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先成婚后恋爱”

在成功入职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之际，我感到自己犹如一艘小船，终于赶在坏天气来临之前驶进了一片相对安全的水域。说“相对安全”，是因我担心编辑杂务深似海，我生怕自己的学术梦就这么抛锚在“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无底洞里边。然而，六年来的实际工作体验则告诉我，“学者办刊”在《文史哲》确实不是一句空言。编研相长，但凡有心，这里的“学者编辑”在识见、交游与写作的境界上，想不进步都难。几年来的工作，以及参与筹备七十周年刊庆等经历，全面刷新了我对《文史哲》刊风基因与现行办刊宗旨的认识与服膺。我相信，我对这份职业已经产生了真爱！本编的文字见证了本书作者心迹的上述演变。

我真能成功入职《文史哲》么？[1]

这两天，我上瘾一般地抱着近来定稿的两篇“雄文”不放。或欣赏其雄伟的引言；或浏览其有模有样的脚注；或修改偶尔发现的小失误，然后用WPS生成新的PDF，把旧版PDF覆盖掉。沉迷于这些，是因为现实的处境，让人寂寥怅惘。

该入的职还没入。上周见王学典主编，他居然告诉我，学校有新规定：本硕博学历在同一所学校，则在学期间必须有一年以上国外留学经历，否则不予聘用。在告知这一信息后，他遗憾而坚定地说：当初只是从“应该”的角度接受你来编辑部工作，现在看来这个决定有点草率；我们努力去做学校的工作，但也有可能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

我知道，若如此，说什么都没有用。我还知道，我说什么，都不如王主编去做学校的工作有力度，哪怕他是带着有所保留的心态去做工作。我还想到，我之所以有回山东大学工作的机会，并且这条路能走到现在，全然是因为王主编在学问上对谢文郁老师的信任，以及几次交往之间他对我的判断（如果判为不满意，他早就可以终止进程）。在求职与等待入职这件事情上，我同时感受着世事的有情和无情。

我不想拖泥带水，遂主动随着主编的指示说“那我就回去先做个简历……”，同时做出起身告别的姿态。主编同意，并开始起身相送。我遂相告：“反正您对我的情谊，我是放在心里了。”然而，“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我想，过了此刻，我们原本日益密切的关系，很可能就要向着“萍水相逢”的方向演化了。

岳母、母亲、大姐等人还在家里。我想，我暂时不能透露这个消息。也许，在完全失败之前，也不要跟妻子田芳分享了吧。我似乎也需要这种沉默与孤立，以酝酿面对急难险关的勇气和力量。然而，稍后去接田芳的时候，还是轻描淡写地向她透露了。她说：我说呢，你接我电话那么不耐烦，我猜就可能有什么事。然后，田芳轻松地告诉我：你的博士后经历，可以代替两校经历或留学经历。这重复常识般的诉说，正与我的遮遮掩掩，形成一正一反的对照。这下，我才想起，以前打印并仔细阅读过的招聘标准，确实有这么一项规定。——危机似乎解除了，立马短信告知王学典主编。我能够感受到他的振奋，同时，他还说“生怕亏待了你”。尽管如此，我还是染上了比以往更重的危机感。

看着手中的这两篇论文，我心里不止一次地称呼“雄文”。“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从北京大学转了一圈，外表虽不如意，内心的学术尺度却日益清晰自信。在我看来，这两篇新作基本能胜任“学术+思想+新意”这个非常不低的标准。多么希望能赶快安顿下来，在从事编辑工作的同时，继续产出这样的高标准作品啊。现实的处境是多么地耽误人、耽误事！

这些天，我努力回顾、体察：这一年来的蹉跎，究竟怎样增益了我的心智？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清晰的轨迹。只记得当初第一次见王学典主编（亦是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他说只能为我提供《文史哲》编务这个岗位。那时，我略表犹豫，而后坚决接受。这既是因为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是因为我深知刊物平台的重要。

记得谢文郁老师曾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学派，需要有人进编辑部。”这个人，在我看来也许会是别人，我基本上没想过会是我。在我的意识中，编辑无论如何是个服务性的职位，是“为他人作嫁衣裳”，难免分散宝贵的学术精力。然而，如果我不接受，我将彻底丧失进入山东大学这种级别的大学工作的机会。从更低的起点往上爬，其间的各种蹂躏、钻营，所耗费的恐绝不只是一个学刊编务的精力。更何况，做《文史哲》的编务绝不会是一味的损耗，其中蕴含着各种各样的学术机遇。实际上，我之前曾有过虚无缥缈的“染指”《文史哲》的念头，只是在那时看来这种念头丝毫不切实际，我自己从未把偶然冒出的这种念头真当回事。而现在，进《文史哲》编辑部竟成为我唯一的选项。

第一次见面之后，王学典主编即安排我面见现任编务兼副主编。稍后，我发短信给王主编表决心：半年之内暂时放下自己的事，全力学习编务。王主编对这一表态十分高兴。然后，不久我们就回北京了。再然后，我们于五月初，把家搬回了济南——在没有工资的情况下，在山大五宿舍租了一套房子。房子在顶层六楼，租金相对便宜一点，然而对我膝盖疼的母亲来说很不合适。到目前为止，向大姑借款2万元（之前已因故借款3万元有余）、妈妈带来1万元，加上田芳前段时间获得的高达6万元还是8万元的奖学金，我们在经济上能够撑持。然而，这种临时的维持，何时画上句号呢？

去年，大概是11月——我真的记不清楚了——《文史哲》编辑部去南山开务虚会。作为尚未正式入职的编外人员，我被邀请一并与会。对于一颗等待中的心来说，这是一种安慰。会上，我最后发言，谈了三点观察：（1）中国哲学学科尚未形成核心竞争力，《文史哲》应该有意识地予以促进；（2）儒家和基督教之间互有情绪，《文史哲》应推动这种情绪释放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3）结合燕京学堂事件，我提出，可以着眼于推动西方哲学成为中文学术有机组成部分，发表一些西方哲学文章。对此，王学典主编评价说“很有洞察力”，略做解释并均表赞同。如此一来一往，我算是找到了一点角色感。

然而，入职一事尚未尘埃落定，且不知会否前功尽弃。心情的上述跌宕，乃是多么令人难堪的煎熬！

一场始料未及的幸福“婚姻”[2]

2014—2015年，我正处于从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工作站出站找工作的关口，经历了一系列碰壁之后，我终于在王学典主编领导的《文史哲》编辑部暨儒学高等研究院（简称“儒高院”）获得了机会。后来听同事说，在商议此人是否可用时，学典主编曾在同事们传阅我的学术简历时表示：“这个年轻人抓了这么多哲学研究领域，我们如果能给他一个机会，对他、对我们应该都是好事！”

我之所以能“抓”那么多研究领域，是因为在山东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每年都跟着谢文郁教授为不同博士生专设的读书课精读一部西学经典（通常读不完），并围绕所读经典写一篇能达到发表水平的学术论文，而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大论文）做的则是中国儒家哲学（史）。这种每年钻研一本不同领域的代表性经典，直到钻探出活水的“打井”式训练，虽让我受益匪浅，但在找工作之际却使我遭遇了尴尬：在当今中国二级学科壁垒森严的哲学（史）研究界，“抓那么多研究领域”就等于（显得）“你没有专业领域”。一个初出茅庐的求职者，是几乎没有资格和机会对此加以申辩的。然而，《文史哲》暨儒高院收留了我。怀着难以言表的感激，我曾不止一次对人说：“《文史哲》暨儒高院的收留，为我节省了十年苦熬！”

然而，我的志向是“做学者”，在获得来《文史哲》编辑部工作这个机会之前，我从未打算“干编辑”。在第一次与“白眉大侠”王学典主编面谈时，我就问道：“那我——还有时间做学问吗？”王主编脸上快速掠过了一丝不易觉察的迟疑，然后告诉我：“这个工作对你绝对是个大锻炼！就拿我自己来说吧，这个工作强迫我阅读很多不是我专业领域的优秀论文，大大开阔了我的学术视野。”好吧，听起来不错——更何况，我根本没有任何更好的选项，只能勉强“成婚”。

在一段时间内，我一直排斥自己的编辑身份。在向人介绍自己时，我总是首先强调自己是儒高院的教师；在发表论文时，我甚至一度不愿署上“《文史哲》编辑部”这个工作单位。直到出版第二本小专著（《性善与治教》）时，我仍在致谢中公然表示，自己“始终面临着‘究竟如何在学者和编辑这两重身份之间切割时间、分配心思’的纠结”——然而，在这同一篇致谢中我也发自内心承认，这种双重身份，以及使我肩挑这双重身份的工作处境，乃是一种“福气”。

“福气”从何谈起呢？首先，在过去十余年间，《文史哲》在创刊之际所奠定的古典研究与时代精神密切互动的刊风基因，被大大地激活了。自2008年举办“中国文论遗产的继承与重构”研讨会、呼吁“中国文化发展战略应作方向性调整”以来，《文史哲》编辑部每1—2年便会举行一次“小规模、高层次、大动作”的人文高端论坛。通过参与筹办并聆听论坛、编发相关论文、撰写论坛述评与长篇侧记，我们这些“学者编辑”不但轮番接受着不同学科的高规格“再教育”，而且在短短几年之内就会熟悉许多不同领域乃至不同学科的顶尖学者及其专长——学术识见想不开阔都难！我在学期间“抓那么多研究领域”，非但不再显为一种劣势，较之这种与日俱增的开阔度，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其次，在王学典主编带动下，《文史哲》编辑部近年来强烈关注中国人文学术的宏观走势，自2015年起，更与《中华读书报》联袂评选发布“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我原本以为自己得等到50岁以后才有资格涉猎的诸如“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西方学术话语体系能否准确呈现中国”“中国哲学的危机与新生”“人文学术的本土化转向”“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建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学术话语”“古今中西关系再平衡”“共和国人文学术的第三次大转型”等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大议题与大视角，纷纷走进我的职业生涯。这些宏大议题与宏观视角，除带动包括我在内的编辑部同仁在办刊过程中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更有针对性地“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外，还促使我更直接地思考自己的古典研究和当下时代的关系。可以说，没有这种工作环境的长时间促动，我就不会有动力和激情，那么早地撰写并出版自己的兼具思想探索与现实关怀的第二本小专著（《性善与治教》）。《文史哲》的工作，确实在成就我的学者生涯！当初有点无奈的结合，竟成了始料未及的幸福“婚姻”。

除审编稿件、参与学术会务之外，作为对这种充满“福气”的工作环境的额外回报，这些年来，我先后撰写发表了《“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是怎样炼成的？》《儒学与“五四”能和解吗？》《迎接共和国人文学术的第三次大转型》等为《文史哲》鼓与呼的整版文章。而这些回报，对我来说，又何尝不是沉甸甸的收获？——学术识见上的收获、个人名声上的收获！更重要的是，这种个人收获，紧密地联系着国家的文运，并有可能与国运、文运一起见证世界文明格局的长远演化。

提到“国运”“文运”这一话题，我想特别强调，包括我在内的《文史哲》人，都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文史哲》人清醒地知道，“古今中外”交汇语境下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既不可能一味复古，也不可能自我封闭。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妄自菲薄或自我迷失绝非健康的“进步”“开放”姿态。只有在立足本土传统并面向世界学术资源的同时，不断努力生发经得起全人类普遍推敲的论题与理论，才是“守正创新”的靠谱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所指出的“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归根结底也要落实到这种学术思想的创新能力上去。为建立、维护这种能力，《文史哲》人（编者与作者）必须本着“引领创新”的初心，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古今中外”四重语境下的《文史哲》办刊宗旨[3]

《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简称《总书记回信》或《回信》），对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中国文化与文科学术期刊建设的大方向，进行了高瞻远瞩的指导。这一指导涉及“古今中外”四重语境的每个方面，要求我们自觉树立中国主体意识（“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涉及“古今”关系），“促进中外学术交流”（这涉及“中外”关系）。《文史哲》现行办刊宗旨，恰好与这一指导精神高度契合。笔者认为，在山东大学、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尤其是在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深入学习、深刻领会、生动实践《总书记回信》精神，理应高度重视对《文史哲》现行办刊宗旨的认识与贯彻。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付出的努力值得肯定”，这当然也是对《文史哲》现行办刊宗旨的肯定！

《文史哲》现行办刊宗旨是对其既往办刊风格的创造性概括与提升。其原来的办刊宗旨是“严肃严谨，求是求真，繁荣学术，扶植新人”，始见于1998年第2期，主要在强调一般意义上的扎实学风与服务学界的办刊态度，并非对办刊的学术旨趣的自觉概括与宣示。2006年底，在现任主编王学典教授主持下，经当时编辑部全体人员认真推敲和权衡，《文史哲》确立了新的办刊宗旨——“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该办刊宗旨首次出现在2007年第1期目录页二右上角，自此以后在每期《文史哲》同一位置出现。这一现行办刊宗旨，简明扼要地囊括了当今中国人文学术所处的“古今中外”四重语境（“传统学术”代表“古”，“人文新知”注重“今”，“汉语世界”强调“中”，“全球文明”放眼“外”），不偏不倚地提示了因应这四重语境的应然之道（分别是“昌明”“锻铸”“植根”“融入”），标志着《文史哲》再次找到了自己的时代定位与学术纲领。总书记在《回信》中所要求的“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上述办刊宗旨中同样有着深刻、活泼的体现。

以下，我们结合《文史哲》在21世纪以来的办刊历程，看看“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这一办刊宗旨，具体是如何因应“古今中外”这四重语境的。这一考察，本质上也是对《总书记回信》精神的一次再学习。

为深刻理解《文史哲》和中国人文学术在21世纪以来的历程，我们须将目光扩展到晚清以来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上。时至今日，我们不难承认，近代以来的西方冲击与西学东渐，从总体上改变了传统中国的面貌。在器物层面，中国已经成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观念的坚定服膺者，且正在由全球工厂（中国制造）向技术创新大国（中国创造）努力迈进。在制度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更多地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舶入、所强化起来的现代观念（尽管本土传统文化也在一定意义上蕴含相关基因），已经被正式写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化层面，与当今国际上流行的“多元主义”口号相适应，“文化多元”的格局在中国事实上已然形成，传统“和而不同”“和谐”观念之被挖掘、被推崇与此不无关系。可以说，现当代西方文明已经对现当代中国进行了不可逆转的重塑，任何针对这种“现代化”进程的大规模盲目逆转都会在下一阶段迎来反拨。

然而，尽管这种不可逆转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是由西方冲击触发的，并至少在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深受西学东渐驱动，但一些根深蒂固的本土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仍始终在潜移默化地对现当代中国现实进程发挥范导作用，而使当今中国的政治制度、人际关系、家庭观念等明显带有与当代欧美不同的特色。究竟如何看待这些“特色”，如何看待与之相应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是将它们视为合理的乃至值得鼓励的存在，还是将它们视为有待进一步革除的旧传统“尾巴”？这是一个关系着中国文化与制度建设接下来走向的大问题。

严格来讲，这一问题无法通过刚性的学理推究予以回答。正如面对“1840年以来中国面对西方列强屡战屡败，进而发现中国在科学和制度两方面皆不如西方”的巨大负面现实，“五四”新文化运动人“知耻而后勇”，对传统果断采取了“激进打倒”的态度与措施那样，当今中国持续向好以至复兴在望的发展态势，加之数千年来绵延不绝的文明统绪，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亦以一种“事实胜于雄辩”的姿态重新激活了“中国主体”意识，为重新正视、继承发扬、转化发展本土传统“特色”文化基因注入了强大的现实底气。在世纪之交与21世纪初，有诸多现象和迹象表明，学界和国人正在经历这种心态转型。

《文史哲》人较早、较自觉地捕捉到了这一时代精神的变迁动向。2007年，《文史哲》正式将办刊宗旨确立为“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正是其敏于感知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该宗旨，对《文史哲》主打中国古典人文学术的固有办刊风格，进行了带有导向性的新提炼——在揭示当今中国人文学术所处的“古今中外”四重语境的同时，稳健地表达了《文史哲》面对这四重语境的策略与追求。在此后迄今的十余年间，《文史哲》在王学典主编带领下持之以恒地践行着这一宗旨；而这十余年间的国际、国内大环境与精神气候的继续变迁，也一再印证着该办刊宗旨确实充满了远见。

就“昌明传统学术”这条宗旨而言，《文史哲》于2001年（在现行办刊宗旨确立之前）依托“首届东方美学国际学术会议”刊发的“重估东方美学的世界地位”笔谈，以及《文史哲》编辑部于2008年（在现行办刊宗旨确立之后）举办的以反思“中国文论的失语问题”为契机、以呼吁“中国文化发展战略应作方向性调整”为落脚点的“中国文论遗产的继承与重构”人文高端论坛，二者一脉相承地体现了《文史哲》与中国人文学界相当一部分学者重振中国传统学术的心声。而置身“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孔家店”以来的反传统大潮中看，《文史哲》杂志自2013年开始设立《重估儒学价值》栏目，则可谓是最醒目、最具针对性与标志意义的“昌明传统学术”举措（儒学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与此相关的栏目设置还有《疑古与释古》《文史新考》《审美文化研究》《儒学研究》等，相关作者与编者一道助力打造了《文史哲》“厚重古典研究”刊风的基本面。

再看“植根汉语世界”。如前所述，当今“中国主体”意识的苏醒，与当今中国蒸蒸日上的国运现实息息相关。这一背景下的“昌明传统学术”，因而必然有其间接或直接的现实关怀。以冯天瑜的《“封建”考论》出版及其影响持续发酵为契机，《文史哲》编辑部于2010年举办的“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人文高端论坛，以及《文史哲》杂志所设立的《中国社会形态问题》专栏，不但“以今（最新的政治哲学理念）观古”地对“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提出了一系列新估，而且也在古典研究允许的范围内折射了一系列“以古观今”的洞见。这是古典人文研究不纯走逃避现实的“象牙塔”路线，而在各种许可范围内努力“植根汉语世界”现实这一旨趣的一种体现。至于2015、2017、2018年三度举办的“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人文高端论坛，更是直接体现了从古典研究的深海浮出当代现实水面的情怀。

仅有“昌明传统学术”与“植根汉语世界”这两条宗旨，对一份主打中国古典研究的名刊来说是否足够呢？答案是否定的！在“古今中外”交汇的四重语境下，无论是“昌明传统学术”还是“植根汉语世界”，毫无疑问都既不可能是一味复古，也不可能是自我封闭。

《文史哲》久久为功对“秦至清末传统中国社会形态”的重估，本身就是在当代视角下进行的“重估”。《文史哲》近年来锐意推动的“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更是直接将本土古典资源同现当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摆列一台，试图在与现当代西学资源深度切磋的基础上打造“儒家或东方生活方式”的当代版本。而正如爆发于21世纪初、迄今余音不绝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大讨论（《文史哲》有幸刊发这场大讨论的三个导火索文本之一）所显示的那样，任何旨在“昌明传统学术”的“重估”与“打造”，归根结底都要落到“锻铸人文新知”这一实处。《文史哲》人清醒地知道，中国传统学术真正昌明之际，必然也是它大量生发能经得起国际学界普遍推敲的论题与理论之时。

“古今中外”四重语境下的“锻铸人文新知”，断不是关起门用“拿来”的衣装将“旧货”外在地包装一番就可以实现的，而是必须拿出“融入全球文明”的巨大勇气和恒久劳作，脱胎换骨般地促成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此而言，《文史哲》中文版《海外中国学研究》栏目的设立、其对汉语西学研究状况的反映，就绝不只是一种为了使刊物形象“好看”的装饰，而是内在地从属于“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这一充满张力的时代目标。类似地，《文史哲》国际版（JOCH）的创办，除了具有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平衡中西相互了解严重“不对称”格局（当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远远超过当代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的功能之外，同时也有着“放马过去”近距离察看国际学界的学术反应，以便谋求更行之有效的“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之道的深层考虑。

上述这一切，都与《总书记回信》的宏阔立意相吻合。可以说，对《文史哲》办刊宗旨“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进行全面、深刻的认识与贯彻，就是对《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嘱托的生动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史哲》办刊历程之我见[4]

20世纪迄今，中国思想界主要有三大支配性思想派别，它们分别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舶自近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经由俄国认识的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前两次大规模思想文化与政治运动（新文化运动、思想改造运动）中，后者依次取代了前者原先据有的支配性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继续在意识形态领域保持主导地位，上述三大思想派别所构成的具体格局，则进入了深刻的调整期。一方面，经由新文化运动入驻中国的自由主义，始终以“在野”的身份在知识界长期保持影响力；另一方面，在新文化运动期间被打倒在地的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扛过了1980年代的“反传统”时风之后，在学界、民间持续升温。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文学术气候的变迁趋向日渐明朗：“现代化=西方化=自由主义化”这一公式，被日益自觉的“中国主体”意识与“本土化”转向所平衡。

《文史哲》在改革开放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办刊历程，正是上述调整与变迁的见证。我们从以下五个方面简述之：

其一，改革开放以来的文艺学先是在思想解放的新时期语境下，较大程度地迅速恢复了在“思想改造”与“1950年代美学大讨论”期间深受批判的文艺独立倾向，继而在长期维持多元并存格局的基础上，于21世纪以来表现出向本土文艺传统寻根的意向。

文艺独立是自由主义政治观在文艺以及学术领域的延伸。新文化运动期间，为了打破传统儒家政治与儒家价值观的主导与牢笼，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旗手曾发出过“学术独立”“文学独立”“史学独立”“音乐独立”“医药、拳技独立”等呼吁。由于“为文学的文学”“为艺术的艺术”等主张具有脱离政治现实、拒绝政治领导的倾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红色革命过程中，通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等文献与措施对之进行了坚决的纠正。这种纠正在共和国建政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得以全面铺开，19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之所以重点批判朱光潜此前的美学思想，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康德—克罗齐式美学思路鼓吹“直觉”“移情”“距离”“超功利”“纯形式”“无所为而为地关照”，“主张艺术脱离现实而另造一世界”。这种纠正（思想改造）在“文革”期间走向极端，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与学术方针暂时彻底沦为昙花一现，对整个国家的文艺与学术事业造成了有目共睹的抑制与破坏。“文革”刚刚结束，中国文艺界便痛定思痛，大范围地热烈讨论《人民日报》于1977年12月31日刊发的《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正面谈论形象思维），通过为“形象思维”正名，解除了套在广大文艺工作者头上的“紧箍”。此后，在思想解放的春风与改革开放的大潮鼓荡下，中国文艺界一直在“四项基本原则”等政治底线的约束下，享有较大程度的创作、研究，以及引进西方文艺流派与思潮的自由。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艺独立”情结，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多元化格局中，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现实。

但“多元化”并不意味着“均等化”，在特定时势下，不同的“元”在感染力、影响力方面，实际上是存在巨大差异的。作为对上一时期教条主义意识形态极端盛行局面的反拨，新时期的文艺独立运动尤其青睐带有“反封建”“反传统”（在崇尚“独立”“自由”价值的新文化运动叙事中，“封建”与“传统”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性质的西方现代、后现代思潮。这就导致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在中国大陆以自己的“特色”鲜明的制度安排，而非一味照搬西方发达国家政治模式日益复兴之际，包括文艺学在内的当代中国人文话语，却仍然陷溺于一些学者所谓的“文化殖民”境地。换言之，21世纪前后的中国人文话语，与当今中国的“特色”现实明显疏离，既无力解释亦无心去支撑正在来临的中国复兴。

文艺学研究界的一些中外学人，对这种不匹配做出了意味深长的反应。其中，中、日、韩三国学者的“重估东方美学的世界地位”笔谈（2001），以及与反思“中国文论的失语问题”密切相关的“中国文论遗产的继承与重构”人文高端论坛（2008），尤能体现中国主体意识的苏醒。在向学界报道2008年的这场人文高端论坛时，《文史哲》同仁指出“中国文化发展战略应作方向性调整”。以中国文论为例，用曹顺庆的话说就是，重建中国文论之路在于中国文论的中国化。

其二，中国历史学界不断突破固有理论及概念牢笼，通过触摸本土历史经验探索本土历史理论。

针对上一时期学界流行的原有套路，在《文史哲》专栏《中国社会形态问题》上发表的一系列研究论文纷纷指出，“五种生产方式”概念不适切中国古代社会现实，国家“权力”较单纯“经济”因素对中国传统社会更具主导力。在拿捏新术语重新概括秦至清末中国社会性质的过程中，学者们深深认识到：相关历史研究绝对绕不开“中国史观”的重建问题，对传统中国社会形态的重估必须与带有本土气派的历史理论探索同步推进。在2010年举办的题为“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的《文史哲》人文高端论坛期间与之后，对“国家权力主导”论的揭橥、对“传统中国专制”说的矫正、对“华夏国家起源”理论的新探等，一直在不断刷新着学界对传统中国社会形态的史实认知与价值判断。

其三，21世纪初，中国哲学界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大讨论，中国哲学的特质论与优越论、西方哲学的普世论或中心主义，以及各种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徘徊、调和的观点在这场大讨论中纷纷登场。

中国哲学（史）学科自20世纪初建立之日起，便始终面临着“依傍西方哲学”（认为这种“依傍”损害了中国哲学的固有特质）与“中国没有哲学”（认为相关的中国传统思想不配被称为“哲学”）的双重指摘。后者出自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中心主义者。前者来自中国学术传统内部，蕴含着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不满，但囿于长期低迷的国运和悬殊的中西实力对比，一直缺乏大张旗鼓表达诉求的主客观条件。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运的持续向好，中国主体意识日趋自觉，中国学界用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本土传统文化资源为中国立言的意向日渐萌生。21世纪初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大讨论，正是在此背景下爆发的。这场大讨论的导火索文本之一——王元化先生署名的《关于中西哲学与文化的对话》长篇学术访谈——正是在2002年的《文史哲》上刊发的。此后，《文史哲》又先后从这场新世纪大讨论中引申出了“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范式转换”（2009）、“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2018）这两个充满建设性的议题设置，在古今中外四重语境下探讨非复古、非封闭的本土人文话语系统的建构途径。

其四，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持续复兴，“重估儒学价值”成为醒目的研究议题。

如果说发生在20世纪中国的“反传统”运动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孔家店”为开端和最醒目的标志的话，那么，21世纪以来日趋明朗的中国人文学术的“本土化”转向便理应以“重估儒学价值”为枢纽。在世纪之交、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的1999年之际，“五四运动的反省与超越”“五四运动与传统文化”等议题就已经是学界热点。进入21世纪以来，“德治”“和谐”等传统儒学元素被陆续吸纳为治国理政的思想资源。中共十八大以来，高层更是有意识地释放出鼓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信号。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曲阜，强调孔子及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与上述从总体上积极估计儒学价值的趋向相呼应，2013年，《文史哲》杂志开始设立《重估儒学价值》栏目，并于2015、2017、2018年三度举办“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人文高端论坛。2019年，《文史哲》编辑部更是以“儒学价值及其现代命运”人文高端论坛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儒学与‘五四’的和解”问题在本次论坛的专题报道中被明确点了出来。

在《文史哲》主编及团队的策划推动下，儒学与自由主义在中国本土迎来新一轮对话。与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学在那一轮对话中主要是被动挨打不同，本轮对话由预见到了中国人文学术正在进入“本土化”转向的学术机构搭台，先后围绕“‘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贤能政治’的可行性及其限度”“个体与社群孰先孰后”议题展开。本着“不入主流，难成一流”的意识，以王学典主编为代表的《文史哲》同仁深刻认识到，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和在世界上占主流地位的思潮、理论展开对话，只有通过这种层次的对话中国文化才能为世界所理解和接受，也只有在诸如此类的对话过程中本土传统文化才能实现创造性的现代转化。

其五，包括《文史哲》在内，一系列学术刊物创办英文版，助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当今正和平崛起的中国，是一个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反传统”风潮激荡的中国，也是一个经历过全方位的“西学东渐”与“改革开放”重塑的中国。当下之中国对西方与西学的显性认知，甚至超过了对自己的历史与传统的了解和珍视。然而，本土历史与文化传统通过深层的“历史积淀”，事实上仍在活生生地影响着当代中国，构成支撑中国“特色”发展模式的“文化—心理”结构因素。我们看到，在经历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基础上，当下的中国正在自觉调用传统文化资源，以求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来路、更好地规划自己的去向。相比之下，西方“发达”国家由于习惯了居于“中心”的优势地位，其对中国现实、文化、历史的了解远不及中国对西方的了解。一方面，中国持续攀升的综合国力与世界影响力，要求中国必须建构与之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另一方面，由于对中国文化传统缺乏深入系统的了解，西方世界惯于使用“国强必霸”的逻辑，观察中国的复兴及其对欧美文明构成的“挑战”。《文史哲》国际版（JOCH）以及其他各种汉语学刊英文版的创办，一个重要使命便是帮助西方学界更好地理解人文中国。

融古典学术研究与现实关怀于一体，是《文史哲》创刊之际便已奠立的刊风基因，是《文史哲》70年来绵延不绝的办刊传统。这一基因和传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史哲》办刊历程中，日益获得了创造性发展。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伟大的复兴，内在地要求伟大的文化引领与文化支撑。对本土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更有效地为当今所用、为后世续航的任务，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通过人文学术交流增进中外相互了解的实际需求，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更上一层楼。在新时代条件下，《文史哲》理应长足发扬融古典学术研究与现实关怀于一体的办刊传统，在百年未有的世界大变局中为国家和人类文运的亨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注释

[1]此系2015年4月5日随笔一则。

[2]原题《我与〈文史哲〉：一场始料未及的幸福“婚姻”》，原载《山东大学报》，2021年5月26日，第8版；压缩版以《在这里开阔学术视野，习得创新能力》为题，载《光明日报》，2021年5月14日，第9版。

[3]原载《中华读书报》，2021年5月19日，头版头条+第5版。

[4]原题《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的“本土化”转向》，原载王学典主编，陈峰、李梅、邹晓东著：《〈文史哲〉与中国人文学术七十年（1951～2021）》，山东大学出版社，2021年。此系该书第三编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