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王朝的信史时代：王

中国古史的第三阶段是阶级已确立，国家制度化，个人对于社会的义务强化，且已有文字的记载，已进入信史的时代。此阶段的成熟期可以夏、商、周三代的王朝为代表（张光直1978b：303）。这时期掌握政治上最高权力的人被称为王。就目前的材料看，王的名称虽是商人首先使用的，但它很可能承继自夏。王权虽是种颇为抽象的概念，却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或国家所必须有的制度（Vivelo，人类学：62）。一旦有了文字，人们一定要想办法用文字去表达其权威与地位。如此抽象的概念，不外用音读的假借或与王权有关的事物去表达。“王”字的创造是否借用了什么事物去表达？是否和其时的社会结构有关呢？

“王”的甲骨文字形很简略，较早字形作高窄的三角形上有一短横（），很难看出其创意。或以为它象火焰形、牡性器形、斧钺形、君王端坐或冠冕形。它们都可以与王的权威取得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果不以之与其他字形和字义相近的字做比较，就很难确定何种说法较接近原来的创意。甲骨文及金文的“皇”，不论在字形、字义、字音上都和“王”字相近，宜于做比较的研究。“皇”字或以为象灯火辉煌、王戴冠冕或冠冕之形（）。“弁”字的小篆有三形。一作人戴冠形，冠上有三岐突出的装饰（）。甲骨的及金文的即可能是此形的前身。“弁”字第二及第三形则分别像双手捧一顶三角形（）及穹顶之帽形（）。如以“皇”字与之做比较，“皇”字应是“弁”字的人所戴之有三歧突出的帽子形。金文有一形作人加冠形，冠亦作三角形（李孝定，诂林附录：2504）。也许是巧合，苏美尔人（Sumerian）的楔形文字中，君王也作和甲骨文的“王”字同形状（），作三角形之上有两短横（Diringer，字母：图1.3）。王权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所必须有的制度，为什么古代的人会以帽子去表示？这应也是值得探寻的。

晚商一块骨板上所刻的图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底“皇”字是个怎么样的帽子。骨上的图案表现一个戴帽的神祇或贵族，其帽子装饰有弯曲的角状东西，帽子正中插有一支高翘的羽毛，羽毛上端有孔雀眼花纹及三簇分歧的羽梢（图2.3）。它正是“皇”字所表现的形象。“皇”字下半的三角部分是头戴的帽子本体，一横可能是弯曲的角状装饰，有三分歧的圆圈就是孔雀羽毛尾部的特写。“皇”字着重于事物的羽毛装饰，故古籍中“皇”字被用为五彩染羽装饰的帽子或舞具。“皇”本义为有羽毛装饰的美丽东西，故在铜器铭文被引申为伟大、壮美、崇高、尊严、闲暇、辉煌等形容词（郭沫若1962：6—7）。“王”字的形象就是“皇”字下半部的帽子本体，只是装饰简单而已。在文字上，高窄的三角形常被作为有结发的人所戴的穹顶帽子。中国现在有人称扑克牌的A为帽子，就是因为A形象帽子。北京地区的人又以“盖帽儿”表示顶尖的人物。古今的中国人不约而同以三角形为帽子的形象。中外以帽子表达权威或伟大的概念（Hoebel，人类学：334），实在是有趣的巧合。

从甲骨文的“令”字也可以看出“王”字是个冠冕的象形。“令”字写作一个跪坐的人头戴一顶三角形的东西（）。此三角形即为“皇”“王”字的下半部，亦即更为朴素无文的帽子。“令”就是以戴帽子的人来创意的。“食”字上部所表现的食器盖子（）也与“令”字的人所戴的帽子同形，因它们本是同形状的东西。金文的“冑”字，象戴于头上的盔冑形（）。此字的头部用眼睛来表示，可能有种盔冑把脸部全包藏起来，只暴露眼睛而已。如果把“冑”字覆盖头部的下宽上锐部分连接起来，也呈三角形，亦即同“王”字的下半。故“王”字为帽子的象形是不成问题的。

过去没有在商代以前的遗址发现有装饰羽毛或高耸形象的头盔或帽子的图案。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考古人员在一些4000到4500年前的大汶口遗址的陶器上发现羽冠的图案（李学勤1987：75—80）（图2.4）。一个4800至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遗址中也发现有神祇或贵族戴羽冠的纹饰，以及用于羽冠的冠饰玉片（反山考古1988：1—31）（图2.5），都与传说的4700年前的黄帝时代相近。中国传说创立冠冕之制的是黄帝，看来此传说似有相当的可信度。

冠冕可能在衣制中最不具实际效用（Hoebel，人类学：334），但却是很多民族的权威象征。人们往往因过度夸张其象征作用而有损其实用性（Pearson，人类学：286）。帽子的效用，我们可以想象，第一是增加美感。因此甲骨文的“美”字就作一人头上装饰高耸弯曲的羽毛或类似的头饰状（），来表示美丽、美好等意义。自旧石器晚期以来，人们就晓得借用他种东西来装扮自己，时代越迟晚，花样也越多。到了贫富有差距、阶级有区别的时代，人们就以罕见、难得的饰物以表现其高人一等的身份。因此帽子也很自然演变为地位的表征之一。譬如北美的印第安人，其酋长的羽毛头饰就远盛于其他的成员。中国云南发现一处少数民族的崖画，其人的头饰和“美”字的形状一模一样，身子越大，其头上的羽毛装饰也越丰盛。绝大多数身子小的人，就没有任何头饰（图2.6）。可见，头饰在古代或氏族的部落，是种很重要的社会地位表征。

羽毛不似非常贵重的东西。古代既然普遍有以羽毛为高贵者的头饰的做法，它就必然有实用上的价值。黄帝的时代已有帽子的创制，却到了有国家组织的多阶层社会的时代，才以帽子代表最高位的统治者。那么帽子于表示阶级权威、悠闲形象、示人不战的政治策略之外，应该还有应付新形势的更为重要的新作用。

竞争是自然界为求生存不能不采取的手段。在寻找必要的生活物资时，如果一个部落发展到必须与其他团体争夺自然资源，而双方的利益不平衡又不能回避，为了保全自己，就只有通过各种可能的方法，以达到压制对方的目的，武力一向是其中最有效的途径。尤其是到了经营定居的农业社会，不但有必要组织武力以保护自己辛劳耕耘的成果不被侵扰、掠夺，甚至为了取得肥沃的土地、占有温暖的地域、控制充分的水源以保证粮食的生产，组织大规模的武力以从事经济性的掠夺或占有也很有必要。在不断为不可避免的战争所烦扰的社会中，人们被迫接受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社会控制以便生存（Pearson，人类学：186）。

战争是进化到农业社会时所必经的过程之一，其规模由小而大。小规模的冲突不必有人指挥战斗。但是一旦冲突规模扩大，有成千上万的人参与，就需要有人做全盘性的统筹指挥，才能获得最佳的战斗效果。指挥者如希望他的指示能及时被部下知晓，以应付战场实时的形势，他就需要有让部下容易见到他所下号令和指示的措施。而同族人的身材大都相差不多，王者的身材也不一定是高大的。如果没有特别显眼的标志，就很难在人群中辨识其人。一般来说，指挥者只有站在较高的地点，穿着特殊的服饰，其举动才易被人注意到。

高耸的帽子不利于行动，本来是悠闲的形象、不战的象征，原本不应在需要激烈行动的战场上出现。但是，如果指挥者在战场找不到人人可见的高位置来传布命令，戴上高耸的帽子也可以达到相似的效用。商代铜冑顶上有个长管，就是为了插羽毛一类装饰品用的。很可能就因为如此，战争时才以头戴高耸头饰为指挥官的形象。在古代，头饰是获得领袖地位的重要象征（Hoebel，人类学：334）。不单在族群中，他族的人也很容易据此识别此人与其他成员不同的特殊地位。

高耸的将帅指挥旗帜也是领导者吸引部下注意的办法。古时部族行动不离旗帜，以旗帜表示部族的驻扎所在，并指示部族的聚散进退。故封邦建国时，往往以旗帜和土地、人民一起授予邦君（武者章1979：93—100）。《诗经·长发》咏怀商汤克夏和《尚书·牧誓》描写周武王克商时，他们手里都拿着斧钺与旗帜。马车在使用的初期并无冲锋陷阵的功能，而商代的指挥者还是选择站在易于倾覆的马车上，车上树有指挥的大旗。这很可能就是为了机动地指挥军队，常处于可移动的居高位置，易于被部下看到（许倬云，西周史：77），它与高耸的帽子具有同样的作用。

古代的军事领袖就是政治上的掌权者。戴高帽本是庆典以外，为指挥作战的临时设施，它慢慢演变为象征权威的常服，同时也被改良成保护头部的盔冑。甲骨文的“免”字，作一人戴有弯曲装饰的头盔状（）。戴头盔的目的在于避免箭石的伤害，故引申有避免、免却、脱免等从保护头部转来的有关意义。戴头盔本是武士才有的殊荣，是作战的装备。后来非武士成员掌握政权后也可戴冠帽，头盔也演变成行礼用的礼冠。所以“免”演变成“冕”字，是行礼用的冠。从实战的头盔演变到行使礼仪的礼冠，也可以看出从武人掌权的氏族部落，进化到文士掌权的国家组织的过程。

如前文提及的，最早，政治上最具权威者叫王，神仙世界最具威力者叫帝。到了商代末期，某些王于死后也被尊称为帝（胡厚宣，天神：10—11）。周人克商后沿用王的称号以称在世或去世的王。东周时王室衰微，有些诸侯的实力远较王室为强，大概认为应该拥有比周王更具威风的名号。秦与齐曾一度采用帝号。也许因此人们兴起以帝号命名传说的古帝王。后来，慕古的人更以有伟大、辉煌等形容意义的“皇”字，称呼传说比黄帝更早的三皇。到了秦始皇帝统一中国，他认为自己的威权和统辖的领域超过所有古来的政治人物，乃采用“皇帝”合一的名号。此后的当政者，不管其能力及疆域的大小，都无愧地承继这个最伟大的皇帝名号。王就成为次一级政治人物的称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