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言

马一浮（1883—1967）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杰出的学者、国学大师，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弘扬儒学；不仅主张复兴传统的儒家思想，而且在推行儒家文化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和尝试，更重要的是，他为儒学的现代转化作出过重要贡献，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先行者，因此许多学者将他看作是现代新儒学学派（一个在港台及海外至今仍然十分活跃的思想文化学派）的创始者之一。在中国现代史上，马一浮也是一位十分特别的人物。他独意孤行、卓尔不群，在其一生里，甚至有相当多的时间身居陋巷、隐匿不出，不与世俗中人交往。当然，马一浮也不完全是遗世独立、与世隔绝的，只不过“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所交往的基本是文人雅士、著名学者而已，而且一直相当低调，基本是坐镇湖上，只闻他人来此求教，罕有移驾去教人的。就算是同样高傲并且同他在国学领域齐名的熊十力先生，当年也是携其大作《新唯识论》两度来此，向马一浮请教。马一浮晚年，尤其如此。1957年，苏联军委主席伏罗希洛夫来我国访问，想见马一浮，也是由周恩来总理陪同，到西湖边去拜见马一浮的（这是马一浮后人的说法，笔者以为也许伏罗希洛夫首先是想游一游西湖，顺带见一见马一浮。不过好歹也算是拜见了马一浮，故采此说）。

马一浮虽然长期受到学术界的普遍推崇，不过，许多人尤其是后来人大多只是耳闻他的学问和他的书法艺术，却不知道他最为人们所推崇和称许的，是他对传统儒学的信仰、根底、传承和个人体验。他对儒学传统的信仰和道统的秉持与接续，当世少有人能够与之相提并论；而他的纯正的儒学思想和他在实验和推行现代儒学教育方面的努力，当世也少有人能够比及。马一浮的弟子、港台著名教授戴君仁曾经说过：“中国历史上大学者，阳明先生之后，当推马先生。”现代新儒学的倡导者之一、港台著名教授徐复观先生也说：“马先生义理精纯，代表着中国活的精神。”与马一浮齐名的已故著名国学大师、同样也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创者和领袖人物之一的梁漱溟，对马一浮则更是推崇备至，称赞他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这是梁漱溟为马一浮所写的挽联，可以说是对马一浮一生学问和人品、思想和实践的盖棺定论。

也正因为大家对他仰之弥高，推崇备至，因而许多人反而不知道他都做了些什么。一方面，自然与他长期隐匿不出、不与人接触有关系；另一方面，与过去他的著作流传不广也有关系。马一浮犹如供桌上的圣人，虽然受学术界一些人的顶礼膜拜，但长期以来人们只知道他的学问醇厚，其书法艺术也是当世奇珍，却很少有人了解他的一生，更遑论他的思想面貌及学术成就。即使在学术界，大多数人也是通过传闻来了解马一浮的，笔者本人过去也是如此，而那只不过是浮光掠影、零星印象而已。老百姓对他的了解更少，甚至不知有马一浮其人。正所谓曲高和寡，马一浮虽然是一位极受推崇的人物，可真正了解他的人确实不是很多，即便在他的家乡浙江，也有相当多的人不知道他的名字。

因此，要让大家了解马一浮，就需要做一些事情，不仅要撰马一浮的传记和年谱，而且还要做马一浮的思想研究，以及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研究——儒学和现代新儒学，前者是马一浮毕生追求的东西，后者是马一浮开辟的东西，在马一浮的生平、思想及成就里面，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不了解儒学，根本就不能了解马一浮；不了解现代新儒学，也不能全面地了解马一浮，尤其是不能准确地把握马一浮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贡献。马一浮、儒学、现代新儒学，是我们这部书的三个相互关联的主题词，缺一不可。

马一浮的一生都在弘扬儒学，除了马一浮，中国现代史上还有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以及冯友兰、张君劢、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钱穆、方东美等都做了同样的工作。当然，他们的思想观点并不一致，不过目标和方向是一致的，因此，学术界将这些人划归同一个学派，并称他们为现代新儒家，称他们的思想学说为现代新儒学。国际汉学界则称他们为“新新儒家”和“新新儒学”（neo⁃neo Confucianism）——这是为了区别对宋明儒学的称呼，因为宋明儒学在国际汉学界被称为“新儒学”（neo⁃Confucianism）。

因此，我们要想真正了解马一浮，自然还需要了解现代新儒学。

现代新儒学实际上只是现代儒学运动中的一个旗帜比较鲜明的派别。现代儒学运动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传统儒学随着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灭亡而趋没落，且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和批判，因此，在重整和振兴中国文化的进程中，就势必有一个反思和回归，这就是梁漱溟等人提出来的儒学文化的复兴以及后来张君劢、牟宗三等人提出来的儒学价值的重建。当然这还不是现代儒学运动的全部，梁启超、李大钊等提出来的东西文明互补，毛泽东提出来的批判继承孔子以来的两千年中国优秀文化遗产，以及许许多多学者提出来的关于儒学与中国的现代化的思想，都应看作是现代儒学运动的组成部分。20世纪初，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往十分有趣也十分微妙，一方面是中国近代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人们对西学和新思想怀有空前的热情，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人人都了解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主张西化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另一方面则是西方思想界自身发生混乱。西方思想界过去一贯对西方文明近代两百年的骄人成就感到无比自豪，并产生了根深蒂固的文明与种族优越感。但是由于欧洲爆发了空前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让这些天之骄子们不知所措，世界末日的恐惧和悲观一时笼罩了整个西方思想界，使得一些人开始对西方文明的根本发生怀疑。其中一些学者陆续将眼光转向东方的孔子和释迦牟尼，他们突然发现西方的培根、斯宾塞之流过去并非完全正确，实在论与进化论统统有问题，相反东方古老的学问倒也并非毫无是处。于是，他们中的有识之士开始提出东西文明互补说，即主张以东方文明补充西方文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因自己的文明失控所带来的恐惧和不安的心理。站在今天的高度看，这些西方思想家的思考是颇富前瞻性的。当时的欧洲思想家柏格森、倭铿等都开始步尼采、叔本华的后尘，将目光转向东方，提出东西互补的学说或看法。这些思想如同其他西方思想一样，很快也影响到对外来思想如饥似渴的中国人，再一次引起了部分在拯救和改造中国的革命进程中因屡遭挫折而陷入苦闷彷徨的人的积极思索，他们中的不少人曾不遗余力地主张西化。在这场回归传统的思想探索中，举凡梁启超、张君劢、梁漱溟等都是先驱人物。张君劢的科学与人生观论说和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哲学论著曾在当时的思想界掀起巨大的波澜，形成广泛而激烈的论战。这也可以说是现代儒学运动的肇始，也是现代新儒学的开端。现代新儒学最初的思想便是如梁启超、梁漱溟所主张的那样，希望传统返本开新，并复兴儒学于现代。这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思想潮流之一，它以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文明碰撞为深刻的思想历史背景。不过，这股思想潮流与当时孙中山代表的民主革命和稍后陈独秀、李大钊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的思想潮流相比，只能算是微波涟漪，昙花一现，犹如蛙噪于野、蝉鸣于树，喧闹一时，便告消歇。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继续革命的年代，诚如孙中山所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举国上下充满了革命的热情以及对于新思想的渴求。这也是时代的情势使然，当一个民族长期处于危亡关头时，焦虑和痛苦的人们是很难有平静的心情来理性地回顾历史的，人们急迫地要摆脱历史的困扰和梦魇，将过去的一切都抛诸脑后——无论是历史传统中丑陋过时的东西，还是仍然美好和有价值的东西。也许对于一个这种情势下的民族来说，探索新思想和寻求新出路是唯一能够摆脱困境的解决办法。总之，现代新儒学的先期呐喊在20世纪20年代只是闹腾一时，很快便失去人们的共鸣。当时许多人对这一背离时代的思想运动不以为然，更有人对此大加挞伐，说它是历史的沉渣泛起，却很少有人认真地去思索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并且也很快把这些微弱的声音抛诸脑后了。这之后，新儒学的方向渐由文化运动转到著书立说、锤炼思想的轨道上去，由此开始了艰难的传道历程。

以上是现代新儒学肇始的一个大概，后面我们在叙述马一浮各个时期的学术和思想时，还要做深入的论述。在现代新儒学发轫的初期，马一浮并未参与这场运动，他当时隐居在西湖过着刻苦读书的日子。与其他现代新儒学的先驱人物一样，他的思想也经历过一个从激进到保守、由西学到传统的转变。马一浮自幼受传统文化的熏陶，青年时亦曾壮怀激烈，去西洋追求西学，曾发表过一些充满新思想的文章和译作；后来回归传统，也曾有过一些训诂考据方面和零星的研究老庄及佛学的作品，并且在西方学术和中国学术两个方面都有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但基本上都未曾完成和发表过。20年代及以后，马一浮虽以其学问的醇厚在学术界享有盛誉，但是由于他闭隐不出，脱离社会，因此远不及张君劢、梁漱溟以及冯友兰等那样有广泛的影响。马一浮作为一代儒学宗师，其思想曾受佛学影响甚深，且颇近陆、王，当然，他的学术态度和文化思想观点是超越陆、王的。马一浮一生不重著述，主张圣人语默，学问之道在躬身力行，不在言语文字边纠缠。从其思想形成的过程来看，大约在20年代中期以后才完成对儒学思想的最终认定——这略晚于梁漱溟等人。当然，其思想及学问的纯正则为他人所未及，但在创新方面则不及他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后来的熊十力，他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唯识论》成为当代第一部真正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新儒学著作。至于马一浮的思想，直到1938年他在浙大和复性书院讲学时，才陆续以完整的形式公开发表出来。尽管如此，我们仍把马一浮看作是现代儒学的一位重要开创者，这不仅因为马一浮对梁漱溟、熊十力等人都有过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较为正统。当下，在新儒家们努力重建儒学道德形上学的进程中，保持、承继传统与改造传统（为现代可以接受的样式）是同样重要的，前者甚至构成后者的基础；同时，传播和弘扬儒学及其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也是新儒家们自诩的一项神圣使命及重要任务。马一浮和他的思想对于当代新儒家的重要性正在于此，他在现代新儒学这个思想流派中的重要地位也在于此，而他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能够占有一席之地，值得我们去了解他、认识他，更是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