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那么多杂书,早晚能用到(代序)

——过去做学术是一种贵族的风范

《南方都市报》访谈(颜亮执笔)

曹旅宁,1965年生,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秦汉魏晋法制史与历史文献学,主要著作有《秦律新探》《张家山汉律研究》《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等,记录整理了《黄永年文史五讲》。

曹旅宁是黄永年的学生,对秦汉魏晋法制史钻研颇深。在拜访他的书房之前,翻阅资料,看到他的代表作多是诸如《秦律新探》《张家山汉律研究》与《秦汉魏晋法制探微》之类的大部头著作,难免让人心生畏惧,生怕自己难以理解这高深的学问。

但真正见到曹先生,这种预演的紧张一下子荡然无存。站在面前的分明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在他身上既感受不到在书斋待久之后的迂腐之气,也没有某些重磅学者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傲气,曹旅宁平易近人得像你的一个邻居,聊天、喝茶,像老朋友一样聊着读书经历。

阅读中悟出做学问的方法

谈到书房,用曹旅宁自己的话说是几乎没有什么特别可看的版刻书,他对书的态度也完全是实用型的。“我不是世家子弟,收入也不见得有多高,大多都是买来用的。”但曹旅宁毕竟是学古典文献出身的,所以对一些有价值的书,尤其是涉及数个版本时,他也会有意识地多买几本,既为收藏,同时也是研究的一部分。

“不同版本之间的对读,是古典文献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曹旅宁举例说,陈寅恪有一篇名为“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的文章,台湾发现的原稿中陈先生说到郭璞对于《山海经》的态度,“景纯本是道家方士,故笃好之如此”,现在通行版本印成“景纯不是道家方士,故笃好之如此”,结果意思就完全相反了。

“过去做学术,其实就是一种贵族的风范,你甚至可以说那辈学者很多都是这样玩出来的,他们既没有像现在这样读学位,也不需要去写文章评职称,疲劳应付各种考核。”曹旅宁说,黄永年先生这辈学者写文章,一开始都是从小文章、札记开始,等到要写大文章了,思路都是从这些小纸片中找出来的。

但好在他们还有机会领略到老一辈学人的风范。1985年,曹旅宁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开始跟随黄永年先生学习。

“虽然陕西师大并不是特别有名的学校,但当时学校里的书还是非常全的。”曹旅宁回忆说,当时陕西师大的文科阅读室里,有不少书都是1949年前的,包括胡适、冯友兰的著作都非常齐全,这些书在当时都是比较罕见的。更为珍贵的是20世纪80年代那种读书氛围,曹旅宁现在依然非常留恋。

“当时黄先生直接给我们开课,一开始就布置了《旧唐书》《新唐书》《太平广记》和《资治通鉴》让我们读;另外他还要求我们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本书当时读起来觉得非常枯燥,但到现在我就清楚这本书的厉害了,这就相当于给你立了根基。”曹旅宁说。

除了上面这几部书以外,黄永年并不限制具体的读书范围,所以曹旅宁自己便无意识地看了不少书。“黄先生上课习惯天马行空,但最后总能回到主题上。”这些黄永年信手拈来的典故,隐隐约约都成为曹旅宁阅读的一些线索。“当时在阅读室里,东翻翻西看看,一不小心就看到黄先生讲清末徐桐、李盛铎的一些逸闻,都是在《世载堂杂忆》一书里看来的。”这个过程让曹旅宁慢慢地悟出了做学问的方法,于是知道该如何去收集材料,又该如何去利用这些材料。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读了那么多杂书,虽然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太多用处,但若干年之后,这些内容早晚还是能够用到的。”曹旅宁说,他后来在中山大学读博士撰写学位论文时,那些自己在陕西师范大学读书时看过的“杂书”就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对人物传记抱有极大的兴趣

“当时黄先生也明确地跟我们说,要我们学他的方法,不能跟着他在这个圈子里打转转。”曹旅宁说,做学问就得靠自己悟,你悟到了就悟到了,没悟到就没悟到,本来做学问就是少数人的事情,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事情。

“对于老先生,我们要尊重,他们也肯定是有真功夫的,但你不能迷信,也不能把他捧成神,更不能够盲从。”曹旅宁的办法就是去了解他们,所以他不仅做了黄永年的编年事辑,还上溯到了清代、民国学术史,他对清代、民国学术人物也是如数家珍。

陈寅恪也是曹旅宁多年来关注较多的一位学者。在他看来,陈寅恪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跟朱熹是差不多的,“你看搞中古这一段,谁都绕不过陈寅恪。陈寅恪找到研究中古时代的脉络,最终将其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北大承认他是祖师爷,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也这样说,而黄先生也承认陈寅恪对他的重要影响,这都是有原因的”。

曹旅宁也谈到当前的史学界,他认为自己这辈学者要做的是传承和继续发扬前人。但对于自己,曹旅宁在学术上反倒没有太大的野心,他谈自己做学问时,说得更多的是兴趣。除了前面提到的秦汉法律制度、学术史,曹旅宁说,他对人物传记也抱有极大的兴趣。

“传记文学这种形式在中国的发展,也是得益于胡适在北大的倡导。其中最有名的要数邓广铭写的五本传记。”曹旅宁说,现在大家说邓广铭的《岳飞传》写得最好,在他看来并非如此,他反倒更欣赏《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在《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里,写王安石退休的那段是最好的,其中有一个细节,王安石当时在南京,虽然每天都看似逍遥,天天到庙里读书,实际上对朝廷任何一个变动都有反应。要把这个部分写出来并且写好,是非常需要功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