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作为当代大众叙事的电视剧
一、作为当代大众叙事的电视剧
在电视史上，人们把1936年11月2日作为世界电视的生日，那一天英国广播公司（BBC）播出了在亚历山大宫举办的一台歌舞晚会。对于这个英国人定的所谓“生日”，美国人不以为然，因为早在1928年，通用电气公司就播出了世界上的第一部情节剧《女王的信使》。同样，英国人对美国人的情节剧也不太认可，BBC在1930年播出的声画兼备的多幕剧《花言巧语的人》后来被奉为电视剧的鼻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是没有电视的，直到成立后的第十个年头，中国才有了属于自己的电视台，到今天已有六十余年。
1958年3月17日是我国电视发展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晚上，中国电视广播中心在北京第一次试播电视节目，国营天津无线电厂（后改为天津通信广播公司）研制的中国第一台电视接收机实地接收试验成功。为了纪念这台电视机的诞生，它被命名为“北京”。
自1958年中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在“北京电视台”（即后来的中央电视台）播出起，中国电视剧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得到了长足发展，它在引导人们生活观念、推动社会文化发展、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几十年来，电视剧作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一种文化现象，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文化生态及民众生活。它不仅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分化和融合，同时也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时代风尚、价值观念、文化潮流产生着复杂而深刻的影响，成为人们抒发情感、陶冶情操、认识社会的重要途径。
日本电视文化学者对“电视时代”的定义主要的依据是电视机的普及程度。而我国电视机的数量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迅速增长，奠定了我国电视机普及的基础。据统计截至1990年，我国电视人口覆盖率已达79.4%，电视机社会拥有量达1.8546亿台。(1)而随着科技的发展，电视机经历了技术上的革新，但却不再是观看电视剧的唯一途径。电脑端、手机端等“小屏幕”成为人们观看电视剧的新选择。但新时代的智能电视机对于家庭而言仍具有独特功能，所以在市场中仍占重要部分。在2019年我国智能电视保有量已经达到了2.7亿台，智能电视家庭渗透率高达59%。(2)
因此，确切地讲，中国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叙事的艺术形式真正开始兴起，应该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到90年代。逐渐替代了其他艺术形式，电视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作为当代大众叙事的电视剧，最为显著的标志就是受众广、数量多、影响大。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电视剧在我国就已经成为电视荧屏的主角，数十个频道在每晚的黄金时间播放着各类电视剧。
进入新媒体时代后，电视机不再是观看电视剧的“刚需”。人们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电视剧的时间开始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手机、计算机、平板电脑等移动智能端，成为人们放松娱乐的新选择。同时，智能手机的游戏、社交、娱乐等功能也占据了人们的生活，这些对于电视剧产业的发展来说，是一个挑战。
电视剧是中国观众最为喜闻乐见的节目类型之一，电视剧对观众的文化层次没有要求，题材十分宽泛，语言和表现形式又是贴近生活和大众化的，在文化上不会造成过高的门槛，加之题材丰富，因此吸引了多层次的观众群。
作为电视节目的王牌内容，电视剧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在今天，已经成为观众最多、影响最广的一种艺术形式。目前我国电视剧的整体创作数量已经完全能够满足电视剧播出需要，其中许多电视剧的制作水平已经相当高，并且在题材、表现手段等方面不断有所创新突破。毫无疑问，电视剧已经成为当代大众叙事的一种重要形式。
作为当代大众叙事的电视剧首先表现在它自身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历史也是对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见证与记录。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发展变化无一不在电视剧中留下了自己的刻度与样本。
无论是《新星》所展现的锐意进取的改革精神，还是《外来妹》所展示的先低下头学习、再昂起头创业的特区精神；从《和平年代》中新时代军人的风采，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展现的转型期达观进取的百姓情怀，再到《激情燃烧的岁月》中所折射的民族价值认知和时代精神取向，无一不深深地留下了时代的烙印。
1982年，由叶辛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蹉跎岁月》真正开启了中国电视连续剧时代。《蹉跎岁月》以柯碧舟、杜见春等人的形象，首次在荧幕上再现了“文革”时知青的生活，一经播出，便引起全国观众的共鸣。《蹉跎岁月》播出后产生的轰动效应，是此前的电视剧无法比拟的。《一首难忘的歌》唱出了千万人的青春记忆，唤起了无数人对人生的感慨。而直面现实的《赤橙黄绿青蓝紫》、紧扣时代文化的《太阳从这里升起》《乔厂长上任记》等，在上演着一幕幕有声有色的改革剧的同时，也显示了连续剧的发展潜力。
1985年的《四世同堂》、1986年的《红楼梦》、1987年的《西游记》……中国本土电视剧在“历史”中找到了起跳的支点。但真正可以称作亮点的电视剧却是《新星》。因为这部剧，周里京塑造的李向南基本上为改革家作了一个形象上的定位：有魄力、有眼光而且亲民，作风上说少做多，和保守势力敢硬碰硬，体型偏瘦但精干，表情上则严峻、深沉。
1993年，中国第一部“移民题材”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引起轰动，它是20世纪90年代初“出国热潮”的写照。“如果你爱他，就送他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送他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伴着刘欢的一曲《千万次的问》，全国人民都通过荧屏把目光投向了那个遥远的国度，那个制造了让世界各地人们魂牵梦绕的“美国梦”的国度。
即使是历史正剧，从《康熙王朝》《雍正王朝》《汉武大帝》《大明王朝1566》到《贞观长歌》，几乎每一部我们也都能够看到不同时期的文化印记。
2000年之后，随着《牵手》《结婚十年》《中国式离婚》《空镜子》等一系列有关婚姻家庭的作品风行，当时人们对于婚姻家庭、情感伦理等方面的困惑也一定程度地反映出来。
除此之外，在中国电视剧中占有相当比重的重大题材作品，不仅及时地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与发展，也较为完整地以艺术的方式展现了中国革命不同发展时期的历史。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30年来中国电视剧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中国命运的决战》到《长征》《八路军》；从《孙中山》到《陈赓大将》《周恩来在重庆》，等等，它们都将视野投向那段创世纪的辉煌历史和伟人们，这些作品对文献性与故事性、纪实性与戏剧性、历史观与生命观、历史事件与人物个性、史与诗的特殊理解和处理，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电视剧类型。这些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故事的吸引力、人物的亲和力、视觉的冲击力和情感的穿透力”都较为突出，彰显了党中央提出的“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崇高使命。(3)
如同现实生活的戏剧化投影，电视剧总能折射出社会的种种变迁；与此同时，电视剧也在不断地以鲜活的人物形象为人们的平静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一些不同的色彩。电视剧在反映时代的同时，也在为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不断提供新的活力。
像《渴望》中的“刘慧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好女人的代名词；《编辑部的故事》风靡一时，李冬宝和他的那些同事们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很多观众对剧中的调侃、幽默、讽刺、戏谑记忆犹新；《金婚》中平凡的婚姻故事，让我们深深感悟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的真谛；《亮剑》也已不再是一个故事，甚至也不再是主人公李云龙这一形象，而是传颂在老百姓言语间的“亮剑”精神。电视剧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影响之大，不只是表象上的，而是渗透到人们的精神领域中。
作为当代大众叙事的电视剧其次表现在，它以多样化的题材，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
电视剧以故事的容量、接受的方便性、消费的经济性等方面的优势，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迅速成长为“第一叙事”的艺术形式，而作为当代大众叙事的电视剧也以其丰富的内容，不断满足着观众对于“故事”的需求。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随着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中国电视剧经历着从政府投入向文化市场的过渡，但同时又面临着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的共存。所以，对于中国电视剧来说，一边是“主旋律”电视剧、另一边是大量的商业电视剧通过市场机制来形成文化产业的格局；而把电视行业作为产业是90年代以后社会认识上的飞跃。从古典四大名著的改编，以及《渴望》《北京人在纽约》等一大批优秀作品中可以看到，中国电视剧在不断地表达和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发展变化以及电视产业发展的不断创新、不断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进程。
根据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于1987年5月在中央电视台和中国香港亚洲电视台同时播出，最高收视率达到70%以上，在内地和香港掀起了“红楼热”。一部电视作品形成了这样的收视规模，是一种罕见和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此后，根据中国四大名著改编的其余三部电视剧——《西游记》（1988）、《三国演义》（1994）、《水浒传》（1998）陆续诞生。四大古典名著的改编成就显著，在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时间证明，这四部电视剧所体现出来的独特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使它们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电视剧的经典之作，同时也鼓舞了中国电视剧向前发展。(4)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超越题材局限、不断拓展电视剧表现内容的过程，也正因为如此，电视剧才得以赶超文学、戏剧和电影等其他艺术形式，而成为“第一叙事”形式。
我们知道，尽管电影与电视剧同样以视听为基础，以光影与声音来叙述和建构故事，但两者在传播方式上的不同、在收视环境上的差异，决定了电影与电视剧在艺术表现和接受效果的不同。一般来讲，电视剧目前还属于小屏幕的艺术，与电影相比，即使是最高端的数字电视机所呈现出来的画面，与电影银幕相比还是存在着差距，这就意味着，电视剧在画面的景深以及细节的清晰度等方面存在着局限；加上在声音的质量、强度与层次感等方面，与电影观赏的相对独立空间相比，电视剧的收视环境处于家庭日常生活相对复杂的环境，这些都为电视剧的表现方式以及表现内容设定了界限。因此，相对于以大场面、大背景、复杂结构等方面为优势来创造视听冲击或者说视听奇观的电影而言，电视剧更适合于故事内容的讲述，而构图、运动、光影造型等方面倒是其次。也因此，一般认为，电视剧更适合讲述日常化的故事，而电影更适合宏观叙事。
以《长征》为例，电视剧在充分发挥了“数量”上的长处之外，将这一历史过程充分故事化，将伟人不平凡的经历与人们的日常感受有机结合，成功地再现了这段伟大的历史。其中最为关键的以故事为核心的叙事策略，将历史、场面以及宏观的背景，都通过故事一一展现，充分展示了电视剧自身的优势，又巧妙规避了自身的弱势。
同样，还有一批历史题材的作品，从《康熙王朝》《雍正王朝》《汉武大帝》《大明王朝》到《贞观长歌》等，是将“家”与“国”融为一体，“家事、国事、天下事”集中在一起，故事也就自然变得有趣和生动了。这种历史剧的创作方式以家庭关系为核心，建构大的时代背景，的确成为中国电视剧的鲜明特色。而且除了“正说”，一系列的“戏说”历史剧，也无一不带有明显的家庭伦理色彩，父子、兄弟、亲戚朋友，皇宫里面也是一样的人际关系，观众并不陌生。
某种意义上，中国电视剧在题材和表现内容上的突破，较为成功的还在于以故事为核心的讲述方式上。像《长征》等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中，最为明显的突破是将领袖与革命者的形象充分人性化，从《长征》到《井冈山》，毛泽东的形象也在不断丰富，领袖身上的亲和力也越来越强。另外，电视剧所展示出来的不平凡年代中那些平凡人的经历，更让现代人对曾经的那一段光辉岁月多了一份认同。
电视剧在题材和表现内容的突破过程中，也出现过其他方面的尝试，如舞台戏剧化的《大明宫词》和电影化的《橘子红了》等作品，这些作品展现出了电视剧创作者们面对自身局限所做的努力与尝试，但效果并不理想；尽管这些作品引起了相当广泛的争论，收视效果也不错，但这种尝试再次证明了，电视剧在题材和表现内容的突破还在于从本质上把握电视剧艺术的本质与核心问题，离开了这些，单纯形式上的探寻就会失去了方向。
某种意义上，三十年来中国电视剧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应该是通过电视工作者们的坚持和努力，不断将电视剧所表现的领域拓展到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增加，更是将电视剧这一新兴的艺术形式再现生活的能力进一步发掘出来；也正因如此，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中国电视剧才迅速成长，并且名副其实地成为当代大众叙事的艺术形式。
最后，作为当代大众叙事的电视剧，在为大众提供娱乐的同时，还必须要承担自身的社会责任。
我们知道电视剧的传播方式是通过电视媒介而实现的大众传播，它的传播环境是以家庭为主的开放空间；而电视本身作为日常生活的构成内容，其屏幕与电影银幕之间的差别巨大，在多重信息复合的状态下，电视既不会强制受众收看，也没有任何的收视限制。不能强制收看，意味着内容上吸引受众的唯一方式就应该是“好看”，即具有足够的娱乐性；没有任何收视的限制，只要买得起电视机，打开电视，它就可以最简单地传达到所有文化教养、年龄、民族、信仰、贫富等方面的社会各个群体与阶层的人们，因此，电视剧在内容上就不可避免要至少高于这个社会的伦理底线，要遵守、表达与维护这个社会中最安全、最稳定、最主流的价值观。而实际上，这又是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对于自身的要求。
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视剧艺术与电影、文学、戏剧以及音乐、美术等艺术相比，要更加受到来自社会文化、政治、道德伦理等多方面的制约。电视剧首先是满足大多数人的艺术，其次才是创造。也许这种表述过于直接，但作为大众叙事的代表，电视剧无论是从商业利益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受众接受的层面来考虑，都不可能只满足艺术家个体追求，而超越时代与社会的发展层面。
实际上，无论是商业电视还是公共电视，黄金时间的节目安排无一不遵循着收视最大化的原则，在具体操作中的表述为“最小抵触原则”。作为黄金时间播出的电视剧，就必然要遵循这样的原则。因此，可以说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电视剧都注定是最为正统和主流的艺术形式，它对于价值观念的多样性、边缘性、前卫性的包容度和容忍度都是最小的。另外，对主流文化与大多数的社会成员来说，保守并不是一个贬义词，保守意味着稳定与踏实，意味着没有改变。正统与保守构成了主流文化的稳定性和社会的稳定性，也正是这种稳定性决定了电视剧在中国主流社会和大众文化生活中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
电视剧所体现出来的这种伦理上的保守与价值取向上的主流意识，与中国叙事传统也是一脉相承的。首先，“史传”的传统就不是边缘化、具有前卫意识的。
从20世纪初人们试图为古人翻案、借以推进社会与文化的变革，到近年来对一些历史人物的重新解释，这些努力的效果并不明显。当年郭沫若为曹操翻案也曾热闹一时，但到电视剧《三国演义》播出的时候，曹操仍然是原来的样子。这是因为“史传”传统本身包含了价值观，包含了道德伦理的判断。即使在存活于民间的各种艺术形式之中，对于历史人物、事件的评价也同样基于“史传”的传统。
其次，道德伦理是一种普遍为大多数人认可的社会规则，而其中以植根于社会文化最深层的传统道德的影响力为最大。因此，为了在社会各种利益和规范之间找到平衡点并寻求最大程度的认可，电视剧倾向于选择道德化、伦理化的题材与主题，强调对家庭的责任、对国家的忠诚以及对朋友的义气，等等。电视剧在道德判断上，也比其他艺术形式更加传统，在遵守、表达与维护“忠孝节义”“温良恭俭让”、忍辱负重、重义轻利等传统道德观念的同时，很少对偏离主流道德观念的行为和人物表现出任何容忍与理解的态度，甚至也很少容忍个体欲望的宣泄和青春心理的叛逆。电视剧的大众性、电视剧的无法限制收视的传播方式都决定了电视剧的道德尺度。
如果，我们将过去四十年间受到观众欢迎的电视剧一一列举出来，就会发现这些电视剧在主流价值观与道德伦理的评价方面，出奇一致。多年前的《金婚》与30多年前的《渴望》相比，甚至在具体的技术层面上都没有根本的变化。
事实上，中国电视剧在过去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也是一个不断探索、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包括对于大众文化、商业利益，主旋律与社会主流价值的理解，这些也都无一遗漏地体现在了电视剧的具体实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