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7月8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

从上周日早上到现在，简直是度日如年啊。发生了太多事情，整个世界都好像突然天翻地覆了。但是凯蒂，你知道我还活着。爸爸说过，活下去是最重要的。是啊，我还活着，但不要问我在哪儿，也不要问我是怎么活下来的。我想你肯定不理解我此刻的心情，所以我现在就跟你讲讲周日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天下午三点的时候有人按门铃（哈利刚走，可他过一会儿又回来了），不过我没听见，我正躺在阳台的躺椅上晒着太阳，看着书。不一会儿，玛戈特神色慌张地出现在厨房门口。“爸爸收到德国党卫军的传讯了，妈妈已经去找范达安先生了（范达安是爸爸的朋友，也是他们公司的合伙人）。”她低声说。

我惊了一下！都接到传讯了！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残酷无情的集中营和孤寂的牢房的画面顿时浮现在我眼前。难道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他们带到那里吗？正当我们坐在房间里等待着母亲时，玛戈特说：“这可不行。”妈妈去范达安家打探我们明天是否就能搬到藏匿的地点，范达安一家也会跟我们一起藏在那儿，这样就七个人了。

此刻我和玛戈特沉默了，都不再说话了。我们一边惦记着爸爸，他去犹太养老院看望孤寡老人去了，还对此噩耗全然不知呢。一边我们还等待着母亲，燥热、紧张的情绪使得我们此时唯有沉默。

突然，门铃又响了。“是哈利，”我说着要去开门。玛戈特把我拉了回来：“不要开门！”

当然，是玛戈特多虑了。这时我们听到了妈妈还有范达安先生在楼下和哈利说话的声音，随后他们进来了，并关上了门。门铃一响，我和玛戈特就蹑手蹑脚地下楼去看看是不是爸爸回来了。其他人按门铃我们是不会开门的。妈妈让玛戈特回自己的房间，她要与范达安先生单独商量点儿事情。

我们回到卧室刚坐下，玛戈特就告诉我其实传讯并不是给爸爸的，而是给她的。我又一次被吓到了，哭了起来。玛戈特才十六岁呀，这么年轻的姑娘也要被带走吗？但幸好她没被带走，妈妈说，她是不会让他们把她带走的。我想，父亲跟我提及隐匿的事时也是这么想的吧。

藏！我们该藏哪儿呢？在市里？还是躲到乡下去？藏在公寓里，还是农舍里？什么时候？怎么藏？藏哪儿？这些都是问题，是我不能问但又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的问题。

我和玛戈特开始把必需品往书包里塞，我首先想到的是那本装订的小册子，然后是卷发棒、手帕、课本、梳子、旧信件。想着我们就要隐匿起来了，便塞了满满一书包这些无用的东西。但我不后悔，带着这些回忆远比一堆衣服有意义。

五点的时候，爸爸终于回来了。我们给克莱曼先生打电话，问他今晚是否能来我家一趟。范达安去找梅普了。后来梅普来了，她用袋子装走了一些鞋子、裙子、大衣、内衣和袜子，说晚上还会再来一趟。她走后屋子里一片安静，我们一家四口谁都没胃口吃饭。天气依然很热，周围的一切也都显得有些异常。

楼上的那间大房间租给了高尔德施密特先生，他是个三十多岁的离婚男人。他今晚似乎没什么打算，都到晚上十点了，还在我家起居室坐着，一点儿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梅普和扬·吉斯十一点来的。梅普从1933年起就在爸爸公司做事，他们还成了好朋友，她的新丈夫扬·吉斯也是爸爸的朋友。梅普又装了一包鞋子、裤子、书籍和内衣。十一点半的时候他们又走了。

我实在是太累了。虽然我知道这将是我最后一晚在自己的床上睡觉，但是我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五点半妈妈就把我叫醒了。还好那天天气不像上周日那么热，下了一整天的雨。我们四人一层一层地裹得厚厚的，像是要躲到冰箱里过夜一样，只是为了能多带点衣服。像我们现在这种处境，没有一个犹太人敢明目张胆地提一箱子衣服走出家门。我穿了两件衬衫、三条裤子、两双袜子还有裙子，裙子外面套了夹克、大衣，还有我最好的鞋子、帽子、围巾等等，我都快窒息了，可这时谁顾得上管你呢。

玛戈特的书包里塞满了课本。她取回了自行车，然后骑车跟着梅普去了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当然我也不知道我们即将去的那个神秘的藏身之处在哪。

七点半我们就撤离了。我只跟我的小猫莫蒂道了个别。我把它托给了邻居高尔德·施密特先生照顾，并留了一张字条。床上光秃秃的，没有一丝铺盖，餐桌上还摆着用过的餐具，厨房里给小猫儿留了一磅肉……屋里的这一切给人感觉我们像是仓皇离开。现在顾不了别人怎么想了，我们只想尽快离开这里，安全抵达藏身之处。

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吧。

安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