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本课题从粤港功夫影视的通俗叙事活动着手，尝试以民间文艺与大众娱乐文艺的结合部分为切入点，在民间—大众娱乐的表演诗学探索中，形成民间—大众娱乐叙事的文化母题研究，从而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影视民俗诗学提供一种较为扎实的个案，为文学和艺术的理论范式转换与理论大厦的建设标识一种新的研究向度。

本项课题先从有关黄飞鸿叙事系列具体的文物实证和活文本来切入命题，分上、中、下三编来探讨黄飞鸿系列叙事活动。在上编部分，本书以黄飞鸿系列叙事活动中的历史传说、小说传奇、粤剧演唱、无线电广播故事、电影、电视连续剧、互联网评说系列为主轴，以点带面地聚焦反映粤港民间族群文化想象的轨迹。黄飞鸿系列叙事活动和新派武侠小说与影视系统、霍元甲小说与影视系统相并列，已经成为鼎足而立的中国三大现代武功文化叙事系统之一。如果从其发源之早、持续时间之长、国内外影响范围之广来评判的话，黄飞鸿系列叙事活动居于中国三大现代武功文化叙事系统之首位是实至名归、毫不过誉的！本课题比较、辨析了以大洪拳叙事系统为主的南派功夫电影系统、新派武侠小说与影视系统、霍元甲小说与影视系统的中国三大现代武功文化叙事系统各自的传播特色。其创新点为：数以千计的黄飞鸿叙事活动兼具霍元甲系列的民族与时代主题和李小龙系列的跨国文化沟通之长，而避免了霍元甲题材的国际传播相对不广与李小龙题材的中国乡土民俗趣味甚少的问题，形成了“特型电影艺术+学术性+中国特色文化产业”的创新性研究。一代武林宗师黄飞鸿已经从单纯的历史人物转化为中国民间乃至海外华人群落具有广泛影响的草根英雄之标志性文化符号。

中编部分由六类叙事复合母题、民俗诗学意象、大陆与香港民俗在叙事中的当代漂移特性三个层面来构成黄飞鸿系列叙事中文化母题研究的深度模式。其中，六类叙事复合母题依据其出现的多寡、分量的轻重依次为：①比武结缘：英雄+才女；②攻擂决胜：除暴+灭洋；③艺高服人：惩恶扬善+光大门派；④华夷之惑：民族意识+现代性焦虑；⑤武林门派：悬壶济世+以武止戈；⑥官民纠葛：正邪+武德。文化复合母题依此推进，具体地分析武馆与社区群落、宝芝林药铺意象与民众的生计、舞狮、舞龙、抢花炮与行业帮会等民俗诗学意象，辨析有关黄飞鸿叙事系列的语境和族群生存状态，揭示出黄飞鸿现象所隐喻的中国民间民俗心理与情态的文化想象。

下编探索大陆与香港两地在民间英雄文化再认同历程中出现的认同泛化、民俗蜕变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发掘出被忽略或遮蔽的中国民间社区群落、行业民系的民俗因子漂移、蜕变的动因。以“民间与大众娱乐文化复合而成的历史性经典资源”为聚焦点，采取“实学+诗学”的后设研究策略，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诗学”建设提供一种象征性的个案，为文艺理论乃至文化理论形态的多样性揭橥新的研究视角和领域，为扩张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产业品牌树立标杆。

一、选题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意义

为了在这种以非书面文本材料为主的研究媒介、研究对象中，尤其主要不以书面经典文学与艺术的作家与作品为主要研究依据的广义文本探究中，体现出实证分析和诗学建构的交融，形成研究对象、研究媒介和研究方法都具有新特征的艺术理论的建构，实在需要一批精诚所至者，如像韩愈《进学解》所形容的“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那样对学术孜孜以求的人。

这里再次遇到了不尽如人意却又无法避免的一个术语命名的问题。因为古希腊伟大的“百科全书式巨人”亚里士多德将他研究文学与艺术现象的理论专著首次以“诗学”的命名呈现给世人，此后，“诗学”两字就成为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对文学与艺术的理论研究之代称。尽管当今的文学与艺术理论研究所指称的对象已经远远超越了亚里士多德《诗学》里的研究对象——戏剧、史诗、抒情诗、讽刺诗、寓言之类，但是，抛弃“诗学”的命名会有离经叛道、有违惯例之嫌，蹈袭故旧、沿用“诗学”成规又令人强烈地感受到本论题所研究的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传奇性的小说、报纸连载文本、粤剧电影、功夫电影、功夫电影连续剧、网络论坛话语，确确实实既与“诗学”密切相关，但又不尽相同。本论题选取黄飞鸿叙事系列（包括有关黄飞鸿的民间传说、小说、粤剧、无线电广播故事、功夫电影、电视连续剧）中表现出的与京华和中原意识形态殊异，也与以上海为代表的海派艺术理论之价值伦理有着异趣与微殊的南方叙事母题及其想象为典型个案，为文艺学多样化的理论建设提供一种具体而特定的选择，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作出学术层面的新尝试。因此，不得不以“黄飞鸿电影民俗诗学研究”来为之命名。这种现实迫使我们要像《明史·文苑传》序言里大学士宋濂引用北宋大理学家张载所言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1]那样来表明我们的观点，不继承历史文化（特别是民间正在式微甚至濒于灭绝的传统技艺、风俗、传说）将是文化虚无主义的表现，而抱持传统、不求发展与突破将无法响应并战胜现实的挑战！

中国近现代民间武术大家之中，从简简单单的历史人物转化为跨越国度并其影响能持续半个多世纪之久的民族英雄，以黄飞鸿、霍元甲为最[2]，而且两者都从大量的民间传说中汲取养料，成功地塑造了影视屏幕上的民族英雄形象。以霍元甲为题材的影视片在数量上远不及100多部黄飞鸿功夫电影和14部共344集黄飞鸿电视连续剧系列[3]，其影响主要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而黄飞鸿叙事系列则经过由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佛山、广州发端的民间传说，到50至80年代在香港形成黄飞鸿形象的电影文化高潮，然后向海外播散，直到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电影黄飞鸿形象返回岭南地区，获得文化认同与再次翻新。黄飞鸿的电视连续剧和香港产黄飞鸿电影的VCD、DVD创造了行销热潮，到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展播形成了新的高潮。其影响的持久性和海外家喻户晓的程度远超过后起之霍元甲，而且载入了《2001年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的百余部黄飞鸿功夫电影系列中[4]，除了表现民族气节、爱国情操、抵抗外侮等主题外，更富有浓厚的民间趣味、民俗意蕴，体现出地域族群在社会组织构成上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具体历程。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选题兼具霍元甲系列的民族与时代主题和李小龙系列的跨国文化沟通与播散之长，而避免了霍元甲题材在海外传播的相对不广与李小龙题材的乡土民俗趣味甚少的问题。这就为本论题的民间—大众娱乐表演诗学的探索，以及建立在这种探索基础上将要形成的民间—大众娱乐的叙事母题研究，确立了一个比较明确、具体的研究对象和稳妥可靠的研究层面。

研究通俗叙事中的民俗文化因子的意义在于，在“全球化”背景下寻找文化多样性存在的发展空间，从而保护当代中国的文化生态。那许许多多隐而不彰的民间、世俗、边缘、亚文学状态的文化需要重新被发现，文学和文化多向度发展的可能性需要被激活，而不是由某一种文学类型及其理想来主宰、替代、取消其他的文学或文化样态。而研究20世纪到21世纪初粤港通俗叙事的文化形态，对于从民间民俗文化角度重新认识香港和内地之间在20世纪里，尤其是在大陆改革开放以来两地之间的文化传播和影响的规律，更具有特殊意义。因此，本选题具有开拓性和建构性。

本选题是属于对文艺生态与民间文化美学的研究，是一种与经典文艺学观念及类型特征不同的非经典文艺理论——民间—大众娱乐文化的理论研究。就学科特征和研究视野而言，它体现出拓展文艺研究领域和层面的创新价值。如果说民间文学或民俗学对民间文艺的调查研究（田野作业和文本采录、校订）是第一产业的开发，文艺学、美学工作者则有必要对被第一产业采掘出来的这些富矿进行二度深、精、细的加工，这样才会产出具有高附加值的高、精、尖产品。但是，长期以来我们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界在此方面基本上是漠视的。笔者以为，以民间文艺与大众娱乐文艺之间的结合部分为切入点，在民间—大众娱乐的表演诗学探索中，形成民俗—大众娱乐的诗学研究，意在为文学艺术理论乃至文化理论形态的多样性的形成作出应有的努力。同时，也为扩张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产业品牌树立标杆。

二、相关文献与研究方法

（一）国内、外相关文献掌握程度

（1）史料与文献类。海内外表现岭南民俗的中文粤语、国语版影视资料很丰富，零散的民间口头传说亦甚多。有关黄飞鸿叙事系列中，有香港拍摄“黄飞鸿系列电影”百余部，粤港小说与传说20余部，电视连续剧14部（含广东产的少年黄飞鸿动漫、电视连续剧），粤剧若干种，构成丰富驳杂的研究材料。互联网上的口述历史、随笔与VCD、DVD等也成为有效的补充材料。2012年4月10日笔者采用雅虎搜索引擎检索到互联网上有关“黄飞鸿”的词条、网站达7520000项之多[5]。

（2）电影编导的经验谈和研究论著。有关岭南文化的研究性论著已很可观，但是对粤港澳武功影视与三地民俗文化的认同现象作系统研究的尚不多见。至于选取具有岭南民俗文化代表性的黄飞鸿叙事活动整体作为个案来具体深入地探讨粤港文化认同的论文，仅有本课题的十二篇前期成果：《黄飞鸿功夫电影海外传播路线图及文化影响力分析》（《文艺研究》2010年第6期）、《经典文学语境与民间化的表演诗学》（《人文杂志》2005年第4期）、《文学历史的扭曲与多样性的重建——以岭南城市化历程中黄飞鸿影视形象的民俗文化想象为个案》[美国纽约《中外论坛》（East West Forum）2005年第4期]、《粤港澳舞狮舞龙民俗艺术的诗学意义——粤港澳功夫影视中珠三角民众的习俗与精神寄托》（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6年第10期网络版）、《宝芝林意象のイメㄧジとラしビ·映画における中国岭南の都市民俗》[即《宝芝林电影形象与中国岭南的都市民俗》（日文版），《都市民俗研究》2007年第3期]、《宝芝林意象与影视中的岭南城市民俗》（《城市文化评论》2007年第2期）、《论影视民俗艺术产业的研究方法创新——以黄飞鸿影视民俗诗学研究为例》（《城市文化评论》2011年第6期）、《乡土中国的视觉想象》[《中华儿女·书画名家》（海外版）2010年第1期]、《黄飞鸿影视民俗研究的定位与策略》[《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科）2009年第3期]、《粤港功夫影视中舞狮舞龙的非文本诗学意义》[《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科版） 2008年第4期]、《大众叙事程式、古典文化疑韵与岭南民间信仰的三重组合——林三伟著〈少年伦文叙〉序》（花城出版社2008年第4期）、《珠三角城市创新的文化再认同难题——以黄飞鸿、霍元甲、叶问、李小龙影视的国际认同为例》（广东省社会科学学术年会三等奖，2011年第11期），以及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黄飞鸿叙事的民俗诗学研究》。中国大陆硕士学位论文中以此为论题者至今尚付阙如。2001年笔者指导学生黄展鸿完成答辩的《黄飞鸿电影文化意象与岭南民俗心理》可谓国内所仅见的研究此一论题的学士学位论文。涉及这一领域的研究专著有姚朝文、袁瑾所著的《都市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6]和高小康先生所著的《霓虹下的草根》[7]等，其他同类专著尚未见到。

其他学者探讨黄飞鸿现象的学术论文仅见肖海明《黄飞鸿其人与黄飞鸿现象》一文[8]。笔者检索到某些区域电影专门史的著作中有零散的篇幅精赅警策地论及电影中的黄飞鸿形象。比如，1980年香港市政局主办的第四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组委会编的《香港功夫电影研究》（A Study of the Hong Kong Martial Arts Film）、1981年第五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组委会编的《香港武侠电影研究》（A Study of the Hong Kong Swordplay Film）、贾磊磊所著的《中国武侠电影史》[9]、陈墨所著的《中国武侠电影史》[10]、石琪所著的《香港电影新浪潮》[11]、柯可所著的《中国岭南影视艺术史》等。柯可[12]的第十四章“中华武林与灵幻影界”第一节“岭南武侠片”里设有四个小标题，涉及金庸、古龙武侠小说改编成的电影和表现黄飞鸿、李小龙的电影题材与编导感言。韩春萌的历史专著《武林奇侠黄飞鸿正传》第二十章也略有涉及[13]。

（二）研究方法

既要以文学与文化艺术史领域和本选题相关层面系统的文献考证为支撑，又不能满足于就材料论材料、就事论事，还要提升到诗学理论的层面加以深入剖析、演绎概括。这种文艺美学的研究颇不同于纯文学的经典诗学那样，分明是以书面文本中的少数经典名家名作的个案为研究对象，却试图无比自信地以这些个案为整个文学确立通则。民俗诗学的研究更多地依据民间活动着的文化艺术想象的完成品（口头文学、通俗小说、广播故事、粤剧、粤剧电影、电影、电视连续剧、互联网络传播）来建构民间—大众现场表演与口头流传着的、具有区域独特性、大众文艺经典的诗学。从文化语境出发，它不再把文本作为文体的实体存在，而是分析文本中蕴含的各种文化意象要素，对它们的抽取、分析需要上升为反复呈现的母题研究。这种整合各要素的“形象学”研究的目的是将散落在各种叙事文本中的文化因子经过研究整合为特定文化群落的“文化图像”，从而发现在黄飞鸿形象叙事系列的深层蕴藏着的当代岭南文化的特定语境、活性的意识形态、具体的民俗风物。这种研究定位构成本论文相应的研究方法——“实证+诗学”的后设研究策略，致力于文学理论研究新视角和新领域的拓展。借助有中国民俗价值的文艺现象的深入解剖，形成类似于巴赫金式文艺理论研究道路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形态[14]。

三、论文的总体设计

本选题的研究对象是体现在黄飞鸿叙事活动中的民俗文化母题、中国民俗诗学意象、粤港民俗漂移特性与粤港互动中文化再认同的复杂问题上，主要以黄飞鸿叙事活动由民间传说到小说、粤剧、广播、电影、电视剧的文艺样式的演化轨迹为线索，考察岭南民间族群的心理情结、社会想象和文化认同的建构与迁移。

以黄飞鸿为代表的中国南派武功叙事活动有着广泛的民间传说基础。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里从广州、佛山、香港发端，到50至80年代在香港形成电影黄飞鸿形象的文化象征高潮，然后向海外播散。直到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电影黄飞鸿形象返回岭南地区，获得文化认同与再次翻新。之后，向全国传播，形成观影热潮。电视连续剧里的黄飞鸿和香港版黄飞鸿电影的大陆电子媒介印行版集中地展示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民间民俗，形成了传播热潮。直到20世纪90年代《黄飞鸿之狮王争霸》在北京展播，形成岭南武侠兼民俗影片在中国大陆北方区域的热播高潮。所以，本选题涉及的地理空间主要分布于佛山—广州—香港—岭南各地—海外（以东南亚、北美为主）—北京。本选题研究的穴点在于揭示粤港文艺与文化心理的同构与认同、分异与互证。

基于对特定区域现象的具体整理和分析，以实证描述为基础，进而升华为一个民俗文化诗学的理论研究个案，需要避免两种局限：单纯文献考证的就事论事和经典化普适性文艺理论之乌托邦构想的弊端。形而下的筑基与形而上的沉思应当同时指向针对特定现象的深入分析，不能为“体系”而体系或让理论剪裁现实。本选题采取从专门论题的文献史料、小说、粤剧、香港电影、粤港电视连续剧的文本梳理入手，梳理出其中积淀与升华的岭南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心理和精神寄托，然后从这样的一些岭南民俗特征中概括出六类文化母题，最后再上升为大陆和香港文化漂移与认同的诗学建构。这种由民俗个案的具体探究中渐次提升为诗学理论的框架，比之从“理论的审美乌托邦”到“审美乌托邦的理论”那样一种常见的凌空蹈虚式研究道路，要来得实在一些。

为什么要将本文定位于民俗诗学而不是民俗学？主要依据如下两个层面的设定：第一个层面是立足于摄取岭南（主要是粤、港两地）地域民俗现象中体现出的文学叙事形态，而不是对民俗现象本身的采录、整理、校订。第二个层面是更加侧重于研究由岭南地域现实的文学叙事形态转化为文学形象的想象活动叙事系列。这既非民俗学所能涵盖，也有别于纯文艺（或书面经典文本）的经典诗学，因此，本课题定位于“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诗学”的个案研究。

我们在行文表述中，一般不采用在全国范围内比较盛行的称谓“武术”，而采用了在岭南南派武术界比较通行的称谓“功夫”。这是因为，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武术一直被称为“功夫”。其实，除了称谓习惯不同之外，两种称谓之间并无多大的意义差别。清末以后，“功夫”这一称谓通过香港传到世界各地，乃至英语世界里用Kungfu作为中华武术的音译名称。为了探讨黄飞鸿叙事系列中的一系列冲突母题，本文采用岭南习惯的称呼——“功夫”。但是，将“功夫”电影译为英文时，将不采用音译名Kungfu一词，而采用香港第四届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使用的英文专有名词Martial Arts作为意译。[15]

本文中也很少采用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香港电影界比较盛行的称谓“武侠片”来指涉本文中具体论及的叙事活动，而多采用在香港电影界经历几度兴衰，指称对象特别狭窄而明确的“功夫片”——以拳脚真功夫为主的实战影片。这是因为，“武侠片”是一个大类别，剑仙类、拳脚功夫类、奇情武侠类、谐趣功夫喜剧和部分的灵幻类影视题材都可以包括在“武侠片”的论题范围内。而“功夫片”则特指采用拳脚武术徒手搏斗或以拳脚武术徒手搏斗为主（有时也少量伴随棍棒等器械），采用硬桥硬马的真功夫、真本领来拍摄的电影。这样的电影制作就将主要采用科幻与电脑特技合成来作为主要表现方式的假功夫（如美国的《黑客帝国》）或花拳绣腿式的常见武侠片（如林青霞主演的改编自金庸小说的港产电视连续剧《倚天屠龙记》和进入21世纪后中央电视台连播的《笑傲江湖》、《碧血剑》等），以及几乎不食人间烟火的所有灵幻片排除在外。也就是说，有关黄飞鸿叙事活动中凡是涉及他的电影、电视连续剧叙事，就是指“黄飞鸿功夫片”。而“黄飞鸿功夫片”就是指胡鹏、王风、郑吕和、刘家良、袁和平、刘丹青、徐克、王晶、刘国伟、元彬等导演，由关德兴、刘家辉、李小龙、洪金宝、袁和平、成龙、元彪、李连杰、赵文卓等演员用真功夫演绎的作品。当然，李小龙没有扮演过黄飞鸿，但用真功夫扮演过霍元甲的弟子陈真，所以，他的作品也列入“粤港功夫片”，只是其电影作品的岭南民俗和民间意蕴比之黄飞鸿叙事活动系列单薄许多，也单一许多，在本文中仅作为旁证文本加以采用。另外，洪金宝以真功夫创造黄飞鸿影视形象时，为武打电影加入了谐趣因素，增加了功夫片的喜剧表现形式。谐趣功夫喜剧在洪金宝的师弟成龙手里发展到极致（如《醉拳》）。尽管洪金宝并非功夫片正统的传人，尽管在“功夫片最正统的继承人”大导演刘家良看来[16]，成龙的表演是花拳绣腿，但是，因为他是在真功夫基础上的“花拳绣腿”，我们还是将他的部分拳脚表演（而非后期的警匪片、枪战片）纳入本论题中。至于李力持执导的《黄飞鸿笑传》、《黄飞鸿对黄飞鸿》则成了反功夫片的搞笑剧。由金庸等“新派武侠小说”家的作品改编而成的电影、电视剧，因为是文人的个体虚构，作品背景设定在古代社会，与近代到当代的岭南民间生活无关，而且那些“九阴真经”、“降龙有悔”、“无招胜有招”的虚构秘籍，在改编成电影后，也的确无法用真实的功夫去表演，所以除了在本文个别地方具有比较说明的意义外，也将被剔除出本论题。

因此，本论题的严格限定，将突出研究对象的民间文艺特性、都市民俗因素、电影艺术诗学的价值。因为带有真实性、可验证性，因而也具有了文学人类学或都市人类学的参照意义。这是一个民间叙事与大众传媒叙事活动相结合，并产生了跨时代、跨国度影响的华语电影的强势品牌，是关于由族群认同迁移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文化叙事系统”。黄飞鸿系列叙事活动经过近一个世纪，特别是晚近半个多世纪的广泛流传后，成长为兼具民间文化与流行文化双重特征，突破华人、华语圈限制而率先实现全球化的华人文化英雄之标志，成长为大陆、香港影视乃至华语影视界的经典资源[17]。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综合国力的强势提升，中国需要发掘和培养具有民族本土性和跨国传播竞争力的文化产业的强势产品与品牌。而以黄飞鸿—林世荣、洪熙官—方世玉、霍元甲—陈真、叶问—李小龙等为代表的功夫电影系列及电视连续剧系列影像产品，恰恰是美国好莱坞无法望其项背的世界第一强势产业！如果说加入国际贸易组织（WTO）后，中国的纺织品以价廉物美和规模优势风靡全球，那么，中国的功夫电影（又是以岭南功夫电影形成了历史性的先导地位）则是以美国好莱坞无法成功复制并效仿的真功夫技术的含金量，赢得举世景仰的地位，在世界影坛独创出“功夫电影”门类，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动作导演”这一职位，并将以更为宏大的规模畅销世界！

青年武侠电影研究者张力曾就此现象论述过：“动作设计（动作导演）是武侠动作片创作的灵魂。相对于音乐、摄影、美术、剪辑等西方创建的电影职位，它是唯一一种在中国诞生、献给世界影坛的电影职位。”[18]笔者需要进一步指出的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这“动作导演”职位的首创之地是香港，它最终传入美国好莱坞并被世界各地接受而成为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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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姚朝文：《文学研究泛文化现象批判》，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2] 洪振快：《讲武论剑——金庸小说武功的历史真相》，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页。该页第7～14行有如下论述：“20世纪中国武侠影视最著名的主角，一个是以‘无影腿’著名的黄飞鸿，一个是以‘迷踪拳’称雄的霍元甲。据说以黄飞鸿为题材的影视片已经超过了一百一十部，以霍元甲为题材的影视片在数量上虽然略有逊色，但影响力有过之而无不及。20世纪最出色的华人武打明星对霍元甲角色似乎都有所偏爱，李小龙、梁小龙、李连杰、赵文卓等纷纷出演霍元甲或其徒弟陈真的角色，直到目前正在拍摄的由李连杰投资1.5亿人民币的新版电影《霍元甲》。”

[3] 姚朝文、袁瑾：《都市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该页注释2中，笔者统计的世界上以黄飞鸿为主人公的电视连续剧有13部共277集。姚朝文《黄飞鸿功夫电影海外传播路线及文化影响力分析》（《文艺研究》2010年第7期，第101页）一文则进一步统计出截至21世纪初，“大陆和香港共拍出14部至少344集有关黄飞鸿的电视连续剧”。

[4] 参见韩春萌：《黄飞鸿正传》，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0、235页。另文见岳广文《“黄飞鸿”入选“吉尼斯”》，《贵州都市报》，1996年2月17日。

[5] 笔者在2005年5月30日采用3721搜索引擎在网络上点击“黄飞鸿”的有关词条、网站，达100854条之多。另见姚朝文《文学生态的扭曲与多样性的重建》，纽约《中外论坛》（East West Forum）2005年第1期，第44页。在2012年4月10日晚，笔者利用雅虎搜索引擎检索到互联网上有关“黄飞鸿”的词条、网站竟然多达7520000项。

[6] 姚朝文、袁瑾：《都市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18、86～100页。

[7] 高小康：《霓虹下的草根》，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1页。

[8] 肖海明：《黄飞鸿其人与黄飞鸿现象》，《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第82～85页。

[9] 贾磊磊：《中国武侠电影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170、256、264页。

[10] 陈墨：《中国武侠电影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102页。

[11] 石琪：《香港电影新浪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156页。

[12] 柯可：《中国岭南影视艺术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版，第397、400、409、413页。

[13] 韩春萌：《武林奇侠黄飞鸿正传》，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232页。

[14] 姚朝文：《文学研究泛文化现象批判》，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40页。

[15] 香港市政局主办第四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组委会编辑：《香港功夫电影研究》（A Study of the Hong Kong Martial Arts Film），1980年第5页。

[16] 贾磊磊：《中国武侠电影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

[17] 姚朝文：《黄飞鸿影视民俗研究的定位与策略》，《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3期，第6～10页。

[18] 张力：《功夫片的秘密》，青岛：青岛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