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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贵的野蛮人”到多元文化—— 现代世界中的“原始人”

文/索何夫

前些日子，巴西传出了一个不大不小却在某些意义上发人深省的消息：一个被称为“洞穴人”1的当地土著人在自己的居所去世了。亚马逊雨林地带数千年来一直是地广人稀的“蛮荒之地”，但即便如此，主要操图皮语群诸语言的印第安人土著也有数十万之众。这位无人知晓姓名的“洞穴人”之所以颇有名气，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个土著，而是因为他是个极为孤独的“原始人”。

没有人知道“洞穴人”的具体年龄和真名，因为他不和人交流，也没有任何亲友——此人所属的部落成员本就不多，数十年前就在与进入亚马逊雨林的盗猎和盗垦者的冲突中大量丧生，或者死于传染病，最终只剩下他一人。“洞穴人”不与其他土著接触，更不与现代文明发生任何交集，坚持用弓箭射击任何敢于接近他的人。从理论上讲，他是一名巴西公民，但终其一生，他很可能都不知道巴西联邦和现代世界为何物。

巴西最后一名“洞穴人”

虽然听起来很像幻想故事，但即便在现代社会中，这类不与外界发生接触的“化外之民”也不少。虽然人类历史的整体发展方向是一体化，但因为种种原因，在文明的洪流之中，依然存在着数量众多的“孤岛”，而对这些“孤岛”的态度，也随着人类文明的演化不断演变着。

在“高贵”与“野蛮”之间

人类社会中的自我认知通常呈“同心圆”分布。对于任何自然人而言，他首先认识的总是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人，其次则是生活在同一社会中的人。早期的人类社会普遍奉行“除我之外皆非人”的观点，他们的自称往往也是不带任何前缀和状语的“人”，无论是阿依努还是因纽特，全都是当地语言中“人”的意思。本社会之外的人类个体则属于“非人”，通常被视为需要对抗的天敌乃至可供猎杀的猎物。

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和交流的频繁，夜郎自大式的世界观烟消云散。古典时代的人类基本上明确了“自然人”的定义，“长得差不多的都是人”这一点已经成为基本常识。在某些地方，这一常识甚至过度延伸，比如婆罗洲的居民们长期相信雨林里的猩猩也是人类，因为害怕交税才故意不说话。

随着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那些文化水准落差巨大的社会开始产生接触。在地理大发现之前，虽然不同社会的文明水准有差异，但除了少数例子外，这些文明的发展水准不至于出现巨大落差，来自先进文明区的技术和知识有着相当充足的时间逐步“渗透”到文明“洼地”中。大航海后，旧大陆人类开始接触与自己分头演化数万年之久的群体，双方的技术落差往往以千万年计。科尔特斯的远征军在墨西哥登陆时，阿兹特克人的文明不过处于铜石混用时代；第一批英国流放犯在植物学湾遇到的“印第安人2”甚至还处于文明蒙昧期，连严格意义上的“野蛮人”都称不上。

这样的冲突自然引发了不少问题。在20世纪，对于“殖民主义的罪恶”的指责早已不计其数。但如果我们把时间尺度放得更加长远一些，却又不难发现，殖民时代的人类比起更早的时候，已经文明得多。西班牙帝国在美洲的征服战争极为残忍，但他们的相对文明优势，足以让苦于阿兹特克帝国统治的各个墨西哥酋邦主动对他们输诚。长期以反面形象出现的梵蒂冈，在16世纪中叶就宣布了美洲土著是“有灵魂的人类”。而在更早的时代，加勒比人的先祖将加勒比海诸岛的早期人类视为动物加以猎杀，甚至使得“加勒比人”一词变成了现代英语“食人族”（Cannibal）的词根。总之，在大航海时代，即使是塔斯马尼亚岛上那些遭受了严重技术退化，几乎已经返回旧石器时代的人群，作为“人类”的身份定义也是确凿无疑的。

在那个时代，被视为人类并不能保证一个人享有现代意义上的人权。和许多人误认为的不同，早期的航海和殖民主力伊比利亚人代表的不是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而是末期封建社会。对他们而言，发展生产力远不如夺取贵金属直接发财致富，或是获取土地，在“新世界”成为雄踞一方的封建贵族。因此，与他们接触的“野蛮人”能得到的待遇无非两种：要么被“教化”并在“保护”下成为廉价劳动力，要么被驱逐，让出土地。两样都不沾的“野蛮人”则会被直接无视。

文明程度较低的“野蛮人”曾被视为“类似人类的野兽”，遭到鄙夷与无视。进入启蒙时代后，“高贵的野蛮人”这一概念开始出现，相当一部分近代思想家相信，被阶级社会异化之前的人类比受到异化的文明人更高尚、更纯洁。相较于正在遭受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异化的人们而言，“野蛮人”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被知识分子们理想化和美化，成为“高贵的野蛮人”，这种文化印记甚至可以在小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看到。

不是所有“野蛮人”都有机会“高贵”。许多文明程度过于低下的“野蛮人”被视为“更原始的人类”，乃至于被送入“人类动物园”中当作珍禽异兽展览，比如处于石器时代的布须曼人、赫雷罗人、俾格米人等。

“昭昭天命”与不成功的“教化”

19世纪末之后，“文明人”和“野蛮人”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减，反而因为两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拉大了。工业革命对于更广泛的市场和更多劳动力的需求，推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国家尝试“教化”低文明水平土著居民的行为，这成为日后大量社会问题的根源。

作为“昭昭天命”思维的一部分，文明社会认为有必要“教化野蛮人”，使后者脱离蒙昧、残忍、落后的状态。这类尝试一开始并不成功，虽然内燃机和电力的运用创造出了惊人的经济成就，但第二次工业革命初期，人们的生活质量却不敢恭维：长时间高强度劳动、糟糕的生活环境、亟须改善的城市公共服务和相对高昂的生活成本，让“最好的时代”同时也变成了“最坏的时代”。

这样的生活状态显然无法吸引“野蛮人”。更何况，后者甚至未曾进入农耕时代，要适应工业社会的生活谈何容易？这一事实导致对“野蛮人”的“教化”走向更加激进的方向——将这些“野蛮人”的后代从原生社会中剥夺出来，直接在文明社会中“教化”，以防他们受到原始落后文化的“污染”。这一策略最终导致大量针对原住民人口的寄宿制学校的产生。然而事实证明，在一代人之内完成现代化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强行实施的寄宿教育并不能从无到有地创造出适应工业化的社会，反而在原本的社会中诱发了极为严重的文化分裂和社会问题，尤其是酗酒。当然，这也和文明发展程度较低的社会普遍存在的酒精不耐受有关：缺乏成规模农业的社会往往缺乏酿酒技术，更缺乏旧大陆农耕民族数百代人遗传筛选出的、能更好分解酒精的基因性状。“文化分裂—心理问题—酗酒成风—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最终形成一条死循环，导致大量原住民社会不但没能融入现代工业社会体系，反而不断边缘化。

由发展程度更低的国家统治的地区中，“教化”尝试反倒不常见。作为历次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建设的“掉队者”，西班牙和葡萄牙广袤的殖民地不但没有进行工业化，反而受到了极为严厉的经济发展限制。以西班牙帝国治下的危地马拉王国为例，当地的经济被行政手段严格限制在原材料出口上，甚至连纺织物、皮靴、铁器、陶瓷制品和桌椅，在很长时间内都指定要由西班牙进口。

由于经济结构的粗陋，在这些社会中，下层白人与当地土著大规模通婚，混血成为常态，自然也不存在什么“推动文明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地不存在歧视，毕竟“越像白人越高贵”的思维普遍地存在于大多数前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而对于那些过于落后、与外界缺乏交流的真正原始人，当地社会更倾向于将他们视为一种争夺生存资料的害兽并加以消灭。这种行为模式甚至延续到了20世纪，导致了文章开头提到的无名“洞穴人”的氏族悲剧。

“多元化”还是隔离 ——“现代原始人”

二战后，随着《联合国人权宣言》的发表和当代国际秩序的逐渐确立，漫长的19世纪留下的遗产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阴影之中。地理大发现的最后几笔，也在20世纪50—60年代最终完成，意味着“失落的世界”不再存在，真正与世隔绝的土地寥寥无几。

太平洋战争期间，南太平洋小岛上的土著将突然闯入又在某一天突然离开的美军视作神的使者，将飞机视作神派来的大鸟，并因此形成了一个原始与现代相交融的宗教。20世纪50年代末，最后几个在澳大利亚荒漠中游荡的土著游群终于与文明社会接触，到了20世纪60年代，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群山之中，直升机引擎的轰鸣标志着一个又一个经营原始芋头农业的村落孤立状态的终结。在潘帕斯草原的边缘、安第斯山的最深处以及刚果的雨林中，“原始人”们被发现，被纳入不断扩张的全球化框架之中，主动或者被动地拥抱文明。

拜大幅发展的人类道德与人权意识所赐，虽然在某些地方，孤立的原始社会在与外界接触时，仍然可能遭到杀戮或者驱赶，但对大多数孤立的原始社会而言，与现代文明的接触利大于弊。随着食人习俗的废除以及现代法律和司法体系的引进，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土著不再需要为了无休无止的部落仇杀胆战心惊，也不再会遭受库鲁病3的折磨；在澳大利亚西南荒漠和纳米布荒漠中游荡的人们得到了干净的水、衣服和食物；就连坚持留在雨林深处，继续维持老祖宗狩猎采集传统的一小部分俾格米人，在狩猎时也用上了来自现代化工厂的猎刀、尼龙绳索和网袋，穿上了现代成衣工厂生产的T恤衫和来自现代石油化学工业的塑料凉鞋。

即便如此，在2023年的世界上，“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人群仍然存在。在安达曼群岛的北森提奈岛上，居住着三四千左右的安达曼人，完全与世隔绝，从未接触过现代文明——除了偶尔看到从空中掠过、飞向不远处靶场的印度导弹。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后，印度海军航空兵的直升机曾经前往岛屿上空探查，却引来了岛民们的敌意，留下了一系列著名的“弓箭射飞机”照片。在亚马逊雨林和中非—刚果交界区域的雨林最深处，仍然可能生存着完全未曾接触外界的数万原住民。至少在目前，对于这些原住民，外界的倾向是谨慎接触。与这些人群的接触受到了严格限制，甚至直接被定为违法——直到现在，北森提奈岛仍然是印度海军封锁下的旅行禁区。

或许有人会对这种策略感到困惑或者不满，为什么要放任一大群人在现代社会的眼皮子底下过着与一万年前无异的生活，而不是让他们用上电力和自来水呢？主要顾虑之一是疾病：对于能够与世隔绝到21世纪的人类群体而言，对外持续数十乃至数百世纪的交流匮乏，让他们的免疫系统完全无法应对现代人可能携带的致病微生物。从欧洲人登陆美洲大陆开始，流行病就一直是最可怕的“原住民杀手”。甚至连夏威夷王国这种已有较高程度文明的国家，也在与外界接触后的几十年中被瘟疫摧毁了大部分本土人口，以至于不得不仰仗外部移民，最终使后者反客为主。

当然，这个问题不是最主要的。毕竟，现代社会的医药技术水准，已经足以用疫苗建立起基础的“现代化免疫系统”，更加棘手的问题来自文化和公共舆论。19世纪“昭昭天命”思维所指导的实践留下了数量众多的社会问题，并在20世纪下半叶形成了高度倾向于文化多元化的政治正确。基于这一政治正确，任何独立的文化都应当与其他文化体系平等，都有无可替代的保护价值。但是，对于过度落后的文化而言，即便是形式上的“对外平等交流”，也几乎意味着走向没落。更何况，如果不打破这些文化认知，甚至连“交流”本身也办不到。2019年，一位传教士曾经试图登上北森提奈岛传教，结果在一小时内便被岛民作为猎物射杀。如前所述，这种“本社会之外皆非人类”的思维，恰恰是发展程度不高的人类社会中的常见文化特点。

于是，这种基于多元化的纠结最终造成了微妙的两难局面：现代社会不敢打扰剩下的“原始人”，任何公开、主动的接触都慎之又慎，另一方面，世界市场的扩张无情地压缩着“原始人”的残余生存空间，迫使他们不得不在更加恶劣的环境下与外部接触。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洞穴人”，之所以一生都不愿信任外人，正是因为其氏族成员大多死于与盗猎、盗垦者的冲突。而亚马逊雨林的盗猎和盗垦，本身就是现代世界市场扩张的结果。于是，除了地理条件足够封闭的北森提奈岛，大多数现代“原始人”只能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们似乎被现代世界保护着，但这种保护却是脆弱的。最终，他们残存的、规模有限的社会将面临的，是在无法被现代文明接纳的前提下，于历史中消亡。

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原始人”已经存在了许多年，且目前仍然存在着，但未来属于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们的最终命运，或许可以视为人类文明的自我改造和适应能力的一个微小缩影。在这一点上，这些人群的命运，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责任编辑 ：竹 子】

1 “Hole man”，指此人习惯于挖掘落穴式陷阱捕捉猎物并对付打扰自己的不速之客。

2 其实是棕色皮肤的澳洲土著，他们在血统上与部分现代印度公民的关系比北美印第安人更近。

3 一种通过食人行为传染的朊病毒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