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你看见一只鸟

“哺乳动物和鸟类拥有各自的行为模式。”对于哺乳动物和鸟类在大脑方面的区别，一位科学家进行了精辟的阐述——这是获得高超智力的两种方式。

但鸟类的行为远不只是一种独特的大脑神经元连接模式，它还是飞行、卵生、羽毛和鸣唱等一系列特殊的现象。它是山刺嘴莺（Acanthiza katherina）的素色羽毛，是印缅寿带（Terpsiphone paradisi）的超长尾羽，是华丽琴鸟（Menura novaehollandiae）的非凡独唱，是蔓丛苇鹪鹩（Cantorchilus zeledoni）的完美和声，是鹗（Pandion haliaetus）向大海俯冲的迅猛，也是鹭鸟盯着水面的平静与耐心。

显然，鸟类的生存方式并不是单一的；大量不同的物种以独特的外表和行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它们在羽毛、形态、鸣唱、飞行、生态位和行为等各个方面都互不相同，这也是人们喜爱鸟类的原因。生物学家因鸟类的多样性而着迷。同样入迷的还有世界各地的观鸟爱好者们；为此，我们列出了“目标清单”，到偏远地区探访稀有物种，驱车寻找被暴风吹来的迷鸟，或是钻进林子里吹口哨，好引出神出鬼没的莺类。

只要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你就会发现，不同种类的鸟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着最平常不过的活动。这种多样性也被我们应用在表达方式中，以描述自己的极端行为。我们用猫头鹰或百灵、天鹅或丑小鸭、老鹰或鸽子、好蛋或坏蛋来形容自己。我们用沙锥（snipe）和松鸡（grouse）来表达诽谤和埋怨；而哄骗（cajole）一词则源于法语词根，意思是“像松鸦一样喋喋不休”。类似的表达还有很多：我们是渡渡鸟（Raphus cucullatus）、小鸟崽儿、鹦鹉、骄傲的孔雀；我们用鸽子来比喻密探（stool pigeon），用鸭子来比喻易受攻击的对象（sitting duck）；文艺痴迷者被称为“文化秃鹫”（culture vulture），而获取不良资产的人则是“秃鹫资本家”（vulture capitalist）；“比翼鸟”（lovebird）用于形容恩爱的情侣，“挂在脖子上的信天翁”（an albatross around the neck）用于形容烦人的负担；“大雁的追逐”（wild goose chase）指的是徒劳无功的事情，而杜鹃（cuckoo）则指不断的重复；人们像雏鸟般一丝不挂，或像成鸟般羽翼丰满；“空巢者”（empty nester）和“没有春天的鸡”（no spring chicken）都是形容老人；我们可以是早起的鸟儿，也可以是笼中的鸟、稀有的鸟、古怪的鸟。

正如生物学家E.O.威尔逊曾说过的，当你看见一只鸟时，它并不代表所有的鸟。

鸟类的行为正是如此。在澳大利亚，人们总会情不自禁地喜欢上白翅澳鸦（Corcorax melanorhamphos）。它们过着群居生活，充满魅力，既可爱又滑稽。六七只羽毛蓬松的白翅澳鸦挤在一根细细的树枝上，露出几只红色的小眼睛，亲昵地互相整理羽毛，犹如一串缠绕着爱意的黑珍珠。它们的飞行姿态略显笨拙，更适合四处走动；它们常像鸡一样前后晃动着脑袋，大摇大摆地穿过干燥的桉树林地。白翅澳鸦也像小狗，因为它们会一边发出尖锐的哨声，一边摇尾巴。它们喜欢玩“跟随领队”或“保持距离”的游戏，为争夺一根木棍或一片树皮而在地上翻滚。白翅澳鸦的体型和乌鸦差不多大，但更瘦一些——通体黑色，长着优雅的白色翅斑和拱形的喙；它们生活在固定的群体当中，每群包括4只到20只个体，总是排成一队或是挤成一堆。白翅澳鸦的群体宛若一个亲密的家庭，不论是喝水、栖息、沙浴、玩耍，还是分享食物，当中的成员每时每刻都待在一起，跑动起来就像一支阵形松散的足球队。到了繁殖季，澳鸦群体会选择一根水平的树枝，共同建造出一个奇怪的巨大泥巢［如有必要，鸸鹋（Dromaius novaehollandiae）的排泄物或者牛粪也可用作巢材］；成员们在枝条上排着队，轮流把自己找到的树皮碎片、草或浸泡过泥浆的皮毛添加到鸟巢边缘。这群白翅澳鸦将共同繁殖、守护和抚育后代；家庭成员之间的距离很少超过5英尺[1]到10英尺。我曾经见过三只刚学会飞行的雏鸟在地面上挤作一团，仿佛是三只睿智的猴子，对周围的一切熟视无睹、不闻不问。

不过，令人喜爱的白翅澳鸦也有阴暗的一面，尤其是在天气变差的时候。它们争吵、打斗，群体之间产生对抗。规模较大的群体聚集到小群体上方，向后者飞扑而去，凶恶地用喙猛啄，把巢中的卵推到地面，甚至将巢撞下树干。随后，它们还将继续这种无节制的暴力行为，破坏其他群体的鸟巢。曾有人观察到，一只白翅澳鸦用喙一次一个地啄开鸟卵，并将其扔到地上。这种现象着实令人感到不安，因为除了人类和蚂蚁之外，鲜有动物会做出强行绑架和奴役其他族群幼崽的行为。

本书将讲述鸟类的行为与活动，包括那些令人吃惊甚至是惊恐的日常行为，以及颠覆传统观念的固定或即兴活动；这些现象可能会动摇我们对鸟类能力和“正常”行为的界定与认知。

多年来，这类行为一直被视为反常现象，或被当作无解的谜团丢在一边。最近，科学家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些现象。研究的结果颠覆了人们的固有认知，包括鸟类的生活、交流、觅食、求偶、繁殖和生存等各个方面。研究揭示了鸟类活动背后所潜藏的非凡策略和智慧。这些能力曾被认为是人类或少数高智商哺乳动物所特有的（如欺骗、操纵、背叛、绑架、杀婴），也向我们展现了物种之间的巧妙沟通、合作、协同、利他主义，以及各种文化与游戏。

在这些不同寻常的行为中，有一些似乎是在挑战“鸟性”的极限。一只雌鸟杀死了自己刚出生的雏鸟；而另一只雌鸟无私地照顾着其他个体的孩子，仿佛那就是自己亲生的一般。一些年幼的个体会不辞辛劳地喂养兄弟姐妹，而有些个体则在生存竞争中啄死了巢中的同胞。自然界中有能够创造出华丽艺术品的鸟，也存在着肆意破坏他人劳动成果的鸟。白翅澳鸦这一物种的内部就充斥着许多矛盾：凶残的个体把猎物挂在荆棘或叉状的树枝上，但它也同时拥有美妙的歌喉，作曲家们甚至围绕着它的鸣唱创作出一整部作品；另一个体以严肃著称，却也酷爱玩乐；还有个体能与人类合作，却以可怕的方式寄生在另一个物种身上。这世上有会送礼物的鸟、偷东西的鸟、会跳舞和打鼓的鸟，也有能够涂涂画画或者装饰自己的鸟。有些鸟用声音建立防线、阻拦入侵者，有些鸟用特殊的叫声来召唤玩伴——或许它们掌握了人类在玩耍偏好和笑声进化中的奥秘。

地球上生存着1万种以上的不同鸟类，其中许多都拥有奇特而古怪的名字——波斑鹭（Zebrilus undulatus）、白腹灰蕉鹃（Corythaixoides leucogaster）、斑鼠鸟（Colius striatus）、裸脸捕蛛鸟（Arachnothera clarae）、荒岛秧鸡（Atlantisia rogersi）、淡色歌鹰（Melierax canorus）、闪羽蜂鸟（Aglaeactis cupripennis）、军金刚鹦鹉（Ara militaris）、漂鹬（Tringa incana）……我曾经在阿拉斯加卡彻马克湾的一座小岛边缘见过一只漂鹬，当时它正优雅地在沙滩上寻找着甲壳动物和蠕虫。漂鹬的英文名是“漫游的闲谈者”（Wandering Tattler）。“漫游”指的是它在辽阔的海洋中无处不在；“闲谈者”指的是它会在人类过于靠近时发出尖锐的鸣叫，以警告其他的鸟。除此之外，还有维达雀、巧织雀、扇尾鹟、细尾鹩莺（Malurus）、阔嘴鸟、犀鸟和黄胸三趾鹑（Turnix olivii），后者也因英文名被人们简称为“BBBQ”。每一块大陆、每一种生境都有鸟类的身影，哪怕是地底下也生活着穴小鸮（Athene cunicularia）和波多黎各短尾（Todus mexicanus）。鸟类在体型大小、飞行方式、羽毛颜色和生理机能上都产生了极端的分化。我曾见过生物学家为一只雄性宽尾煌蜂鸟（Selasphorus platycercus）称量体重——它仅有七分之一盎司。而在另一个极端，巨大的鹤鸵（Casuarius）重达100磅[2]，约为蜂鸟的12000倍；它们形似恐龙，站起身子采摘果实时可达10英尺高，其能力足够杀死一个人。安第斯神鹫（Vultur gryphus）的翼展足足有10英尺，而戴菊（Regulus regulus）的翼展则只有5英寸[3]。

有些鸟是敏捷的飞行家，例如鸟类世界的障碍赛之王——苍鹰（Accipiter gentilis），还有空中的杂技演员——雨燕和蜂鸟们。虽然鸸鹋和鹤鸵的祖先能够飞行，但它们现在已经进化为无法振翅飞翔的大型鸟类了。同样地，弱翅鸬鹚（Phalacrocorax harrisi）也曾具备飞行能力，但为了适应陆地生活，它们逐渐在进化的过程中丧失了这项技能。漂泊信天翁（Diomedea exulans）每年都要飞越数万英里[4]，回到浩瀚大海中的小岛繁衍后代。它们可能数年都不会着陆；当海面上波涛汹涌时，信天翁会在飞行中休憩，仅睁着一只眼睛来导航。到了迁徙季节，斑尾塍鹬（Limosa lapponica）将昼夜不停地从阿拉斯加飞往新西兰，全程7000英里，花费7天到9天；这是世界上最长的不间断迁飞记录。就飞行距离而言，北极燕鸥（Sterna paradisaea）可以说无人能及，它们随着季节的变化环绕地球飞行。它们从位于格陵兰岛和冰岛的繁殖地飞往南极洲的越冬地，往返一次的路程将近44000英里，是世界上的迁徙距离之最。该物种的寿命约为30年；那么，一只北极燕鸥在一生中或许能飞行150万英里，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往返三次。

作为曾在2019年前往国际空间站并进行了首次女性太空行走的宇航员，杰西卡·迈尔对于“走极端”这一话题可谓颇有见地。一直以来，迈尔的目标就是漫步太空；在通往梦想的道路上，她探索了两种鸟类的生活。这两种鸟都具有无与伦比的生理特性：一种能在水下长时间屏住呼吸，另一种则能在惊人的高度上飞行。

在南极洲的企鹅农场，迈尔参与了帝企鹅（Aptenodytes forsteri）的研究。帝企鹅是世上最强的鸟类潜水员，能够比其他鸟类潜得更深、持续更久，并且可以忍受极低的血氧含量；在这样的血氧浓度下，人类早早地就会失去意识。迈尔在一个水下室中观察了帝企鹅潜水捕鱼的场景。“它们在水下看起来就像是变成了另外一种动物，”她说，“仿佛成了芭蕾舞演员。”帝企鹅通常一次潜水5分钟到12分钟，有一只个体一口气下潜了27分钟。迈尔想了解这些动物如何在水下保持长时间的活动。她说：“它们和人类一样，都是需要呼吸空气的动物。帝企鹅会在潜水前先吸一口气；在水下的整个过程中，它们都在使用这一口气中的氧。”帝企鹅的秘诀之一在于将心率从每分钟175次降至每分钟57次左右，这样就能减缓氧气的消耗。

随后，迈尔又去拜访了另一种以极端迁徙而闻名的鸟类——斑头雁（Anser indicus）。该物种每年都要两次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它们从南亚的海平面出发，越过庞大的山体，到达中亚高原的夏季繁殖地。

在4月的一个寒夜，博物学家劳伦斯·斯旺站在喜马拉雅山的高处聆听着周遭的寂静。忽然间，一个遥远的声音从南边传来——起初是细微的嗡鸣，后来变成了一种高亢的叫声。那正是斑头雁的鸣叫。斑头雁径直飞过了马卡鲁峰。“在16000英尺的海拔高度上，我每一次呼吸都需要费尽全力，”斯旺写道，“这些鸟儿从我头顶2英里以上的高空飞过。那样的高度已经无法提供人类生存所需的氧气了，而斑头雁依旧在鸣叫。这种浪费氧气的鸣叫沟通似乎在告诉我们，它们无视了寻常的生理规则，违背了高海拔削弱呼吸作用的客观定律。”

振翅飞行所消耗的氧气是休息时的10倍到15倍。大部分斑头雁能够达到16000英尺到20000英尺的飞行高度，也曾有过24000英尺的个体记录。在这个高度，氧气水平只有海平面的一半到三分之一。斑头雁在稀薄的空气中维持着高耗氧的飞行运动，即便是最优秀的人类运动员也无法在这样的条件下行走。

迈尔想知道斑头雁是否会利用上升热气流来节省能量。她说：“不，它们其实是在夜间和清晨进行迁飞的，时常遭遇强有力的逆风，并且温度也较低。”此外，斑头雁飞行时以振翅为主，几乎从不滑翔或者乘气流升空。那么，它们是怎么做到在高海拔飞行的呢？

为了找到答案，迈尔决定在风洞中训练斑头雁飞行。她领养了12只刚出生的斑头雁雏鸟，成为“雁妈妈”，好让斑头雁对她产生印记。“我们一起散步，一起打盹，”她说，“孩子的成长真是太快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迈尔从散步改为骑自行车；小斑头雁紧跟着她飞行，喙几乎紧贴着她的脸颊。但这招只管用了一天，因为小鸟们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于是，迈尔又将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沿着小路来回飞驰；小斑头雁始终在她的身侧，翼尖轻轻地擦着她的肩膀。迈尔说：“以这样的方式看着鸟的眼睛，确实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最终，迈尔与来自得克萨斯大学的同事朱莉娅·约克一同完成了实验的准备工作。她们为斑头雁戴上了记录生命体征的“小背包”，以及可以改变氧气含量的特殊定制面具，以便模拟飞越喜马拉雅山和珠穆朗玛峰的状态。随后，迈尔和约克让斑头雁在风洞中飞行，并测量它们在不同条件下的心率、代谢率、血氧水平和体温。

科学家发现，斑头雁拥有几种帮助它们适应高海拔的特征：它们的肺部比其他鸟类更大，呼吸的效率更高（每次呼吸所交换的气体量较大，但频率较低），具有一种更高效的血红蛋白（使其从每一次呼吸中提取更多的氧气）以及密布于肌肉组织中的毛细血管（便于氧气的输送）。通过实验，迈尔和约克了解到，斑头雁还具备另一种超级机制，即对温度的特殊反应。在高海拔振翅飞行时，冰冷的肺部和温暖的肌肉之间会产生明显温差，从而将体内输送的氧气增加2倍。斑头雁还能降低自身的新陈代谢率，减少飞行所需的氧气量。

“但这并不是全部的答案，”迈尔说，“我们仍然不知道斑头雁和其他鸟类是如何应对极高海拔的低气压条件的。”

我深爱着鸟类生物学和行为学的方方面面，其中依然充满了许多谜团。

鸟类的世界也因羽毛而显得格外缤纷多彩：大群彩鹀和鹦鹉吵吵嚷嚷、绚丽夺目；巴拉望孔雀雉（Polyplectron napoleonis）活力四射，那充满光泽的蓝黑色羽毛上闪烁着耀眼的金属绿；红极乐鸟（Paradisaea rubra）身披薄雾般的红色羽毛，尾部伸出两根长长的羽线，犹如塑料制成的工艺品；而大掩鼻风鸟（Ptiloris paradiseus）拥有超乎寻常的乌黑羽毛，其特殊的微观结构几乎能捕捉所有光线；到了筑巢季节，阿留申群岛的须海雀（Aethia pygmaea）会在头部长出十分敏感的羽毛，引导自己穿过黑暗的巢穴。

詹姆斯·戴尔研究鸟类的颜色，以及它们如何运用颜色。他说：“鸟类不能将它们的颜色作为武器，但可以利用颜色来避免冲突。”戴尔是一名鸟类学家，来自澳洲紫水鸡（Porphyrio melanotus）之乡——新西兰；他将自己的职业生涯都献给了奇妙的鸟类色彩。他曾告诉我其中的一些规律，最重要的三点如下：第一，雄鸟比雌鸟的颜色更鲜艳，雌鸟的羽色通常较为暗淡，以便在孵卵时融入周围的环境；第二，成鸟的颜色比亚成鸟更加丰富；第三，鸟类在繁殖季的羽色更为鲜亮。

“然而，鸟类也并不是墨守成规的动物。”戴尔举了几个反常的例子：雌性灰瓣蹼鹬（Phalaropus fulicarius）的色彩远比雄性鲜艳；美洲骨顶（Fulica americana）的雏鸟长着鲜红的喙和额板，而成鸟的颜色却很暗淡，如此一来，亲鸟便能够通过分辨颜色优先喂养年纪较小的雏鸟；对于红背细尾鹩莺（Malurus melanocephalus）来说，年幼的雄鸟会不会换上鲜艳的红色和黑色繁殖羽，要取决于社会环境，即周围是否有年长雄鸟的骚扰和驱赶。

鸟类中最叛逆的色彩反常者要属红胁绿鹦鹉（Eclectus roratus）。该物种生活在澳大利亚北部和新几内亚的偏远地区；它的属名与“折中主义者”（eclectic）来源于同一个希腊词根，而种名指的是鸟羽上的光泽。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进化与保护生物学教授罗伯特·海因索恩对红胁绿鹦鹉进行了将近10年的研究，他表示：“没有哪一种鸟能比这种鹦鹉更让科学家们感到困惑的了。”海因索恩还提到，伟大的进化生物学家威廉·汉密尔顿总会在做讲座时展示一张红胁绿鹦鹉雌雄性站在一起的照片。雄鸟是鲜亮的草绿色，而雌鸟是夺目的深红色，正如最初发现这种鸟的欧洲人所描述的那样，雌鸟的腹部还“染着一层淡淡的雾蓝色”。这和鸟类二态性的正常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一般的雌雄二态中，雄鸟颜色鲜艳，而雌鸟为单调的褐色。海因索恩说：“没有任何一种鸟能像红胁绿鹦鹉一样，雌雄两性以完全不同的形式长出如此艳丽的羽毛。”事实上，由于雌鹦鹉的羽色过于鲜艳，并且与雄鹦鹉截然不同，在该物种被发现后的头100年里，人们都以为这是两个不同的物种。“直到有一天，某位博物学家看到绿色的鹦鹉正在和红色的鹦鹉交配。”

在少数其他物种中，雌鸟的羽毛比雄鸟更鲜艳、更华丽，比如彩鹬（Rostratula）、瓣蹼鹬（Phalaropus）、三趾鹑（Turnix）、斑腹矶鹬（Actitis macularius）和肉垂水雉（Jacana jacana）。但在这些物种内部，性别角色通常都发生了逆转，雄鸟孵化鸟卵，而雌鸟负责保卫领地，并为了争夺雄鸟而相互打斗。“因此，这些物种确实是普遍规律下的例外。它们证明，具有竞争性的性别才最有可能获得鲜艳的色彩。”海因索恩说。

然而，红胁绿鹦鹉却不是这样的。该物种内部并没有产生性别角色的反转，雌鸟依然负责孵卵和抚育雏鸟。另外，它们的雏鸟也不符合普遍的规律。大多数鸟类的雏鸟在出生后的第一年里都会带着一身雌雄莫辨的浅褐色幼羽，而红胁绿鹦鹉的雏鸟一孵化就身披带有性别色彩的绒羽，随后直接换上引人注目的鲜艳成羽。

据海因索恩称，威廉·汉密尔顿在关于红胁绿鹦鹉的讲座结束时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只要能明白为什么这个物种的一个性别是红色，而另一个性别是绿色，我就可以瞑目了。”遗憾的是，汉密尔顿在刚果探险时染上了疟疾，随后去世。他没能活着看到海因索恩解开这个谜团，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个古怪谜团。

如果说红胁绿鹦鹉的羽色令人摸不着头脑，那它们的繁殖行为更是匪夷所思——雌性红胁绿鹦鹉会杀死自己刚孵化的雄性雏鸟。这种行为实在是违反常理，让人难以置信。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当杀婴涉及为了食物或者其他竞争原因而杀死其他个体的后代时，这种行为就显得较为容易理解。然而，杀死自己的孩子呢？繁殖后代是一件非常耗费精力的事情。红胁绿鹦鹉在孵化雏鸟后就迅速地将其消灭，这在生物学上是说不通的。

更令人费解的是，亲鸟是在有意识地杀死同一个性别的孩子。这种针对特定性别的杀婴行为在动物界极为罕见。除了浪费繁殖的时间和精力之外，它还会导致种群内部的性别比例失衡，使得数量较多的雌鸟为少数雄鸟而竞争，反之亦然。海因索恩在澳大利亚北部的偏远地区进行了超过10年的研究，发现雌鸟会在卵孵化后的3天内将雄性雏鸟移除。他经常在红胁绿鹦鹉筑巢的大树下发现被啄死的雏鸟。

为什么一位母亲要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是什么驱使一只鸟做出如此极端的行径？这对它的繁殖成功率有什么潜在的价值呢？

鸟类会表现出多种利他行为——帮助、合作、协同，以及一系列无私的行为。尖尾娇鹟（Chiroxiphia lanceolata）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两只雄鸟一起精心编排舞蹈、共同表演，通过鼓翼、翻跟斗来吸引雌鸟的注意。然而，只有一只雄鸟能获得交配的权利；另一只雄鸟总是处于次要地位，如同球场上的边锋。但在一次又一次的求偶表演中，处于次要地位的雄鸟依然全身心投入，尽力呈上自己的最佳表演。有些鸟抚养的并不是亲生孩子，但依然对孩子倾注了父母般的关怀和呵护，就像养育自己的后代一样。隐鹮（Geronticus eremita）能在迁徙时进行合作，每只个体轮流地带领鸟群和跟随“V”字形队伍，并且在两种位置上的时间是精确相等的。新西兰的啄羊鹦鹉（Nestor notabilis）既聪明又顽皮，它们协同合作的方式十分巧妙，几乎能与人类的手段媲美。

同一物种内部的不同个体也有各自独特的行为模式。试想一下集群飞舞的椋鸟，或是成千上万的海鸟，比如繁殖群中的三趾鸥（Rissa tridactyla）。某年5月，我曾在卡彻马克湾的加尔岛上观察吵吵嚷嚷的三趾鸥繁殖群；上万只三趾鸥不断地鸣叫、盘旋着，仿佛成为一个单一的生命体。由此，我们或许能得出一个假设：同一物种的所有个体都会表现出相似的行为。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同种鸟类对特定情况的反应是相同的，即刻板行为或固定的行为模式。然而，经过长时间的仔细观察和亲密接触之后，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们往往能通过与众不同的面孔、独特的个性、特殊的举止及行为上的蛛丝马迹来识别出同一物种内部的不同个体。

当然，鸟类也能进行个体间的识别。孵化几个小时后，小鸭或小鹅就可以紧紧地跟在父母身后；这样的早成性鸟类在年幼时就能通过外表、声音和性格来识别特定的成鸟。海鸟常常能在远处发现正在飞行的配偶。许多鸟都可以认出巢穴附近的各个邻居，并对不同的个体表示友好或敌意。

人们可以通过特殊的行为——比如斑腹矶鹬的点头摆尾——来识别鸟的种类；但同种个体间也存在着许多特殊的差异，就如同人类一样。每只鸟都是独树一帜的芭蕾舞者，它们的基本舞步或许是相同的，但它们也拥有自己独特的移动、觅食、交流、求爱和交配的方式。动物学家唐纳德·格里芬写道：“你如果想了解动物的行为，就必须考虑到它们的个性。对于那些喜欢物理、化学和数学公式的人来说，这项没有条理的工作可能是相当烦人的。”

本书将探索鸟类生活的五个方面——交流、工作、玩耍、求爱和育儿——并讲述各个方面的特殊案例。例如，鸟类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交流方式：一类语句包含着深刻的含义，为整个物种带来益处，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另一类则是流利的外来语调，用于操控和欺骗其他个体，以达到利己的目的。这两种方式都体现出鸟类交流中的深层奥秘，也揭示了鸟类鸣叫拥有微妙的、类似语言的特质。鸟类抚育后代的方式也具有惊人的多样性。巢寄生鸟类仅仅是在别人的鸟巢中产卵，就能把所有的育儿工作丢给陌生的寄主；事实上，这种带有破坏性的邪恶行为需要很高的智商。而在另一个极端，巴拿马的大犀鹃（Crotophaga major）选择集体式育儿；亲鸟们平等合作、共同抚育雏鸟，其数量可多达12只。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极端的行为案例呢？罗伯特·海因索恩说道：“人们总能发现鸟类的特殊行为。有时，这些反常的例外与常见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佐证了某些规律，为鸟类世界的典型现象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在其他时候，这些行为让我们学会了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正如海因索恩所说，“所有的认知仿佛都在一瞬间被扭转了。突然间，我们有了崭新的思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明白了极端案例的价值。鸟类的异常行为通常是对恶劣环境和极端气候的巧妙适应；通过这些行为，人们逐渐了解到鸟类是如何在困境中存活下来的。

本书向读者展示了不同的鸟类，从各种秃鹫和鹤类，再到棕夜鸫（Catharus fuscescens）和蔓丛苇鹪鹩。有些鸟经常反复出现，例如蜂鸟。见过蜂鸟的人都知道，这种小鸟拥有非常极端的行为模式，小小的身躯里蕴藏着无穷的野蛮。它们的领地意识很强，表现得就像总以为自己是獒犬的吉娃娃。在某些情况下，蜂鸟就如同反社会者一般。

书中列举了许多来自澳大利亚的物种。生物学家蒂姆·洛在他的著作《歌声从何处来》中写道：“澳大利亚的鸟类最有可能表现出极端的行为。”与地球上的其他地区相比，澳大利亚的鸟类占据更多的生态位；它们比其他大陆的鸟类更长寿，也更聪明。另外，澳大利亚也是一些基本行为的发源地，比如鸣唱。

我曾在这片大陆上进行过为期6周的调查，跟随洛与其他澳大利亚博物学家和科学家，研究独特的鸟类行为。这里生活着许多稀奇古怪、令人难以形容的有趣动物——红大袋鼠（Osphranter rufus）、鸭嘴兽（Ornithorhynchus anatinus）、袋熊（Vombatus ursinus）、黑尾袋鼠（Wallabia bicolor）和横纹长鬣蜥（Intellagama lesueurii）。除此之外，澳大利亚的景观也如世外桃源般不可思议，有带刺的棕榈（Arecaceae）、瓶刷似的红千层（Callistemon）、密花相思（Acacia pycnantha）和蓝桉（Eucalyptus globulus），以及满树红花的槭叶瓶干树（Brachychiton acerifolius）。然而最吸引我的还是这里的鸟类。

19世纪中叶，英国鸟类学家约翰·古尔德来到澳大利亚；他在这片广袤的南方大陆上发现了“地球上任何地方都没有的独特鸟类”。他将这里的鸟儿形容为“惊人、非凡、前所未有和无与伦比的”，尤其是那些否定了传统行为假设的类群。澳大利亚的园丁鸟具有修建“求偶亭”的古怪行为；它们花费大量时间，根据自己的喜好收集各式各样的“饰物”来为亭子进行装潢，并按照颜色和样式排列这些物品。古尔德将这样的亭子称为“游乐场”。（不过，它们的奇特之处并没有改变古尔德猎食和剥制这些鸟类的习惯。）

澳大利亚还有许多鸟获得了古尔德的最高赞誉。比如长着巨大钩状喙的棕树凤头鹦鹉（Probosciger aterrimus），它能将头顶的深色冠羽作为发声的乐器。又如古怪的灌丛塚雉（Alectura lathami），它们把卵产在15英尺高的土堆里；在无数杂物的掩埋下，孵化后的雏鸟必须自己挖出一条生路。另外，澳大利亚的两种琴鸟（Menura）是世上最优秀的歌唱家。这里还有不同于其他大陆的钟鹊、鹦鹉和极乐鸟，哪怕是无处不在的黑背钟鹊（Gymnorhina tibicen）也显得尤为独特。它们聒噪、聪明、好斗，常常对其他动物发起攻击，受害者中不乏人类。在繁殖季，骑行爱好者必须在头盔顶部装上彩色扭扭棒或者派对用的小拉炮，以防止黑背钟鹊冲下来袭击他们的头部。在这里，华丽的粉红凤头鹦鹉（Eolophus roseicapilla）和椋鸟一样常见；它们体形硕大、性格大胆，身披俏丽的粉色羽毛，头顶还长着上翘的黄色羽冠，拥有嘶哑、尖锐刺耳的奇异叫声。不过，澳大利亚人似乎对身边的这种粉色怪鸟毫不在意。最近，一只名为“雪球”的葵花鹦鹉（Cacatua galerita）人气飙升，因为它能听着皇后乐队和辛迪·劳帕的歌曲为自己编排舞步。它设计出14种不同的动作，包括摆头、抬腿、卷曲身体，就像麦当娜式的折手舞。研究人员表示，“在音乐刺激下，运动的自发性和多样性并不是人类独有的能力”。

然而，鸟类的极端行为并不局限于南方大陆。从数量上看，中美洲和南美洲才是鸟类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其中也有许多种类会做出流氓行径，足够与澳大利亚的叛逆鸟类一较高下。例如，委内瑞拉和圭亚那的长尾隐蜂鸟（Phaethornis superciliosus）能够模仿同种的其他雄性个体，随后将其杀死，好在求偶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巴西的白钟伞鸟（Procnias albus）拥有世上最洪亮的嗓音，在求偶时发出尖锐的、悠扬的双音调钟鸣；它的声音比野牛（Bison）或吼猴（Alouatta）的嚎叫都要响亮。眼斑蚁鸟（Phaenostictus mcleannani）分布于中美洲和厄瓜多尔北部，它们已经彻底掌握了另一类动物——蚂蚁的生活方式，通过学习、记忆和信息共享来获得生存所需的技能；我们曾以为这种可能性只存在于少数动物当中，其中包括人类。

这本书的灵感来源于一场对话。在为上一本书《鸟类的天赋》进行调查工作时，我与麦吉尔大学的路易斯·勒菲弗讨论过稀奇古怪的鸟类行为。20多年前，根据鸟类在野外的行为，勒菲弗发明出第一种测量鸟类智力的方法。这个物种在自然环境中的创造力有多大？它能否利用新事物来处理当前面临的困境，或为其找到创新性的解决方法？它会尝试新的食物吗？这些活动都是行为灵活性的指标，也是衡量智力的可靠指标。尝试、利用新事物的能力就是改变行为的能力，能够使个体更好地应对新的环境和新的挑战。鸟类学期刊发表过许多有趣的短讯；勒菲弗梳理了过去75年的期刊，发现了2000多份关于鸟类创新行为的报告。偷鱼的冠小嘴乌鸦（Corvus cornix）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冰面上，冠小嘴乌鸦用嘴扯出渔夫投入冰窟的渔线，将其拉到远处的冰面上，然后再回来拉扯另一段渔线；它每次都要踩上两脚，以防止渔线滑回冰窟中。转移渔夫的注意力后，冠小嘴乌鸦就能趁机偷走他捕获的鱼。

2018年，一位科学家利用最新的科技进一步揭示了鸟类的非凡智力。为了调查西美鸥（Larus occidentalis）的觅食区域，他对一些个体进行了定位追踪，并从中发现了有趣的现象。一只西美鸥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飞”过了75英里的路程；它穿过海湾大桥，沿着洲际公路前行，并以相同的路线往返于觅食地和鸟巢之间。原来，这只雌性西美鸥繁殖于旧金山湾西边的法拉隆群岛；它搭乘一辆垃圾车，前往莫德斯托附近的中央山谷，到有机堆肥区觅食。起初，科学家以为它可能是被困在了卡车里；但两天后，同样的轨迹再次出现了。显然，这只西美鸥拥有惊人的智慧。（湾区的新闻记者调侃道：“这或许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开车到莫德斯托吃晚饭的旧金山居民。”）

科学家需要在统计学上可复制或可控制的数据，一般不会将这类有趣的鸟类逸事作为得出结论的依据。富有经验且实事求是的观察者们上报了许多奇特的鸟类行为，让我们得以窥见鸟类思维的复杂性。当然，这些报告无法成为科学依据，但它们提供了大量的佐证，证明鸟类具有在日常生活中解决问题、开创新方法和寻找更优解的能力。

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全新或不寻常的行为往往是充满智慧的行为。

当我向世界各地的科学家请教鸟类在野外有什么特殊的行为时，他们所讲述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地震撼了我。鸟类拥有高超的智商，能够施行各种聪明的小策略。在这些行为中，有些是源于进化的智慧，但更多的还是基于复杂的认知能力。该能力在广义上指的是在不同情况下获取、处理、储存和运用信息的能力。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鸟类已经展现出它们利用高级认知技能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通过联想来进行的学习过程，而不是简单的本能或条件反射。做出决策、发现规律和规划未来都是十分精细的心理技能，令鸟类能够灵活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以应对生活中遇到的种种挑战。

事实上，鸟类的大脑顶多只有胡桃大小。直到最近，科学家才解释了它们拥有高智商的秘密。2016年，一组国际科学家报告了他们发现的一个重要现象：鸟类在较小的大脑中储存了更多的脑细胞。该团队研究了28种不同的鸟类——从袖珍的斑胸草雀（Taeniopygia guttata）到6英尺高的鸸鹋——分别计算了它们脑中的神经元数量。他们发现，与大脑体积相近的哺乳动物，乃至灵长类动物相比，鸟类大脑中的神经元体积更小、数量更多，密度也要大得多。这种神经元的紧密排列有助于构建高效、高速的感觉传递和神经系统。换句话说，研究结果表明，同等重量的鸟类大脑能比哺乳动物大脑拥有更高的认知能力。

此外，领导这项研究的神经科学家苏珊娜·埃尔库拉诺—乌泽尔说，在鹦鹉和鸣禽的大脑中，大部分多出来的神经元都出现在前脑的皮层区域中，这是与人类大脑皮层相对应的部分，通常与智能行为有关。事实上，从体积来看，金刚鹦鹉、凤头鹦鹉等大型鹦鹉和渡鸦、乌鸦等鸦科鸟类的大脑比某些猴子的要小得多，但它们分布在前脑皮层的神经元和突触的数量却更占优势，甚至能够多出1倍。因此，这些鸟也能做出和大型猿猴类似的聪明举动。

鸟类向我们展示了塑造智慧大脑的另一种方式。哺乳动物使用较大的神经元来连接大脑的远端区域；而鸟类的神经元较小，紧密分布，局部连接，只生长数量有限的大神经元来处理远端通信。埃尔库拉诺—乌泽尔说，为了构建一个强大的大脑，自然界进化出两种策略：一是调节神经元的数量和大小，二是改变神经元在大脑不同区域的分布。鸟类同时运用了这两种策略，并获得了十分出色的效果。

人们对鸟类行为的探索正在颠覆一些过去的基本观念。就拿鸣唱来说，在过去，北半球的鸟类学家都认为复杂的鸟类鸣声属于雄性特征，并倾向于将雌鸟的鸣唱归为罕见或非典型现象。在过去的几年里，更为深入的观察已经推翻了这一种观点。雌鸟的鸣唱并非异常或反常的现象，而是广泛存在于鸣禽中，尤其是在热带、亚热带及温带地区的物种当中。

通过观察和思考，许多曾经看似简单直接的行为也远比想象的更为复杂和微妙，例如交配。人们一度认为鸟类的繁殖是单纯的一夫一妻制，但其中的复杂性或许只有人类中的某些个体才能超越。我们也曾认为觅食的关键在于敏锐的视觉，但一些鸟类的觅食方式却与视力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更多地依赖于猎犬般灵敏的“鼻子”。在面对威胁时，鸟类发出看似简单的警戒声，但当中所包含的信息是相当丰富的。此外，不仅是发声的个体及其同类，许多不同种类的鸟也能够完全理解警戒声的含义。有些不同的物种之间似乎已经发展出一种通用的语言。

为什么这些有趣的见解到现在才出现呢？

首先，科学家们正在摆脱世代以来限制了研究思路的各种偏见，例如感知偏见——认为我们人类看到、听到和闻到的世界也是其他生物所感知的世界。事实上，我们所经历的现实受到了认知、生理，甚至是文化的限制。其他动物所体验的是另一种现实。有时候，人类的感知偏见会令我们对鸟类感知能力的差异和多样性视而不见。不过，我们已经拥有了学习鸟类认知的新方法，这将有助于我们以鸟类的视角来审视世界，揭示鸟类生活不为人知的一面，理解它们如何看到数不清的色彩和纹样，如何听到人类无法察觉的声音，如何嗅到整个地貌的形状。

其次，地理偏见也是限制因素之一。经过许多鸟类学家的研究，我们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鸟类在北半球（尤其是在北美洲北部和欧洲）的主要行为模式。相比于新热带雨林中的小型鸭科鸟类，科学家们对北方的几种被狩猎的野鸭做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几十年来，人们为温带鸟类总结出如下规律：群体繁殖极其罕见，具有典型的迁徙行为；只有雄鸟才能进行复杂的鸣唱，并且大多是在繁殖季；只有鸣禽才能看到紫外光；单一的巢寄生鸟类和单一的宿主之间是一种干脆利落的进化军备竞赛的关系。

然而，以上几条规律都不是正确的。事实证明，温带地区的鸟类往往是例外，而非普遍规律。它们的许多行为和习惯主要是短繁殖期和迁徙鸟类的典型特征——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发展。在短暂的繁殖季中，雄鸟通过鸣唱来宣示领地的行为也是整个鸟类世界中非典型的特有现象。如今，科学家们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热带物种上，试图消除来自北方鸟类研究的地理偏见。于是，一种全新的视角出现了，我们能够据此探究鸟类世界中的寻常与不寻常。

鸟类学研究的视角不仅被研究人员所处的地理位置所限制，也会受到他们自身性别和性别偏见的影响。直到现在，大多数鸟类学家都是男性，研究也往往更集中于雄性鸟类的动向；雌鸟在其物种的生活史中所起到的作用常常被淡化或忽视，包括雌鸟的观赏性特征和繁殖系统。

2016年，在华盛顿特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北美鸟类学会议上，一组研究人员聚在一起，进行了一次关于鸟类鸣唱的圆桌讨论。卡兰·奥多姆和劳林·本尼迪克特领导了这次讨论。她们与一个国际科研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推翻了长期以来的理论，即复杂的鸣唱基本上属于雄性特征。本尼迪克特讲述了她作为研究生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生的故事；她和她的同事们听到雌鸟“正在鸣唱，并且发出了奇怪的声音，还有一些我们无法理解的独特声响”。但她们没有发表这一发现，因为她们认为这只不过是男性鸟类学家已经彻底研究过的“反常行为”。

多亏了像奥多姆和本尼迪克特这样的女科学家，鸟类学的世界正在发生改变。她们让与会人员围到桌旁来见证她们的观察结果，一个又一个雌鸟鸣唱的案例摆在了大家面前：雌性蓝翅黄森莺（Protonotaria citrea）用独特的歌喉在繁殖季初期赢得配偶，雌性丛鸦（Aphelocoma coerulescens）唱出婉转的曲调。达斯廷·赖卡德是北美的一位研究人员，自称是“信仰动摇的雌鸟鸣唱否定者”；他注意到，自己的研究对象灰蓝灯草鹀（Junco hyemalis）中就存在着雌鸟鸣唱的现象。

新的工具也在改变着研究的走向，其中包括在野外观察鸟类的新技术、对鸟类短距离和长距离运动的追踪技术，以及行为监测技术等。比如，科学家在军舰鸟头部安装了带有特殊传感器的微型背包，从中发现了一些令人惊讶的睡眠模式。军舰鸟会在飞行中打盹，通常每次只有一个大脑半球进入睡眠；但它们也会在短短数秒中让整个大脑进入睡眠状态，这是飞行中用来恢复体力的快速休息。

网络摄像头和微型摄像机为我们提供了近距离观察鸟类的绝佳机会，它们能够捕捉到隐藏在暗处的行为或瞬间发生的高速运动。鸟类的移动速度比人类快10倍；只有通过高速摄像机的回放，我们才能看到一些令人叹为观止的举动：鸟儿们踩着节拍跳踢踏舞，在空中翻筋斗，像体操运动员一样完成复杂优美而又协调的表演动作。

分子工具进一步细化了我们的研究思路。DNA（脱氧核糖核酸）分析彻底改变了人们对鸟类起源和进化的理解。就拿我们喜爱的北半球鸣禽来说，它们的起源可以追溯到4500万至6500万年前生活于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祖先。分子指纹的出现也改变了我们对鸟类关系的看法；它打破了一夫一妻制的神话，揭示了没有亲缘关系的鸟类能够以联盟的形式进行良性协作。

在自然条件下，鸟类通过巧妙的方式来学习技能、解决困境；大量的野外调查同样促进了认知研究的突破。不久之前，科学家们在很大程度上把鸟类认知研究局限在实验室内部，以便严格控制任何可能影响鸟类行为的变量——视觉信息、声音、气味、光线、温度、其他鸟类的存在，以及实验对象的自身状态，例如具备的经验和饥饿程度。来自圣安德鲁斯大学的休·希利说：“在早期，科学家对鸟类认知的实验主要是用关在盒子里的鸽子进行的。”不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这都是一种研究鸟类学习和记忆的有效方法；它向我们展现了鸽子不俗的视觉和记忆能力。在实验室环境中，鸽子可以记住数百张照片，并且这样的记忆能够持续一年以上。鸽子能够察觉出照片中的细微区别；经过培训后，它们甚至可以区分出乳房X光片中的正常组织和癌组织，精确度比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还要高。不过，它们在平常的生活中是如何使用这种能力的呢？

有些鸟类能够安然地适应实验室，不受人为环境和设备的影响，例如鸽子或斑胸草雀。而有些鸟并不喜欢人工环境，也不愿意在实验中展示出它们真实的认知能力。研究人员曾在实验室中利用触屏电脑来测试一只煤山雀（Periparus ater）或沼泽山雀（Poecile palustris）的记忆能力，它的表现十分糟糕。在野外，这只山雀能记住各个食物贮藏点的位置，并在数月后顺利地将食物挖掘出来；但在实验中，它最多只能记住一个图像，而且几分钟之后就忘了。

在一项关于筑巢过程的认知研究中，希利和她的同事进行了野外调查。对于某些简单而固有的行为，她们从中发掘出了潜在的复杂性。她们发现青山雀（Cyanistes caeruleus）能够掌握天气状况及其对雏鸟的影响，并根据温度来建造不同的鸟巢。而纹胸织布鸟（Plocepasser mahali）群体存在社会学习的现象，同一个繁殖群内部的个体会互相观察和模仿彼此的筑巢方式；因此，各个繁殖群的鸟巢结构存在差异。

希利还对棕煌蜂鸟（Selasphorus rufus）在觅食方面的认知能力进行了野外调查，发现这些小小的鸟儿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它们的大脑只有一粒米那么大，却装满了关于觅食的各方面信息：哪些花朵可以提供最优质的食物？这些花朵需要多久才能重新充满花蜜？应该选择怎样的时机再次造访同一朵花？曾经，我们认为只有人类才具备这样的记忆力。

希利说：“在野外测试鸟类的认知能力是很困难的。所以，目前绝大多数理论都来自实验室里的鸽子。不过，与这些聪明的鸟类共事也是一项令人愉悦的工作。训练一只鸽子可能需要花费两年的时间，而我们可以在一天之内训练好一只蜂鸟。”希利也表示，这并不意味着野外的研究比实验室更好，二者是有区别的，“在野外，我们无法实现实验室中所有的精妙操作，但我们可以观察鸟类在开放环境下的行为”。

有几种鸟类可以在实验室中制造和使用属于自己的工具，其中包括马岛鹦鹉（Coracopsis vasa）和戈氏凤头鹦鹉（Cacatua goffiniana）。那么，它们在野外也会这么做吗？希利说：“在野外观察鸟类的一大好处就在于此，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它们能做什么，还可以看到它们在面对社会和环境挑战时会做出的真实行为。”

希利还补充道：“研究鸟类的行为总是令人无比振奋。”鸟类在一个又一个舞台上展现出自己的非凡智力，揭示着种种行为背后隐藏的秘密，并让我们意识到人类一直都低估了鸟类的思维。尽管鸟类思考的事物和方式与人类并不相同，但它们显然也是一种有思想的生物。

鸟类总能打破常规、突破传统。它们推翻了科学家的假设，否定了简明的分类和统一的理论，令我们无法在一个普遍的规律下解释那些令人困惑的多样性。鸟类动摇了我们的信念，证明人类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人类曾一次又一次地号称自己是唯一具有制造工具、推理论证和语言交流等特殊能力的生物。如今，人们发现鸟类也拥有类似的能力。恕我直言，我们对鸟类特殊行为的了解越多，鸟类就越能改变对它们的轻率归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