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工作是大多数人生存的物质来源与精神寄托。国际劳工组织在《全球就业议程》中指出,“工作是人们生活的核心。不仅因为世界上很多人依靠工作生存,而且因为工作是人们融入社会、实现自我及为后代带来希望的有效方式。这使得工作成为社会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基于此,宏观经济调控中往往把就业当作同等甚至优先于经济增长的目标。

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劳动密集型工业对就业问题的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国在从农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劳动密集型工业对就业的贡献是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并且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工业化初期,农业生产水平极大提高,导致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些过剩的劳动力需要从农业转移到其他非农行业中。但当时农业剩余劳动力技能相对单一,而且工业技术水平还不发达,非劳动密集型行业难以满足劳动力转移的需要,劳动密集型工业因其技术水平要求不高、能吸纳大量具有较低技能劳动力的特点,成为各国工业化初期解决就业问题的必然选择,从而吸纳了最多的就业人员。仅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工业——纺织业就对各国的就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830年,英国近1/6的劳动力从事与纺织业相关的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纺织业是日本重要的主导和支柱产业,1930年,日本纺织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制造业就业人数的52%。在国际分工的推动下,近年来我国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使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2008年我国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仍为52%,就业人数所占比例更高,占工业总就业人数的67.39%[1]

影响劳动密集型工业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经济的增长。2004年,我国劳动密集型工业生产总值为102 212.2亿元,2008年增长到了263 860.21亿元,劳动密集型工业就业人数也由2004年的3914.15万人增长到了2008年的5955.77万人[2]

劳动密集型工业经济增长对就业不仅有正向拉动作用,而且实际投入生产活动的劳动力——就业者对工业经济增长还有反向作用。投入生产活动的劳动力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它的数量直接影响了产出与增长。不仅如此,劳动力素质对劳动密集型工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从长期看,技术创新是劳动密集型工业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技术创新的源头是生产中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劳动力,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劳动力在对已有技术的使用、磨合与改变的过程中激发了技术创新。

我国当前正处于工业化社会的中期阶段,由于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的存在,劳动密集型工业发展迅速,对就业和国民经济的贡献都很大。然而,现在有学者认为,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正在弱化或受到挑战,劳动密集型工业发展将趋向衰退。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来看,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形态随经济的发展处于不断转化之中。劳动密集型工业转化有两种类型:一是将劳动密集型工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生产;二是劳动密集型工业在技术进步的作用下,以更多的资本和技术代替劳动,发展成为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工业。在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工业的转化,以上两种类型均有体现。20世纪50年代,劳动密集型工业首次从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到了日本;20世纪60年代,劳动密集型工业从日本转移到了“亚洲四小龙”;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到21世纪初,劳动密集型工业逐步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工业转出后,这些工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与所处的地位相对下降,趋向衰退。然而,这些工业并未完全退出这些国家的经济体系,出现了第二种类型的转化,即在转移的同时,仍不断发展,升级为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工业。

当劳动密集型工业发生转化时必然会影响其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需求,进而影响就业。劳动密集型工业从一个国家或地区转向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生产时,工业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势必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使就业人数减少。另外,劳动密集型工业升级为资本或技术密集型时,会增加对资本或技术的需求,大大减少对劳动力,尤其是普通或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这必然会带来大量低技能劳动力剩余,而高素质劳动力由于需求的增加而相对供给不足,从而改变就业结构。当然,在劳动密集型工业转化的过程中,工业生产规模会扩大,因此劳动力需求及就业人数也会随之增加。劳动力需求与就业人数绝对量的最终变化取决于它们相互作用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劳动密集型工业升级导致的普通劳动力的减少大于高素质劳动力的增加,从而减少就业人数。例如工业化过程中美国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工业——纺织业,其从业人员在 1977—1996 年的20年间,从227万下降到了151万。

在劳动力比较优势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劳动密集型工业采取的是外向型发展模式,应用这种模式的典型成功范例是“亚洲四小龙”,其中日本最为成功。然而,由于这种模式下的工业生产以出口为导向,并且技术发展以引进为主,这导致采取这种模式的国家发展中存在与生俱来的内在弊端,因而后来采取外向型发展模式的国家(如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都无法复制“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先例。外向型发展模式最大的缺陷在于技术创新能力较弱。这种模式下的工业发展只能依靠技术引进与复制,只能带来经济的短暂赶超,这对长期发展来说可能是灾难性的,因为它不能实现一个经济体系对创新能力的培养,从而削弱了未来发展的动力。技术创新需要通过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劳动力对已有技术的使用与磨合产生。一方面,引进的技术没有经过这一磨合阶段,要想与德、美等发达国家一样进一步创新,使经济持续发展,相对较难。另一方面,外向型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时间较短,然而劳动力素质提高所需时间却相对较长。尽管一些较为成功的国家目前看来也同样进入了现代工业化阶段,但其发展后劲明显不足,因而以技术创新为引擎的现代经济在后来兴起的工业化国家出现疲软是必然的,甚至有些国家出现了外向型经济模式陷阱。应用外向型发展模式最成功的国家是日本,但日本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低迷,尽管原因较多,但主要原因是技术创新能力较弱。据统计,21世纪初,在17个高新技术领域中,日本领先美国的只有1个,而美国有16个处于领先地位。而且技术创新的差距导致经济格局发生了变化,1994年,日本入围世界500强的企业有149家,而美国有151家;2003年,日本入围世界500强的企业只有88家,而美国有192家。其他采用外向型发展模式的国家都存在类似隐忧,其严重程度比日本更甚。因而,我国若想发展经济,则必须技术创新。当前,在国际市场上,尽管我国仍有劳动力比较优势,但随着工资的上涨,这一优势正在不断丧失,我国制造业平均工资已从1990年的2073元增长到了2016年的59 346元[3]。即使剔除物价水平的影响,2016年以1990年价格水平计算的制造业实际平均工资也已达到了20 467元,增长了近10倍。因而,我国劳动密集型工业依靠比较优势进行快速扩张的工业经济增长速度已明显放缓,依靠工业经济的粗放式增长拉动就业的空间已不足。劳动密集型工业在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历史不尽相同,美国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阶段持续了 110年,日本持续了80年,而后来兴起的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如韩国等)的工业化阶段只有20 多年。我国劳动密集型工业已发展了约 40 年,面临发展环境的变化何去何从,是一个需要关注的战略性问题。此外,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基本为生活必需品,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而言,如果人民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不能由国内企业生产而得到满足,那么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在我国劳动密集型工业转折时期很有必要研究我国劳动密集型工业就业与经济增长及其良性发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