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戏有什么不好

彭俐侬

我是湘剧琴师彭菊生的女儿，在那吃人的旧社会，唱戏的艺人被看作“臭戏子”“下九流”！那年月，我们艺人连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呵！我爹爹就发誓不让儿女再走他的老路，宁肯把仅只十五岁的大姐嫁出去，把十二岁的哥哥送去当童工，也不让我们学戏。

1941年的寒冬，那是烽火连天的岁月，刚满十岁的我，跟随爹爹所在的戏班，从长沙逃难到了桂林。由于没有生意，戏班老板和不少演员纷纷离去，演出的“行头”也带走了。留下的只有名小生吴绍芝和我爹等二十多人，欲演不能，欲走不得。剧场老板赶我们出去，饥寒向我们逼来，就在这走投无路、衣食无着的困难关头，田汉伯伯出现在我们这群流浪艺人的面前。

记得，在舞台的一角，田伯伯和吴绍芝、庄华原（老生）及我爹爹一起商量。他说：“你们都留下来，组织宣传抗日的中兴湘剧团，演新戏，我来写本子。生活困难，我去想办法。”从这天起，田伯伯就为我们整日奔走，找房子，凑“行头”，筹办借款。他不顾家里老太太和小孩需人照顾，派他的三弟田洪同志和原是湘剧艺人的弟妹陈绮霞同志住到我们一起来，同艰共苦，组建剧团。不久，中兴湘剧团的旗子就打起来了。

可是，除乐队以外，仅有九个演员，能演什么戏呢？又是田伯伯，熬了几个通宵，给我们改编了湘剧高腔《新会缘桥》，把一个内容一般的传统小戏，脱胎换骨，改编发展成为一出宣传反抗侵略的新戏。特别是他煞费苦心，量体裁衣，根据演员设置角色，以便使我们能够尽快演出，进行抗日宣传。

九个演员，每人都要兼演角色，唯独一个叫春香的小丫鬟，实在没有人演了。田伯伯常看见我唱着玩耍，知道我想学戏，便指着我说：“小春香一角，就让三妹子来吧！”田伯伯了解了我爹心灵上的创伤，就在那舞台角上，找我爹谈心：“菊生，让三妹子学戏吧！我们为什么要自己看不起自己这一行呢？唱戏有什么不好，宣传抗日嘛！什么‘臭戏子’‘下九流’，别听这些胡说，我们要自尊自信呵！”

田伯伯真挚和鼓舞的话，使我爹流下热泪。打他操琴习艺那天起，在那黑暗的社会里，只有侮辱和损害，哪曾听到尊重艺人人格的热肠话啊！他终于被田伯伯说通了，改变决定，答应我学戏了。田伯伯立即把我叫到跟前，笑着说：“三妹子，我给你这个小丫鬟写几句唱词，让你试试看。”说着挥笔而就。还记得其中有：“走坏了春香，忙坏了春香……哎呀呀，这雁儿，却原来，落在这茶花架儿上……”

第一次演出，田伯伯看了非常高兴，笑着走上台来，抚摸着我的头说：“演得不错呀，三妹子！”回头对我爹说：“菊生，三妹子学得出呵！”爹爹当然也很高兴，只是惋惜我没有文化。田伯伯爽朗一笑：“文化容易学嘛。”第二天，他的夫人安娥同志就给我带来了识字课本、写字的纸笔墨砚，亲切地教我识起字来。

从此，我走上了演戏的道路。

我忘不了那时的田伯伯，他总是一身灰布衣裳，一顶旧草帽，一双麻草鞋，夹着一个鼓鼓的公文包，大清早来到剧团，为我们赶写剧本。他的写作间就在我们演出的舞台，他的写字台就是演戏的公案桌。他不怕大人喊小孩闹的干扰，总是全神贯注，奋笔疾书，有时他边写边哼，有时找几位艺人商量唱段的安排，研究曲牌的运用。到了吃饭的时候，他不愿打搅剧团，为了抢时间，也不回家去，就在剧场门口米粉担子上，靠着墙吃一碗“经济粉”，又回来继续写作。

田伯伯忘我的勤奋的写作，新作一个接一个地出来了，如抨击时政、反抗强暴的《武松》，歌颂南明抗清英雄瞿式耜、张同敞死守桂林、尽忠报国的《双忠记》，反对分裂、团结抗敌的《土桥之战》，表现人民群众抗战力量的《江汉渔歌》，讴歌民族英雄的《岳飞》，等等。田伯伯运用这些历史题材，为当时的抗日民族战争服务。通过我们和其他戏曲剧团的演出，起到了鼓舞人民、团结抗战的巨大的作用。

我也忘不了田伯伯舍己为人的崇高品德。剧团初建之时，困难很多。一天，剧团的公伙揭不开锅了，大家都在发愁，这时田伯伯来了，一听说我们没米下锅，就说：“我刚拿到一点稿费，都拿去买米吧！”他把钱全部交给我们的团长吴绍芝后，就到舞台上写剧本去了。过了不久，他的弟妹陈绮霞从家里找他来了，轻轻地在他耳边说：“伯伯，家里没米啦，老太太说你今天能拿到稿费。”……这件事，深深地印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我想世上竟有这样的好人，家里老的小的等米下锅，却把自己得来的钱给我们过活，真像戏上的豪杰一样呵！每当我看见田伯伯，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尊敬心情，一看到他来了，总要想法到他跟前转转，或是给他泡杯茶，喊一声田伯伯……

我更忘不了田伯伯那种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演出《武松》的头天晚上，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来看戏。剧中武松有两句这样的台词，“从来苛政猛如虎”“白日街头有虎狼”。这班官老爷听了很是刺耳，散戏后黄旭初竟亲自出马，找田伯伯“商量”，“请”他删去这两句台词，田伯伯当场拒绝：“为什么要删？难道还要粉饰太平！”第二天，我们剧团接到勒令式的通知：如不删改，即行禁演。大家议论纷纷，又气又担心，不知怎么办。到晚上开演前，警察、特务来了很多，虎视眈眈，监视舞台，剧场空气顿时紧张，饰演武松的吴绍芝正在为难，田伯伯匆匆上台来了，他站在马门口（上场门口）斩钉截铁地对吴绍芝说：“禁演就禁演，一个字也不改，你照念照唱！”他像一名战士，挺立在马门口，两目炯炯注视着舞台，直到武松把那两句台词一字不改地说出来，他才离去。虽然这出戏因此禁演了，但田伯伯那种宁折不弯的精神，受到全团艺人的敬佩。

我还记得，爹爹告诉过我，有次在长沙银宫戏院举行文艺晚会，招待来湘开会的国民党军政要人。有一个骂汉奸的弹词是田伯伯写的，由两位盲人曲艺演员演唱，他们没有文化，又是赶排强记出来，演出时把骂大汉奸“陈公博，陈璧君”，误唱成“陈立夫，陈果夫”，一时全场哗然，特务、警察冲上舞台，要抓走两个盲人演员。这时田伯伯挺身而出，大声说道：“不能抓人！他们是盲人演员，没有文化，赶排强记，唱错一句为什么就要抓人？你们要抓就抓我！”特务、警察知道田伯伯是政治部第三厅的处长，又是文化名人，不敢贸然动手。事后，田伯伯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危，却唯恐两位盲艺人遭到暗害，连夜帮助他们离开了长沙。

1942年底，我们中兴湘剧团就要离开田伯伯了，在告别的会上，田伯伯一再叮咛我们，要团结一起，坚持抗日宣传。并展纸挥笔为剧团题词，祝我们“歌震湘漓”。

田伯伯不仅是我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也是旧剧改革的先驱者。他日梨园修青史，汉师功绩岂能忘！

（原载1980年第1期《中国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