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药理学的发展

药理学的发展与药物的发现、发展紧密联系。远古时代的人们从生产、生活实践中认识到某些天然物质可以治疗疾病与伤痛，在有文字以后，这些经验便被记录下来，在中国、埃及、希腊等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均有关于医药的记载。例如埃及的《草纸文》，印度的《寿命吠陀》，我国早在公元1世纪前后就著有《神农本草经》，全书载药365种，其中不少药物沿用至今。唐代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政府颁发的药典，收载药物884种，比西方最早的纽伦堡药典早883年。明代伟大医药学家李时珍历时27年，完成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全书52卷，190万字，收药1892种，插图1160幅，药方11000条。已被英、日、德、俄、法、拉丁等7种文字翻译，广为流传，成为世界重要的药物学文献之一。

现代药理学起源于欧洲。瑞士医生Paracelsus（1493—1541）提出疾病是体内化合物紊乱的理论，并认为药物的作用是由其中有效活性成分产生的。英国解剖学家W.Harvey（1578—1657）发现了血液循环，开创了实验药理学新纪元。被誉为“药理学之父”的瑞士医生Johann Jakob Wepfer（1620—1695）首次用动物实验研究药物的药理、毒理作用。

18世纪，生理学和化学的发展为现代药理学发展奠定了科学基础。意大利生理学家F.Fontana通过动物实验对千余种药物进行了毒性测试后，认为天然药物都有活性成分，正是其活性成分选择性作用于机体的某个部位而引起机体的反应。

19世纪，爱沙尼亚Dorpat大学药理学教授R.Buchheim于1847年建立了第一个药理实验室，写出第一本药理教科书，使药理学正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R.Buchheim的学生O.Schmiedeberg发展了实验药理学，开始研究药物的作用部位，被称为器官药理学。被誉为实验医学之父的法国生理学家Claude Bernard（1813—1878）于1856年证实箭毒的作用部位不在神经或肌肉本身，而是在神经-肌肉接头，成为关于药物作用机制的最早研究。英国生理学家J.N.Langley于1878年根据阿托品和匹鲁卡品对猫唾液分泌的拮抗作用研究，提出受体概念，为受体学说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进入20世纪后，药学工作者利用人工合成的化合物及改造天然有效成分的分子结构作为新的药物来源，发展新的、更有效的药物。1909年，德国人P.Ehrich用新胂凡纳明治疗梅毒，创立了化学药物治疗传染病的新纪元。1932年，G.Domagk发现百浪多息可以治疗细菌感染，E.K.Marshall证实百浪多息在体内被分解成磺胺起抗菌作用。1936年磺胺开始用于临床治疗，开辟了感染性疾病化学治疗的新篇章。1940年，英国微生物学家H.W.Florey在A.Flemimng（1928年）研究基础上，从青霉菌培养液中分离出青霉素，使化学治疗进入抗生素时代。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是新药发展的鼎盛时期，除化疗药物外，临床上常用的药物如抗组胺药、镇痛药、抗高血压药、抗精神失常药、甾体激素、非甾体类抗炎药以及维生素类中的许多药物均是在这一时期研制开发的。

近年来，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使药理学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1982年重组胰岛素投放市场，标志着世界第一个基因工程药物的诞生。迄今为止，已有重组细胞因子、重组激素、重组溶栓药和抗凝药等近百种基因工程药物应用于治疗肝炎、癌症、糖尿病等多种疾病。

我国药理学工作者在药理学研究中也取得了很多成果，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治疗血吸虫病的酒石酸锑钾的药物效应动力学和药物代谢动力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研制了安全有效并可供口服的非锑剂抗血吸虫药呋喃丙胺；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学者首先确认吗啡的镇痛作用部位主要在丘脑第三脑室周围灰质；在中草药研究方面，我国相继开发了不少有效药物，尤其是抗疟药青蒿素的研制成功，受到世界关注。作为青蒿素研发成果的代表性人物，药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随着生命科学基础理论和研究技术的发展，药理学已由单一学科发展成为与生物物理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免疫学、遗传学等多学科密切联系的综合学科。根据药物作用的系统不同，药理学研究领域又进一步分为神经、精神药理学、心血管药理学、呼吸药理学、免疫药理学、生殖药理学、内分泌药理学等；根据所研究的解剖学层次，出现了细胞药理学、分子药理学；根据相关学科和范围，出现了临床药理学、遗传药理学、生化药理学、数学药理学、中药药理学等；根据涉及的机体发育阶段，出现了围生期药理学、发育期药理学、老年药理学、妊娠药理学等。此外还有药物经济学、药物流行病学等。药理学几乎渗透到了生命科学的所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