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汶口文化的陶文

那么，什么时候中国才见真正文字的征兆呢？迄今所知最早的迹象，应是见于山东莒县陵阳河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时代约是公元前2500到前2000年的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或以为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年代约在公元前2800到前2500年之间，应是已经过树轮校正的年代），如图1.6所示。它们与仰韶文化的刻画一样，被单独地刻在大口缸外壁靠近口沿的部位，是非常显眼的位置。其中一形见于相距70公里的遗址（大汶口：117）。它们不但很可能就是物主的名字，也与甲骨文、金文的字形有一脉相承的关系，都具有图画的性质。在一些商末周初时代的铜器上，往往铸有比甲骨文字形看起来更为原始、更接近图像的族徽（图1.5）。学者一般相信，这些族徽保存了比日常使用的文字更为古老的字形传统。这种非常接近图像的性质正是大汶口晚期陶文的特点。

大汶口陶文的形刻画，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图1.6之左上）。它可能是“旦”字的早期字形，象太阳上升到有云的山上之意（）。古人多居于山丘水涯，每每以所居之山丘或河流自名其氏族，以表示居处的自然环境（Gelb，文字：66）。此符号可以分析为从山旦声。它用来表示居于山区的旦族（）。以象形的符号作为族名或人名，与随意的涂画具有很不同的意义。当某个人看到一把石斧的图形时（图1.6之右上），他很可能实时叫出“斤”这个词来。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把它读作斤，当作斤之词来使用。但是当这个图形被选为代表特定的部族或个人时，所有熟悉该部族或个人的人们，就会通过这个环节，牢牢地把其图形与音读、意义结合起来。这种音、义、形三者的密切结合，就具备了文字的基本条件。因此把图形符号作为族名使用，是有定法的文字体系的初阶。从造字法的观点看，“旦”形显然已不是原始的象形字，应是第二类的象意字，甚至是第三类最进步的形声字了。大汶口的陶文虽也是单独出现，不是使用于完整的句子，但处于其时落后的社会，人们有可能使用图形关键词去记载事件的中心内容，而使之具有文字的雏形。以大汶口陶文作为汉字的雏形、甲骨文的前驱，较之以西安半坡仰韶文化一类的纯记号刻画为中国文字之始，要更加平实而可靠得多。简而言之，公元前2000年时，中国比较可能有某种系统的文字。

至于文字产生的另一个重要的可能途径（Gelb，文字：66）——近8000年前舞阳遗址的刻画，它看起来比大汶口的象形字更抽象、进步。从演进的过程看，它与仰韶或大汶口的符号的承继关系不但有中断，而且似是走了回头路，演变到更原始的阶段。所以宜暂时存疑，不宜把它们当作中国使用文字之始。

似乎也可以从字的创意观点来检讨中国文字起源的问题。商代的甲骨刻辞是用刀刻在龟甲或牛肩胛骨上的。由于刀势不便刻画曲线，所以圆形的形象常被刻成方形。如果一个字有圆圈与方形的两种写法，则作圆圈的必是较早、较原始的写法而更近于写实。甲骨文有“郭”字，作一座圆形的城，其四个方向都建有一座看塔。此字后来分化为二字，“郭”的字义偏重城的范围，而“墉”则偏重城的墙。关于城周的形状，目前所发现最早的城墙建筑要推河南郑州北郊西山遗址，兴建于仰韶庙底沟类型的时代而废弃于秦王寨类型的时代，年代约在4800至5300年前之间（文物1999-7：4—15）。其平面略呈圆形，与甲骨文所描写的形象一致。但是较大量的早期城墙都建于龙山文化的晚期，诸如山东章丘城子崖、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等，而其平面都作方形。就发展的程序讲，圆形的建筑一般要早于矩形的。如圆形的穴居要早于矩形的地面建筑。经常移动的游牧民族也喜欢采取较省力的圆形形式，而定居的农耕民族就多采用矩形的形式。因此“郭”字所描写的如果是当时的正确形象而不是古来的传承，则其创字的时代应是方形城周的时代之前，即其年代可能早到5000年前的仰韶庙底沟类型，至迟也不晚于修建矩形城墙的龙山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晚期的下限是公元前2000年，与上一段根据大汶口图形符号的推论是一致的。所以中国在4000年以前已有文字应不是好高骛远的论调。

具体的中国文字起源问题，还有待今后更多的出土资料去证实。但晚商的甲骨文已无疑是很成熟的文字体系。《尚书·多士》周公告诫商遗多士有“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之句。商人革夏前的文字到底有多成熟，由于没有证据，目前还难猜测。如以云南少数民族的么些（纳西）文为例，么些文创于13世纪，还得益于汉字的启发。但到19世纪时，其经典还不免用关键词去提示主要的内容，没有固定的文法形式和语言的序列（董作宾，全集9：659）。那么，不提殷革夏命的时代，就是从晚商的甲骨文上推600年，也已上及大汶口的下限——公元前2000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