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册《顾颉刚殷履安抗战家书》，收录的主要是父亲与殷氏母亲（履安）在1932年淞沪抗战以及1937年至1943年全面抗战期间的书信。

1932年1月，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教的父亲借学校放寒假之机，去杭州看望祖父，恰逢发生“一·二八事变”，日军侵略上海，十九路军奋起反抗，展开淞沪抗战。当时因交通阻隔，时局不稳，父亲遂滞留杭州数月。在此期间父亲致殷氏母亲的信已收入《顾颉刚全集》，此次将母亲的复信编入《家书》，可以将当年的情况更完整地呈现给世人。

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数年，父亲除了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北平研究院任职，同时还创办禹贡学会和通俗读物编刊社，由于在通俗读物中宣传抗日，久为日人所忌惮。事变发生后日人占领北平，父亲为避日人追捕，遂于7月21日只身离北平，先应傅作义邀请去绥远布置通俗读物社的工作，继而南返家乡苏州。依父亲当时安排，家属“暂留北平，如予必不能回平，再全家南迁”（是年7月21日日记）。不久父亲又应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邀，赴甘肃、青海考察西北教育；一年后应云南大学邀，赴昆明任教；再越一年又应齐鲁大学邀，赴成都主持国学研究所；以后又应朱家骅邀，去重庆编辑《文史杂志》。在这动荡的岁月中，他与家人聚少离多，其间他致家人的书信绝大部分已无存，而殷氏母亲致父亲的信却得以幸存，给后人留下了抗战期间的珍贵史料。

殷氏母亲毕业于甪直镇吴县第五高等小学，自1919年5月与父亲结婚后，始终以全部精力奉献给父亲以及家中所有人。从母亲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平日里她为父亲抄写文稿和资料、编写藏书目录；她替父亲管理家务，父亲收入有限而用途过多，幸有母亲勤俭持家，解除父亲的后顾之忧。当“一·二八事变”和“八一三事变”战火突发之际，由于未能及时接到父亲的音讯，母亲心急如焚，寝食难安。“七七事变”后，没有了父亲的收入，北平一家人的生活全靠母亲平日所节省积攒的钱辛苦支撑；禹贡学会和通俗读物社诸多善后事宜，也须母亲操劳。当时，远在西北的父亲失眠痼疾发作，母亲为之忧虑痛苦，亟欲前往陪伴；然而一年前从杭州来北平养老的祖父已是风烛残年，如何安置老人更让母亲费尽心思。还有父亲的藏书和文稿书信等大量资料的保管，母亲幸得起潜公（顾廷龙）等人相助，在全家离北平之前得以解决。以后母亲赴昆明与父亲团聚，数月后即遭逢祖父在苏州病逝，她又代替不能去沦陷区的父亲东归处理后事，路途险阻，舟车劳顿，摧垮了她瘦弱的身体。即使缠绵病榻，母亲仍为家人操心；当时大后方物资供应紧张，物价飞涨，母亲不忍心动用祖父辛苦积攒的存款，对于自己治病和调养仍尽量节俭，直至1943年5月在重庆逝世，实为战争的间接牺牲者，令人痛惜！

母亲不仅关爱家人，而且善待父亲的同事和朋友，从她的信中，可以反映出学界同人在国难当头之际如何支援军队抗战，在战火中如何流离转徙、艰难谋生。父母与钱宾四（穆）先生一家往来密切，母亲信中时时提及钱先生一家，尤其是战乱岁月中的相互关照，通过母亲的文字更加显现出来。钱先生在《师友杂忆》中称赞父亲“待人情厚，宾至如归”，“夫人贤德，尤所少见”。尽管我与殷氏母亲素未谋面，但仔细聆听母亲信中的诉说，对她的贤德有了深切的感受，怎能不为之动容、震撼、肃然起敬！

这册家书中还有我的两位姐姐与父母的往还通信四十通，从中所反映的亲情亦令人感动，两位姐姐的生母（吴征兰）早年病逝，殷氏母亲作为继母，待她们有如己出，正如钱先生在《师友杂忆》中所言：“其两女乃前妻所出，而母女相处，慈孝之情，亦逾寻常。”

本书编排以父母通信时间为序，两位姐姐与父母的通信附于其后。并对部分重要事件、书信背景以及人物关系，做了简易注释，以备读者参考。

顾潮

202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