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姥姥聂兰生和她的家人

陈学：1983年生，天津市建筑设计院设计四院（医疗设计院）方案创作中心副所长，副主任建筑师，高级工程师。从事医疗、康养、公共卫生机构建筑咨询及设计工作。

我的姥姥，确切地说，是我爱人的姥姥聂兰生[1]，是天津大学建筑系（现建筑学院）的退休教授，2020年已经90岁了。她曾经兼任过很多重要的学术职务，也获得过很多荣誉，但她总说，她最爱的身份就是老师，她最喜欢的事儿就是站在讲台上给学生上课。

我们每次跟她聊天，三五句之后，她一定会开始夸她的某个学生，或是聊她当老师时的趣事。年事已高的她从不记得油、盐、酱、醋放在哪儿，但说起曾经做过的项目，她却清晰地记得哪个学生画过什么图；她有时候会忘记我跟我爱人是哪一年结婚的，但她总能准确地从一摞书里抽出一张照片，告诉我们照片里这个孩子是哪个学生家的，现在应该几岁了……很多时候，我们甚至觉得，她反反复复提及的学生们才是她真正的家人，她心心念念的讲堂才是她的家。

但当我开始做姥姥的公众号[2]，写姥姥生活中的故事，从她对往事的回忆中，我才慢慢了解到，眼前这个老人，原来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她这么爱学生、这么爱讲堂，都是有原因的。

姥姥的父亲

姥姥的父亲聂恒锐是我国著名的煤化工专家，对煤的预热和快速分解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研究，为我国褐煤和油页岩的快速焦化、气化新工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1903年生，192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百度百科上说聂恒锐1930年在德国、法国考察。实际上，他是在1929年毕业后便自费到德国留学了。法国并不是他的求学地，实在是因为德国通货膨胀太过严重，一开始他与太太于闺彦[3]在德国省吃俭用还能坚持一段，时间长了花销太大，他们就想了个节流的办法，只要学校放假，他们就去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的法国生活。但即便是这样，两人还是无法应付生活开销。不得已，他便将陪读的太太安置在法国，节假日他再从德国赶去法国与太太团聚。

在我的认知里，那时候好像没几个中国人会想要走出国门的，更别提留学。我很好奇，想了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就一直追着问。

我还记得，当时跟她聊到这些，她突然坐起来[4]，面带微笑地看着我说：“你肯定觉得我们家是大地主对不对？要不然哪里来的钱让我爸爸出国？”问完，她又躺了下去，始终面带微笑。她说道：“其实我们家，也就是我祖父家，并不富裕，只有祖上留下来的几亩田地而已。但是我的祖父，他进过私塾，是个思想非常先进的人，他认为孩子受教育才是家里的头等大事。我父亲兄弟两个，我还有个叔叔[5]，学习比我爸爸还好！”她提高了声调，“我父亲后来去了德国，叔叔去了日本，我祖父同时供养两个孩子留学，省吃俭用也不够啊。怎么办呢？后来就卖房子卖地。那个时候我祖父就是这样的，他就认为，一定要学知识，一定要有文化！”

因为时局动荡，聂恒锐被迫中断学业，于1931年偕家人回到国内。他曾在多家公司做过化学工程师，新中国成立后在东北工学院[6]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至大连工学院[7]任教授、化工系系主任。他还兼任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工学学科评审组成员，国家科委煤炭气化、液化专业组成员和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顾问。他在煤化工和煤加工利用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科学研究，为国家“七五”重点工业性试验项目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姥姥说：“我父亲在我对于家庭的记忆里大部分时间是空缺的，他总是跟他的学生在一起搞研究，一直不回家，我们得到的关于他的消息都是听学生们说来的。我父亲对教学和科研总是痴迷的状态。”她说，“我祖父后来把家都快卖干净了，才把我父亲和我叔叔供出来。他们后来有了些成就，也算是对得起老家的田地和房子吧。”说完，她哈哈笑起来。

作为那个年代著名专家的父亲，在姥姥眼里，就只是有点成就的老师而已，就像她评价自己：“学生们总叫我聂先生，其实只不过我活得久了些。比起那些真正的先生来，我也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师而已。”

她就是这样的，她只是想好好教书、踏实用心地搞科研做项目，就像她父亲一样。

家中的女性榜样

姥姥说，她年轻的时候，流行一部电影，叫《青春之歌》，里面有个林道静，是那个年代的美丽姑娘的代表。

姥姥还任教的时候，有一次拿着她妈妈于闺彦的照片给天津大学建筑系照相室的徐老师，让他帮忙给放大几张。取照片的时候，徐老师问她：“聂老师，这照片里的人是您什么人哪？长得比林道静还林道静！”姥姥说到这一段的时候，非常开心，捂嘴大笑。她说：“我妈年轻时，白里透红的皮肤，大眼睛，小嘴，墨黑墨黑的头发还有点自来卷，别提多好看了。可不林道静似的！”

相对于父亲，姥姥对于她的母亲，总有说不完的故事，称呼也更亲切。在她的记忆里，母亲总是光彩照人的，不单单是长得漂亮，脑子也聪明，学习还特别好。

于闺彦中学毕业后就跟随聂恒锐出国陪读了，1931年他们回国后，聂恒锐有段时间在东北大学执教，而她在家操持家务。但她总感觉无所事事，生活得没有意义，就决定重新读书，于是去念了东北大学预科。稳定的学习生活没过多久，九一八事变发生了，聂恒锐和于闺彦两人跟随东北大学迁往北平。

姥姥说：“到了北京我妈妈还是想继续读书，就去考了大学。这一考，了不得啊，一下就考进了北京大学数学系。”她又激动地坐了起来，拉住我的手说，“你大舅[8]就是学数学的，你问问他，哎呀，数学很难的！”

据说北京大学数学系那一届的学生只有14人，而这14人中只有3个女同学。我们家这太姥姥学了一年多就考上了。我听到这里除了惊叹还是惊叹，那个年代女性考个学岂是那么容易的事儿？这背后要付出多少努力啊……

从北京大学毕业后，于闺彦进入东北工学院教书。有一年北京大学蒋梦麟校长到东北工学院作学术报告，当时于闺彦在数学教研室教书，就作为北大校友去听报告。蒋校长看到她，说：“我记得你，东北逃难来的姑娘，长得漂亮，学习好！”

姥姥一说起这位让北大校长都记忆深刻的学霸母亲来，言语间全都是崇拜，她说：“我妈是我们家中的女性榜样，各方面都很优秀。长得好吧，学习还好，做家务也很拿手。她的女红做得也很好，我和弟弟妹妹们小时候穿的鞋子，大部分都是我妈妈自己做的……”

姥姥的母亲于闺彦，在官方的文字记载中几乎查不到，但在姥姥的叙述中，她的母亲却是比父亲还值得尊敬的老师。在抗日战争时期，聂恒锐和于闺彦经历过一段拖家带口流亡逃难的日子。就是在这样动荡的年代，于闺彦还一路坚持执教。一开始他们跟随东北大学和东北中学从北平转至上海，又从上海去了武汉。在这期间，于闺彦一直在东北中学教数学。后来他们因为带着孩子无法再跟随学校徒步转移，便由武汉至重庆投靠朋友童寯[9]。之后又从重庆辗转至昆明路南，于闺彦又进入路南中学执教。后昆明遭受轰炸，他们转移到贵阳，于闺彦又进入花溪清华中学执教。那期间，戴复东、梅绍武都曾是于闺彦的学生。

我问姥姥：“命都要没了，太姥（于闺彦）为什么还要出门教书？有太爷（聂恒锐）赚钱不就行了？”姥姥缓缓说道：“其实他俩都不必赚钱，那时候是变卖了家当去逃难的，手里还有些积蓄，过得不好，但还是活得下去”，沉默了很久她又说道，“可能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父亲当老师天天不回家；我母亲当老师可以命都不要；我都肾炎发烧了还在外地参加学术会议，回到天津就肾衰竭了……”

我的姥姥聂兰生

我进天津大学上研究生那会儿，聂先生早已退休了。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她的情景。2009年刚过完年，我拿着毕业论文来找她。她从书房走出来，招呼我坐下，并不着急去翻看我的论文，而是跟我聊起天。如果不是因为我爱人的关系，请她看论文，是我不敢想的事儿。我坐在沙发上，身体僵直，有点紧张。她微笑地看着我，侧身拉住我的手轻轻拍了拍，说：“你以后不要叫我聂先生，就叫姥姥。我跟姥爷都退休了，也不忙，以后常来玩。”我这才细细打量面前这位老人，她头发蓬蓬的，面带微笑，眼神明亮而温柔。

聂兰生1930年12月出生在法国，1931年跟随父母回到故乡辽宁。刚安顿下来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父亲聂恒锐是留洋回来的学生，不想被日本胁迫做汉奸，思前想后决定跟随学校迁往北平。那时候聂兰生尚不满周岁，不得已，父母只能将她留在了东北老家，由祖父母照顾。幸好，祖父母非常疼爱她，直到她5岁多，祖父才不舍地将她送往北平与父母团聚，并叮嘱聂恒锐一定要送她上学读书。1936年，聂兰生进入北平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上学。

姥姥说：“我啊，上个学可不容易了。学着学着就打仗了，一打仗我就上不了学了……”

小学刚上了一年不到，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学上不了了。当时聂兰生的大弟弟聂桂生[10]尚在襁褓中，父母要南迁，无法兼顾两个孩子，不得已，聂兰生再次被送回老家。祖父是注重教育的人，孩子不能辍学，但在那种环境下只能去伪满政府办的小学，于是祖父把聂兰生送到了惠工小学重新上学。

姥姥说，那是她求学经历中最痛苦的日子，因为每次上课前都要起立并且用日文背诵《即位诏书》。她不会日语，也不想学日语，但是想要继续上学就必须学日文。虽然很抗拒，但她还是学完了6年的功课，并且顺利考入同泽女中继续初中课程。到了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抗战胜利，日本人投降，学校停课了，等次年开学的时候已经变成国民政府的教育体制了。聂兰生选择直接报考高中部，120个考生只通过了8个人，她是其中一员。

本以为日本人走了，终于可以顺利读书了，但到1948年辽沈战役时，学校又停课了。

从南方辗转回来的东北大学，开始酝酿着第二次迁校。当时聂恒锐已经是化工系的主任了，在内部会议上，他坚持不迁校，但当时学校迁校的声浪更大，而且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也下令迁校。不走不行了。

姥姥说，她当时正在读高中二年级，马上要升级了，刚刚稳定的学业不得已又中断了。她说到这里，叹了口气，看向我，伸出手来轻轻拍了拍我的脸，接着说：“我读个书太难了——不像你们。我想读书，可我没得读啊！”

之后她跟随父母与东北大学一起搬到了北平西城区，为了继续求学，她又努力复习，以第3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女三中。但还没等开学，家中又因故搬到了东城区，最后女三中也没上成……一直到1950年她直接考入了东北大学建筑系（当时为东北工学院建筑系），才开始了稳定的学习。

从1936年5岁多开始求学，到1954年大学毕业，她经历了国共对峙、日本入侵、伪满统治、解放战争、新中国建国，用18年的时间才艰难地走完了求学的道路。

她认为，现在能赶上和平年代，还能做一名教师，是件无比幸运的事儿。

她总是不停地读书，不停地吸收更多的知识，她总想把所有自己知道的东西都告诉她的学生们。为了更好地教学，她在1983年52岁时还去日本做学术访问。她在日本神户大学进行学术访问期间，重拾40多年前学习的日文，还在日本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专业文章。回国后，又积极组织并促成了天津大学与神户大学两校学生的作品展，还推荐了很多优秀的学生去日本留学……

前些年她还能坐的时候，每次我们去她家，她都是在书房看书。每次我们都是走进去要坐下了，她才从书房走出来，跟我们打招呼。一次，我跟我爱人聊天，我说姥姥都已经透析这么多年了，还整天画图、看书、写东西，身体吃得消吗？我爱人当时正在刷碗，他停下来严肃地看着我，想说些什么，但最终又咽了回去：“你下次跟她多聊聊就知道了。”说完，他又转过身去刷起碗来。

我想知道，一个一周要做三次肾透析的老人天天看书的动力来源于哪里？我就真的去问了姥姥，她看着我：“我上学挺难的，所以能有看书的机会我都用来看书学习，可能养成习惯了吧。”她不好意思地笑了，“我也怕学生问我问题时我不知道，当老师还是要自己多学一点。”

她自己求学的道路走得异常艰难，于是她就尽一切可能为她的学生们保驾护航，她总想让她的学生们获取知识容易一些，顺畅一些。在执教期间，只要没课，她总是待在教研室以方便给学生们解答问题。后来退休了，她家的大门也是长年不锁的，总有络绎不绝的学生来拜访，有时是请她点评一下项目，有时就只是单纯地跟她聊聊天。即便是现在，因为长年肾透析而卧床，无法与学生们常常见面，但只要有学生的电话打来，她也还是打起精神聊上半天。

每年教师节的时候，她家的客厅总是会多出一束束的鲜花；每年中秋的时候，她都会喊我们去吃月饼，各地的特色月饼，来自她遍布全国的学生；她还常常会收到各种信和礼物，餐厅的墙上，还挂着远在法国的学生给她和姥爷画的油画……我一开始并不了解，为什么她的学生这么喜欢她，直到我开始做微信公众号，很多她的学生来留言，他们真挚地感谢她、真诚地祝福她……从那些饱含真情的留言中，我恍然大悟：她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她的学生，所以回报她的，才是那么多像家人一样爱她的学生！

太爷100岁诞辰的时候，很多他的学生写文章悼念他；太姥满头白发的时候，还收到戴复东院士和梅葆玖大师的问候；姥姥现在虽然卧床，却还是有很多学生常来探望……

教书育人，他们用尽全力；桃李满园，他们收获敬仰。

这就是我的姥姥和她的家人，他们像许多优秀的人民教师一样，恪尽职守，做着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平凡却不普通、温暖而又真实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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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聂兰生，1930年生，1954—2003年在天津大学建筑系任教（其间曾在设计单位工作14年），获第二届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教育特别奖。曾兼《建筑学报》编委及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专家组专家。著有《建筑创作漫步》《聂兰生文集》等。

[2]微信公众号：聂兰生，TJDX-nls。

[3]于闺彦（1907—1990），满族，辽宁省新民县人。聂兰生的母亲。

[4]聂兰生2005年突发急性肾炎，后确诊为肾衰竭，一直采用肾透析治疗。常年透析，加上年事已高，近年行动不便已卧床。

[5]聂恒斌（1907—1967），满族，辽宁省新民县人。聂恒锐的弟弟，聂兰生的叔叔。

[6]东北工学院源于东北大学。东北大学始建于1923年4月26日。1928年8月至1937年1月，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兼任校长。1949年3月，在东北大学工学院和理学院（部分）的基础上成立沈阳工学院。1950年8月，定名为东北工学院。1993年3月，复名为东北大学。本文会根据相应时间段出现东北工学院、东北大学等名称。

[7]大连工学院，大连理工大学前身。

[8]指汤雁，天津大学理学院数学系副教授，聂兰生的儿子。

[9]童寯，聂恒锐的中学同学，中国当代杰出的建筑师、建筑教育家，与吕彦直、刘敦桢、梁思成、杨廷宝合称“建筑五宗师”。

[10]聂兰生有三个弟弟妹妹，大弟弟聂桂生，妹妹聂梅生，小弟弟聂捷。聂桂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技术顾问，研究员，硕士生导师。聂梅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给排水专业，曾在建设部任职，为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创会会长，清华大学校友会房地产协会会长，博士生导师。聂捷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无线电专业，目前在美国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