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立人，在创新和突变之间

这是使直立人受益匪浅的遗产，在出发征服新领地的漫漫路途上，他们从中获益良多。然而，如果没有在长途跋涉中遇到的外在挑战激发他们不断发明创新，如果没有与这些发明关系紧密的生物进化，这一切都不会实现。以火为例，关于火的使用始于何时何地，众多假说各执一词。很多在欧洲发现的遗址可以追溯到距今50万至40万年前，在中国也有年代相近甚至更为古老的遗址。当然，远古时代的他们对火掌握到了何种程度还有待考证，但无论如何，直立人都是主角。毫无疑问，这体现了他们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因为欧亚大陆进入了漫长的冰期。他们还开发出火的丰富用途：用火取暖，用火照明（没有光，就没有穴居人），用火改变某些物料的性质，用火煮熟食物。每一项用途都在述说行为进化和生物进化之间的紧密联系，因为每种行为背后都有同样多的生物机能在起作用。比如提到饮食，我们就能想到，有了火，人类的杂食性逐渐增强，与之相关的其他能力也不断发展。

就这样，直立人走出他们的诞生地非洲，来到欧亚大陆，直抵印度尼西亚东端，在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繁衍生息。由此出现了许多现象，其中一种尤为重要：种群越分散，彼此距离越远，最终相互隔绝，各成一体。这首先引发了众多文化的出现和发展，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阿舍利文化。每个种群也进化出不同的解剖学特征。实际上，每个种群完全能够独立发展，他们之间的差异也越来越显著。因此，到距今20万年前（可能更早一点儿或晚一点儿，范围扩大到距今30万到10万年前），如果我们看一下彼时地球人口的分布图，就会发现存在很多“堂表亲戚”关系。生活在亚洲的一脉比较保守，继续保持直立人的体貌，但他们其实已经进化过了，具有“亚洲人”的特征；而欧洲的人类热爱创新，接纳了尼安德特人优雅的外形；非洲的一脉变化较大，出现了智人。作为十字路口的中东，受到来自非洲和欧洲不同种群的交替影响。因而，在大约20万年前，也就是我们叙述开始的时期，人类种群的多样化空前绝后，因为从那以后，智人开始扩张，最终占领了整个地球。

说到这里，我们自然想问：“为什么智人获得了成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是先深入探究一下上文提到的某些情况，特别是协同进化的概念，因为这对揭示问题的答案大有助益。

阿舍利文化

阿舍利文化（约150万至20万年前）以渐趋精致的石制工具闻名，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手斧”。阿舍利文化虽然诞生在非洲，但很快传播到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阿舍利”这个名字来源于遗址的发现地，法国索姆省的圣阿舍尔（Saint-Acheul）。19世纪的考古学家加布里埃尔·德·莫蒂耶（Gabriel de Mortil let）让这个名字在史前史年表中占有一席之地。手斧是阿舍利文化的典型工具，经石块两面削薄而成。它形状对称，底部通常厚而圆润，越往上越薄、越尖。手斧虽然没有柄，但什么都能做，可以切、可以刺、可以击打。后继文化的许多工具都由此衍生而来。

协同进化是什么？

对话　弗朗索瓦·邦

主持　安娜·罗斯·德丰丹尼厄

您在书中用“协同进化”一词描述同一物种内部的情况，这背后有何深意？

的确，通常情况下，我们谈论两个在特定环境中共同进化的物种时才会用到这个词：两者行s为互相影响，又作用于各自的进化。捕食者和被捕食者就是典型的例子。我之所以用这个词来描述同一种群（在本书中指人科动物下属的同一物种），是想驳斥一种已经根深蒂固的观点，即人类在某一天摆脱了自然的束缚，而且首先发生的是基于自然选择的生物进化，接着进化的动力变成了文化。这种转变发生于何时？传统的观点认为，从生物进化向文化进化的过渡发生在大约250万年以前，以人属动物的出现为标志，那时他们已经能用文化来推动人类进化了。但有些人认为要等到现代人，也就是智人出现之后，我们才能观察到文化进化。我认为，更可能是生物进化和行为进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同时进行。我们所定义的文化行为是后天习得或传授而来，而非先天具有的。某些种群会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发明新的行为方式，并将之传授给后代，而他们的后代又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新出现的行为影响着我们远古祖先的生物进化，反过来亦如是。这种影响是双向的，是一种共同塑造。

您能给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吗？

例子太多了！不过，让我们先来谈一谈语言。不同动物各有其交流方式，有的已经相当高级，有的却主要依靠模糊不清的发音和姿势。人类具备清晰发音的能力，能体现声音音调的变化，构成了严格意义上语言出现的生理条件，这是人类特有的。通过对智人和尼安德特人的发音器官，特别是颈部出现的舌骨的研究，我们知道他们都具备这种能力。而直立人并没有类似的解剖学特征，不过，他们打造的石器精致而实用，又让我们猜测他们可能具备高级认知能力。能够运用如此复杂的技术，让我们很难想象这些能力并非来自代代相传。古遗传学将从基因结构的角度揭示更多有关语言诞生和使用的奥秘。

此处涉及的协同进化是怎样的？

我正要说呢。智人咽部形态的改变让他们具备了分音节说话的能力。一种有利于交流工具发展的社会压力促成了这一变化的出现，社会组织和个体间的互动足够在生理层面造成影响。社会环境选择了语言，选择了能促使种群兴旺的生物学特征。想象一下，几十万年以前，一个发音最清晰的种群从同代人科动物中脱颖而出，获得了进化上的成功。这不仅表现为该种群后代众多，还表现为这个特征也代代相传，并最终保留了下来，因为如今的我们会说话。但我们远未抵达终点，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还涉及概念的发明。我们需要为周遭的事物命名、构想它们，以理解它们，而不止于感知它们。不过，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学会表达“时间”这个概念。

此外，语言也有助于说明遗传学上的不可逆现象，即一切进化都是不可逆的遗传规律。因此，今天的我们无法真正体验到没有语言是怎样一种状态。要想象这种状态，我们就得使用语言，这不是因为我们的嘴巴能发出声音，而是因为我们的脑子在用语言进行思考。因而，协同进化不仅影响了发声系统，也影响了大脑，因为根据定义，没有语言我们就无法思考。它清楚地表明协同进化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野人小孩就是一个残酷的例子。因此，从广义上说，诸如语言、直立行走等在我们看来是先天具备的能力，只能在人类社会中发展起来。孩童所处的社会环境中，一定存在某种刺激促使他具有的那些看似天生的特征发育完全，而且与后天学习密切相关。这样，我们就处在了文化的核心地带。我们天生具备说话或直立行走的生理能力，但依然需要社会环境的刺激将其激发出来。

您刚刚提到的直立行走同样如此吗？

早在四五百万年前，某些南方古猿就已经能直立行走。对它们躯干骨架的研究清晰地表明，它们进化出了一套身体平衡机制。头部和躯干通过颅底的枕骨大孔连接，表明它们的身体立了起来。我们还在坦桑尼亚的莱托利发现了两个矮小人类的脚印，一个成年，另一个未成年。他们踏过松软的火山灰，火山灰凝固后将他们的脚印保留了下来，距今370万年。对脚印的研究表明，他们是直立行走的个体。可惜的是，我们对距今800万到400万年前的情形了解得不多，因为这一时期的化石数量不多，仅存的那些要么残缺不全，要么无法用于定年。即使如此，我们也可以说在距今1200万至800万年前，一些人属动物逐渐发展出用后肢活动的能力。这一过程十分漫长。这种能力又是如何演变成直立行走的呢？有很多说法可以解释这一点。

其中之一是“东边故事”假说，由法国人伊夫·科本斯（Yves Coppens）提出，流传甚广。该假说以东非大裂谷形成的影响和该区域逐渐干旱，变成稀树草原为基础，以露西为主人公，套用了自然选择理论：原本树栖的猿猴发现了更为开阔的天地，于是想站起来看看远处有什么，想在发现捕食者时跑得比它们更快。如此一来，它们的存活率变高，这项特征也因此代代相传，并逐渐固定下来，变得不可逆了。在这项假说中，生物学因素是直立行走出现的主要成因。然而，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尚无定论，很多研究者会提及以手持物的需要。无论如何，只要直立行走并非天生而是后天习得的，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体现出了文化对生物进化的重要影响。从这个角度看，某些行为特征的发展一点儿一点儿地让那些直立行走能力最强的个体成为被最终选择的那一个。

您能详细说说直立人的协同进化吗？从他们的生存环境和对环境的适应情况看，他们的进化没那么明显。

协同进化在直立人身上体现得并不明显，因为行为进化没有让他们发展出显著的生理特征。但我们还是能举出例子来，比如，杂食就是他们适应环境的表现。得益于一套强大的消化系统和能够撕裂、嚼碎食物的牙齿，他们的食物来源非常广泛，这也是他们能在地球上成功立足的关键因素，那些没法消化肉类的个体可能就退出舞台了。此外，我们知道食用动物蛋白对大脑发育十分重要。当他们不得不与超级掠食者在路口对峙的时候，这会非常有用。反过来说，他们的文化行为，比如用火弄熟食物，扩充了他们的食谱，而某些生理特征也因食谱的丰富而固定下来，比如消化各种食物的能力。

我们一直都是杂食动物吗？

我们猜测最初的人科动物是食草的，因为蔬菜里含有的硅在它们的牙齿上留下了痕迹。400万年前，部分南方古猿身上出现了杂食特征。之后，这一特征开始广泛出现在人属动物能人身上，而所有直立人都是杂食动物。大约200万年前，众多人科动物共同生活在非洲大陆上，其中傍人属动物与能人和直立人生活在同一时代，会直立行走，而且似乎也能制造工具。傍人属动物是严格的素食者，只对植物的根茎感兴趣。过度特化令他们无力应对环境变化，很快就消亡了。因此，我们可以说现代人之所以能适应环境并生存下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的不挑剔。比如，在饮食方面，我们从未停下探索其他可能的脚步。我们可能会认为进化上的成功最终会促使人类走上特化的道路。当然不会！最后，如今地球上只剩下一种人属动物，这并非因为他们在与其他人属动物的竞争中获得了胜利，而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和生理结构更能适应环境。现在，这一过程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