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西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在15、16世纪这个被汤因比称为“世界历史的重要分水岭”的时代，在南部欧洲发生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在北部欧洲发生了一场宗教改革运动。这两场运动对欧洲的文化转型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尽管它们都把矛头指向罗马天主教和中世纪陈腐愚昧的神性文化，但是它们的历史影响却迥然不同。文艺复兴的革新意义主要局限在文学艺术和狭义的文化领域，而宗教改革却导致了欧洲社会尤其是北部欧洲在思想、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普遍变革。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促进了人性的复苏，但是这复苏的人性首先表现为赤裸裸的自然欲望，它局限于感性的范围之内，其结果表现为一种罗马式的情感放纵和穷奢极欲，它尤其适应南部欧洲特别是意大利人热情奔放的性格和卓越的艺术天才。文艺复兴顾名思义是对希腊罗马文化（古典文化）的复兴，人文主义者们在复兴古典文化的旗帜下创造了一大批光华炫目、雍容华贵的艺术杰作。对于有教养的意大利人来说，人文主义的那些充满了感性魅力的艺术杰作无疑具有开启人性和激发想象力的重要意义。然而对于既无古典的文化传统可以复兴，亦无良好的教养和艺术天才的北部欧洲人（日耳曼人）来说，这场充满了华贵气质和具有纵欲色彩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比起罗马天主教会的腐败和堕落来，也好不到哪里去。借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来说，“贾府里的焦大是不会爱上林妹妹的”。因此，在贫穷而质朴的北部欧洲，具有平民化特点的宗教改革运动就替代了具有贵族化色彩的文艺复兴运动。

文艺复兴促进了人性的复苏，宗教改革则推动了社会的转型。在中世纪的西欧，罗马天主教会不仅牢牢地控制着精神领域，而且也操纵着社会经济、世俗政治和日常生活。正是罗马天主教会的这种专制统治，导致了中世纪各种社会弊端的产生，造成了西欧社会积弱不振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西欧社会的任何现实性的改革都必须首先从宗教方面着手。因此，只有宗教改革才是西欧社会转型的真正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关于西方近现代文化崛起的原因，我个人认为，宗教改革起到的作用要比文艺复兴更加重要。我们仅从一个基本的事实就可以说明宗教改革的重大历史作用，这个事实就是：在宗教改革之前，欧洲的情况是南部经济发达、文化繁盛，北部经济落后、文化愚昧。但是北部欧洲各国在进行了宗教改革之后，迅速地成长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而顽固抵制宗教改革运动的南部欧洲却在17世纪以后明显地失去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优势地位，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二流角色。

宗教改革运动的重要历史作用，我们可以归结为如下三点，它们分别由新教的三大主流教派表现出来。

首先是马丁·路德的改革，这种改革出于对罗马天主教的虚假信仰的反抗，以及对天主教会的道德堕落的愤慨，由它产生了一种注重自由精神的新教，即路德的信义宗。这种宗教强调“因信称义”，强调个人的精神自由，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信仰与上帝直接交往，而不再需要教士、教阶制度以及繁缛的教会仪式作为中介。路德的宗教改革打破了罗马天主教会一统天下的格局，导致了教会的分裂，从而为信仰的精神自由和教会的民族化奠定了基础。马克思认为路德的新教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树立了信仰的权威，从而把宗教信仰变成了每个人内在的精神需要。每个人凭着自己内在的坚定信仰，就可以与上帝直接交往，这样就把一种精神的自由赋予了每个信仰者，这种精神自由成为宗教宽容和政治民主化的思想前提。

其次是英国的宗教改革，这个改革导致了主张英国国王拥有至尊权力的安立甘教的产生。安立甘教又叫英国国教会或圣公会，它强调国王的权力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强调世俗权力高于教会权力，从而促进了民族国家的成长和政教分离。大家知道，民族国家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前提，如果没有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而民族国家要发展，其前提就是国王的权力必须超越于教皇的权力，“恺撒”的权力必须高于基督的权力，世俗政治必须摆脱宗教因素的掣肘，否则民族国家就不可能摆脱罗马天主教会的控制而独立发展。如果像中世纪那样，所有的世俗国家都处于罗马教会和教皇的一统之下，那么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

新教的第三大主流教派是加尔文教，它最初产生于瑞士的日内瓦，很快就扩展到北欧诸国，最终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加尔文教的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合理性根据，关于这一点，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做了充分的阐述。加尔文教所倡导的那种世俗性的禁欲主义，它所推崇的勤奋节俭的生活态度和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而发财致富的新教伦理，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巨大精神杠杆。

新教的三大主流教派对于西方的精神自由、民族国家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宗教改革打破了天主教一统天下的专制格局，使得信仰成为个人的事情，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与上帝直接沟通，这样就没有必要由一个强有力的教会组织来维护宗教信仰的所谓正统性了。这样一来，就使得现实世界日益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世俗生活和职业劳动也获得了一种神圣性，从而产生了一种与中世纪的唯灵主义和彼岸精神相反的生活态度。由于西方内部的一系列文化变革：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稍晚一些的启蒙运动，再加上北部欧洲的资本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提供了最初的经济动力，地理大发现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海外市场，这一切思想领域和实践领域的变革最终导致了政治领域的革命。从17世纪开始，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政治领域中逐渐取代了封建贵族的统治。在政治变革基本完成之后，又出现了经济领域中的变革高潮，这就是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在完成了文化的、政治的和产业的这三场变革以后，到了18世纪，一个崭新的西方工业文明开始崛起于欧洲西北部。接下来的世界历史，就是西方工业文明如何在不断扩张的过程中，把东方那些传统的农业文明一个一个地从地图上蚕食掉的故事。

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也如同世界上其他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一样，开始面临着来自西方的殖民化威胁。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渗透，早在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华传教时就已经开始，但是大规模的和正面的中西文化碰撞是在鸦片战争以后。鸦片战争不仅打破了中国闭锁了数百年的国门，而且也极大地冲击了中国人夜郎自大、唯我独尊的保守心理。作为对西方文化挑战的第一个回应，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种思想导致了洋务运动的兴起。从恭亲王到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人士，主张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大办实业，开煤矿，建工厂，组建北洋水师，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即后来人们常说的“中体西用”的主张。然而中日甲午海战一役，洋务派按照西方模式组建起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进一步觉悟的中国人发现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器物，而在于制度，于是就有了康梁变法，试图用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取代中国的君主专制。但是百日维新以失败而告终，继而爆发了辛亥革命，主张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来改变中国的专制政体。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的统治，但是革命的果实很快就被袁世凯篡夺，中国不仅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而且社会危机更加深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们经过进一步的反思，最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既不在于器物，也不在于制度，而在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在于国民性，要想富国强民，首先必须对国民性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这样一种反思，这样一种更加深入的认识，就导致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蔚为壮观的一场文化变革运动，这就是五四运动以及与五四运动相伴随的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们认为，中国文化在各方面都不如西方文化，不仅器物不如人，制度不如人，而且道德也不如人，从而提出了彻底批判中国文化，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主张。这种“全盘西化”的思想带有矫枉过正的明显痕迹，但是在当时，它对于中国封建文化的冲击是非常猛烈的。

然而，正当中国的启蒙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时，中国的殖民化程度却在日益加深，特别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亡国亡种的现实威胁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中国人不得不放弃文化上孰优孰劣的争论，同仇敌忾地投身于抗日图存的斗争中。经过十四年抗战和四年内战，随着民族主义意识日益高涨，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中国人承认，西方文化中有很多东西都比中国文化更先进；另一方面，面对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侵略，中国人深切地感受到一种国格上和民族尊严方面的屈辱。这种矛盾心理由于二战后政治意识形态对立和两大阵营对垒的国际格局而进一步加深，以至于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就由盲目崇拜转向了彻底否定。“全盘西化”的价值取向曾一度转变为“全盘苏俄化”，到六十年代初期又由于中苏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而转变为彻底的文化孤立主义，既反“美帝”，又反“苏修”，中国人再一次陷入了明朝中叶以后的闭关锁国、孤芳自赏的封闭心态。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这种自我封闭的状态才被打破，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似乎又重复了一次近代以来先学习西方的器物文化，再学习西方的制度文化，最后学习西方的精神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也再一次受到了“全盘西化”和文化保守主义这两个相互对立的幽灵的撕扯，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艰苦地探寻着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毋庸置疑，中国文化要想发达，要想强盛，必须广泛吸收和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对一些其他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程的研究以及对中国近代以来种种文化变革活动的经验总结，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如果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文化后面走，中国文化永远都只能是一个跑龙套的二流角色。一个民族要想强盛，固然不可夜郎自大，但是同样也不可妄自菲薄，这两种极端都是应该避免的。未来的中国文化，其发展必须首先以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作为基本的思想资源，作为坚实的精神根基。在这个基础上，广泛地吸收西方的各种先进文化，通过“和而不同”的文化互补和融合更新，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使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得以发扬光大、生生不息。

脚注

1 本文为本人2002年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的讲演录音稿，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