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所知道的乾隆与和亲王

我的九代祖是清世宗雍正皇帝胤禛，这两个字都是不常用的。清朝皇帝的名字一般都很怪，字都很生僻，为的是防止出现更多的避讳字。如康熙最初所立的太子名胤礽（réng，满语音chéng），人人都要避讳这两个字，甚至这两（三）个音。大家知道，清朝有一个著名的词人叫纳兰成德（容若），后来一度改为纳兰性德，就是为了避讳chéng这个音。但胤礽被废后，后人仍管纳兰叫性德就不对了。因为他死后，亲朋在吊唁时，都称他为成容若。胤礽被废后，立为理亲王，与礼亲王昭梿等都属于“世袭罔替”的“八家铁帽子王”。理亲王的谥法为“密”，这不是好字眼。后来胤禛当了皇帝（雍正），于是同辈的人为避讳“胤”字，而改为“允”字。雍正只特许他喜欢的懿亲王胤祥可以不避，但胤祥自己不敢，还是自动改为允祥。

雍正有十个儿子。长子早在乾隆出生的前七年，即康熙四十三年死去，二子、三子、七子、八子、九子、十子皆夭折，六子又过继给别人，所以这里面只有第四子弘历与第五子弘昼有继承皇位的可能。后来弘历当了皇帝，这就是清高宗乾隆皇帝，而弘昼只能被封为和亲王。在争夺帝位的过程中，他们两人的关系十分复杂微妙，其中生辰是一个关键。弘昼只比弘历晚出生一个时辰，但就是这一个时辰决定了他们终身的兄弟地位，进而决定了他们终身的君臣地位。弟弟虽被封为亲王，但在皇帝哥哥面前只能永远是臣子。

他们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复杂，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按清制：某后妃生了孩子，必须交给另外的后妃去抚养，即亲生的母亲不能直接抚养亲生的儿子，目的是避免母子关系过于亲密而联合起来有所企图，甚至谋求皇位。这是皇室和皇帝最忌讳的事，为此不惜割断母子之间的血缘亲情，用心可谓良苦。和亲王是雍正耿氏妃所生（后被封为裕妃，地位在诸妃之上，死后被尊为纯悫皇贵妃），而抚养他的恰恰是乾隆的生母（雍正时封为熹妃，乾隆即位后，禀雍正遗命，尊为孝圣宪皇太后）。而乾隆生下后又被别人所抚养。人的感情是复杂的。虽然天下的母亲没有不爱自己亲生骨肉的，但对自己从小拉扯大的孩子也会产生深厚的感情；而对虽为亲子，却从来没亲自抚养过的孩子，感情上就未免容易有隔阂或疏远。乾隆的生母就是这样的人，她虽不是和亲王的生母，但把他从小抚养大，对他感情非常深，喜爱的程度远远超出亲生儿子乾隆。乾隆长大后当然非常了解这种感情和这层关系，特别是当了皇帝之后，更不得不时时加以提防。因为自己当了皇帝，生母就是太后。太后在清朝有很大的权力，甚至是废立大权。乾隆总担心太后因喜爱和亲王就借故废掉自己而立和亲王，所以不得不采取极为谨慎、周密的策略和办法。他一方面对太后十分恭敬，晨昏定省，礼仪上格外尊崇，甚至大兴土木，修建大报恩寺（即后来的颐和园主建筑）为太后做寿；另一方面就是处处带着太后，表面上是向外界表示母慈子孝，自己时时侍奉在太后的左右，实际上是随时看着她，隔开她与和亲王的联系。与其交给别人看着，总不如自己看着更放心。但史家却往往没有看透这一点。《清史稿·后妃传》在记载乾隆生母时称：

高宗事太后孝，以天下养。……太后偶言顺天府东有废寺，当重修，上从之。……上每出巡幸，辄奉太后以行。南巡者三，东巡者三，幸五台者三，幸中州者一，谒孝陵，狝木兰，岁必至焉。遇万寿，率王大臣奉觞称庆。……庆典以次加隆。……先以上亲制诗文（前边提到的“永绵奕载奉慈娱”就是这类诗文）、书画，次则……诸外国珍品，靡不具备。

如果把“奉太后”“南巡”“东巡”等解释为“孝敬”，也许勉强可通，但“狝木兰”就令人费解了。“木兰”是满语“吹哨引鹿”的意思，清朝皇帝常于每年秋率王公大臣到围场打猎习武，称“木兰秋狝”，称其地为木兰围场。后来这个制度与这个围场都逐渐废弛，围场成了放牧垦田的地方，于是索性改为“围场县”，今属河北省。显然，“木兰秋狝”，就是当时的军事演习，这和太后有什么直接关系？为什么非要带着她？而且非要等她病重后才把她送回承德的避暑山庄？这不明明是对太后存有疑虑，才时时带在身边吗？

后来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叫王伯祥，著述甚丰。他的著述虽有很多在抗日战争中毁于战火，但有一部《乾隆以来系年要录》尚存。这个名字是套用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而来的，但“建炎以来”是南宋在江南另开基业，套用到“乾隆以来”未见得合适。书中用大量的篇幅大谈特谈乾隆如何每日亲侍太后左右，他们之间如何的母慈子孝，把这些当成煞有介事的美谈。这只说出了表面现象，没有看到深层原因，即不了解乾隆为什么要如此孝顺太后。他表面上做得很堂皇，像个大孝子，但实际上是另有考虑。这是很多修清史的人，包括我很尊敬的王伯祥老所不知的。我曾为这本书写过一篇跋，虽然没有直接道破这一点，但有一段话却是针对所有类似这样的现象而发的：

后世秉笔记帝王事迹之书，号曰“实录”，观其命名，已堪失笑。夫人每日饮食，未闻言吃真饭，喝真水，以其无待申明，而人所共知其非伪者。史书自名实录，盖已先恐人疑其不实矣。又实录开卷之始，首书帝王之徽号，昏庸者亦曰“神圣”，童者亦曰“文武”，是自第一行即已示人以不实矣。

这是我很得意的一段文字，得到叶圣陶老“此事可通读报章”的称赞。“和王”满语叫“和硕”，意为四分之一、一角，相当于英语的quarter，即他的爵位享有皇帝四分之一的权力。其实雍正在挑选继嗣时非常慎重，对他们从小就进行观察，多次通过不同的方式方法进行试探，测验弘历与弘昼兄弟的喜好、性格、志向、能力。当乾隆与和亲王还在上书房念书的时候，雍正就常让太监拿一些小东西、小玩意儿，如小盒子、图章等赏给这两位阿哥（太监在皇帝面前一律称皇子为“阿哥”），平时见面时也常如此。这些东西多少有些志趣尊卑的象征性。雍正本希望乾隆能拿到好的，但乾隆总抢不过和亲王，好东西每次都被他抢走。这种“抢尖儿”的行为也很能反映一个人的性格。所以雍正最终选定乾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后，雍正就让人把他作为皇位继承者的诏书放在神圣的乾清宫“正大光明”的匾额后面，以示郑重。（后来我发现，这四个字是根据位于西华门内路北咸安宫门两侧的刻石翻拓的，一边是“正大”两字，一边是“光明”两字，这四个字是顺治皇帝所书。原拓片在台湾，现在挂在太和殿上的是重拓的，墨迹不如原来的浓。）但弘昼却不这样想。他对自己因只比乾隆晚生一个时辰而没能当上皇帝始终耿耿于怀，说不定还会怀疑是不是有人在里面做了手脚。因为那时还没有准确的计时方法，更没有准确的接生记录，早一时辰，晚一时辰，只是那么一报而已。日久天长，他的心理难免有些变态。再加上自小受到太后的宠爱，有恃无恐，所以脾气禀性颇为怪异。他喜欢自己做点小玩意儿，家里盆盆罐罐的小摆设以及一些祭祀的用品都是纸糊的。每到吃饭的时候就让用人跪一院子，大哭举哀，他自己在上面边吃边乐，觉得很痛快。

前面提到的“铁帽子王”之一的礼亲王昭梿，曾编过一本《啸亭杂录》，书中多记宫中之事。这是一般人所不敢写的，只有像他那样地位的人才敢这样写，因此在清史研究中是一部很重要的书。我曾买得此书中的两卷，是一般版本中所没有的，后交给中华书局，以补充原来的不足。书中有一条叫“和王预凶”，说的就是这件事。“凶”是五礼之一。五礼包括“吉”“凶”“宾”“军”“嘉”五种，即以吉礼敬鬼神，以凶礼哀邦国，以宾礼亲宾客，以军礼诛不虞，以嘉礼和姻好。和亲王在没死前即预先行凶礼，而且这种礼是哀邦国的，对国家很不吉利。也许他心想这国家反正不是我的。这说明他心理严重失态，而且是有意冲着乾隆来的。乾隆拿他也没办法，还说你既然喜欢做小玩意儿，干脆去负责造办处吧。他于是做了一个小板凳，上面铺上马鞍子，自己骑在上面，还问：“哥哥您看怎么样？”乾隆只好尴尬地说：“好。”他又马上跪下磕头请罪，说：“我在皇上面前失礼了。”气得乾隆无奈地说：“这是你找寻我啊，我并没说你有什么不对啊！”这话看似宽宏，实际积怨很深，挑明是你故意寻衅。又如，一次他和乾隆一起到正大光明殿去监考八旗子弟。到了傍晚，他请乾隆先去吃饭，乾隆没答应，他便有意激道：“难道您还防备我买通他们不成？”乾隆当时没说什么。第二天和亲王又觉得不妥，向乾隆叩头谢罪，说自己出言不逊，冒犯了天威，请皇上不要计较。乾隆答道：“我要是计较，就凭你昨天一句话，就可以把你剁成肉酱！”从中不难看出他们的积怨随时有爆发的可能。

这种紧张的关系一直延续到和亲王死去。据说他病重临死时，乾隆曾去看望过他。和亲王挣扎着爬起来在床上给乾隆磕头，一边磕，一边用两手围在头上，比画出帽子样。和亲王的用意是希望乾隆把自己“头上”的这顶“和亲王”的“帽子”永远赏给子孙，就像八家“铁帽子王”那样永远世袭罔替地传下去。也不知乾隆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所答非所问地摘下自己的帽子，交给他，说：“你是想要我的帽子啊？”众所周知，皇帝的桂冠就是权力的象征。不知乾隆此刻是把这顶帽子当成普通的帽子，还是当成具有特殊意义的帽子。如果是后者，是想让和亲王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沾一下这顶桂冠的边，还是讽刺他“你到临死也不忘这顶帽子”，这只能是任人见仁见智地评说了。但和亲王不算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他死后乾隆让他的儿子永璧多袭了一代和亲王，而永璧的儿子不再袭亲王而改袭郡王。如此看来，乾隆也确实对这位弟弟法外开恩了。

《清史稿·诸王传》有一段不到三百字的和亲王传，其中除了对殿试这一段有具体的记载外，其余都是概括地介绍，说他：

少骄抗，上每优容之……性复侈奢，世宗（雍正）雍邸旧赀，上悉以赐之，故富于他王。好言丧礼，言：“人无百年不死者，奚讳为？”尝手订丧仪，坐庭际，使家人祭奠哀泣，岸然饮啖以为乐。做明器象鼎彝盘盂，置几榻侧。……

我的所闻可以和这些记载相印证，并对它们进行一些具体事例的补充。

太后总向着和亲王，处处偏袒他，这也是乾隆没奈何的地方。如当时的造币局在北新桥路西，即现在的第五中学一带。当时的铜钱，一面铸有满文的“宝泉”二字，一面铸有汉文的“大清通宝”字样，所以又称“宝泉局”。钱铸好后，由北新桥往南，经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运往户部。铁狮子东口路北的大宅子就是和亲王的王府（即后来的段执政府）。那儿有两个门，人称东阿司门、西阿司门（音），昼启夜闭，起守卫作用。一次，造币局的车路过此地，和亲王居然令人把所有的车马通通由东阿司门赶进府内，关上大门，简直如路劫一般。乾隆听到后大怒，决心一定要严惩他。按律，截国库的钱要根据情节轻重发配到远近不同的地方，但考虑到太后的因素，又不敢真的把他发配得太远。和大臣商议后，乾隆决定采取变通的方法，罚他去守护陵寝。第二天早上，乾隆到太后那里请安，想把此事通报太后。只见太后沉着脸，连头都不抬，只顾自己收拾东西。乾隆搭讪了半天，太后始终一句话都不说。乾隆只好耐着性子，问身边的宫女：“太后这是怎么了？”宫女答道：“您把和亲王发去守陵，太后不放心，说了，‘我怕和亲王受不了，要收拾东西陪他一起去’。”乾隆听罢，只能暗自叫苦，收回成命。乾隆一是怕消息传出去，说太后让自己气跑了，二是仍怕太后与和亲王借此机会勾结在一起。

后来太后还是不高兴，也不和乾隆过话。乾隆只好再去找宫女打探虚实。宫女说：“太后说了：‘没见过金山、银山是什么样’。”乾隆巴不得能找个机会讨太后欢心，心想这回好办，让户部多凑些金元宝、银元宝往桌上一堆，不就得了吗？他果然就这么办了。太后遛弯儿时看到这堆出来的金山、银山，高兴得笑了，真有点儿像“烽火戏诸侯”的翻版。不料她接着跟乾隆说：“把这些都赏给和亲王吧。他太穷，他但凡有钱何必截宝泉局的钱呢？”乾隆心里叫苦不迭，连忙解释说：“这都是我从户部临时借来，请您看着玩儿的。”太后仍然不依，闹得乾隆一点儿办法都没有，最后只得全都赏给和亲王。太后就这样包庇、纵容和亲王，明明已是“富于他王”了，还要在乾隆面前为他哭穷。乾隆只能装作顺从，虚与周旋，但心里的怨恨不言而喻，彼此关系也只能越来越僵。直到乾隆三十年和亲王死后，才算平静下来。和亲王工书，有《稽古斋集》传世。

在乾隆时期，和珅是一个重要人物。和珅是一个极富机谋权术的人，在长期的仕宦过程中，权力越来越大，让朝廷和群臣都感到有点尾大不掉了。为了笼络他，乾隆把自己的女儿和孝公主赐婚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但乾隆只让女儿称和珅为丈人，而不称公公，这样一来好像自己这一方成了男方，成了女婿，气势上就能占点便宜。这也算是一种皇威的体现吧。

乾隆早就说过，执政六十年后即逊政，把政权交给太子——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嘉庆只是乾隆的第十五子，为什么能轮上他当皇帝？这里面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深层原因。嘉庆的生母，据《清史稿》所记为魏佳氏，看起来是旗人的姓，因为旗人的姓常有“某某佳”氏，但“佳”实际上就是“家”，只不过改写成“佳”而已。乾隆皇帝特别喜欢这样改姓氏，现代学者郑天挺的《清史探微》也持这种观点——但实际上她并不是旗人。嘉庆的生母当是江南一个曲艺艺人，是乾隆三幸江南时看中的一位女子。后来，孙殿英盗清陵时，也盗开了她的墓。他知道她深受乾隆宠爱，必定有许多财宝。结果把她的鞋脱下来找宝时，竟发现她是小脚。众所周知，旗人妇女是不裹脚的。这个出土的实物铁证，证明她一定是汉人，而不是旗人。所以，所谓的魏佳氏，不过是后派上的一个姓。魏佳氏被娶到宫中后，受到乾隆的特别宠爱，并生了一个儿子。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凡后妃受宠，必然招致皇后的妒忌，争风吃醋是后宫的铁定法则和常规游戏。最后魏佳氏被皇后害死，手法大概是灌毒药。据说乾隆某次南巡到德州时，曾和皇后有一次极为激烈的争吵，皇后甚至提出要铰发，大有要出家为尼的架势。封建社会提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绝不能随意毁坏，旗人尤其重视头发，只有在父母死后，儿女才要剪下一缕头发放在父母遗体的手中。可见吵到要铰发的地步一定是非同小可的事，可能就是因魏佳氏之死而引发的。而乾隆对皇后的铰发非常气愤，认为这是对他的要挟，后来乾隆就把皇后废掉。

魏佳氏死后，手下的人为她安排的是水银葬。这也大有深意。当年宋真宗的刘皇后迫害死宋仁宗的生母李妃，并掩盖真相，说自己是仁宗的亲母。当时以吕夷简为首的大臣为了能长期保留李妃的遗体，就是为她施行水银葬，并按皇后的等级为她穿戴。刘皇后知道后大闹，吕夷简对她说，这实际上也是为了保护你们刘家。等到刘皇后死后，大家才告诉仁宗真相。仁宗到寄存李妃灵柩的庙里打开棺材一看，果然面色如生，全身皇后装束，仁宗为之大哭。但荒唐的是，仁宗居然不知怎么处理这件事，不知是否该认自己的生母为太后，又觉得刘皇后终究厚葬了自己的生母。正如吕夷简所说，此举实际上保全了刘皇后。当年孙殿英盗墓后，也有魏佳氏面色如生的记载。可见确实施行的是水银葬，这也从侧面证明，当时是有意地模仿前例，把她按皇后的规格下葬的。乾隆终究比宋仁宗明白，他心爱的妃子被皇后害死了，他就格外喜爱、加倍珍惜她的儿子，进而决定传位于他。这就是嘉庆皇帝。而乾隆废掉皇后后，真是心灰意冷，再也不想立正宫。有一次他到热河的避暑山庄，一位老学究，说穿了就是一个迂腐的书呆子，还拿出那套封建伦理向乾隆建议，说什么后宫不可无主，应该续一位正宫母仪天下。他以为端出这样一套堂而皇之的谀辞来拍马一定能得赏，不想，气得乾隆差点儿把他杀了。

话说回来，到了乾隆六十一年时，乾隆果然对外宣布逊政给嘉庆，朝野就改称嘉庆元年。但在宫中仍继续用乾隆年号纪年，为避弘历的“历”字，不称“时历书”，而称“时宪书”，继续按乾隆六十一年、六十二年往下排。这说明乾隆虽然偏爱嘉庆，但自己并不想轻易撒手，真的逊政，而是要继续把持朝政，亲裁一切大小事宜。上朝时依然坐在宝座上，而嘉庆只能站在一边，所以和珅仍然得到重用。

一回，乾隆与和珅在朝堂上商议选派谁去补当时的某些出缺，嘉庆照例只能在旁边听着，而这二位偏偏不说正式的人名，全用什么“大幺”“幺天”“大天”“虎头”之类的骨牌名来代替。他们俩当然是心照不宣，但嘉庆听起来却是一头雾水。下来后，嘉庆就问和珅：“你们刚才说的都是谁？”和珅却不以为然地说：“我们爷俩儿的事，您就别问了。”从乾隆这方面来说，他明知嘉庆不清楚这些骨牌名都代表谁，而偏要这样说，就是有意不让嘉庆知道；从和珅这方面来说，作为佞臣，就要讨主子的欢喜，处处表现对主子的忠心，既然主子不愿直呼其名，自己也就不好把机密泄露出去；但作为新主子，嘉庆没头没脑地在臣子面前碰了这样一个软钉子，不能不窝一肚子火。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乾隆在一次谈话中，流露出想把原来上书房的师傅，后因故放外任的朱珪重新调回京城，主持“阁务”。嘉庆与朱珪有师生之谊，关系亲密，听说这个消息后，自然很高兴，就写了一首诗给他，表示祝贺。不料，这事儿让和珅知道了，他竟把这首诗抄给了乾隆，并煽风点火地说：“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和珅的目的很明显，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权高盖主，得不到嘉庆的好感。一旦嘉庆接管了实权，绝没有自己的好果子吃，趁他还没接管大权，扳倒他也不是一点儿希望没有；如果另立一个年轻无能的新主子，也许还能控制住局面，继续掌权。乾隆拿到这首诗后果然大怒：一来我还没正式决定，你就先透露出去，法度何在？二来这确实有向手下亲密大臣卖人情的嫌疑，以便培植自己的势力。要知道，凡老皇帝到后来，最大的对手或敌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儿子。他们都怕自己的儿子因急于登基反过来把自己废掉，或者另立一套，把自己的既定方针否掉，所以太子在没登基前总有被废的危险。现在乾隆也不例外，他也把这件事与废立联系在一起。于是召集重臣商议如何处置这件事，并把嘉庆的诗当庭示众。

当时的权臣除和珅外，还有阿桂、董诰等。阿桂是实力派。雍正时，朝廷实行“改土归流”的政策，即把西南一带世袭执政的土司，改为朝廷指派轮换行政的流官。当地土司不满而纷纷造反，阿桂就是最后攻克四川一带大、小金川，平定叛乱的功臣。当时他动用了大量的火炮，这在那时可是克敌制胜的法宝，一般的部队、一般的情况，不会有这样的装备，可见阿桂当时的地位。解放战争前，从北京城到西山的路两旁，还可以看到很多旧时的炮楼、碉堡，那都是为阿桂练兵进行实战演习修建的。但阿桂是武将，这次该文臣出马了。在乾隆的追问下，董诰经过一番思考只说了五个字：“圣主无过言。”这话可理解为：英明的君主从来没有说过错话；也可以理解为不要让臣子认为君主说过错话。非常含蓄而巧妙地提醒、告诫乾隆：您既然已经决定立嘉庆，就不能轻易改变，否则前边的决定不就成了出尔反尔的“过言”了吗？这就冠冕堂皇地堵住了乾隆想要提出废立的嘴，乾隆听罢也只能默默无语，以别的理由不再召朱珪入京，并嘱咐董诰以后要好好为自己辅佐嘉庆。和珅没想到没能借这个机会扳倒嘉庆，反而使一些老臣更死心塌地站在嘉庆这一边。

当然和珅也不会只把赌注下在一边，他也会抓住机会讨好嘉庆，以表自己早有拥戴之心。早在乾隆六十年，乾隆准备正式册封嘉庆为皇太子，但还没正式公布时，和珅得知后，就抢先向嘉庆献上一柄上等成色的如意，以表拥戴。但这根稻草救不了他的命。据说，嘉庆接过来瞥了一眼，狠狠地把它摔在地上，摔得粉碎，大声质问道：“宫里都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你怎么会有？”言下之意，你这贪官贪得也太出格了。

乾隆六十四年，乾隆死去。嘉庆作为儿子，当然要举哀服孝。按一般的官员，须丁忧三年，但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宫中另有一套说辞和规矩，丧期可以通过巧妙的解释而缩短，一天顶好多天，有如现在的打折。所以嘉庆很快就正式即位亲政了。亲政后头一件大事就是解决和珅：他先让王念孙上书弹劾和珅种种不法之状，然后下达交刑部严查的命令。拿入刑部后，嘉庆还没敢马上杀他，因为他毕竟在朝野上上下下经营了那么多年，到处都是他的党羽，就像崇祯一开始不敢贸然杀掉魏忠贤一样。而和珅还在狱里作诗，向嘉庆表示忏悔。但嘉庆最终还是没放过他，宣布他犯有二十大罪。这真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一条大罪就是：“蒙皇考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和珅于初二日在朕前先递如意，以拥戴自居。”可见嘉庆对和珅表面拥戴，实则反对，是多么地痛恨。最后，赐帛令其自尽。而嘉庆的另一项命令就是急召朱珪入朝，任上书房总师傅。

这是和珅的必然下场。有一件事最能说明这一点，当嘉庆还没被正式立为太子，和珅还没倒台，权势如日中天时，众皇子中就出现这样一个笑谈。某阿哥很有自知之明，深知自己绝对不可能当太子，就对其他阿哥说：“众位哥哥，如果老皇殡天了，你们都有继承王位和宫中财富的可能，我自知没那样的好命。就说那机会多如雨点，也落不到我头上。我只有一个请求，哪位哥哥将来当了皇帝，请把和珅住的宅子赏给我，我就心满意足了。”试想，在那个时候，众皇子就惦记上和珅的府第了，他能不倒台吗？这位阿哥最后真的如愿以偿，不但如此，而且在日后朝廷激烈、残酷的倾轧中，他居然能安然无恙。因为他早早表示只在财物上有贪心，正表示在政治上没野心，这样，所有在政治场上争斗的人谁也不会拿他当对手，他于是得以保全。历史上这类的事情很多。李后主被俘后，日日思念他旧时的“无限江山”、故苑的“雕栏玉砌”，所以吟咏方毕，牵机（毒药）遂至。正因为他让别人担心他还有政治上的不甘心。而蜀后主刘禅，被俘中原后，每日乐不思蜀，反而得以尽其天年。正因为在别人眼里他再也构不成政治威胁，而统治者怕的恰恰是这种政治野心，腐化堕落对他们并无所谓，权位才是最重要的。仅从苟全性命这点上说，谁能说这种人不正是“大智若愚”呢！

历史上有“康乾盛世”之说。据我看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康熙时代最为强盛，雍正次之，乾隆最差。康熙收复台湾、平定噶尔丹、力败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使中国的版图空前绝后地广阔；制定了开明的民族政策，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大度而主动拜谒明孝陵，消除了明末遗老的对立情绪，稳定了人心；推行宽松的文化政策，优待人才，并注重选拔人才，促进了清代的文化建设和学术发展。这种势头在乾隆前期还得到保留，乾隆本人也算勤勉。但到了乾隆三十七年以后，情况就截然不同了。这一年川楚“教匪”开始起事，此后愈演愈烈，说明政治统治已发生危机。这一年开始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本身是一部了不起的书，但乾隆修《四库全书》的重要目的是推行文化专政，钳制文人的言论和思想。所以自雍正以来兴起的文字狱愈演愈烈，大批的学术著作和文学创作被封杀，大量的学者和文人被杀的杀，剐的剐，株连的株连，灭门的灭门。这说明他预感到思想统治也发生了危机，神经变得极为脆弱。这一年开始编纂《贰臣传》《逆臣传》，将明朝入清继续为官的人，如钱谦益、朱彝尊、毛奇龄等都列入贰臣，把在清朝封官后又反清的人，如吴三桂、耿精忠等都列入逆臣。这说明他对文武大臣和各种人才已存有严重的戒备之心，不再想如何利用他们，而是想如何防范他们。到了这种地步，“康乾盛世”也就走向穷途末路，而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繁荣期也逐渐走向尽头，封建社会的灭亡已是不可避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