球得以发明就是因为一个球员在足球比赛中用手拿起了球。在一般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创造性的做法，但如果你的目标只是更好地踢足球，那这种改变就不能说多有创意了。我们正在寻找的创造力往往不是“盒子外”的东西。它更像是一个出乎意料的或创造性的盒子内的解决方案——有可能是由单个球员执行的方法或者是需要多个球员协调而完成的。“很多人都夸奖新西兰全黑队是多么有创造力，或者说有多么大的天赋，”著名的新西兰橄榄球教练韦恩·史密斯最近接受采访时说，“但创造力只是被掩盖的实践的伪装。创造力来自于孜孜不倦的反复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