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纪录片（Documentary）是以影像媒介的纪实方式，在多视野的文化价值坐标中寻求立足点，对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与人的生存关系进行观察和描述，以实现对人的生存意义的探寻和关怀的一种影像形式。自1911年拍摄新闻影片《武汉战争》拉开序幕，至今中国纪录片已经走过100多年的历史。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试播当天播出了广义上的纪录片《到农村去》，从此，中国电视纪录片迅速发展起来。“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这是智利纪录片导演帕特里西科·古兹曼的名言。纪录片（以下主要指电视纪录片）真正被人们熟知和喜爱是在改革开放后的这30多年，20世纪80年代，纪录片《话说长江》带来的轰动效应和积极正面的社会影响，至今仍是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上的佳话。与20世纪80年代的纪录片相比，90年代的纪录片风格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追求尽量不带主观预见地客观反映事物的进展”、“用事实说话”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纪录片的主题。有学者认为，1993年是中国纪录片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年纪录片出现了4个转变：主题先行改为了主题后行，在拍摄方式上彻底告别了摆拍，由纪录结果变成了纪录过程，由抓取情节变成了抓取细节。进入21世纪，中国纪录片的发展进一步加快，中国纪录片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2010年年末，国家出台《关于加快国产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纪录片作为一个产业已经开始成为很多论坛中频频出现的话题。随着政府推动力度的加大，一批纪录片频道相继成立，各电视台在原有基础上加强了纪录片的播出量，视频网站也纷纷开始播出纪录片。2011年1月，专门播放纪录片的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开播，6集纪录片《美丽中国》作为首播节目，揭开了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的面纱。作为中国第一个全球覆盖的国家级专业纪录片频道，央视纪录频道给自己确立了一个目标——“为时代中国存像，与大千世界共鸣”。

对一个国家文化的表达，纪录片无疑是最好的方式。中国文化要提高软实力，要在世界性的文化竞争中争取主动，纪录片的作用必然会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纪录片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非常重要的载体，是国际通用的交流语言。有资料显示，现在全球每天至少有15亿人在收看纪录片。美国的探索频道、国家地理频道、历史频道以及英国的BBC纪录片、日本NHK纪录片等，在世界很多国家的收视率都很高，已形成了独特风格和品牌，拥有大批忠实观众。因此中国纪录片要以深刻的历史反思、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浓厚的文化底蕴，探索历史、记录今天、昭示未来，拍好一个又一个让世界看得明白的“中国故事”，呈现给国内外受众以真正的视觉盛宴，进一步扩大中国纪录片的国际影响力，这就是中国纪录片的“中国梦”。

类型纪录片是指具有共同纪录片主题所形成的种类，它的划分根据的是纪录的主题与内容，如地理纪录片、文献纪录片、体育纪录片等。当前我国的电视纪录片正处在一个类型丰富、创作人员增加、受众兴趣日趋浓厚的时代，有许多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本书提出的开展对中国类型纪录片（主要是电视纪录片）的研究，正是从一个侧面展示中国纪录片丰富的文化蕴藏，揭示中国纪录片的魅力所在。

一、纪录姿态与类型纪录片的经典意识

纪录是一种风格，也是一种姿态。一个时代的纪录姿态，折射出这个时代的纪录片状况和纪录片的传播环境。类型纪录片正以其独特的审美为发展中的中国留下历史的影像记忆，成为媒介文化生态中一股新势力。其原因之一是开放。全球化时代为中国纪录片带来的新的意义，就是国际化的合作与传播，这种开放自然会带来纪录片世界中的文化纷呈。二是融合。中国纪录片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积极融合国内外的传播理念，以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指导中国纪录片的创作与实践。如由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等联合出品的12集大型人文历史纪录片《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就深入探讨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三是互动。纪录片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纪录片编导要深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第一线，深入企业、乡村、社区、军营、校园生活最前沿，不断创作出让受众满意的优秀作品，满足受众多层次、多样化、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积极提升正能量，与受众开展广泛的、形式多样的互动交流，扩大纪录片纪录的内涵和外延，从而为类型纪录片的研究带来更为广阔的空间。

一部部光彩熠熠的中国纪录片经典之作，成就了中国类型纪录片的辉煌与发展历程。中国的类型纪录片无疑有着很强的经典意识，“经典”原指作为典范的经书，而在这里应为经过时间考验与受众筛选而被公认为值得典藏的精品大作。中国类型纪录片的经典意识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思想性与思辨性的结合

类型纪录片所记录的是一种思想：是整个世界的思想，是一个国家的思想，是一个社会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思想，有时甚至是一群人或一个人的思想，这就需要纪录片编导具有科学眼光与文化襟魄。类型纪录片的经典意识就是要不断释放纪录片的政治与文化正能量，一部优秀的纪录片往往在“故事讲述”中或显然或隐然地对某一思想主题进行阐述与论证，其思辨的进程、思辨的结果、思辨中的理趣与发现，给人一种睿智美、理趣美的享受。如10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华尔街》作为财经类纪录片的代表，是中国第一部深刻探讨现代金融体系的电视纪录片，以华尔街金融危机为契机，以证券市场为中心，梳理两百多年来，现代金融的来龙去脉，探寻并发现资本市场兴衰与经济起伏的规律，为决策者提供依据，为资本市场的实践者提供镜鉴，为大众提供关于资本市场的启示。同时，也为中国人全面理解华尔街，甚至全面理解现代金融与国家崛起的关系，提供最有益的帮助。这是中央电视台深入华尔街，在历史坐标中，对资本市场的一次庄重表达。纪录片《华尔街》以金融为载体，其深刻的思想性令每一位受众震撼。

2.地域性与世界性的视角

鲁迅先生曾经讲过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的类型纪录片应当具有地域性与世界性的视角，应当追求全球化的创新性与地域性、民族性的和谐相一致，记录历史，留住经典。纪录片需要读解民族心灵，如云南电视台纪录片中心拍摄、制作的人文类纪录片《甲次卓玛和她的母系大家庭》中山水的怡静，摩梭人走婚习俗的奇情，以老祖母为一家之长的大家庭，确为世界绝无仅有，这是一种民族文化之美，一种在世界视野之下所拥有的民族生存智慧之美。

纪录片为形态多样、风格各异的地域性、民族性艺术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平台。一个地域、一个民族的艺术，无论其曾经仅存于怎样偏僻闭塞之地，如今都有可能通过纪录片展现于世界各地，为更多地域与民族的受众所感知，成为不同时空内人们可以共同享受的精神盛宴。每个地域、每个民族都有“讲述自己的故事”的诉求，而且也应该拥有这个权利。在全球化背景下所提供的种种新的机遇与可能面前，作为本地域、本民族文化的突出体现，且对于“自己的故事”最具有表现力的纪录片，必须主动进取，有所作为。任何一种民族艺术、一个地域的所谓独特性，历来就不是由本地域、本民族自身确认的，而是在与其他地域、其他民族的交往共生中相比较而见出。托马斯·沃尔夫讲过：“我已经发现，认识自己故乡的办法是离开它；寻找到故乡的办法，是到自己心中去找它，到自己的头脑中、自己的记忆中、自己的精神中以及到一个异乡去找它。”（托马斯·沃尔夫讲演录《一部小说的故事》）对本地域、本民族文化艺术的认识同样也需要多方面的参照与必要的距离感。所以说，类型纪录片中的全球化与地域性、民族性实则是一种共生关系。

3.故事性与纪实性的统一

纪录片是一种纪实性与艺术性结合的再现艺术，缺少了故事性的纪录片是难以成功的。纪录片的纪实本性要求事件必须是客观真实的，故事可以看作是对人物所进行的各种事件和情况编排的结果，是处于时间顺序的各种事件。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纪录片的发展，类型纪录片的创作观念也在向纵深发展。但是不管纪录片怎么发展，也不管未来纪录片的发展方向如何多元化，未来衡量优秀纪录片的尺度如何倾斜，我们都有理由相信，在纪录片创作过程中，有一个原则始终不会改变，那就是好看的“故事”。从纪录片史料价值上讲，“故事”是最好最生动的“历史”。

故事性与纪实性的统一是类型纪录片经典意识的具体体现。纪录片的本质特征是视听形象纪实性，纪实的特征决定了它的叙事性。既然是叙事性的，追求故事性就成为一种必然。如今，重故事性已经成为纪录片创作的一种共识，“纪录片故事化”是当今国际、国内纪录片创作的主要潮流之一，这也是我国社会、人文、自然等类型纪录片创作中普遍采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在历史人文类纪录片中，由于使用了“故事化”的表述手法，使原本过去了的历史故事、历史知识、历史文献变得生动有趣而不再乏味，使消逝了的文明重新再现耀眼的光芒。故事性与纪实性的统一，使类型纪录片更生动、更典型、更能打动人心，这也是解决纪录片生存与发展问题的一种有效方式。

二、在文化自觉中张扬类型纪录片的艺术精神

作为富有开创精神和提升审美品格的纪录片艺术，应该以现代意识突出纪录片的艺术价值。作为纪录片编导，应当在文化自觉中张扬类型纪录片的艺术精神。

1.实现纪录片艺术的“多重建构”

纪录片艺术的“多重建构”，是在当代背景下而言的，因而也可以称之为当代背景下发展纪录片艺术的一种选择。所谓“多重”，主要是针对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片艺术层面这“一重”而言的。目前类型纪录片在纵向上呈现出内涵丰富的立体结构，在横向上形成形态多样、各种表现形式与表现手段并举的开放域面。纪录片作为一种以“非虚构”为本质特点的艺术形式，具有很强的社会认知价值、历史文献价值、文化传承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如中央电视台的文献纪录片一般有三种基本结构：其一，描绘祖国壮丽河山，通过讴歌生活在其间的中国人民来唤起观众的爱国热情；其二，书写中国重大历史事件，在新旧中国的对比中直接表达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的历史功绩，代表作有《百年中国》《旗帜》等；其三，对中国发展模式和道路选择进行直接论证，通常会诉诸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的话语对中国问题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论色彩，代表作有《大国崛起》《复兴之路》等。纪录片结构的多重建构，既可以为类型纪录片艺术的生存与发展争得更多机遇与拓宽新的空间，又可以满足当代更多接受者不同的审美需求，是纪录片编导自觉践行文化自信与文化担当的一种可贵实践。

2.高品位的纪录片艺术旨归

高品位即高格调，格调高下意味着精神品位的高下。纪录片是一种高品位的文化载体，正如英国导演约翰·格里尔逊所说，虽然“我们把一切摄自自然素材的影片都归入纪录片的范畴”，但是“纪录片”这个称谓只应“留给高层次的影片使用”。纪录片属于文化软实力范畴，近年来在文化传承、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受到了国家前所未有的重视。为了能拍摄出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编创者应该努力追求记录事物本质的真实，努力追求记录的艺术，努力追求编辑的艺术。如由中央电视台、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影电视局、陕西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的5集纪录片《大鲁艺》是文献类纪录片中的佳作，该片以口述历史的记录方式，对近百位平均年龄90岁的鲁艺老一辈文学艺术家进行抢救式采访拍摄，阐释了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意义和精神内涵。摄制组在全国各地采访了于敏、于蓝、贺敬之、周巍峙、王昆等80多位耄耋老人，并使用了艾青、光未然、时乐濛、欧阳山尊、吴印咸、华君武等20多位已故的老一辈的影像资料，精彩异常的个体故事最终构成了一部鲜活的集体记忆。总之，富有创新性与高品位的类型纪录片艺术的旨归，必须是富有启发性的艺术，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推动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内涵。

3.打造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国家相册”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当代中国正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阶段，这是中华民族创造力灿烂迸发的时代，高质量的类型纪录片可以成为建构国家形象、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以及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有效方式。目前，全世界有大批对中国文化和现实抱有兴趣的受众，中国的类型纪录片要用各种语言和表现手法，向全世界传播不同的文化艺术，通过纪录片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合作与竞争，通过自我的展示和对西方受众的开放，使世界了解中国。中国类型纪录片要以洞悉生活的深邃眼光、书写历史的诚实品格、传承文化的宽容态度，在文化自觉中张扬类型纪录片的艺术精神。在文化自觉的前提下，登上“全球化”的大舞台，自信地“讲述自己的故事”，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类型纪录片精品，从而彰显一个有着丰厚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大国的气象。

三、类型纪录片的研究方法及意义

中国类型纪录片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需要对类型纪录片的规律和本质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从更高的层次上来揭示研究类型纪录片的意义。

开展类型纪录片研究的方法如下：

（1）研究视角的创新。

尼采有一句名言：有多少种角度就有多少个真理，真理往往是由角度决定的。国内学界对类型纪录片的研究偏重于纪录片制作技巧和策略的探讨，在所具有的科学严谨的学术品质基础上，更需要增添大胆开拓、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做到研究成果既有学术价值，又有阅读价值。一方面要构建新的类型纪录片研究视角与表述体系，从逻辑结构上显示新意；另一方面对类型纪录片的研究要从宏大叙事走向历史细节，从生动丰富的记录影像实际出发，在其研究视阈中增添文化自觉与自信的理性沉思。类型纪录片研究要能够不断地发现新问题、拓展研究领域，尝试新方法，变换研究问题的角度，以开阔的视野和独到的眼光，善于从类型纪录片中发现和选择研究主题。

（2）研究维度的创新。

在类型纪录片研究视阈下，首先要对类型纪录片的概念及发展历程进行梳理，总结其重要的定义内涵。其次从类型纪录片与纪录片的关系入手，总结类型纪录片对于这两者关系的把握，目的是思考面对新的类型纪录片时，如何把握与纪录片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研究。纪录片的发展将会带来类型纪录片审美范畴的不断扩大，也必将带来类型纪录片审美研究的更广领域和更多角度。以往纪录片专业领域的研究理论维度相对单一，要么是纪录片本体研究，要么是市场策略探讨，或者针对眼前的困境探索对策，类型纪录片把中国纪录片的本体理论以及创作者和受众心理等因素结合起来进行分类考察，不仅针对类型纪录片的生存环境，而且分析类型纪录片创作理念和传播特点，从而建立起一个多维度的综合的类型纪录片研究框架。

（3）研究手法的创新。

研究手法的创新为类型纪录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类型纪录片研究可以采用定性求异的比较方法，分析在大众文化的语境下纪录片叙事风格转型的具体表现手法，主要包括纪录片的故事化、情节化叙事，纪录作品中悬念的营造、情景再现等，以及各手法在类型纪录片的制作实践中的应用法则，把握类型纪录片研究中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类型纪录片研究应该回归纪录片本身，在纪录片影像中寻找类型纪录片的生命力，并摆脱妨碍思维的一切障碍物，超越和突破原来研究的弊端，在传统的方法中寻找新的发展方向和研究空间。如利用“接受研究”把受众也纳入类型纪录片的研究范围，纪录片不能离开受众而独立存在，“接受研究”把编导和类型纪录片放在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综合研究，这对于类型纪录片研究无疑是一个新的思路与挑战。

开展类型纪录片研究，其意义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挖掘类型纪录片时代价值。

任何艺术形式、任何传播形式，都植根于现实的土壤，映衬在历史的天空下，这是类型纪录片的价值趋向与社会影响力之所在。类型纪录片是现实之镜，是社会发展的同步反映，是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传播华夏文明的重要途径。当今文化传播能力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象征，实现“中国梦”是中华儿女共同的愿望所在、观念所向，所以对于类型纪录片研究者来说，必须要对中国文化核心价值有清醒的认识与自觉的使命感。类型纪录片研究者要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良知坚守自己的历史使命与文化品格，去探索和发现新时代语境下的类型纪录片的表现形式。纪录片质量和营销方式的提升有助于纪录片国际市场的活跃，有利于建构整体的中国形象，增强国家的“软实力”，有利于提高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2）振兴中国类型纪录片产业。

中国的纪录片要发展下去，市场化是必由之路。类型纪录片研究有利于激活媒介经济，振兴中国纪录片文化产业。类型纪录片研究有助于中国纪录片业创作出更多符合市场规律、符合国际观众收视兴趣的产品，有助于建立科学合理的媒介市场机制，培育市场品牌。通过类型纪录片研究，可以借鉴运用国际先进电视制作理念与技术成果，提高中国纪录片的生产质量和改善营销策略，使中国的类型纪录片能够在海外传播、销售和推广，从而提高其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为中国的文化产业提供新的增长点。如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以“催生中国纪录片产业”为己任，整合中国纪录片的优质资源，建立中国纪录片的行业标准，逐步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纪录片市场，为中国类型纪录片的产业化运作创造良好条件。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作为纪录片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率先启动，必定会拉动类型纪录片产业链的整体启动，从而为推动类型纪录片研究作出贡献。

（3）推动类型纪录片质量建设。

类型纪录片应当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估体系，评估体系是对类型纪录片质量的一个评价标准，这也是开展类型纪录片研究，推动类型纪录片质量建设的系统工程。优秀的类型纪录片应同时具备纪实性、人文性、过程性、叙事性、艺术性五大构成要素。对于类型纪录片来说，突出政治、经济与文化三个标准既是生产纪录片的需要，也是类型纪录片发展的动力，同时还是纪录片质量评判的标准。政治导向、经济效益、文化品位这三个标准相互依存，不能顾此失彼。政治受经济的制约，又要以相应的文化为其根基。开展类型纪录片研究，如对具有反映民族文化特质与世界意义的人文历史题材类型纪录片开展研究，有助于传承古老文明，融合多元文化，承载社会责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绿色人文理想，有助于提高人文历史类型纪录片质量，这也成为引领中国人文历史题材类型纪录片创作的一个价值导向。

（4）探寻类型纪录片发展规律。

开展类型纪录片研究，能够梳理出国内纪录片发展历程的大致脉络，触摸到电视纪录片的本质特征，从而更好地把握类型纪录片的创作规律和发展规律。如对中国人文类纪录片的研究，就可以发现中国人文类纪录片有两个重要的发展时段。其一是20世纪80年代，在文化寻根热、美学热等浪潮推动下，人文纪录片经历了繁盛的创作时期，一批经典佳作相继问世，如《望长城》《话说长江》等。其二是21世纪初期，经过了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一批优秀人文纪录片脱颖而出，它们探查历史、反思现实、直面未来，这一批纪录片比20世纪的纪录片有着更加丰富的表达，这种人文类型纪录片传承文明、记录历史、关照现实，用纪录片语言来表达特定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使历史具有可视性和具象性。如7集电视系列片《徽商》等一批人文类纪录片，以多元的历史文化视角，分析其辉煌历史及其所承载的深厚文化背后的自然、政治等深层原因，不仅有着重要的文化储存意义，更有着广泛的知识传播的意义、创造电视经典的意义、改善电视文化生态格局的意义。

当今中国类型纪录片的发展趋势与世界纪录片的创作走向大体一致，丰富的资源、日益改良的生存环境以及宽容的创作氛围，给了中国类型纪录片广阔的发展和研究空间。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类型纪录片在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历程中仍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值得我们不断地进行探索和研究。类型纪录片研究天地广阔，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