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一 唱戏有什么不好

半生艺事

荀慧生

余之先世，有宦于东光者，遂为东光籍也。族户甚繁，人口甚众。余以清光绪己亥猪年冬十二月五日生。数岁时，族人忽谓余父盗卖祖墓树木，不容于族，于是父母兄弟四人被逐出乡。父贫无生计，乃至天津，以造香为业，所得之利甚微，不足以养赡家口。或谓之曰，梨园子弟，可得多金。今老伶小桃红方收子弟，若能鬻二子于彼，必能获利数十金也。父乃卖余兄弟于小桃红，时余兄慧荣九岁，余八岁，实六周岁耳。师待弟子甚虐，兄不能堪，夜遁归。小桃红至家索偿身价，并将余送还。父怒甚，挞余无算。既而又将余卖与庞启发，此余始入梨园之缘由也。梨园购买弟子皆立文契，庞启发购余时，亦循其例，书某人卖子某于某某习戏，身价银五十元。若不遵约束，打死勿论，倘不幸被车马撞死，亦不许家属过问，投河觅井，自寻短见，与师无干，以七年为限，方准赎身。噫！余亦父母所生也，命竟不值一文如是乎？

时兄亦被卖，异日复遁，庞索之，父不与，乃退洋二十五元，兄竟还家。余自是去二亲而依庞氏，虽曰学徒，其待遇之虐，直西洋之黑奴耳。以麻作鞭，浸入水中，名之曰“懒驴愁”，余或稍懈怠，则以此鞭之，余急痛而啼号，则以棉花塞口，使不能作声，庞之妻子及其门人，皆来按余手足，使不得转动。余在庞处将十年，屡遭大创，畏庞如虎，唯其所欲，不敢少抗。但自忖辍业返家，亦无生理，忍痛钻研，或有一线生机。沉舟破釜，唯饮泣听命而已。庞使余学秦腔花旦，首先练跷，跷系用坚木制成旧时妇女弓足形状，所谓三寸金莲。上有木柄，系以长带，牢固缚于足趾，每起立，则趾尖向地，余不能移步，则令扶杖而行。甫半日即令去杖，立于砖上，砖初犹平置，后则侧立，稍有倾欹，则鞭挞之。余视此数寸之砖，直如万丈悬崖，然而畏挞不敢不登，及今思之，尚欲下泪。又缚竹签于腿弯曲处，使不得曲。日以继夜，不许解跷，洒扫杂役皆着跷为之。其尤甚者，于宾朋往来，应对进退，亦必袅娜摇摆，效妇人形态，睡时亦不去跷。在乡村演唱移动时，同科友伴，或乘车，或徒步，余则缚跷尾随，康庄坦途，步履无殊，一遇泥途土径，则无异蹭蹬之蜀道矣。其行之苦痛，则不言而喻。乡村演出条件简陋，庞夫妇辄卧大炕，其子亦各得其所，唯余则露宿阶前檐下，余之苦痛，如此其极。

待跷功步行已觉自如，乃以袋盛铁砂，缚于足面，重量日以逐加，每袋由数两以增至二斤有余，锻炼与阻力相抗衡，以期撤砂后健步如飞，举重若轻，又饱尝一番辛酸滋味。庞师绰号有“活扒皮”之称，信不诬也。余兼习青衣，甫三月即令出演于津门小道子魁星楼。时值帝后大丧，所谓国孝，各戏园停演，仅在茶肆说白清唱。余第一日演《忠孝牌》（又名《双官诰》）之王春娥，用蓝帕裹首，身着竹布长衫，腰系长巾，至今思之，其状极为可哂。是时居大元宝胡同，鲜鱼肆也。院邻某伶工忘其姓名，但记众呼为“首饰楼”，因其年逾半百，无论粉墨登场，与私居燕处，其钗钏簪环，插戴从无已时，时人故以“首饰楼”讥之。谓其以饰炫众，仍不能避其“人老珠黄”之讳。有弟子儿艺名小灵芝，与余年相若，先余一年登台，即蜚声海上名旦王灵珠是也。另有一卖鱼王姓者，善医，亦居院中。谓之“大杂院”。余初演于国孝之秋，口诵锣鼓，不穿戏衣，而余之技艺又未精熟，登台时而忘词、荒调，错谬百出，以致观众倒彩如雷，庞当场即用木梆击余之颈，归家大肆挞楚。后余取名为词者，即不忘创痛，而兼以自励也。自演出后，又谓余嗓音不足，命改习武旦。以无梆子腔高亢之音也。然武打非性所喜，迫于严师，自不敢违，而唯命是听。余以后从低音而谱制新腔者，发奋之心，亦从肇于此。

余武旦教师绰号“菜墩子”，已不能忆其本名。先使余习地功，首向下，足向上，贴壁倒立，以两臂支柱全身，是谓拿顶。伊复在旁持余足以助余臂，既而释手，余臂力弱，竟倾跌于地，鼻口皆破。继练步法，走花梆子、打脚尖、和弄豆汁、提鞋、枪绢子、前仰后合、左摇右摆等身段。并练毯子功，摔抢背，先从平地摔起，渐登椅自上而下摔。次登桌由一张、两张、三张，以次递加，翻身下摔。左右抢背，一般适用右抢背，因左抢背吃力而并不讨好，人多不走，但练功时，则求全责备，必使无缺。桌所以三张为度，以旧时舞台建筑本不甚高，且顶有天井，翻下时，足腿稍有牵挂，鲜不骨断筋折，伤生顿刻。尚有乌龙搅柱，翻筋斗等扑跌项目，精熟后，复练把子功。练此功要夏季着羊裘，冬季穿单、夹，围绦系布条，背扎布旗四面，头戴破额子，插以旧雉尾，手执竹、木刀枪，足登木跷，与教师演各式靶子。冬季练跑圆场于积冰之上，夏则于烈日之下，轻快体态合度后，乃顶以磁碗，碗注清水，行动时，必须头顶平直，身正步稳，使水不外溢。戏衣中唯靠最为笨重，故以羊裘代之。女靠多飘带，故需系布条。冬夏冷暖异著者，所以抗寒暑也。至于雉尾，所谓之翎子功，为武旦行不可少者，不但从头顶加以运用，尤须贯串全身之力，仍要顾到通身之美。圆场顶水，以求持久平稳，始能从动作中求得美妙，自无跳跃摇蹿之丑。余性钝拙，屡演不熟，所受扑责亦不知其数矣。教师为余下腰，置余于膝，上下左右伸曲之，一日用力过猛，将余首穿下部而过，余腰竟断，庞师与伊交涉，遂辞退之。余卧床月余，医治始愈，距死仅一线耳。

清末，庞师应北京各班社之聘任教师。余以手把徒弟，即随身弟子又为金钱所买者，随师在各班学习。时皮簧与梆子间杂演唱，俗谓之为“两下锅”。余所习虽为梆子，亦缘是于皮簧渐有熏染，只未能登台耳。初随师在庆寿和科班，该班为宦官祥王老爷孙弼臣所倡办，初科名世者，有：李多奎、王多寿、贾多才，次科以庆字序，已不能详记。继转在正乐科班教学班，此为李维良所倡办，李氏系权阉李莲英之侄，后由孙佩亭即十三红掌管，改名三乐科班。杰出者有：尚小云、王三黑、沈三玉等。后又在义胜和搭班，班主为郭宝臣，即老元元红。该班人才济济，梆子名宿如：一千红、十三红、崔灵芝、张黑等，荟萃一堂，于时称盛。庞师尚在长春科班、承平科班、鸣盛和、小吉祥、群益等科班任教，不过均为时甚暂，总之庞师至何班任教，余即随往各班学习，所历亦云多矣。辛亥革命成功后，一时风尚所趋，梆子有渐形衰替之势，复以余嗓音不适于高亢之声，乃改习皮簧，亦偶尔间杂演唱，时白牡丹之艺名已渐露头角，无异庞师启发之摇钱树子矣。无几卖身文契限期届满，而讼争亦继之而起。盖余以九岁鬻于庞师，订期七年，至十六岁理应满期，复我自由。而庞师把持，一再刁难，不肯践约。亦由立字之初，虽有年数而无起止月日，几经折衡，纠缠莫解。时三乐科班主人李继良详悉原委，深抱不平，代为主持，涉讼公庭。在封建社会时代，法条偏护封建利益，辩证确凿之后，仍以折衷办法，延长报效之期，许庞师分润所得之半。余以息事宁人计，遂含混结案。迨余十七岁时忽嗓败，内行俗谓倒仓。但大嗓喑，而小嗓必出，以有志皮簧，乃求深造，休养之暇，专心肄习。亲加指授者，有皮簧前辈，如：路玉珊（即路三宝）、陈桐云、吴菱仙、水仙花（即郭际湘，幼名“五十”）、张彩林、孙怡云、赵砚奎之二兄诸先生。后从王瑶卿先生指点攻错，朝夕盘桓，为时最久，略树根底。感于皮簧与昆曲之脉息相通，复从乔惠兰先生（乔玉林之父）习昆曲《琴挑》《游园惊梦》《痴梦》《思凡》《闹学》；从李寿山先生习《水斗》，从曹沁泉先生（即曹二庚之父）习昆曲《盘丝洞》。

次年十八岁，遂改业皮簧，与杨小楼、余叔岩、龚云甫、王蕙芳、朱桂芳、梅兰芳、王凤卿诸先生同台演于香厂新明大戏院，京剧人才，网罗殆尽。该院为继第一舞台后最近代建筑，具体而微，堂皇过之，分科设职，俨如官署，为军阀张勋所建，后毁于火。余演出声名鹊起，只以宗派积习，隐存内外同异之见，虽未致当面诽笑，而冷嘲热讽，饱受同行之讥。甚至余在舞台演唱时，皮簧前辈李顺亭、刘景然、龚云甫等，在后台肆口嘲笑，怂恿同侪引吭高歌梆子腔，以乱吾声。其意以为素习梆子竟改皮簧，文野有别，雅俗不伦，直视为越等僭分，大逆不道，极尽排挤之能事。余十八岁时，经杨小楼、李寿山、朱文英（名武旦朱桂芳之父）介绍与名青衣吴彩霞六妹名春生者结婚，吴氏固梨园世家也。时寓前门外西河沿五斗斋。发轿之前天阴雨，至是忽澈晴，群赞为光明和谐之兆，虽属迷信之观，亦见众人之心为之豁朗也。于贺客如云，皆大欢喜中婚礼告成，当然不免循闹房陋俗。

结婚后，因在京改唱皮簧，不见容于同业，精神半消耗于挣扎，乃暂避锋芒，携眷愤走沪上，余父母兄长均随行，长女爱喜已生，九岁时夭亡。至沪后，谬承彼都人士青睐，许为新声佳奏蜚誉鹊起。时卜居上海仁昌里，翌年生长子爱和，取名令香，沪上俗尚浮靡，弥月时，群以汤饼筵宴为怂恿，余不能拂众意，循例款客，以为庆贺。余名既噪，外埠延聘者纷至沓来，乃于沪、杭、甬、嘉、湖一带回翔者，达七年之久。余二十五岁，鸟倦知还，始重返故乡，虽非衣锦而归，虚名已博定评。侧身京朝，而门户之见仍未尽泯。卒以群众欢迎，无殊沪上，始渐合拢，变毁为誉，对余新作许为独出心裁，不同凡响。随之攀亲认故者，踵趾相接，前倨后恭，判若天壤，审其意，不过以成败论英雄也。世态人情，今古同辙，思之可笑。

在沪上一带演出，剧目除固有折子戏外，偏重于传统剧之整理，凡剧情介绍，不甚完备者，均为添加头尾，以使故事详明。如全部《贩马记》（王又宸、马连良曾扮演李奇）、全部《英杰烈》《得意缘》《十三妹》《玉堂春》《花田八错》《杜十娘》，本为老乡亲即孙菊仙所赠，均改为本戏，为沪上一时所传摩。或由昆曲移植，如《盘丝洞》之改为皮簧，皆是时所创制。及北返，沪上所演各剧在京亦成流行剧本。时无著作保障，久而便失作者姓名，鲜有再溯本源者。归来时，值各家竞排新剧，余乃择传奇、说部或其它剧种之可传者，均酌加增删、渲染，改为京剧，脱离片断折戏之窠臼。如《钗头凤》《还珠吟》等剧，不下五十余本，皆为返京后所创制者。因剧本新成，声必重谱，凡古典名著优美作品，为保存文学之完整，求与音律之适合，如《钗头凤》词、《还珠吟》古乐府，按宫协商，浅歌低咏，往往废寝忘食，俾画作夜研究，必有所得而后已。继续演作，屡谱新声者十余年不稍辍。余三十二岁时，各家鼎峙，爱好京剧艺术者，倡为月旦于新闻纸，公开推选，众议所归者四人，即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与余，共评为四大名旦，一时之举，不期竟传播之远，实属侥幸。余三十九岁，芦沟桥变起，慨国难之日深，痛民族之苦重，已无意于新制，有息影之退心。唯既倾历年积蓄于留香饭店之经营，不得不复登舞台而献技。知我罪我，不能顾矣。

余自幼贫穷，被卖学艺，饱受痛苦，幸赖立志坚定，学有微成。凡吾子孙，不但应知吾所遭际，半生颠苦，风雨摧残；更当立志坚定，精研所学，以世吾业。拉杂书之，补余日记。

（原载1985年6月5日《中国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