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时期

中国书法的起源

中国文字萌芽于新石器时代，发展至商朝产生甲骨文，书风浑朴古拙。商末周初，金文出现在青铜器物上，金文是比甲骨文更成熟的文字。从西周到战国，越往后字形越趋向规整划一，结构也趋于定型，更具书法美。金文反映的内容更宽更广，极富现实气息。先秦最有名的石刻文字则是石鼓文。石鼓文属篆籀系统，布局匀称，结字严密，为大篆到小篆变化的过渡形态。

闻名中外的甲骨文

发现与研究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王懿荣因病在药物“龙骨”上发现甲骨文，甲骨文的发现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科学文化价值。

先秦时代的人习惯占卜，专职的贞人可以从龟甲或兽骨的裂纹上判定吉凶，然后记录在甲骨上。这种占卜的记录，也叫卜辞，因为是镌刻在龟甲、兽骨上的，便成了甲骨文。

甲骨文多见于河南安阳小屯村。殷人不管多大的事，都要占卜，如祭祀、征伐、田猎、年成、疾病、旅行、天气、生娩等方面，都要先求神鬼天命。甲骨文多是殷人占卜的遗物，所以它也叫占卜文字、甲骨卜辞、殷墟卜辞、殷墟书契、殷墟文字、殷契。

牛骨，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出土（传），英国伦敦市大英博物馆藏。

1933年，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按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方法、字形、书体等十个标准，将甲骨文分期为五个时期。这些标准中，与研究书法有关的包括：贞人，即书家；字形，即文字点画结构；以及书体，也就是书法体势和风格。

甲骨文一般是刀刻的，或刻好后填朱，个别是用朱、墨所写而未刻。也就是说甲骨文一般是直接刻字，或者先写后刻。甲骨文线条刚劲有力，有直线、曲线；单刀，或者双刀。往往是中粗端尖，点画起止仍用方圆方法，直画中略有曲意，线条点画丰富多彩。字形为长方，以对称、横竖、斜角线条居多，方圆曲直线条组合意味深长。

甲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特征及风格

甲骨文的句子构成与现代汉语的表达方式差异不大，包括主、谓、宾，还有修饰语。《说文解字》中提出的“六书”，在甲骨文中就有体现。它包括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前四者属文字的构造规律，后两者则是文字的使用方法。

甲骨文的艺术风格分期，总结为五个时期：第一是商王盘庚至武丁时期，风格最为突出，也最为精细。

武丁是商诸王中最杰出的帝王，执政时国势旺盛。那时的甲骨文字契刻有力，手法粗放刚峻，大字雄浑粗犷，小字端庄俊秀。

结构和布局

牛甲，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甲骨刻辞，有的是契刻者先把字中的横竖笔画分类，再旋转骨片契刻，即先刻文辞中所有字的竖画，再旋转骨片90度，原来的横画也按上面的方法刻。武丁时的卜辞为了突出美观，刻完后，再涂上朱或黑色。这种契刻方法规范了甲骨文字的横竖笔画，也促使汉字慢慢形成方块布局。甲骨文中许多篇章的字与字、行与行的布局上都有大处着眼、构思缜密的特点。有横看成行，纵看成列的感觉，就像军阵，方正严谨，如《殷契卜辞》第165片的干支表。还有纵无行、横无列的，纵横交错，浑然一体。

高古的商周金文

金文的发现与研究

金文是先秦时期铸刻于铜器上的文字。因为中国古代称铜为金，于是青铜器铭文叫作“金文”或“吉金”。

西汉时就有青铜器出土，但发现和研究在北宋时才稍有成就。金文的研究兴盛于清代。近代学者对金文的研究更是集前代之大成。如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2卷，集中了所有可见的古今铜器铭文、唐兰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史征》等，在判定铜器分期、考释文字、研究古文字方面十分重要。

商代青铜器金文

最早的金文是商代早期青铜器上的族徽符号。一般铸于铜器腹内或颈部、底部，个别在肩处，最多铭文有数十字。

学术界将商周金文也分成5个时期：依次为商代、西周早期、西周中期、西周晚期和春秋战国时期。

青铜，河南安阳武官村北地出土。

前14-前11世纪，青铜，上海市博物馆藏。

商代又包括两类，一是铸有文字的铜器，发现于商代中晚期；一是“图形文字”，是不可识的，多见于西周早、中期。容庚《金文编》附录里记有562种。商代有铭文的青铜器少但有鲜明的时代风格。安阳出土的后母戊鼎铭和后母辛鼎铭就是王室重器上的铭刻，字的气势雄浑、磅礴。

发达的西周金文

西周是金文最为发达的时代。西周有铭文的青铜器不仅数量上比商代多，而且铭文较长。西周金文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多以族微为多，字少有波磔，犹有商代遗风，但已有章法布局。中期相当于穆、恭、懿、孝四世，笔画均平，布局完整，端庄质朴。晚期书法风格多样，各显风尚。

青铜，陕西岐山出土。

青铜，陕西眉县礼村出土。

《天亡簋》，是西周武王时期所作，铭文8行，76字，其书凝练平直，笔画方圆兼备，大小相同，气韵流动于字里行间，金文本身圆浑凝重的特点已非常明显。

《大盂鼎》，是西周康王时的作品，它是现存西周最大的鼎，腹内铭文19行，291字，字形长方，笔势圆润，字态生动，平静中又有变化，字距、行距布置精巧，端庄典雅。

《虢季子白盘》，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铭文有8　行，共111个字。记述虢季子受周王之命征伐猃狁，因功受赏。其章法与以往不同，极其疏朗、恬淡。

《散氏盘》，为西周厉王时的作品，在乾隆年间出土，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铭文19行，共375字。此书横势强，字形圆转，八面取势，其一点一画都好像是“颤笔”，直曲相间，韵味十足，有如字体腾空起舞，字字珠玑，有“大珠小珠落玉盘”之势。

《毛公鼎》，为西周厉王时的作品，铭文32行，共497个字，铭文最长，意气风发，其书亦雄阔浑沦，大有磅礴之势。

春秋战国金文的时代风格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各地青铜器铭文极具地方色彩。风行把金丝镶嵌在铭文中，这被叫作“错金书”。出土于安徽寿县蔡侯墓的蔡侯尊，出土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的曾侯乙钟铭文，于安徽省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铭文，流传于世的越王勾践剑铭等，都是这时金文的代表作。

春秋战国时期，每个地方的铜器都继承西周晚期金文的特点，其字体瘦长，笔画均匀飘逸，间隔稀疏，错落有致，具有瘦劲、纤健、清晰、洒脱的风格。

陈梦家把东周金文书体分为东、西、南、北、中，也有其他学者把它分为齐鲁型、中原型、秦型、江淮型。从已经发现的实物来说，最有特点的是齐、楚、秦的金文。

青铜，安徽寿县邱家花园出土。

齐国金文的代表作是《国差》，铭文10行，有53个字。它的外表就像折扇的纸面一样；不同的是，这个铭文的写法主要是以短弧线为主，如果倒写扇面，它的行气仍然是顺着放射形方向的。在明代中叶从日本传到中国来的折扇书画，其书法的章法行气顺着扇骨线，正好和这个器物章法相符；不同的是，一个是顺着写的，一个是倒着写的，让人无法想象的是折扇书法章法从东周青铜器铭文上就已经能找到。

青铜，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青铜，甘肃天水西南乡出土。

春秋时期的《齐子中姜镈》，铭文共18行，有170个字。字形为长方形，线条细密流畅，疏秀美丽。与此属相同系统的有《齐侯镈钟》。就连战国末期的《齐陈曼簠》，虽然看着整饬，却仍显示出字体有沿袭传统的痕迹。

楚金文的代表作是春秋时的《王孙遗者钟》，在湖北省宜都市出土，铭文共19行，116个字。它的字体和线条都很细长，线条疏密对比鲜明，是南方楚国书风的典型代表。《鄂君启节》是楚怀王时物品，在1957年的安徽寿县出土。每一节9行，共162字，错金刀刻的字体小，字距比行距宽，由婉转有劲的线条勾勒，显得真实活泼，具有浓厚的用刀代笔的意味。

秦金文的代表作是春秋中期的青铜器《秦公簋》，有器铭10行，盖铭5行，共121字。文字是石鼓、秦篆的雏形，字形方正，严整大方，比如“高、宗”等字，在横竖转折等笔画之处，圆中有方，转折处竖画内收，下行渐趋向外伸展，有张有弛，所以它的气势风骨嶙峋，又极有风致地展现了秦王朝强悍兀傲的霸主风度。

除了鼎、簋、钟、盘上有金文，在货币、兵器文字上也有，金文因为字数很少，只有几笔，所以很难看出其书法的风格。鲁国《鲁白俞父鬲》、蔡国《蔡侯盘》、越国《越鸟书剑》等金文，虽各具有特色，却依然被笼罩在大国书风中。

石鼓文与战国盟书

周原石鼓文

石鼓文是东周最重要的石刻文字，它在中国书法史上声名显赫，被人称为“石刻之祖”。唐初在陕西省凤翔县三原发现《石鼓文》。文体是四言诗，由于记载的是秦国君主打猎的情景，所以它也叫《岐阳石鼓》《陈仓十碣》《猎碣》。

石鼓文的制造年代，人们最初都认为是西周宣王时代才有。唐朝窦臮的《述书赋》中认为它是周宣王时期的物品。近代学者认为石鼓文是先秦的石刻，但关于其具体年代学者们的看法各不相同。

纸本墨拓，陕西凤翔三原出土，故宫博物院藏。

有两千七百多年历史的《石鼓文》现今被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全文共有654个字。可现在在第八鼓上却字迹全无，九只鼓仅存有三百来个字。

石鼓文字体呈方形，略有点竖长，字形上边紧而下边较松，布局稀疏，笔画均匀，圆转有力，它摒弃了在青铜器造型上用商、周金文作装饰的传统，形成单独的本体，把后世书法对笔意的自然、对书写的流利和韵律的追求更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石鼓文》书法在唐初就被“虞、褚、欧阳共称古妙”。从书法角度上看，《石鼓文》继承《秦公簋》法乳，却更趋向于方整丰厚。《石鼓文》无论是在起笔还是落笔上都为藏锋，字体圆润有力，结体促长伸短，均匀适中，在平整中呈现欲擒故纵、稳实中求错落之态；再加上整体的章法整齐平实，使这种书法既朴素平和，又古茂雄秀，被称为古今之一绝。而且《石鼓文》集大篆之大成，开小篆之先河，对中国书法的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所以它有很高的价值。

战国盟书

黄玉，山西侯马出土。

在东周时期，各诸侯国结盟订誓时所记下的盟辞，叫作盟书或战书。《周礼·秋官·司盟》记载：“掌盟载之法。”郑玄注：“载：盟辞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砍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

陕西凤翔三原出土，故宫博物院藏。

出土的盟书全是三家分晋前由晋国遗留下来的。主要发现于河南、山西两地。从1942年开始，河南沁阳、温县一带，发现了很多盟书，共有500多片，都是用墨书写在青石片上。

1965年，在山西省侯马市东的春秋末期晋国遗址中发现了侯马盟书，共有5000多片，有656件保存完好，并且字迹清晰。在玉片和石片上是用毛笔写的盟书誓词，以朱红色为主，墨色为辅。形状呈圭形，上尖下平，还有的是长方形、圆形和不规则形状。大的有32厘米长，4厘米宽。小的有18厘米长，但宽不足2厘米。侯马盟书分为“宗盟”“委质”“反纳室”几类，也有的分为“诅咒”“卜筮”等类。其字数有多有少，最多的一片有220字，这是迄今为止出土文物中数量最多、年代最早的书写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