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时间与文本
——从医案分析看中医实践(1)

这篇文章的主题是一份医案（medical case history）。看来简单明了，这种简单却是个错觉。英文的病案一词（case）包含了一系列就具体疾病与疾病类别间关系的西方预设。肺炎和阿尔茨海默症是这种抽象疾病命名法的经典例子。作为西方人，我们倾向于寻找一种疾病物质层面上的必要成因，并以这一病原造成的疾病“表达”（expression）命名。这一命名过程将西方科学观中的本质主义和还原主义偏见表露无遗。当我们以这种方式理解一种疾病，那种疾病就完全被剥离了时间和偶然层面上的特点，也就剥离了关于特定疾病及其过程以及生物医学如何理解它们的历史。这一历史不再能够指导日常医学实践。

就西方医学实践和生物科学知识的关联而言，个人病案与疾病分类学的张力是有生产性的：对复杂或异常病例的观察终究会导向疾病分类的科学修正。但大多数病案能提供给我们的信息都很有限，只是某一疾病教科书式笼统描述下的一个案例。因此，西方医学文献中病案的出版往往局限在足以挑战和拓展现有疾病分类体系的反常疾病上。

出版的中医医案则必须以另一种角度审视。比起西医，在中医的医疗话语里，病案的位置重要得多。而且，如果脱离文本背后独特的学术性实践及社会世界，中医的病案是很难理解的。要理解它们，首先得摒弃这一观念，即中医医案是来自汉代中医经典的外在、固定范畴的（应用）举例。事实上，阅读中医医案，读者会惊诧于其中蕴含的历史反思性。无论是深思熟虑的具体病情，还是中医学的话语，其对时间性过程的关切都让人印象深刻。如果我们阅读这些文本时，只是想象它们指向先前的大师命名的固定的证候和表现，我们便失却了这些文本的丰富实践性及其教诲的力度。

我曾在别处讨论过西方关于中医研究的“认识论”方法（“epistemological” approach）(2)，这类研究大多（以类比生物医学的方式）塑造了一种从未在中国存在过的系统性知识。这些研究在早期经典中寻求一般、完整、自洽的系统医学知识，排除了理解具体社会实践的必要性，这是对中医的历史错置。这种描述既不人类学也不历史，无法揭示任何时代中医的社会与智识实践。

为了取代这种哲学的族群中心的方法，我开始关注医学的生活形式（forms of medical life）(3)里历时和实践的面向，按照本土实践者描述的方式加以考察，并观察当代的中医实践，这些实践近年来已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大拓展。在我对临床相遇的时间性形式（temporal forms of the clinical encounter）的一项更大规模的研究过程中，医案成为我研究的焦点，因其凝结了医生们的知识、议程与权力。分析一份医案可以挑明医学实践——具体历史境遇下的医疗行为——而非作为系统知识的深层特点。

相比西方生物医学期刊和教科书里病案的边缘位置，在中医的出版里，医案尤为重要。中国的科技书店里，中医的教研书系里有众多的医案集。浏览中医期刊也可以发现诸多讨论医案的小文章。大量的理论著作围绕着特定疾病的诠释而展开。老中医的传记和自传也对他们经手的著名医案投入大量笔墨。医学院的高年级学生从他们的前辈那里学习医案，作为精妙医术实践的范例。执业大夫阅读他们专科相关的出版医案，作为他们自身临床经验的补充。

如同下面这段我译出的医案(4)所提示的，出版的医案（至少它们所包含的处方）在持续开展的临床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一位我熟识的老中医就保存着大量笔记，他在里面记着大量与他自己乡村行医实践相关的出版的医案。看病时他经常从这些笔记中翻出适合面前这位病人的方子，自己再稍做加减即可对症下药。更常见的情况是对经典或有趣医案及其药方的记诵。临床大夫们总是善于建立自己独特的记忆库，可以在广泛的场合使用。中医师们习惯在边工作边教导医学生（及外国人类学家）的时候轻松说出与手头病案相关的临床先例。尽管他们的口头评述多半要比下文讨论的出版的医案来得随意。前现代时期的临床观察和名医记录，比近年的出版医案被引用得更多，无论在口头和还是在书面。但也有少数当代名医，他们的病案经验和药方影响力足以突破他们学生的小圈子。邓铁涛，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医案的作者，就是其中之一。

医案及其包含的药方都是对中医实践贡献巨大的文本。它们的读者是有资历的学者型医生（clinician-scholar）(5)。因此，医案会显得晦涩难懂。这篇文章试图说明如此重要而难懂的文本应如何阅读，本文也力图强调医案文本与当代中医话语中两个概念的联系：灵与经验。这两个概念都与人类能动性的以下本质息息相关：行动和知识的关系，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关系，及现在与过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