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蕾莎·贾莫纳(Theresa Giammona)

“我知道,路上每一步他都陪在我身边。”

你要是问特蕾莎·贾莫纳,她丈夫文尼(Vinny)是个什么样的人,她会告诉你他们在布鲁克林水族馆共度的一日,当时,离文尼40岁生日没几天了。

他们的日子过得有些拮据。文尼是纽约市的消防员,工作时间本来就长,但为了维持生计,他总会找些兼职,四处找机会做酒保。不过,他可从来都不会错过和家人在一起的机会。9月9日那天,文尼有个大夜班,但一听特蕾莎说要带两个小女儿尼科莱特(Nicolette)和丹妮娜(Daniella)到布鲁克林水族馆去,文尼马上说自己也要一起去。特蕾莎劝他在上夜班前还是先睡会儿,但文尼就是不愿意。

他们度过了美好的一天。不过,文尼觉得还不够尽兴。

特蕾莎因为惦记着家里的两个大女儿弗朗西斯卡(Francesca)和托尼-安(Toni-Ann),着急想回去,而文尼却发现了历史上很有名的科尼岛旋风过山车(Coney Island Cyclone)。这座地标级的木制过山车落成于1927年。他们看到过山车的时候,游乐园已经关门了,但想着过几天就是自己的40岁生日,文尼决定要坐一趟来庆祝。特蕾莎一再强调他们没时间了,但文尼不听。于是他们没回家,而是走向了旋风过山车。

过山车上没有人,已经关掉了。文尼走到售票亭,拿出自己的消防局徽章,告诉对方自己下周二就40岁了,请求上去坐一下。对方同意了,他非常开心。特蕾莎回忆说,这就是典型的文尼。

文尼真是很了不起。他的生活过得很充实,而我总是那个忧虑的人。我什么都担心。他总说:“我们就只有这一生。你得去享受它。”

他在旋风过山车享受的每一秒, 特蕾莎都用柯达一次性相机记录下来了——不久之后,这些照片将变得无比珍贵。但特蕾莎当时根本没能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

我当时甚至一点也不欣赏这种生活态度。我很恼火,因为我们就要错过公共汽车了。但文尼就是享受人生。他从来都不会对任何事感到后悔。他把一生的精彩都装进了他的年华。

这种处事方式当然也被他带到自己所热爱的工作中。他在这份工作中也赢得了尊敬和晋升。

他爱消防局,那里的人也爱他。他的昵称叫“好玩小队长”。有了他,每趟旅程都充满趣味。他爱这些人,他们感情很好。这工作有风险,但老实说,我从没想过他会在消防工作中牺牲。我更害怕的是他晚上当酒保,回家太晚被人打劫之类的事情。

文尼在消防局干了18年。在他之前,他的父亲文森特·M·贾莫纳(Vincent M. Giammona)也是纽约市一名消防员,1990年退休时职位是消防中队长,2016年6月去世。文尼的目标是追随父亲的事业,在下曼哈顿区工作。他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

看起来,他还要实现一个截然不同的目标。为了庆祝自己的40岁生日,他首次尝试纽约马拉松(New York City Marathon)。2月份,他就落实了参赛资格,并稳步地为11月4日的比赛日做准备。文尼的身体状态好极了。

我觉得他年轻时爱跑步是因为其中的竞争性,但随着年纪增长,我感觉他是为了保持头脑清醒。那是他锻炼的一部分,他就是喜欢跑。

9月10日,周一,文尼上了一次24小时的轮班。9月11日,周二,在他40岁生日当天早晨,他起床去跑步。本来,他跑完就要回家享受快乐时光了。家人们已经给这一天做了超棒的计划。当天,他们的长女弗朗西斯卡要去面试一支全女子冰球队,这队伍是文尼帮她找的。接着他们会一起庆祝生日。从早上一睁眼到文尼的生日晚宴,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事实上,整个世界都被永久地改变了。那是2001年。

晴空万里间,两架被劫持的客机冲进了世贸中心的双子塔。第一架飞机撞向北塔后,一位朋友给特蕾莎打电话,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情,特蕾莎赶紧打电话给消防站。文尼要跟随24号引擎连队(Engine 24)和5号云梯连队(Ladder 5)[1]的消防员出发,她赶在出发前和文尼说上了话。

我说:“你要回家吗?”他说不,他一定得去。我告诉他我爱他,他也说他爱我,之后我说了句:“待会儿见。”他那时休班,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的。我告诉他要小心,但没想到这成了我对丈夫说的最后一句话。

文尼再也没有回来。他的遗体一直没找到。2001年9月11日,与文特森·贾莫纳一同献出自己生命的,还有342位纽约市消防局的同事、37位来自港口管理局警察部门的警员、23位纽约市警察局的警员。

头十天,特蕾莎对文尼还抱有希望。人们相信有一批人只是被困在地下,仍然活着,文尼可能就是其中之一。随后一切不确定性都消失了,这令人崩溃。在“9·11”事件后的第二个周五,特蕾莎与她的父母、她的公公婆婆、文尼的兄弟和他的两位姐妹,坐船前往世贸中心遗址(Ground Zero)。

我们到了那儿,感觉就像走进了战区。十天了,那里还在燃烧。大量碎屑飞来飞去。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没人能在那个地方活下来。

生活在纽约长岛(Long Island)的特蕾莎成了寡妇。当时弗朗西斯卡8岁、托尼-安6岁、尼科莱特3岁、丹妮娜2岁,她们失去了父亲。文尼一直想要个儿子,他给女儿们起的名字里有一半是男孩的名字:弗兰基(Frankie)、托尼(Toni)、尼基(Nicki)和达妮(Dani)[2]。她们虽然不是男孩,但她们和特蕾莎是他的一切。现在他却离开了。

对于特蕾莎来说,生活变得混沌,似乎有永无止境的守灵和葬礼要参加。一直以来,特蕾莎仍对找回文尼的遗体抱有希望。他那些牺牲了的亲密战友的遗体都找回来了,就差文尼和31岁的格雷戈里·绍塞多(Gregory Saucedo),后者是一位在纽约消防局干了10年的老将,和文尼一样同属5号云梯连队。特蕾莎能做的,只有和自己的悲伤抗衡。

我现在很为文尼自豪,但最开始,我真的很长时间都陷在绝望里。我感到愤怒。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当时要是回家了,现在就还活着。我还会想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人就消失了。那是一段令人非常、非常难过的时期,持续了很长、很长时间。但现在,我知道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我觉得我一直都明白他是真正的英雄,但要接受他的离去还是很困难。

当特蕾莎还在尝试应对痛苦,亲友们想到他们可以做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来纪念文尼。文尼本来准备参加2001年纽约马拉松比赛,以此庆祝自己的40岁生日。随着比赛日期临近,特蕾莎感到,让文尼本来要佩戴的比赛号码布越过终点线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文尼在纽约州立宾汉姆顿大学(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的朋友、消防局的同事和他的姐妹联手,要戴着文尼注册纽约马拉松时被分配的号码布组队跑完这场马拉松。13个人有策略地分布在赛道的不同位置,每人只跑几公里,接力把号码牌传给下一个人,最后抵达终点,抵达这条曾如此残酷地拒绝了文尼的终点线。这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他为比赛付出了那么多努力。他渴望跑完那场马拉松。我只是想确保他的号码能穿过终点线——这件事要13个人一起完成,因为他们都没有进行过马拉松训练。跑完的那晚我特别高兴。这件事有缓解我的悲伤吗?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的悲伤持续了好几年,而且,时至今日,我还会为此情绪波动。但我那天的确很想为他做这件事。

这家人和纽约马拉松的故事还没结束。2009年,文尼的兄弟史蒂文·贾莫纳(Steven Giammona)要40岁了,他穿着文尼的跑鞋完整地跑完了纽约马拉松。

随岁月流逝,特蕾莎意识到她和这项活动依然缘分未尽。她认识到,自己必须亲身跑一次纽约马拉松——这也是一个完全超越她人生经验界限的挑战。特蕾莎希望自己能在40岁生日那年完成这件事,但时机还不成熟,她还没准备好。她在45岁生日的时候拿下了它,那是2015年。

最后推动她的是“呼叫响应”(Answer The Call)基金会,即纽约市警察和消防遗孀及儿童福利基金会(New York Police and Fire Widows’and Children’s Benefit Fund)。这个慈善机构的设立,是为了支持那些因公殉职的纽约市警察、消防员、港务局警察和急救服务人员的家属。特蕾莎热情拥护这个慈善机构。他们给特蕾莎发邮件,说她能自动获得参加马拉松的名额,前提是她愿意以此为他们募捐。特蕾莎知道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好机会。

这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首先,特蕾莎坚持说她绝对不是天生的跑者。第二个原因更让人担忧,她在前往起跑线的路上就碰到了障碍。

在特蕾莎心目中,史蒂文的妻子玛丽露(Marilou)是一名正儿八经的跑者,也正是她帮助特蕾莎开启了马拉松之旅。但特蕾莎很快就遇到了麻烦,膝盖骨折了——显然是跑步时弄的。“不要问我是怎么搞成这样的!”医生意见很坚定:她必须休养好了才能再跑步。玛丽露出手相助,她算了一下特蕾莎得休养多久,并据此推算出她恢复跑步的时间点——正好够她开启为期16周的马拉松训练。

特蕾莎在7月初开始训练,并重新找回了状态。到9月3日,她在骑行的时候被车撞了,当时她正在为一场自行车比赛做准备。

我没有骨折,但腿瘀伤严重,我的膝盖又有问题。医生说了,如果我参加自行车比赛,就肯定没法跑马拉松了。

马拉松更重要。特蕾莎做了六周物理治疗。她原先和约瑟芬·史密斯(Josephine Smith)一起做跑步训练。约瑟芬是纽约市的消防员,特蕾莎的好朋友,在“9·11”事件中失去了同为消防员的父亲。只要条件允许,她们总会结伴训练。

当我和乔乔[3]训练的时候,她对我真的很严格。虽然我知道正式跑马拉松那天我肯定跟不上她的步伐,但我也不想扫她的兴。

很幸运,特蕾莎随后结识了梅格·纳瓦托(Meg Navatto),她们俩跑步的速度差不多。她们开始一起跑,但之后特蕾莎就遇上了车祸,那次受伤让特蕾莎错过了两次最长跑程的训练。当她重启训练时,先跑了一次31公里的路程,之后就开始缩短跑程了。紧张焦虑感袭来,梅格安慰她说,到时候观众会给她带来她所需要的一切动力。

事实上,帮她战胜这一切的是文尼。

我知道,路上每一步他都陪在我身边。

在比赛开始前,他就“陪着”特蕾莎。作为一名跑速较慢的跑者,特蕾莎那天早上11点就应该出发,但当她去领号码布的时候,一群消防队的跑友帮她在消防部门选手巴士上留了个位置,可以乘车前往起跑线,同行的还有约瑟芬和杰西卡·马丁森 (Jessica Martinsen)。杰西卡是纽约市另一位消防队员的遗孀,她也是为“呼叫响应”而跑。这就意味着,特蕾莎是和精英选手们一同出发的:

因为他们,我知道文尼就在我身边。从一开始,文尼就在照顾我。那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天气很好,没有很晒,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对跑马拉松来说,天气真是完美。

特蕾莎和约瑟芬、杰西卡一起出发,但没多久就和她们拉开了距离。乔乔转过身来催促特蕾莎,但特蕾莎心里记着玛丽露的建议——要保持自己的速度,在起跑时这一点尤其重要。这时候,文尼再次支撑了她。她发现自己和艾玛·科特斯 (Aima Cotes)跑在了一起,她是一位“友好的警察,个头只有我一半”。艾玛问特蕾莎是否介意一起跑,然后俩人就结伴跑了接下来的16公里。到了一个水站的位置,一群从后面跑上来的跑者将她们分开了。

在那之后,我就一个人跑,帮我坚持下来的是文尼。我从身体上能感觉到他的陪伴。我不能放弃。我感觉他好像是在牵着我走。我感到他在说:“你一定要继续前进。”他做到了,帮我坚持到了最后。我全程都能感受到他在我身边。我以前从没完成过任何类似的事情。那块奖牌是给他的。

特蕾莎流着泪穿过了终点线。这个成就完全是为了纪念他。

我想为他获得这个成就,我认为他会引以为荣。我想为他完成这件事。他永远都没办法做到了,这让我心都碎了。我觉得我必须要做。

有人用跑步消化悲伤,有人用跑步治愈伤痛。特蕾莎不是这类跑者。这次马拉松纯粹是象征性的,但带来了巨大能量。特蕾莎说,当她跑完这场马拉松,她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第二年,特蕾莎跑了纽约半程马拉松。全马是为文尼,半马则是为自己,她的跑步之旅也就此结束了。

特蕾莎现在偶尔还会去跑步,但不会超过6公里。她反倒是每天都去散步。想完成的事,她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

那是为了文尼和女儿们。跑马拉松实在是超过了我的能力范围,但我想展示给她们看,只要你用心做一件事,你就能做到。

即使在她的庆祝活动上,文尼也“在场”。马拉松比赛结束后,特蕾莎受到纽约马拉松的组织机构“纽约路跑协会”(New York Road Runners)邀请,参加一场祝贺10名跑者的闭门派对,这些跑者都将分享他们的故事。特蕾莎被安排最后出场,在听其他人分享时,她深受感动,担心自己的故事会比不上别人的。然而,当特蕾莎分享她的经历时,大家都报以泪水和温暖。

我的丈夫在所有事情上都能成为焦点,但那并不是我的风格。我的个性并非如此,但我还是在那里讲述了这个故事。这又是一个属于文尼的时刻……


[1] 纽约消防力量由多种消防连队组成。引擎连队的首要任务是灭火,消防车通常是泵车,纽约市消防局现有197个引擎连队。云梯连队也被称为卡车连队,主要任务是在火灾现场执行强行进入、搜救、通风和梯管作业等,纽约市消防局现有143个云梯连队。此外还有救援连队(Rescue Company)、特殊任务连队(Squad companies)等执行不同任务的连队。

[2] 在文尼家,Frankie、Toni、Nicki和Dani分别是Francesca、Toni-Ann、Nicolette和Daniella的昵称。其中Frankie、Toni是比较中性的名字,Nicki和Dani在女孩起名时用得较多。

[3] 原文为“Jo-Jo”,是约瑟芬的昵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