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起心动念
2019年盛夏，我产生了写中国芯片产业史的想法。当天，我就与资深媒体人陈慧玲前辈进行交流。
陈慧玲前辈是我进入芯片产业报道领域的老师。
2018年底，我刚到北京从事媒体报道工作。我原来是做房地产投资的，又是纯粹的文科生，对于技术名词一窍不通。这时，陈慧玲前辈成为我的领导，她此前在成立了将近二十年的台湾电子产业专业媒体《电子时报》（Digitimes）工作了几乎同样长的时间。她是一位老将，对于华为、富士康等声名卓著的电子企业有很深的了解。我脸皮厚，经常向她请教。她也向来喜欢提携后辈，经常在一张纸上画来画去，为我讲解。
数月后，陈慧玲前辈回台湾。在她临走前，我们在地坛公园闲谈。她赠送我一本《方贤齐传》，这是由她操刀的一本记录台湾科技政策的推手方贤齐的传记，它翔实地记载了台湾芯片产业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步时的情形。那时，我碰巧在读胡启立写的《芯路历程》，有了《方贤齐传》，我得以对比两岸芯片产业政策与实施过程，因而对此产生浓厚的兴趣。
当时，我正好在写基于地域维度的芯片产业的文章，编辑张丽娟老师和媒体前辈欧阳洪亮都十分支持。第一篇文章写上海，难度不小，我专门找来系列著作研读。陈慧玲前辈向我推荐了另一位资深媒体人宋丁仪老师，宋老师转而为我推荐了10多位芯片行业内的资深人士，一举解决了我的采访难题。
正是在采访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了一本专门的芯片产业史著作的重要性。讲互联网产业史的作品很多，讲商业史的作品更多，但芯片这么重要，成系统的著述却寥寥无几。以往出版的关于芯片产业发展历程的书籍，大多非常专业，普通读者难以看懂。因而，为大众撰写一本通俗的芯片产业史书十分必要。
有了这个想法，我初步拟定了一个写作大纲，并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出版人吕征。
那时，我以为出书很简单，写了3000字交给吕征，算是样章。没想到等到面谈的时候，吕征一连问了我将近10个问题，我都无法给出清楚的回答。本来，我以为写书像平时那样写文章就好了，未料出版人如此较真，我顿时泄了气。吕征是一个极有耐心的人，他建议我先把书写完，出书的事慢慢再说。
我也真就没着急，一直搁笔。
›一本书的破局
转眼间，到了2020年中，之前我写的一篇文章中的主人公联系了我。
迟迟未动笔的中国芯片产业史，突然间有了眉目。
历史的见证者就在眼前，我十分兴奋。2020年8月，我前后列了100个问题，在线上与受访者访谈了5次，长达10小时。正值盛夏，我居住的地方酷热难当。一次访谈2小时过去，我往往汗流浃背，走路都有点发虚了。
随着线上访谈的进行，我愈发感觉到线下拜访的必要性。2020年8月下旬，我跑到重庆拜访了受访人。在交流过程中，他提到一位朋友的父亲在20世纪80年代去美国凤凰城（又译“菲尼克斯”）引进芯片生产线，并获得表彰的事。我很惊讶，没想到一次拜访还能引出又一个精彩的故事。我当即表示要实地拜访他的朋友。2020年9月，我与这位受访人和他的朋友相约在深圳见面，再做一轮访谈。
到了深圳，我终于见到了当年参与重庆川仪六厂引进美国芯片生产线的许传江前辈。他已有80多岁，但身体健朗，思路极其清晰。在访谈前，我草拟了一份提纲给许前辈的家人。访谈时，许前辈几乎是按照提纲的问题顺序，不需要提示，滔滔不绝地讲了3小时。在这当中，他还回答了若干个专业问题，答完总能够回到原来的话题和逻辑上去。
对许前辈的访谈，让我意识到中国芯片产业史是一座巨大的金矿，从中能够挖掘的绝不仅仅是芯片产业发展历程，还有一代又一代人的家国情怀、改革勇气与奉献精神。
许前辈的第一个工作单位，是锦州的辽宁晶体管厂（简称“辽晶”）。20世纪60年代初，东北兴起了包括半导体在内的新兴工业建设，成为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沿阵地。
1984年，许前辈去美国为川仪六厂引进3微米芯片生产线。当时，许前辈带领近40名工程师，在美国学习了3个月，经历了离子注入机爆炸事故，最后安全回到国内。经历重重困难，川仪六厂最终生产出高良率的电话机芯片。
接连两轮采访，彻底为本书的写作打开了局面，我也因此爱上了重庆这座城市。之后，我经常去重庆拜访相关的受访者。好友闫佳良开车载我到北碚的川仪六厂旧址参观。当我们沿着盘山公路一路颠簸时，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当年三线建设[1]的布局与困难。
›静如处子，动如脱兔
在做完实地探访开始进行写作时，我并没有明确的写作思路，只是根据受访人的叙述平铺直叙，再补充必要的背景信息。如果想到有意思的线索，我再四处收集材料。总的来说，处于第一轮写作中的我类似无头苍蝇，并没有厘出一条清晰的主线。
后来，根据许前辈给出的零零星星的关键词，我在一个旧书网上收集到了大量关于锦州20世纪60年代新兴工业建设的资料，例如，当年的《人民日报》、锦州市政协出版的官方资料等。我发现，一个国有半导体工厂——辽宁晶体管厂——发展壮大的故事跃然纸上。由此，我找到了中国芯片产业发展最难补齐的一块——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创业史诗。
一个新的故事诞生了！
锦州故事给了我全新的启发。这是一个由口述者讲述，但大部分基于公开历史资料而构建出的完整故事。这个故事的形成让我认识到，一线访谈应该与可信度较高的一手资料相互印证。一手访谈与一手资料，是真相的两个面，经过较为充分的印证和研究，足以构建起一个完整的历史世界。之后，我基于这样的方法，开始撰写珠海、东莞等其他地方发生的故事。
发生在东莞的步步高创业史是最难写的。步步高是中国电子工业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今天的手机品牌OPPO和vivo都起源于1995年由段永平创建的步步高（全称“广东步步高电子工业有限公司”）。这个章节人物众多，关系错综复杂，关涉利益者众。除若干受访人外，我还获得从1998年3月到2004年11月的15期《步步高人》内部报纸，使一线访谈可与官方资料互为对照。对于一些无法印证或易引发争议的内容，本书暂时予以舍弃。
第一轮书稿完成得差不多了，我便与吕征沟通。他认为写得散乱，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是哪儿”。开始我还不信，反复读了几遍，的确发现有很大的问题。后来，我拿着书稿与具备实业经验的芯片投资人孟伟交流，他也觉得杂乱无章，越往后面越乱，但有一章不错，似有《冰与火之歌》的观感。他建议，本书应学习马丁的POV（Point of View，视点人物写作手法），每节树立一个中心人物，所有情节围绕该人物展开，使叙事不显得杂乱。
我接受孟伟的建议，对书稿进行大改。他的建议也成为我之后写作长篇产业历史故事的一个标准。于是，基于POV，本书形成了围绕芯片及电子工业组织发展脉络的四个部分：
一是辽宁晶体管厂在20世纪60年代的改革往事，讲述经济体制改革在半导体行业的尝试。
二是川仪六厂的三线建设往事，讲述国内经济转轨时期的芯片产业。
三是步步高创业史，讲述国内电子整机工业体系的形成，及其早期与芯片产业的互动。
四是炬力创业史，讲述芯片设计领域杨丕全与赵广民等两岸精英在珠三角的创业故事。
其中，在第一、二、三部分，分别附有专题讨论。
›万类霜天竞自由
上述内容的截止时间为2007年，为反映芯片产业的最新发展情况，我又四处进行了调研和访谈。
在一线调研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当下中国芯片产业欣欣向荣之景象，恰如“万类霜天竞自由”。
我联系了国内离子注入机领域的领先者——万业企业（全称“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周伟芳女士。周女士亲身经历了芯片行业大发展的关键时刻，且平易近人。我刚做芯片方面的报道时经常向她请教，一打电话就是一小时，要问不少基础问题。她那时刚履新万业企业，认为万业企业的控股股东浦科投资（全称“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的国企混改（混合所有制改革）历程很值得叙述。
于是，经周女士介绍，我访谈了浦科投资的董事长朱旭东。朱董原是浦东新区科委主任，2012年转任浦科投资董事长，上任之后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作为一个故事而言，浦科投资混改是我近期所见极具勇气的，也是全国着力发展芯片产业的一个标本。颇为可惜的是，与朱董访谈时已到了本书的收尾阶段，而浦科投资混改的故事需要访谈相当数量的人物。经过协商，朱董为本书第一章做了富有洞见的点评。
我也访谈了新思科技全球资深副总裁、新思中国总裁兼董事长葛群。新思科技是全球电子设计自动化（EDA）领域的龙头，在1995年进入中国市场，为国内芯片设计行业发展贡献良多。与葛总的交流，为我建立芯片行业的认识框架助力不少，更为本书夯实了基础。
随着走访企业渐多，我逐渐感觉到，要描述完整近期中国芯片产业发生的许多精彩故事，要等到下一本书了。
›中国芯片工业的发展规律
中国芯片及电子工业的几次大发展，正如核聚变的过程一般，即所有参与的原子受到巨大的压力，在体内迸发出无穷的力量，从而形成一股合力，推动历史往前发展。恰恰是那些看似偏僻的小城，在特殊的历史时刻，聚齐了所有必备的元素，为中国的芯片及电子工业带来革新。
时移势易，故事的发生地点和主角会发生变化，但这个规律是永恒的。也正是高科技工业人群从东北到三线，再到沿海地区的流动，谱写了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的史诗。
最后，我再次感谢对此书面世提供帮助的朋友。电子工业出版社的杨雅琳老师在我写作的迷茫期，耐心、细致地为本书指明了方向。杜皎老师做了全面、细致、深入的事实核查工作，使本书的严谨度与专业性更上一层楼，令人感动。卓建律师事务所的淮旭伟师兄，作为芯流智库的法律顾问，为本书排查风险，保驾护航，确保顺利出版。好友徐俊逸读完了若干章节的草稿，从组织发展的角度对本书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张江高科投资经理吕昕是一位游戏机爱好者，他对于讲炬力的章节贡献良多。川仪六厂的退休职工杨胜利提供了对国有工业企业销售工作的一些说明。芯片超人公司的姜蕾女士是一位资深的芯片行业从业人员，经常与我交流业内动态，热心地为本书提供了诸多帮助。万业企业的俞佳卉女士为本书写作提供了诸多便利。此外，还有很多热心朋友给予帮助，在此不一一道明。
我对本书唯一的期待，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希望书中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年轻人投身于伟大的中国芯片及电子工业事业。
[1]从1964年到1980年，中国中西部13个省（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史称三线建设。三线地区包括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7个省（自治区）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等省（自治区）的腹地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