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革命开端
第一章
历史背景
位于中国南部的广东省，作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摇篮，在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似乎一直游离于中国历史的边缘。相较于中部和北部的许多省份，汉人向广东地区的迁徙要迟滞许多：移居至其东北部海岸地区潮州附近的人大多数来自福建省，而中西部地区的则多从北方移居而来。来到这一地区之后，汉人开始与当地的越人（即壮族）融合通婚，将传统的中国文化扩展到这一省份；并且吸收当地的语言和习俗，逐渐形成了别具特色的粤方言和粤文化。这种方言和文化，至今在除粤东外的广东其他地区仍然是主流文化。1
而这种在历史和文化上与中原省份的差别，因长期受当地亚热带气候的影响，而变得更加明显。这个紧邻南海的中国最南省份的居民，被认为是冲动而耿直、无常且易怒的。在中国北方长期居住过的约翰·杜威（John Dewey）到达广州之后，便不无意外地注意到了这种文化差别，也意识到当地居民与拉丁人在气质上的相似性。2他们迫于地理和气候条件，努力工作以求生存；广东的居民从中获得了作为事业先驱所应具备的品质。他们变得更加热爱冒险，精力旺盛、独立自主。正是在广东这片土地上，南宋时期的蒙古人和南明时期的满人，都曾经遭遇过最为激烈顽强和英勇无畏的抵抗。
反清情绪的政治和文化源头
随着1644年满人攻陷北京以及明思宗（崇祯帝）的自尽，一些南方的省份试图复辟明王朝。前三次这样的尝试包括：福王朱由崧政权（弘光朝，1644年建立于南京）、唐王朱聿键政权（隆武朝，1645年建立于福州）以及朱聿键的弟弟朱聿鐭的政权（绍武朝，1646年建立于广州），但是它们很快就被八旗部队和忠于满人的汉人军队镇压并消灭了。绍武建政仅仅两个月之后，清军在广东的总指挥官李成栋便率军冲入广州城，朱聿鐭和许多支持绍武政权的文人及百姓均殉难于是役。但也是在这一年，有了复辟明王朝的第四次尝试。这一次是桂王朱由榔在广州北面的肇庆建立的永历政权。他的支持者上至知名的广州文人，下至许多在各地组织起来的粤人部队。在随后与李成栋部队的交锋中壮烈殉国的烈士里，陈子壮、陈邦彦和张家玉三人最为有名，他们被并称为“岭南三忠”，永为纪念。朱由榔不久便败退广西，他后来曾短暂地夺回广东的控制权，而他之前的敌人则在与清军的战斗中败亡。最后，他的复辟企图在建政十五年之后彻底失败。3
被满人占领前后，广东还有许多其他的抗争形式：无数粤人冒着生命危险骚扰八旗兵丁，散播反清诗歌，以及参加底层群众的秘密反清结社天地会（三合会）。满人对这种广泛的反清情绪进行了无情的暴力镇压，使百姓愈加痛苦。1650年清军重新占领广州后，对那些拒绝服从剃发令、改从满族风俗的百姓进行了大规模屠杀，至少七十万人惨死于街道之上，还有许多人逃入六脉渠，却遭逢连绵暴雨，溺死其中。这场大屠杀的伤亡与惨烈，虽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不足与之相较。
另外，康熙朝前期，广东许多沿海地区强制性的人口迁移，也造成了民间的苦痛。当时，台湾岛仍然被郑成功（国姓爷）的后人占据。从那里来的舰队经常流窜到福建和广东的沿海村落进行补给并收集情报。为了杜绝此类情况，清廷发布“迁海令”，命令所有这些村落向内陆迁移约五十里。村民们对这项命令屈意顺从，并且拖延执行，清政府很快便派出了军队和下级官僚强制迁移，而他们则在残忍无情地督导的同时索要贿赂，攫取民财。4
广州城则由一支八旗军队驻防，他们强占了广州旧城，把所有汉人驱赶到外围的新城。腐败现象虽非满人独有，却在整个清政府中都非常普遍，而在情势尚未安定的广东和广西似乎尤为猖獗，这主要是因为两地的百姓在北京完全没有可以求助的对象。非常重要的是，相较于满人的残暴和镇压，这种腐败在更大的程度上刺激了太平天国起义的发生。
满人对汉人的统治还有着颇为不同的另一面，即对文人阶层的掌控。清朝的统治时间比蒙古人长两倍，或许也要比他们高明两倍。这种出乎意料的差别正得益于中国的士绅阶层与其他阶层之间的疏离和隔阂，这是与后者之中正逐渐形成的更为致命的革命形式同时产生的。满人怀疑文人们都是难以掌控的潜在叛乱者，是真正煽动暴动的人，于是便通过从残酷刑罚到细微辩据的各种手段迫使他们就范。在刑典中最令人生畏的刑罚便是要处死叛乱的首犯，并株连其九族。有时文人仅仅因为诗行措辞的原因，就要被重判并施以这种刑罚；几件这样的判例就足以震慑大部分文人，至少能够防止他们进一步公然鼓吹革命。在这种政策施行两百年以后，公开声称反清的文人便寥寥无几了。
满人统治者还施行从长期来看又更加有效的策略，便是对儒家精神的接受和改造。5与之前的明王朝相同，满人承续了被称为“理学”的宋代社会和道德哲学学派，并把程颐，特别是朱熹尊为正统的儒学宗师。二者的教义包含对所谓“理”的内在原则以及名为“三纲”的伦理体系的解释，以臣子对君王、孩子对父亲、妻子对丈夫的绝对服从为基础，从而实现基本的社会和谐。以上这些和其他一些补足性的道德原则一起被奉为“礼教”或者“名教”，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万物之基础。在满人的统治下，礼教逐渐成为清朝统治的理论基础。从孔子的《春秋》起就被广泛接受的传统精神也被削弱。满人坚持主张，试图推翻那些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并巩固正统道德体系的外族统治者，从道德层面而言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必须注意的一点是，经过这种改造后的儒家精神，全无孔孟主张的“仁”与“义”的人文精神，是一种与传统儒家的质的分离。而这种出于统治目的对儒家精神的选择性借鉴，汉武帝时期便早有先例。
那些一方面受到这种伪儒学精神的蛊惑，另一方面又被满人的恐怖手段所震怖，变得忠顺服从的文人，也因为如此得来的在声名和钱财上的酬赏，而与清政府越走越近。以文人为代表的士绅阶层脱离普通民众，高高在上，一旦出现反叛和动乱，便会成为当地官员忠诚而可信赖的盟友。
曾国藩也许是当时最为著名的忠于正统的儒家学者，他便是这一阶层及其反对革命的道德规范的代表。儒家文人也曾非常相似地蛰伏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从那时起直至清代，只有那些不愚忠于儒家教条的人能够起身反对外族统治者：历史上便有佛教徒和回民起义、瑶族和台湾少数民族起义，以及白莲教和在理教起义。6后来前赴后继领导革命的洪秀全与孙中山都是基督徒，这一点似乎并不只是巧合。
太平天国运动的三个特征
从1866年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失败时起，它便成为东西方史学家都特别关注的课题。各种对其起始和发展的学说解释令人眼花缭乱。7我对此课题毕生的研究，是基于经过证实的真实历史事件，并以大量既有和新发现的历史材料为佐证的。通过对太平天国运动长期的潜心研究，我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具有三个互相关联的特征，而理解运动的关键，就在于认识并全面考察这三个特征。
促成太平天国起义的第一个，也是最显而易见的要素，就是其宗教性。从偶然地接触到基督教开始，洪秀全从信仰中发展出了自己一生的事业，即以基督之名统治中国，完成消灭一切异教偶像，并在对唯一真神的敬仰中团结人民的神圣事业。尽管满人也有相似的君权天授的主张，但洪秀全却大胆地努力在世俗世界中实现属于神的王国；并且因为对神的热忱，毫不畏惧牺牲自己和亲族的性命。在很短的时间内，这种新宗教的信奉者从寥寥数人发展成了一支庞大的、立志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军队。这支太平军始终坚信基督教上帝的真实存在、他所应许的王权以及他的绝对权力：恪守十诫，日日敬拜；他们的宣言、文件、宣传册、书籍、公报和通信中充满了典型的基督教风格的措辞和用法；他们在与外国使团的交涉中一贯秉持的基本原则，即是对上帝为父、世人皆兄弟的坚定信仰。8洪秀全本人与其他太平天国领袖一直坚持基督信仰，至死不渝。忽略、低估太平天国运动的宗教本质和它的基督教理想，或者如其他一些史家将其宗教性归结为无奈的权宜之计，都是错误地理解了太平天国运动的这一本质。9
太平天国运动的第二个本质特点是其民族特征。对长期不满清朝政策的广东普通民众而言，这一点更加具有感染力。除了保持自己的语言、服饰、信仰和习俗，满人甚至将自己与汉人进一步区分开来，不许满汉通婚，并禁止汉人出任部分高阶官职。在所有官方文件的印鉴和硬币上与汉文并行的满文，更是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人们不忘满人统治者的傲慢。这为反清的太平天国革命吹响了一声嘹亮的集结号。罗伯特·斯皮尔（Robert E. Speer）在他的观察记录中这样间接地写道：“除去其宗教性，一种在全中国范围内非常普遍的对满人统治的强烈不满，也是这场运动的特征。”10
横扫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其宏大的政治目标为极度痛苦中的广大民众提供了慰藉与补偿，这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第三个特征。一位刚刚从美国归来的年轻学生认为，这场撕裂了其祖国的革命的诱因便是满族统治者的腐败和他们对百姓的剥削。11为了纠正这种暴行，太平天国勾画了一幅彻底改革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体制的蓝图。太平天国运动独特而又激进的一面，便是其大胆的折中路线：这一路线结合了以周代社会和军事管理体系为代表的古典文化体制，以及西方在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保障方面创新的菁华。这一点将太平天国的革命者和他们之前的起义者们彻底区别开来。太平天国的这一蓝图经常借《圣经·新约》中的词句被概括为“新天新地”（《启示录》21:1）；虽然它刚被贯彻执行不久，太平天国运动就失败了，但是这一理想像它在西方国家一样，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1861年志愿投靠太平军的原英国海军军官呤唎（Augustus F. Lindley），在回到英国后曾这样写道：
我永不应忘记那种高尚、开明且富有爱国情怀的伟大愿景，它吸引着他们去传播圣经，捣毁偶像，把满人彻底赶走并建立一个完整统一的国家；并且和西方基督教国家成为兄弟之国，把欧洲的科技和生产引入中国。这似乎是他们一贯的原则和决心。12
假说与评价
从1851年第一次军事冲突开始，到1866年最终的失败，太平天国运动短短十五年的历史似乎和它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不相称。造成这种认识的原因之一在于历史学者都曾遇到过的一个难题，即平衡事件的现实、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如果太平天国运动最终成功，其影响将如何？对于揭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真正的重要性而言，如何公正客观地回答这个问题或许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当时的中国经历了两百余年的清朝统治，孱弱而颓废；而西方列强正值在远东帝国主义扩张的高峰，中国在其面前毫无还手之力。值此之际，在中国南部出现了一股活跃的力量，时刻准备推翻腐朽的清朝统治，并通过对国家生活各个层面的改革，使之重焕活力。如果他们的革命成功并随之推行了改革，中国社会可能在以下五个方面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首先，基督教将从革命信条变为国家宗教。这将使广大民众建立一种崭新的精神生活，并且消灭腐朽败坏的社会习俗及所有迷信活动。其次，作为民族复兴的一部分，西方思想将被引进，这会促进科学和工业的发展，并最终使中国甚至能够先于日本转型成一个现代国家。13第三，将仿效西方模式，并强调基督教的慈爱精神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念，太平天国可以建立并施行彻底的新社会福利政策，并对广大民众产生深远的影响。第四，随着革命的成功，对于内政和外交事务，新的国家目标将会逐渐形成。第五，国人将不必忍受随后数十年间自己的国家被征服和剥削的屈辱。
从国际的角度而言，中国可能在抵御西方世界的同时，成长为实力强大而人口众多的世界秩序的维护者，这会使过去百年的历史变得迥然不同。事实上，西方列强的获利，得益于一个毫无防御之力的中国；如果他们认为太平天国只是一场毫无成效的运动，他们还会站在满人的立场上满怀投机之心地干预这场运动吗？
但是，假想中的太平天国运动胜利的影响，与这场运动在现实中对中国历史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相较，并没有引起历史学家足够的兴趣。太平天国运动固然可以被归纳在始于元代的反抗非汉族统治的传统之中，但是其引发的是一场长达十五年的血雨腥风的斗争，其彻底的毁灭性史无前例，在运动所波及的十九个省份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14除了人员伤亡，这场运动还对雕刻、绘画和书法艺术珍品、书籍以及其他不计其数的艺术和工艺品造成了无可挽回的破坏。这场运动还破坏房屋、摧毁城市、扰乱贸易、干扰航运，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运动对整个中国，尤其是长江下游地区造成的破坏，在许多年后仍然清晰可见。
很多专著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政治影响进行了研究。学者们依各自所处时代的不同，指出了从有限的治权去中央化，更多的汉族官僚进入中央掌权，到逐渐放弃传统的部队编制体系（绿营），以如湘军和淮军等私人组织的武装负担保护国家的军事责任这一过程。15除此之外，中国社会还出现了许多后天国革命时期社会萧条的纯经济表征。
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太平天国留下来的最重要的遗产，也许使它可以被称为1911年辛亥革命的先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中国，从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统治转变成各地相对独立、军阀四起的态势；混乱的金融系统以及迫于内战压力而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带来的对国家经济的削弱，使革命性的民族主义精神不断高涨，也使革命者们充满紧迫感。这些都为后来的革命奠定了基础。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太平天国运动对后辈革命者们的启发作用。
中华民国的建立者孙中山从小就全神贯注地倾听村落里年老的太平天国亲历者讲述的故事，了解了那些英雄史诗般的战斗传说，使他坚定信心，树立了推翻满族统治，完成太平天国运动未竟事业的宏大目标。这不仅仅是他儿时的梦想，孙中山最终把它变成了一位年轻革命者的切实活动：他宣称自己是洪秀全的继承人，并且热情地欢迎当时仍然健在的太平军老兵加入他组织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16他闲时热衷于向人讲述太平天国的故事；有证据表明，民国革命的其他参与者也都备受太平天国历史的吸引和鼓舞。17不难看出，孙中山提出的最高政策理念“三民主义”，除了后来的“民主主义”和“民生主义”，“民族主义”这一条便是对太平天国精神的重新阐释。
脚注
1参见拙著《太平天国全史》（以下简称《全史》）第一卷第45—48页，了解更详细的广东地方史。
2约翰·杜威在半个世纪之前的这场讲演或已无据可考，但笔者当时亲耳聆听，未曾淡忘。
3岭南三忠之中的陈子壮有一个漂亮的小妾广州人张氏，被李成栋收在自家。张氏不久殉情自杀，这深深地感动了李成栋，并最终导致他与满人决裂，投降在广东的朱由榔。
4麦应荣《广州五县迁海事略》（笔者收藏的《广东文物》第二卷）、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版）第一卷第59节。
5参见拙著《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以下简称《通考》）第三卷第2043—2049页对此问题的详尽讨论。
6明太祖朱元璋在推翻元朝统治之前就曾是佛家僧人。明朝建政之后首次反抗外族的起义是白莲教起义。
7中国学者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解释，请参见施友中《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太平天国的阐释》， FEQ 第10期（1951年）第248—257页；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产生于阶级斗争的反封建的农民革命，参见拙文《太平天国的马克思主义解读》，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 of Asia: Second Biennial Conference Proceedings ，第745—777页。
8根据呤唎在《太平天国：太平革命史》第二卷529页中引用的一份驻宁波英使公报，直至1862年，太平军仍然坚持主张对上帝和基督的绝对信仰与依靠。
9部分史家错误地认为，太平天国利用其宗教立场欺骗、迷惑其可能的信众。
10参见罗伯特·斯皮尔《传教士与现代历史》第一卷第45页。
11参见容闳《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第119页。容闳是在美国耶鲁大学修学后返回中国的第一位留学生，他在游历中国南北之后，于1861年到访过太平天国治下的苏州。
12参见呤唎书第一卷第74页。
13日本明治天皇于1867年登基。
14根据曾国藩的奏折，在本部十八省和西康地区共有六百余座城市被占领。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在《中国总论》第二卷中说：据在上海的外国人统计，运动期间共有两千万人死亡。其他的统计数字有高达五千万的。数目最高的是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第一卷第217页出现的一亿人或者约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口。至今尚无准确的伤亡统计。但是，太平天国运动所导致的中国一些地区的人口减少，在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剑桥，1959年）第238—247页有所提及：“太平天国运动完全可以被称为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内战。它的残酷和破坏程度，在史料中也鲜有同伦。”
15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手下的将军以及他们的继任者，在全国各地都获得了军事力量，进而转变为地方军阀，对国家造成了致命伤害。原属于李鸿章淮军系统的袁世凯，他的许多部属最终成为割据军阀（多属于直系和皖系）。后来，这些军阀内讧式的战争再一次对中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16罗家伦，《国父年谱》（第二版），台北，1959年。
17请参阅拙文《五十年来太平天国史之研究》，《香港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香港大学，1964年），第243—2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