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锦州新兴工业建设始末
一座东北小城的宏愿
新生电机厂改造
1955年，由旧辽西监狱改造而成的锦州新生电机厂向上级打报告，请求支援人才。
这时，因巨额贪污入狱的王灿文已服刑5年。此前，他因在服刑期间表现积极，被减刑为无期徒刑。作为有技术专长的人员，他被调往锦州新生电机厂。
王灿文的到来，使锦州新生电机厂如虎添翼。他极具技术天赋，解决问题的速度很快。
普通工程师面对一台样机，想不出怎么造出一台新的来，但王灿文有这个天赋。虽然没有任何设计参考资料，但在钳工师傅的帮助下，王灿文总是保持着少则两三个月、多则半年的完成任务的速度。他反复运算、测试，得出了全国通用几十年的电工设计和计算公式。
王灿文屡屡立下大功，创下新中国最快的减刑纪录。两年间，他先从无期徒刑减为12年有期徒刑，再到获得假释。慢慢地他有了出差、学习的机会，有一次去北京，他顺手解决了公共电车的电机问题，获得150元特等奖金。1959年，因为工作成绩突出、贡献巨大，王灿文被特赦。
在北京出差时，王灿文跟随新生电机厂书记向第一机械工业部[1]汇报工作。部里的领导带着他们参观有色金属研究院的实验基地，拉开大门，里面空空如也。这位领导不无悲愤地说道：“苏联撕毁了合同，搬走了设备，撤走了专家，项目都下马了，要搞下去，只能靠你们了。”领导所讲的项目，正是真空感应熔炼炉。这种设备能够将镍、钴、锡等极难熔化的有色金属化为液体，是国防工业的核心攻坚难点之一。
鉴于真空感应熔炼炉属“卡脖子”工程，意义重大，辽宁省专门委派了一位工业科长任新生电机厂厂长。已是自由身的王灿文，被任命为总工程师。为攻克难关，上级还从清华大学、山东大学等单位调来30多名教授、讲师、工程师和技术员，充当王灿文的助手。
毫无疑问，王灿文成了蒸蒸日上的锦州工业界的一颗明星。每逢厂里工作有一些进展或需要支援，他便会向主管锦州工业建设的市委副书记杜良汇报。
身处中苏交恶的时点，一批工业建设项目外援中断，关键元器件和设备的国产化迫在眉睫，杜良察觉到其中的历史机遇，决心为锦州工业勾勒一幅新的蓝图。
锦州的机遇
›扶持新兴工业
杜良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革命干部。他出生于石家庄的一个中医世家，家境殷实，读到高中。1938年，他参加革命，在晋东南太行军区第四军分区作战多年。
20世纪50年代，杜良任职于锦州，成为分管工业的市委副书记。身为锦州市委成员，杜良本应把家安在市委大院，但是，那里人员出入都需要登记。为免除往来登记的麻烦，杜良居住在儿童公园附近的一栋小楼里。
在“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建了156个大工程，为这些大工程配套的小工程，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大型工业城市周围。锦州扼山海关，关外为东北工业重镇，关内为首都北京，因此锦州发展配套工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新生电机厂便是锦州发展配套工业的一个典型。只要是用电的地方就需要电机。那时我国的工业基础薄弱，大部分电机依赖进口。进口的电机不但价格昂贵，花掉大量外汇，而且供货不及时，严重拖累了大工程的进展。为解决电机缺口问题，中央统筹分派各类制造任务。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新生电机厂收到国家的任务书和几台苏式样机，开始进行电机国产化研发。
中苏交恶后，中央提倡“土法上马、自力更生”，锦州发展配套工业迎来新的机遇。锦州市委一面向国家部委了解工业所需，另一面派出大批人马奔赴北京、天津、上海、苏州、无锡考察。
在一番考量下，锦州市委决定主打新兴工业。原因有二：一是锦州本地有颇多可以充分利用的原材料资源。二是大规模生产需要投入大量资本，小城财力不足。当时，很多关键器件和设备还没有国产化，其中大有可为，如果能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第一”，便能奠定锦州在全国的工业地位。最终，锦州市委确定下四个方向——真空设备、石英玻璃、仪器仪表、半导体和无线电。
锦州确定的四大新兴工业，都是新鲜事物。杜良为此努力钻研，十分辛苦。放假时，他也时常待在办公室，起早贪黑，一天下来累得不想吃晚饭。小女儿见不到他，忍不住好奇心，闯入杜良的办公室玩。杜良发现后，严厉地批评了她。
杜良的办公室是一个时尚的发明家的实验室、维修间兼资料室，有一种独特的魅力。这间办公室的地面上充斥着石英玻璃、多晶硅、电子管等物件，桌柜上摆放着不少科学资料和教材。任何人看到这间办公室，都不会想到它的主人是一个能写会画，尤好收藏的市委副书记。王灿文每次进这间办公室与杜良交谈，都像回到了自己的主场。
新兴工业要发展，两个问题最关键，一个是技术搞得怎么样，另一个是资源有没有到位。杜良考察工厂，经常不提前打招呼，直接跑到车间和工段，与工人和技术员聊天。于是，厂长和党委书记只能在生产线上向他汇报工作，遇到有问题答不出的情况更是家常便饭。洞悉各个工厂的情况后，杜良抽调优秀的团员和党员支援各厂，如有资金问题，则协调财政局、银行共同解决。
在锦州上马的诸多新兴工业项目中，有一个不怎么受重视——半导体厂。
›上马半导体厂
1960年，整日琢磨新兴工业的杜良，给锦州电工仪器厂下了一个命令，要求该厂专门成立一个半导体二极管试验小组。
半导体二极管是20世纪40年代末诞生的新事物，由贝尔实验室的天才科学家肖克莱发明。那时半导体二极管十分珍贵，一些无线电节目的狂热爱好者，用矿石代替半导体二极管，和一个探针组合起来，将探针在矿石上来回移动，直到能够收听到无线电节目。
新成立的试验小组的领头人是一名无线电修理员，他用仅有的一台矿石收音机检验生产的半导体二极管是否合格。
锦州市大搞“高、精、尖”产业，很快遇到了困难。当时，锦州市一窝蜂上马工业项目，导致粮食紧缺。锦州市大多数工业企业，不仅没有发展新兴工业的试验费用，连工资也开不出了。面临严峻的财政困局，锦州市委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对新兴工业进行调整、归并和定点。
在这个背景下，锦州电工仪器厂下设的半导体二极管试验小组摸索了数月，毫无头绪，自动解散了。这个小组除了一名无线电修理员，只有四名初中、高中毕业生，因此出现这种结果不足为奇。
杜良平日繁忙，有一天突然想起半导体二极管的事，却发现试验小组早已解散了。
杜良意识到，要想发展半导体产业，就一定要系统化发展。在软件上，他调来两名无线电学校毕业的科班生作为核心技术人员，再从印染、皮革厂调来100多名头脑里根本没有半导体概念的工人。在硬件上，他合并了两家小型半导体原材料厂，添置了一些破旧车床作为设备，将一个中学教室作为厂房，总共投资了9000元。
虽然设备简陋，杜良却依然对半导体厂充满信心。他从市属的其他工厂调来一个年轻人——马占一，作为负责技术的副厂长。这个小伙子虽然只上过高小，但敢作敢为。
终于，锦州市一手主导建立的半导体厂——辽晶——成立了。杜良站在工厂坑坑洼洼的地面上，对马占一说：
“看，就这个条件，困难吧？可是，没有困难还叫什么革命呢！不懂就组织群众到外地去学，学了就试验，试验失败了再学，再试验。就这个干法，行不？”
马占一点了点头。一场“恶战”就在眼前。
辽晶过四关
›土法建工厂
马占一接过辽晶的担子，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困难。
辽晶仅有的参考，就是一本珍贵的半导体教材。这本书里说，外国的半导体工厂是密封无尘的，有调温供气的专门设备，有专门的防护服，有仔细审视半导体结构的显微镜。如果照这个样子建设工厂，起码要经过几年光阴，花费几千万元，锦州自然是承受不起的。
放眼现实，所谓的“工厂”，就是一间年久失修的中学教室，墙面斑驳，地面上布满一个个混浊的水坑。至于工人，不要说防护服，连干净的衣服也是少有的。虽说不要求外国的“奢华”条件，但书里对于怎么搞半导体工厂有一个最低的要求：
墙壁要涂漆，地面必须是水磨石地板，厂房必须密封无尘。
这些问题会吓跑那些严格遵循教条的人士，但对马占一来说不算什么。课本上说的，无非是要“三无”——室内、人身、设备无尘。马占一让工人们坐在地面上，用抹布从坑里挖水泥，抹布用没了便用手帕，挖干净了，再用自制的腻子填坑。这种土办法对于糊窗缝同样有效。问题是，窗户没有玻璃。一些人提议买几块玻璃，马占一当即否决。他对工人们说：“把单身宿舍的窗户玻璃拿下来装上，宿舍窗户就用纸糊。”工厂是焕然一新了，人还得整洁，因为没有白工作服，厂里便定了一条规矩：穿干净衣服。
环境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是设备、模具和零件。
辽晶的年轻技术员被派去上海的模范半导体工厂元件五厂学习制作测试仪器。辽晶的技术员默默记下看到的仪器，回到宾馆后马上画下来。辽晶的老师傅按照这些图纸做出机器骨架，再到上海买零件，把机器装配好调试。就这样，辽晶只用四五千元的费用，就能够做出一台市价三四万元的测试仪器。
测试仪器等设备做起来较为复杂，金属冲压零件则好办一些。辽晶的技术员在上海学习的时候，用其他工厂的精密设备做出十一套模具，带回锦州，之后就可以自行加工零件，节约了一半甚至九成的费用。
更加简单的设备材料，就不用去上海买了。一些简易的物件随手可得。烧结炉没外壳，就用水桶做壳；炉内壁没有石棉，工人到“老东家”那里拾一些耐火石，用来代替石棉；其他各类边角余料，都不在话下，也可从原工厂那里直接取来。用工人自己的话说，这是“娘家给填补点儿”。
打扫了卫生，改造了厂房，制造了设备，辽晶硬是被赶鸭子上架，用土法建了起来。马占一约法三章，除了之前已有的“三无”，他树立了“三定”——定设备数量、定设备位置和定专人管理，还有“三检”——检查科、卫生检查员和领导定期和不定期地检查卫生。
为了迎接马上到来的试验，马占一发动大家进行卫生竞赛——流动红旗比赛。他专门向市里打了报告，要来一批白工作服，车间生产人员从此一律着白衣、穿拖鞋。车间被划为不同区域，每个区域设专人负责清扫，按照清洁程度给不同卫生小组颁发红旗。
半导体厂的灰尘容易扫，试验却没那么容易做。
›军心不稳
1962年秋天，一位外地来的工程师听闻辽晶后，在厂内游览一番，当着几位厂领导的面说：
“我劝你们还是赶紧改行吧！这个条件怎么能生产出半导体来呢？敢想敢干，也得有个边儿呀！”
马占一看在眼里，心里很焦急。厂里的试验一直没有成功，两年了，没出来任何产品。
当然，大家都很努力，辽晶快成一个半导体夜校了。上至厂长，下至工人，个个通宵达旦，不分假期和工作日，时而翻阅书本，时而动手操作。但是，这改变不了试验严重缺乏设备的局面。没有必需的设备，工人的第一想法是用手做，这令人哭笑不得，却无可奈何。
说风凉话的工程师没走多远，厂里的一个去外地学习的车间主任回来了。众人敲锣打鼓地专门开了个报告会，本想听些令人振奋的消息，这位主任却讲了两小时大厂条件如何好，设备如何先进，技术力量如何强。最后，他直接下了断语：
“我早就看透了，咱们厂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而且让一群门外汉搞试验，简直是赶鸭子上架。”
马占一如芒在背，车间主任的话绵里藏针，而且分明说的就是主管技术的他。这个悲观论调很快在厂里传开，不明事理的工人口耳相传，认为工厂就要倒闭了，半导体项目注定要下马。见事态愈发严重，辽晶专门开了个会，批评这种动摇思想。有了这次教训，辽晶每次派人去其他厂参观，就严令不准什么都看，必须限于特定的工序，免得被别人的进口设备给吓坏了。
但是，不看好辽晶的不只是内部的员工。两年亏损已多次耗尽上级下拨的研发预算，在市委副书记杜良参加的一次会议上，锦州市政府的一位科长批评了辽晶两小时。他举出诸多理由，主张尽早收摊子。最后，这位科长面朝马占一的方向大声质问：
“马厂长，你说说，就凭你这个半路出家的技术厂长，就凭这样的人马刀枪，你怎么能过技术关？面对既成事实，就应该认输，不然越陷越深，浪费越来越大。”
马占一眼圈有点儿红，会议不欢而散。会后，杜良叫住马占一，安慰他：
“闹革命、搞建设，总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在这个时候，关键是领导的态度。要为国家争气，不要考虑个人得失。回去多看看《实践论》。”
马占一听到杜良安慰的话，心里有了底。但是，接下来的经费谁出，杜良却没有说。辽晶同时开发二极管和三极管，三极管没搞出来，二极管质量太差，根本没有销路。产品没有销路，工人买蒸馏水都不敢买大瓶的，因为雇三轮车运回厂里得多花一笔车费。工厂的财政状况已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于是，马占一壮胆问杜良：
“杜书记，钱快没有了，我们厂的新产品开发怎么办？”
杜良笑了笑，说了四个字：“以副养主。”
以副养主，是一种以农业和手工业来养新兴工业的做法。锦州市没有中央下发的预算资金，开发新产品成功率较低，财政资金又消耗很快。于是，一些工厂领导带着工人出去挣钱，让剩下的工人坚持做试验，成为锦州市工厂通行的做法。
马占一回到厂里，与党总支商议了一下，决定就这么办。有人去卖冰棍儿，有人上山采药，还有人到皮毛厂当起了工人，给别人缝皮子。
就在此时，工厂有人贴出了醒目的大字报：
“半导体厂是挂羊头卖狗肉，挂的半导体牌子，干的是乱七八糟、大杂烩。快点关掉吧，拖得时间越长，浪费越大。”
辽晶的工人从各处调来，原来都是有好去处的。眼看着半导体厂江河日下，工资都快领不到了，还得养别人，工人们怨声载道。马占一自觉脸上无光，实在没有办法，只得跑去找杜良。
杜良来到工厂，召开全员大会。他站在地上，对惴惴不安的工人讲：
“新事物有人反对是正常的，要不还叫什么新事物呢？你们的任务是，越有人反对，越积极促进它成长。你们的成功之日，才是反对意见消失之时。”
辽晶的工人在知道了市委坚定支持半导体厂后，吃了定心丸，不再疑虑。
›攻克试验难关
辽晶屡屡失败，试验人员士气受挫，请求马占一添置进口设备，这样才能按苏联的工艺流程工作，况且一般的研究所和大厂都是照搬苏联的工艺流程的。但是，试验人员知道，厂里没钱。事情就此僵住了。
马占一召集试验人员一起读《实践论》。在读书会上，他读道：
“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
马占一突然提高嗓门，严厉批评用进口设备的主张：“工艺是‘洋’的，设备是‘土’的，做出来的东西自然不合乎规格。安装新设备是肯定办不到的，半导体厂只能走改革‘洋工艺’来适应‘土设备’的道路。如果不扭转思想，注定要失败。”
试验的第一道关口是扩散工序，本来需要一台10000多元的测试仪器，用来测试有多少锑元素挥发到锗片上。技术员现在用土办法，等金属扩散完再量剩下多少，一减，便可得出扩散的量。土办法容易想，不要求脑瓜聪明，就难在拼体力上，好几班人倒了几次班，经过上百次试验，才过了这一关。
在这一关后，又经过许多关，每一关又经过上百次试验，到了电解关。辽晶的产品在这一环节的废品率飙升到50％，良品率迟迟上不去。马占一带着技术人员蹲点，最终发现良品率低的原因在于，电解质量要经过24小时烘干后才能测试出来。时间一长，问题难以纠正。在产品经过电解后，工人不知道其是否合格，便放到下一个工序，就好像盲人洗完衣服不知道衣服是否干净就拿出去晾晒一样。因此，问题便积累到下一个环节，最后制造出了不合格产品。
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时，不能光顺着道走，那样是成不了大业的。
马占一认识到问题所在，提议改变电解工序，在产品电解后马上进行测试，这与苏联的工艺流程完全相反。按照原有做法，产品电解后必须彻底烘干，然后才能放入密封箱进行测试。产品电解后湿度较大，能否立即测试是一个大问题。马占一让技术员按照他的思路想法子。技术员先是用甲苯，后来用离子水作为保护层，将其加到半导体上进行测试。经过三四个月的反复试验，这一办法终于奏效，废品率降到了10％以下。
摸索出每道工艺的精妙之处后，辽晶将其定型，纳入工艺规程中，然后逐步向军用质量标准过渡。
经过18道工艺连续反复试验，1963年4月，辽晶成功生产出难度颇高的三极管。这一消息传遍全国，订单纷至沓来，工人欣喜若狂，原来在外面卖冰棍儿的、缝皮子的、采中药的工人都回来上工了。
›挽救次品
辽晶欢天喜地，大搞生产。到了7月，工人发现次品越来越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之前生产的合格的晶体管也都报废了。
全厂震惊。
马占一连忙带人逐道工序查看，最后发现原因。原来雨季空气湿度大，晶体管在封装时进去了水分。经过研究，大家想出3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是装空调，除湿，耗资数十万元；二是在封装晶体管时涂硅树脂，防水分侵入，这种材料需要进口，耗费外汇；三是先停产3个月，这样更无法承受。
3种办法都不行，马占一灵机一动。这3种办法，无非都是要使生产环境和晶体管存储环境保持干燥。他带着几个技术员找到了一种控制操作台温度和湿度的方法，又用土办法造了一种吸潮剂。只要在晶体管处于高温时迅速封上，即可彻底解决湿度大带来的问题。
但是，没过多久，就有客户拿着产品登门诉苦，要求退货。技术员用测试仪器测，拿出第四机械工业部[2]下达的标准对比，完全合乎规定，怎么能退货呢？但是，客户用着不满意，就是要退货。
马占一过来了解情况，发现问题所在。上门退货的客户是那些用晶体管修理二手收音机的单位。二手收音机售价低廉，配一个晶体管，是为放大无线电信号，好让人们收听节目方便些。厂里生产的晶体管放大系数低，无法满足所需。这些单位虽然不是大客户，但辽晶初建，事业基础还非常脆弱，每一个客户对辽晶来说都很重要。于是，马占一说：
“给客户退货，我们要为客户负责，不管多么符合国家标准，不符合客户需求也不行。”
马占一的策略迅速取得成效。辽晶改进工艺，升级产品线，质量达到军用标准，而且上门送货，客户极为满意。辽晶的产品销路就此打开。
马占一见此法有效，便每年派人去主要的大城市登门访问客户，收回质量不过关的产品，重新补发。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做法。收回次品意味着服务成本提高，但辽晶不如此不足以与大厂竞争。北京电子管厂（774厂）每年沿着铁路干道宣传自家的产品，声势浩大，年营收额过亿元。作为一个锦州的小厂，辽晶没有这样的本领，只能借每年一次的客户回访，一方面提高工艺水准，另一方面巩固地盘，扩展销路。
1963年冬天，辽晶成为锦州新兴工业中最闪亮的星。锦州市诞生了多项“全国第一”：第一个石英玻璃管、第一台真空感应电炉、第一台便携式半导体收音机、第一束人造塑料花、第一台电子轰击炉……但是，哪项也比不上辽晶的晶体管，因为辽晶克服的困难最大，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既然辽晶在全国的半导体工业中走到了前面，那就要再给它加一些担子。1964年初，锦州市委副书记杜良给马占一安排了一个新任务——研制高频大功率管。此任务一经宣布，厂内哗然。不同于二极管、三极管，高频大功率管是其他研究所都还没研发出来的新品种，辽晶这样一个刚站稳脚跟的小厂，能研发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