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南匈奴的那些事儿

身份是个宝，出身很重要

公元304年，西晋改了三个年号，生动地诠释了“瞎折腾”的定义。永安、建武、永兴，听起来都很吉利，但这完全不能阻止割据局面的出现。

就在李雄自立为成都王的同月，身在离石左国城的刘渊，在南郊筑坛设祭，自称为汉王，年号元熙。一听这个“汉”字，再看看刘渊的姓氏，想必不少人都会以为，刘渊莫不是汉室后人？此举莫不是在反晋复汉？

但若我们回到历史现场，保不齐会大跌眼镜，对刘渊说一声“服气”。

那个被刘渊追尊的皇帝，是刘禅。对，就是那个大家很熟悉的“阿斗”。在此，咱先不管他是阿斗还是阿升，这“扶不起”一说，至今也没人能为此彻底翻案。

纵是如此，刘渊也追尊其为孝怀皇帝，并把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都认作了祖先。所谓的三祖五宗，是指汉高祖、世祖、昭烈为三祖，太宗、世宗、中宗、显宗、肃宗为五宗。

大堆神位下，刘渊及其部下拜倒一片，认祖归宗的神情要多虔诚有多虔诚。然而，他们的民族是匈奴，刘氏本姓挛鞮氏或虚连题氏。

这就有点儿意思了。既是匈奴人，又算哪门子的汉室后人？

对此，刘渊本人是这样解释的：“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刘备）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

看到了吗？刘渊说自己是以汉氏外甥的身份，变身为“弟”的。好了，既是汉家的弟弟，那么“兄亡弟绍”，便没什么不妥的了吧？

这个逻辑实在有些牵强，可被视为脑洞大开的一个典范。不过呢，比起后世强行与汉氏攀亲戚的辽太祖来说，刘渊的说法还勉强能让人接受，因为，从理论上说来，他的身上也该有一点儿刘氏的基因。

此事说来话长，必须得从匈奴的起源和西汉的外交政策说起。

约在公元前3世纪时，匈奴兴起于大漠南北。他们以阴山为根据地，以冒顿单于为联盟首领。这位带头大哥确实很有本事，不仅征服了草原各部，还与中原地区的秦、汉政权都有过密切的往来。这些往来，关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

冒顿在位时，曾欺负过刘邦、侮辱过吕后，但冒顿前后迎娶过七位汉朝公主。虽说这些公主大多是宗室之女，但冒顿也笑呵呵地接受了来自汉朝的好意。

可怜！那么多的和亲公主，成为所谓的“和平使者”，成就的不过是政治家们的勃勃野心。汉朝有位无名诗人，便曾为诸多和亲的公主写过一首《离歌》：“晨行梓道中，梓叶相切磨。与君别交中，繣如新缣罗。裂之有余丝，吐之无还期。”听来令人鼻酸。

只是，话说回来，刘渊能算是汉室的骨血吗？就算是，也只能算是个转折亲吧。但没办法，自称为冒顿单于后裔的刘渊，要的只是一个身份认证。

融合，融合，融合!

冒顿单于死后，匈奴内部发生了大规模的争斗。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呼韩邪单于率部降汉，大量匈奴人迁入内地，与汉民族进行融合。其后，他又北徙至蒙古草原，兴建了王庭，迎娶了王昭君，堪称人生赢家。

到了东汉初年，匈奴内部的斗争，又促使呼韩邪单于的后人与汉朝发生联系。呼韩邪单于的孙子单于比跑来投靠东汉朝廷，沿用祖父的名号；而留在漠北的蒲奴单于，则一人独大，风光无限。

这便是南北匈奴的由来。

不过没几年，南匈奴在与北匈奴的对抗中，损失惨重。光武帝就趁机诏令南单于将王庭迁至位于西河郡的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北）。不久后，出于恢复生产力和对抗北匈奴的双重考虑，光武帝又允许南匈奴迁往沿边八郡。这称得上是匈奴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内徙，也是匈奴史上一件富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不久以后，人们便能发现，光武帝的这个办法，不仅为国家带来了“新去兵革，岁仍有年，家给人足”的实际利益，诱附了大量北匈奴部族，而且促进了匈奴人民经济方式的变革——由游牧转为农耕。这标志着汉化过程的加速。

说至此，必须得再次对“徙戎”这个观点再评说一番。

在《楔子》中，笔者曾提过江统的《徙戎论》。实际上，除江统之外，侍御师郭钦早在20年前，就对晋武帝陈说过徙戎的必要性。他在奏疏上称：“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匈奴）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

他给出的策略是，晋廷必须保证关中北方的控制权，对于那些居住在长安、洛阳周边的少数民族，必须得逐一迁出境外，如此方可“明先王荒服之制”，为“万世之长策”。

相比于郭钦的观点，江统的策略则是，遣回原地更为保险。

作为历史的后知者，我们不得不说他俩都是富有先见之明的人，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为，认识到了问题，便能有效地解决问题。

换句话说，即便晋武帝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就一定能达到徙戎的目的吗？恐未见得。

须知，匈奴的汉化进程，自汉而始从未中断。至于三国西晋，这个进程来得越发的快。须知，强行扭转部众的经济方式，打断汉匈之间的交融趋势，无异于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算不得是明智之举。

此外，西晋初期的匈奴人，之所以大量迁入内地，也有天灾和人祸的关系。这个人祸，说的是当时兴起的鲜卑势力。地盘就那么大，不想和鲜卑人硬碰硬，也只有远徙这一条路好走了啊！

总之，请神容易送神难，若要强行徙戎，只怕得付出巨大的代价。

现在，咱们还是回到东汉年间，去追溯南匈奴的那些事儿吧。

打从永元六年(94)开始，匈奴时有叛汉之举。为了安全考虑，东汉王朝也曾将部分匈奴人徙于颍川（今河南禹州）以及并州诸郡——离石（今山西离石）、夏阳（今陕西韩城）、五原（今内蒙古包头）等地，但是，匈奴部族的汉化趋势依然还在行进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永元年间，南单于的王庭也由美稷迁到了左国城。这个位于离石之北的左国城，便是之后刘渊称王的地方。

应该说，匈奴人的势力，之所以能由沿边八郡，蔓延至并州诸郡，与东汉年间匈奴部族的变乱不无关系。而刘渊的势力，正是以并州作为起点的。

统治内迁户，曹公有妙招

东汉末年，是汉匈关系的又一个转折点。此时的东汉朝廷，被黄巾军打得满头是包，无暇顾及南匈奴。不过他们并未趁此机会崛起，究其原因，还是内乱太多。

在内乱之中，南匈奴的一部分留驻于并州诸郡，他们以河东郡的平阳（今山西临汾）为中心；而四散于河东、凉州等地的南匈奴数量，也甚是可观。

在一次内讧中，羌渠单于亡于部下之手，其子于扶罗继为单于，但他并未得到国人的支持。于扶罗很是不甘，他不愿让卜骨都侯上位，便赶紧跑去洛阳求助，幻想着东汉能像以前那样，扶持他上位。

他没想到，洛阳城一片缟素，汉灵帝也驾崩了，朝廷慌作一团，根本没人搭理他。

于扶罗吃了闭门羹不说，连自己原先的领地也回不去了，匈奴人不想接纳他。于扶罗也就打消了回去的念头，他暂时在河东郡的平阳县，密切关注着中原的局势变化。

为求自立，于扶罗先与黄巾军中的白波部合作，再暂驻于平阳，后又投奔了袁绍，依附过袁术。这一路不可谓不艰辛。兴平二年(195)时，于扶罗病死，其弟呼厨泉继立为单于，将王庭置于平阳。

让我们记住于扶罗的名字吧，因为照刘渊的自述，这位一生奔劳的单于，是他的祖父。

呼厨泉上位的第二年，见曹操迁都于许昌，掌握了局面，便顺势降附了他。曹操也很大方，答应他归还平阳。不过，呼厨泉真正臣服于曹操，却是在建安七年(202)。

经过这样一些教训，曹操心知，要想真正掌控河东及并州诸郡的南匈奴部众，须得将此前的统治方略加以升级改造。

之前，汉朝是怎么统治匈奴内迁户的呢？

简言之，遣中郎将等官吏深入监护，留对方侍子入洛，保留其固有的社会组织和行政制度。客观地说，这套办法既具有一定的管控力度，又尊重了对方的基本权利，大体上是没有错的。

然而，时移世易，如今的东汉比不得从前，南匈奴又参加过北方割据势力的混战，谁能保证他们不再起反心呢？基于瓦解南匈奴的势力的目的，曹操对原有的统治方略进行了调整。

他决定，在保留中郎将的建制的基础上，把南匈奴的部众分成“左右前后中”五部，又在每部众设立帅和司马，前者由匈奴中贵者来担职，后者则由汉人来充任。这办法的确很妙。一方面，从法律上将那些危险的归附者一分为五，他们必然会各自为政，不易联合起来与朝廷作对；另一方面，各部的司马深入其间，他们能尽力杜绝种种隐患。

与此同时，曹操又在并州等地采取了“编户”的措施。这是指他打破了其固有的社会组织和行政制度，强行将其统治阶层和所统率的部门分离。

如此一来，那些部众便不再直接归属于匈奴的统治者，而是成为东汉朝廷的百姓。朝廷不仅能向他们征收赋税，还能召其为“义从”，为朝廷保边守塞。在这种情形下，间接统治匈奴部众的单于、左贤王们，几乎不可能召集编户们为他造反卖命。

这一招太厉害了！多年以后，拓跋氏的一位重要人物也如法炮制，同样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此事按下不提，且观后文。

总之，经过曹操的整顿，生活在并州等地的南匈奴，老老实实地待了下来，造反作乱的频率，比以往降低了不少。所以啊，说曹公是成熟的政治家，这真不是溢美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