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生命中，每每与一位好老师、开拓者有所交集，皆是意义非凡的时刻。对我而言，与纽豪斯学院摄影课程弗雷德·德马雷斯特教授的相遇便是其一。他沉着、睿智、思路清晰，他那咯咯的笑声至今仍在我脑海中回荡。他并非魅力四射、风度翩翩——恰恰相反，有点老古董的他常被我们学生称为“弗雷德叔叔”。但正是他的关爱、体贴，完美地引导了许久以前他的某位研究生那无知却傲慢、缺乏经验而又愤愤不平的自我意识。

我主修写作，按规定不能参加任何高级摄影课程。弗雷德为我破了例，换作他人，早已将我拒之门外。他录取我进入研究生阶段摄影课程学习，而其时并无任何摄影方面的证据表明录取我最终会有成效。

对于学生杂乱无章的想法和冲动，他的引导行之有效。每次离开他的办公室，我都会有新的方向和目标，并会对自己竖起大拇指：“我能想到这点真是太好了！”

他的批评直接、冷静。他明白在得到好作品之前，糟糕的作品不可避免，也会在我的各种无能表现中挖掘出证据，证明我还值得培养和鼓励。他不会将人击垮，而会让人安心。他会跟你说，没事的。

那便是弗雷德。在临终关怀医院探望他时，我们好好谈了一会儿。他跟我说：“乔，我不怕。真有问题之前，我都没问题。”这是他的原话。

在他快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我为他拍下了这张照片（对页）。这只是我对他微乎其微的感谢。他教会我什么是光圈和快门速度，也教会我冷静、善良、耐心（这些特质多年后才真正在我身上扎根）。我很想念他。他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朋友。这本书能够面世，全靠他对我的宽容。

弗雷德（我怀疑他挺高兴地）将我及整个摄影课程交付给了托尼·戈尔登——另一位与弗雷德同样优秀的教师。像弗雷德一样，他待人宽容、善于引导，既关心他人，亦乐于传授知识。他在弗雷德之后管理了整个部门许多年，部门也在其指导下蒸蒸日上。我们成了一家人，而他对摄影与教学的无限热情至今仍影响着我。

我的学业、年轻人的焦虑，还有一些阴差阳错让我来到了纽约——相机在手，目光殷切。在这里我遇到了影响自己一生的诸位导师。人数众多，无法一一提及，但重要的是，我幸运地遇到了这些盖世英才。他们对自己的技艺信心十足，亦丝毫不吝于与人分享。

丹尼·法雷尔（左下图）。“孩子，茄子！”

杰伊·梅塞尔（上图）。“光线，姿势，色彩。”基本概括了全部。

太多人啦！卡尔·迈登斯、戈登·帕克斯、埃迪·亚当斯、玛丽·埃伦·马克、保罗·富斯科、戴夫·伯内特、玛吉·斯蒂伯、沃利·麦克纳米、约翰·怀特、比尔·埃普里奇、马克·克滕霍芬、阿里·埃斯佩尔、尼尔·莱费尔、汉克·摩根、卡罗尔·古齐、马修·乔丹·史密斯、丹尼斯·麦克唐纳、阿米·瓦伊塔尔、布赖恩·兰克尔、迪安·菲茨莫里斯、比尔·弗雷克斯、鲍勃·马丁、金英喜、海因茨·克鲁特迈尔……每一位都技艺高超，也都乐于分享。

图片编辑。他们的任务是在恰当的时候给你合适的工作，然后将得到的照片引导到公众的视线中。他们往往默默无闻，吃力不讨好。他们引导、批评、推动、要求，寄望于能有人明白他们缘何失望。冷静是优秀的图片编辑的必备素质。你可能会为一张照片经历地狱般的痛苦，而他们的工作是把你的痛苦放在一边，认真考虑你是否为照片注入了情感、影响、信息和图形逻辑。换句话说，是的，你在现场千辛万苦才得到这张照片，但它有用吗？

精于发现并提出这一关键问题的图片编辑们对我影响至深。拉里·德桑蒂斯、伊莱恩·拉丰特、约翰·洛恩加德、梅尔·斯科特、博比·伯罗斯、梅井元、汤姆·肯尼迪……这些人极其擅长将摄影师推向下一层次并发现拍摄中令人意想不到的优点。他们不仅为你推开了门，还顺手为你打开了下一通道走廊的灯。

尤其是吉米·科尔顿。对许多陷入困境的摄影师来说，“吉米叔叔”永远不会忘记自由职业那清苦、孤立、不容出错的本质，并一直支持着在实地作战的摄影师。《新闻周刊》给我的第一批重要国际任务中，有个任务是拍摄20世纪80年代初约翰·保罗二世返回其祖国波兰的画面，吉米便是当时的编辑。时至今日，他仍然是我的编辑。就在写这段话的时候，我正在收拾行李，准备为祖玛出版社进行东京奥运会的拍摄。

然后是比尔·道蒂特。比尔曾任职于《国家地理》杂志。我们有过许多次冒险，都表现出色，也一致认为处事不能过于认真，这种态度有点不太积极。至少在当时，一切都得认真、严肃地对待，因为手头的任务非常重要。

在准备关于人类大脑的报道时，我们给国家地理学会总部留话说我们去了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的研究图书馆，而实际上是去看了《侏罗纪公园》的首映（上午10点）。一回到办公室，比尔就脸色苍白，因为他看到上司发来大量信息，上司用越来越愤怒的措辞要求知道他的行踪。当时的编辑大多都很不耐烦，尤其在午饭后。由于我们的说法是去了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的研究图书馆，我们就坚持没有改口。

这里的照片（上图）没有显示出合作感（纯粹开个玩笑）。比尔总会让我说出自己的想法，并很好地听进去。而且幸运的是，他不会受我们之间的友谊干扰，也不会因我不靠谱地阐述某张照片的重要性而动摇。他会毫不犹豫地警告我可能的后果，或者驳回我喜欢的不切实际的照片。在《国家地理》杂志社任职期间，我们共编辑和制作了11份报道，其中包括该杂志的第一次全数字报道，那是个受人瞩目的项目，我们压力很大。他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一位伟大的编辑。

多年来，每逢12月，我们最亲爱的朋友、工作室经理林恩·德尔马斯特罗都会在她家举办一场Abbondanza（直译过来是“富足”的意思）。这是工作室的朋友和家人可以真正喘口气的时候，也是庆祝在自由职业这根绳索上又稳稳地站了一年的时候……又成功了一次，这从不是板上钉钉的事。

我们是一家人。林恩用她的爱、信心和稳健的商业头脑与生活智慧，稳稳地掌着舵。凭着善良和耐心，无惧障碍与逆风，她让麦克纳利摄影公司走上正轨并持续向前。安妮则以她无限的创造力和对信息关联的敏锐眼光引导我们的社交媒体和营销工作。她俩无数次地将我从疯狂的想象中解救了出来。还有那些“迷失的男孩”——我们都这么称呼他们——即便他们已经各奔前程，也永远是我们心中的一部分。卡利在超过10年的时间里从实习生晋升为小组组长，他正在寻求一条摄影之外的道路。布拉德·摩尔、德鲁·古里安、乔恩·科斯皮托、迈克·格里皮和安德鲁·托马西诺都成了视觉叙事者，有着光明的未来。而他们从不给我们打电话！也从不给我们写信！

玩笑而已。我们仍保持着亲密的联系。除了血汗和眼泪，摄影还需要心、思考和精神。我们仍然是一家人。怎么可能不是呢？

说到家人，我有两个一直无比亲密的姐妹：凯西和罗斯玛丽。有她们是我这辈子的福气。我还有3个结拜兄弟——尼康的迈克·科拉多和林赛·西尔弗曼便是其中之二。我们基本从出生起就是“尼康家族”的一员。还有一个是大块头杰夫·斯奈德。我一直在杰夫那里购买相机。他们一直在我身边，我们既是兄弟，也是摄影伙伴，我们的关系就像相机和闪光灯一样，至今依然如此。我们一起经历过许多冒险。

在摄影教学社区，我也有一个“家庭”。多年来，我与研讨会的许多参与者都保持着联系并成了挚友。这个家庭的核心是丽莎·波利蒂和阿里·埃斯佩——漂亮女孩和街头男孩。完美总结。

圣达菲门罗画廊的锡德和米歇尔·门罗夫妇也是我的挚友，他们是摄影的忠实捍卫者。很自豪能成为他们画廊的一分子。

摄影行业可谓是一个微小社区，满是互相支持、充满热情的人和企业，没有他们，摄影师将不知所措。我很幸运在尼康、尼康英国、丽图徕、曼富图、捷信、保富图、Capture One、Maha、Tether Tools、Adorama、Grays of Westminster、Printique都有许多朋友。没有他们的建议、忠告和产品，照片制作将无比艰辛，难以前行。这些摄影企业在青年人才培养方面也做得很好。

丹尼尔·诺顿、托德·奥杨、塞思·米兰达、查米·培尼亚、埃利·拉塞尔、M.D.韦尔奇和奥德丽·沃拉德便是我们这互相扶持的微小社区培养出来的优秀年轻摄影师的代表。

还有本书的编辑，Rocky Nook出版社的特德·韦特。本书的出版合同实际上是几年前签订的，他也乐意由得我满世界乱逛并承诺某天会奋发图强地开始打字。他耐心、平静、幽默，是位出色的编辑、优秀的朋友。

还有安妮，我的妻子。与安妮携手生活令我无比幸福。身为摄影师，生活、呼吸、观察、拍摄、教学和写作都必须出自内心，而知道有她在旁，我无比心安……一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