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马戏

在我的童年和经历的回忆里，那些在我心上存留得最久的，是和那种观赏好东西的需要和满足有关的。只要在记忆中偶一唤起早年生活的某些情景，我便仿佛又变得年轻，那些旧时的、熟悉的情景涌上心头。试讲一个假日的前夜和清晨；我有一个自由的日子。清晨还是要去教堂，要早起（人必须善于利用假日），接着是在教堂中长久地站立，吃可口的圣饼，冬日的阳光从拱顶射入，照着我们，也照亮了圣壁；在我们周围，人们穿着假日的盛装，高声唱歌；这是一个充满欢乐的日子。为了打起精神来应付摆在前面的刻板的上学时间和夜晚乏味的、连绵不断的日子，那一天的寻欢作乐的假日是必需的。本能要求满足，要求欢乐，要求假日，所以凡是阻扰过假日的人，必然引起大家的愤怒和恶念，凡是有助假日欢快度过的人，便得到亲切的感激和拥抱。

但是在饮茶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向我们宣布，说我们必须去拜访姨母（她是与世间一切姨母同样愚蠢的人），或更糟糕的是，我们的表兄弟们——他们都是我们不喜欢的人——将在早餐后来拜访我们。于是我们呆住了，失魂落魄，不知道应该如何挽回这失去的假日和抵抗这即将来临的灾难。我们感觉到自己的无能为力，觉得受了虐待。饥饿者已经伸出手去取面包了，但面包却被人从他们手中抢去了。疲乏的游泳者早已举起手去抓救生圈了，救生圈偏偏被人抛到了另一个方向。我们这样热切地期待假日的来临，却眼看假日被人从手中夺去，把它变成暗淡的周日了。我们怎么能够延挨得到下一个假日呢？但是如果白天虚度了，却还可以把希望寄托在夜晚呀。谁知道呢，也许父亲比任何人更了解我们的要求，已经买了马戏票，或舞剧票，或至少是歌剧票，或最起码买了话剧票。戏票是由管家办理的。我们打听他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已经出去了吗？到什么地方去的呢？向右走的呢，还是向左走的呢？车夫是否已经得了命令，把那几匹大马留着夜晚使用？如果他们已经得到命令，这是好兆头。这表示那一辆时常载着我们孩子们去戏院的四座大马车已经准备使用了。但如果那几匹大马已经在白天使用过了，一切希望就完全落空了。势必既没马戏，也没别的戏可看了。

但管家已经回来了。他早已在父亲的书房里，他交给父亲一件从皮夹里取出来的东西。他给他的是什么东西呀？是红色的戏票，还是黄色的纸片？我们窥伺着直到父亲走出了书房。于是我们慌张地跑到他的书桌前面。我们只见到一些乏味的商业单据——没有别的东西。我们的心苦闷了。世界变得乏味了。但如果我们发现一张红色的或黄色的硬纸，我们的心便会跳得自己都能听到，在我们周围就有了欢乐。于是姨母和表兄弟们也不像以前那样惹人讨厌了。对父亲的感激使我们愿意给他百倍的酬报。我们向姨母请安，向表兄弟们问候，一切为了使父亲在晚间进餐时说：

“今天孩子们对姨母非常亲热，所以很可能我会给他们一点小好处，或许还是大好处。你们猜是什么？”

于是我们兴奋得涨红脸，食物噎在喉头，等待下文。

父亲不声不响地将手插入旁边的衣袋，从容地在袋中摸索，但没拿出什么来。我们等不下去了，就站起来，走到他身边，围着他，搜索他的皮夹，我们的女教师便会厉声地斥责：

“听着，告诉过你们，吃饭的时候不要离开桌子。”(1)

这当儿父亲把手伸进另一个衣袋，取出另一个皮夹，打开来，依然一无所有。然后又从容地取出一个皮夹，但仍是一无所有。他不慌不忙地一个个翻开衣袋，都什么也没有。

“我丢了。”他惊叫着，表演得非常自然。

我们的脸色发白，腿脚乏力。我们回到原位坐下来。我们想从兄弟们和亲友们的眼色中明了是否他们以为父亲不过是在开玩笑。但他却早已从坎肩的衣袋里取出一件东西，狡猾地对我们笑着，说：

“在这里呢。我找着了。”将红色的戏票高举在头顶上摇晃。

这时候世间一切女教师都约束不住我们了。我们猛地一跳，离开食桌，跳舞、顿足，将餐巾迎空挥舞，推开女教师，拥抱父亲，吊在他颈子上，吻他，此刻我们多么亲切地爱他呀！但就在这一刻，我们心里又产生了新的忧虑。我们会迟到！我们吃东西顾不到细嚼，巴不得快吃完饭，等到吃完饭，我们便奔入育儿室，脱下家常衣服，郑重其事地穿上最好的衣服。然后我们坐着，等候，自寻烦恼，盼望父亲不致迟延。仿佛折磨我们似的，他总爱在空无一人的餐室中喝饭后咖啡时瞌睡片刻。我们怎样弄醒他？我们走过餐室顿足，将重东西落在地上，或高声喊叫，假装不知道他在内。但父亲是一个酣睡的人。

“我们迟了！我们迟了！”我们全体都骚动了，每分钟跑去望一下那只大钟。我们多么想停止那钟摆呀！

“我们赶不上前奏曲了！”我们沮丧地说。

错过马戏的前奏曲！这岂非重大损失？

“已经七点钟了！”我们惊叫，“等父亲醒来，穿衣、刮脸，至少是七点二十分了。到戏院的路程至少要十五分钟。那便是七点三十五分。”我们知道我们不仅听不到前奏曲，就连第一个节目也看不到了。年轻的西尼塞里表演他的“飞身上马”我们也看不到了。我们多么羡慕他呀。十分钟过去了，此刻我们不得不担心节目单上最重要的节目之一——莫莱诺、马里阿尼和君瑞第这些音乐丑角发笑的登场了。这是很大的损失。我们必须设法挽救这个夜晚。于是我们走到母亲房门口唉声叹气。此刻我们觉得她比父亲仁慈得多。我们唉声叹气，她明了我们的策略，便去唤醒父亲。

“如果你想扫孩子们的兴，你就扫他们的兴好啰，可别使他们失望，”她唤醒父亲，向他说，“你自己愿意的呀，乔治·当丹！是该去的时候了。”(2)

父亲站起，欠身，吻母亲，睡眼惺忪地准备了。我们像出膛的枪弹般飞奔下楼，吩咐备车，恳求车夫亚历克谢尽力驱驰。我们坐在大马车里，摇摆着双足；我们有着车辆行走的轻微幻觉。大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人出人进，却不见父亲。我们心中对他产生了一种恶感；以前的感激的心情已经一点不剩。最后他出来，坐上车。车轮碾着雪，缓缓行驶，弹簧嘎吱作响。我们焦躁地将身子从座上往前耸动，为的是增加车速。车窗的玻璃完全点缀着严霜所冻结的精工描绘——向外张望，一无所见。为了想明了是否路途还很遥远，我们在玻璃上呵气成圈，向外窥探到了哪儿。忽然，车意外地停了。我们到了！不仅第二个节目已过，就连第三个节目也演过了。但所幸我们喜爱的莫莱诺、马里阿尼和尹瑞第还没登场。她也还没上场。我们的包厢靠近演员的上场口。那好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舞台两侧的动静，看见这些莫测高深的奇人的私生活，他们终日生活在死亡与危险中，却仿佛怡然自得。他们在上场以前能不慌张吗？每次都可能成为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刹那。但他们却安详地谈生活琐事，谈金钱和晚餐。他们是英雄！

乐队奏出一支流行的波尔卡舞曲。此刻应该是她上场了。节目单上刊得明白。她的舞伴表演披巾舞，而艾尔维拉将骑在马上出场。此刻她出现了。我的友人都知道我的秘密。这是我的节目，她是我的恋人，所以一切优先权都属于我——最好的望远镜，最好的座位，友人们的庆贺。的确，今晚她很漂亮。表演完毕，艾尔维拉出台谢幕，经过我身旁，相隔只两步以内。她离我这么近，使我动心了。我要做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我便从厢座中跃出，吻她的裙边，又急忙归座。我像已经被判死刑的人那样坐着，不敢动弹，想哭。我的友人赞扬我的举动，我的父亲却坐在我背后笑。

“恭贺你，”他戏弄说，“我知道你订婚了。什么时候结婚呢？”

最后一个最乏味的节目《马上四组舞》是全体合演的。这一晚以后，便是周日，连绵的暗淡寡欢的日子，下星期日已经没有希望再来。因为母亲不愿父亲时常带我们外出。但是马戏场呀——马戏场是世上最好的地方。

为求延长目前的这种满足，使自己能尽量长久地生活在愉快的回忆中，我便和一个友人订了一个秘密的约会。

“你一定要来。你不能失约呀。”

“什么事呀？”

“你来了就会知道的。这是很重要的事。”

第二天，友人应约而来；我们俩躲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我把我的重要秘密告诉了他。我决心等待长成到相当年龄，便出任马戏导演。为表示矢志不渝起见，这种决心必须宣誓。我们从壁龛里取了一个圣像，我便庄严地宣誓，我宣称，除充任马戏导演外，决不从事其他职业。于是我们商讨我的马戏班的未来节目。我们开列了所知道的最好骑师、丑角和赛马员的名字，组成未来团体的班底。

在我的马戏班正式开幕以前，我们决定举行一次不公开的家庭表演，作为练习。由我的兄弟姐妹和友人充当团员，分任角色，决定节目单内容。

“一匹训练纯熟的、不戴马具的马——我当导演和训练师，你当马。接着我便演赤发丑角，你便铺开地毯。接着是音乐丑角登场。”

我既然当导演，便选最好的角色，其他的人都必须把角色让给我，因为我是曾经宣誓过的职业导演，是除马戏导演外绝无其他意念的人，仿佛剃度的僧人断绝尘缘一般。演出决定在本星期日举行，因为本星期日我们没希望去看真的马戏，连舞剧都无望；更不必提意大利歌剧。简直不必提。但是如果星期日绝无娱乐的指望，那么冗长的令人厌倦的学校日便很难度过。于是每天课余之暇，我们便很忙碌。首先我们必须印制戏票和货币。然后设置售票处——即在门口张一方布单，留一个狭小的入口，近处我们安置了守卫，在开演那天终日守着。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一间真实的售票房，较之任何设备更能有益于创造一个真马戏场的幻觉。必须花些时间和精力在服装和那些糊了薄纸的环上，跳披巾舞时，我们必须纵身跃入那个环，此外还有那些绳索、棍棒，是作为那些训练有素的马跳跃时的栏障。然后便是音乐。那是演出中最重要的部分。恼人的是我的大哥，他是惟一能担任乐队工作的人，但却很懒惰，漫不经心，不守纪律。他不重视手头的工作，天知道演出时他会做出什么事来。他会在演奏中途，突然当着观众，卧倒在客厅中央的地板上，跷起两腿，大声吼叫：

“我不干了！”

末了，如果我们给他一块巧克力糖，他便又会干起来了。但演出却已被他的愚蠢行为所破坏；一切真实感已经消失。而真实感是最重要的。必须相信这一切都是严肃的，必须相信这是真的。否则，便毫无趣味了。

观众人数很少。而且时常是相同的。男女教师、姐妹兄弟、女仆和她们的亲属。但世间最劣等的剧院和最蹩脚的演员也有他们的崇拜者。这些崇拜者确信只有他们才能赏识他们所爱的演员被埋没了的才能，其他一切人是不足以言鉴赏的，或因嫉才与阴谋而不肯承认他们的才能。因此我们也有自己的崇拜者，他们关心我们的历次演出，莅场观赏，主要是为了图他们自己的满足，并非为了使我们满足。其中最热心的一位是我父亲的老年记账员，因为他关心，所以我们给他一个最好的座位，这使他眉飞色舞。

为了支持售票处的门面，我们的许多家庭观众终日川流不息地前来购票，说是票子买去以后，遗失了，前来票房挂失，这样便必有一番解释。而导演，就是我，终于被请出场，作最后裁断。我停下工作出来，到售票处，核准或拒绝观众进场。至于优待赠券，是以连号戏票装订成册，票上印有“康斯坦佐·阿列克谢耶夫马戏班”字样。

开演那天，我们在开幕前很久便化好妆，穿好衣服。外衣和坎肩是用针缝扣的，当作夜礼服。丑角的服装是把一件长睡衣齐膝以下缝成裤腿，制成一条宽腿裤。父亲的旧高顶帽是指定给导演和驯马师戴的，丑角的帽子是纸做的。裤腿高卷到膝头的裤子，则代表走绳索者的紧身裤。脸用香粉和脂油涂白，面颊和嘴唇都涂了红莓汁，煤屑用来画眉毛和丑角面颊上的三角形。表演开始时情况良好，但往往以我大哥的出丑收场。丑行发生后，我的友人和我便动手打他，他便边吼边逃，吼声震撼全宅。等这不愉快的事件告一结束，我们回到客厅，观众却早已散去，表演就此中断。心头留下了一抹辛酸，而明天起，就要面临可怕的学校生活那一周沉闷的白昼、黄昏与夜晚。于是我们又创造下一个星期日的光明前景，因为如果没有这前景，我们觉得难于度过这一星期。我们盼望因为上星期日没有娱乐，本星期日可能去看马戏，可能去剧院。

星期日到了，白天又是烦闷和纷纷猜测，晚餐时又得到欢快。这一次是到剧院去。这和到马戏场去是迥然不同的。到剧院去是更为严肃的事。由母亲领队出发。我们洗过脸，穿上丝质俄罗斯式衬衣、丝绒裤、羊皮靴。洁白的手套戴上了我们的手，于是一道严厉的命令发布下来，要我们从剧院回家时，手套必须保持洁白，不可像往常那样变为漆黑。于是整晚我们走路的时候，伸直五指，使手掌远离身子，免得手套弄脏。但是我们又不由得时常忘记，手里抓一块巧克力，或把一张油墨未干的黑色大字节目单揉成一团，或者看戏看得出神与兴奋时，手抚摸肮脏的丝绒栏杆，结果手套即刻沾染黑斑，变成深灰色。

母亲穿着出门的服装，非常美丽。我喜欢坐在她的房中，看她梳头。这一次是连仆役的子女都带去的。一辆马车坐不下，好几辆车首尾相接，很像去郊外野餐似的。我们携带了一块特制的木板。把木板放在相离很远的两张椅子上，木板上放着大约八个小孩，很像麻雀蹲在篱笆上。

包厢的后部坐着保姆、女教师和女仆。包厢入口处，母亲安放着点心，准备休息时吃的，有装在特制的水瓶中带来、专给小孩准备的茶水。在剧院中，熟识的人来拜访母亲，也来看望我们。母亲为我们逐一介绍，但在大剧院的金碧辉煌中，我们什么也没有看清。当时用以照明剧场的煤气灯的气味时常对我发生魔术般的影响。这种气息连同我对剧场的观念、从剧场获得的愉快，使我眩晕，引起我强烈的激动。

庞大的观众席，楼上楼下的观众，开幕时暂且停止、到休息时又起的嘈杂的人声，当时还不避忌观众的乐器的调音声，灯光渐暗的剧场，乐队的起音，幕升起，人在上面如同侏儒的高大舞台，机关布景，火焰，画布绘成的骇浪惊涛的海，破损的道具船，好几十只大小不等的喷泉，在舞台海底游动的鱼与鲸，被掳的舞剧中的女主人公向可怖的海盗央求释放，使我看了脸通红、发白，流汗、哭泣和冷颤。我爱这种舞剧，这种童话，这种奇异的荒唐故事。舞台上的变化、爆炸、地震，也都好看。音乐猛然高扬，什么东西爆炸了，掉下来。这可以和马戏媲美。舞剧中最可厌和累赘的，我想，就是舞。舞伶往往在起舞时摆一个姿势，而我却不爱看。这些舞伶没有一个能和马戏班中我的艾尔维拉相比。

但是也有例外。当时那位领衔的舞伶是我们的一位好友，是我父亲的友人之妻。当我想到我和一位大剧院的名伶、两千观众注意中心的人物相识这一事实时，我深感光荣。我能和她谈话，能够同坐在一个房间里，所有其他的人却只能远远地看她。谁能知道她谈话时的声音是怎样的；只有我知道。谁能知道她怎样生活的，她有一个怎样的丈夫，怎样的子女；只有我知道。而此刻观众都以为她是魔宫仙女，舞剧的女主人公，其他什么都不知道了，只有我认识她。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她的舞蹈赞赏的原因。在全体合演的节目中，我忙于寻觅另一个友人，我的舞蹈教师。我常常觉得惊奇，凡我们所要求他表演的一切不同的舞蹈动作，他怎么会从不忘记。休息时我便欣喜若狂，在长廊中、大厅中和休息室中往来奔跑，这些建筑物的音响设备使我的沉重的脚步声从屋顶发出回音。

有时周日，我们举行即兴舞剧表演。但这是被认为不值得耗费星期日来这样做的。星期日是全部属于马戏的。我们的女教师是舞剧的同时又是乐队的教师。我们合着她的歌声表演和跳舞。这舞剧名为《水中女神与渔夫》，但我不喜欢这个戏。剧中要求表演爱情，要求与人接吻，我却怕羞。我所向往的是杀人、救美、被判刑、赦免。但主要的困难在于，这剧中有几段莫名其妙的舞，这是我们向舞蹈教师学来的。这便沾染了课堂的味道，使我厌恶。

经历了许多艰苦以后，我的友人和我明白，和业余演员——当时我们这样称我的兄弟姐妹，以及除我们两人以外的所有人——继续合作，无论是马戏，还是舞剧都已势所不能了。再则，在现有的设备下，剧场的最重要部分，即布景、灯光效果、机关布景、海、火焰和风雨等完全没有。试问：在一间一无所有的客厅中，利用被单、毯子及厅中现存的棕榈和花朵如何能表现这一切？于是决定改用纸板制作的演员以代替真演员，着手建立一所有布景、特效和一切舞台用具的木偶剧场。这也能使我们有售票的机会。

“我希望你明了，这并非背叛马戏，”我以未来马戏班导演的资格向我的友人说，“这是实在迫不得已啊。”

但是木偶戏需要经费。我们需要一张大桌子，安放在宽阔的通道上，在这张大桌子的上部和下部，也就是木偶戏舞台的台上和台下的那些空隙都必须用布单遮掩起来。这样，观众坐在一间房内，这间房便算是观众席，以通道和与这间房相连的另一间房算作舞台和舞台的一切附属部分。我们——我们这些艺术家、舞台设计、舞台监督和一切舞台效果的发明家——就在这间房中工作。我的大哥也加入了我们一伙；他是一位卓越的绘图员和优秀的舞台效果发明家。他的帮助是重要的，因为他有一笔款子，而我们的事业正需要资本。一位制作家具的木匠，他是我家的雇工，我从小就认识他，他怜悯我们，应允为我们制作一张大桌，由我们分期付款。

“圣诞节就到了，紧接着就是复活节，”我们说服他，“我们到那时候才能有钱，那时候付给你。”

桌子还在制作中，我们便动工绘制布景。开始我们将布景画在卷纸上，很快卷纸就破损和折皱了，但我们并不灰心，因为我们想，将来等我们发了财（因为我们的票价定为十戈比），我们就购买纸板，把卷纸裱糊在纸板上。我们并未向父母要钱。因为我们料想他们一定不赞成我们这么做，并认为我们会荒废学业的。自从我们开始感觉到自己是新剧场的经理和导演，而这剧场又是按照我们理想的计划建造的那时候起，我们的生活便充实了。每时每刻都有事情可想，有许多工作要做。在我们的实施中惟一的障碍，便是读书——读书、教员和女教师。在书桌的抽屉内，经常藏着一些舞台作业，一个待画和待装扮的木偶、一块布景、一丛灌木、一棵树，或是一些新戏的计划和草图。桌面上摆着书籍，而桌肚里经常是布景。只待女教师或教员出外片刻，布景就拿到桌面上，用书籍盖住，或夹在书里。教员一回课堂——我们就翻过一页书，他便什么也看不见了。在书籍和习字帖的空白上，经常有布景的图样。没有人能猜出那是布景，还是几何图画。

我们演过许多戏，或许只能说是许多幕戏。我们时常选灾祸性质的戏来演，例如，《海盗船》剧中的一幕，那一幕中必须有一片海洋，白昼风平浪静，夜间骇浪惊涛，海中一艘船在沉没，英雄们泅水逃生。这时出现了灯塔，使人们免于灭顶之灾，月亮升起，祈祷，天明。或者从《唐璜》中选一场，表现石将军的出场，唐璜落入地狱，火从机关门内冒出，房屋被焚毁，舞台变作火焰地狱，其中火和烟是主要的角色。布景几次着火，更换新景。我们演了一个舞剧，名叫《罗勃特与贝特兰》，表现两个贼夜间越狱，爬进平民家的窗子。这几次演出，票价虽高，但都早已售空。观众很多，有的人鼓励我们，其余的人只是娱乐而已。

我们忠实的崇拜者——那位老年记账员尽其所能，为我们的新剧场宣传。他领着他的全家和他的友人莅临观剧。现在我们已无须为售票处找事做了。那里已经够忙的了，而后台工作则更繁忙。售票处在开演前的当天傍晚才开张。有一次因为观众非常拥挤，我们不得不迁入一间大房，但演出艺术上却因此大受损害，我们因贪钱受到了惩罚。

于是我们决定，如果我们想致力于艺术，必须断绝金钱欲望。

自此以后，即使没有真马戏看，或者不能去剧院，我们也能欢度星期日了。但是如果有人要我们在马戏场和剧场两者之间决定取舍，那么我们是宁愿舍弃马戏场，而取剧场的。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对马戏变了心，而是因为我们的木偶剧场需要我们到剧场去观摩演出，去学习，为我们的创作吸收新素材。我们固然已经是一个很小剧场的舞台监督和导演，但是即使是大剧场，也往往喜欢模仿别人呀。

两堂课中间的休息散步时间，也有了重大的意义。在剧场创立以前，我们去到库慈纳斯基桥买马戏演员的相片，搜集我们收藏中所缺乏的东西。但在剧场创立以后，就需要布景和木偶剧场的各种材料。此刻我们已不像以前那样懒于走路了。我们购买各种画片、风景和服装的书籍，给我们剧场的布景和人物当素材。这是迅速增加的藏书的第一批书籍。

也许重现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这种需求正在我们的血液中沸腾吧。例如，由于普遍兵役制的实行，我们也集合熟识的儿童，组织了一支军队。甚至还组织了两支军队。一队由我的大哥率领，我率领另一队。两队的总司令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他发命令，许多十岁左右的儿童从附近各村镇前来集合。一切都依照规矩执行。开始人人一律平等。所有人都是士兵，司令一人，由他训练各级士官。

受训中有激烈的竞赛。每个人都愿意探求军事的奥秘，成为一个军官。较聪明的儿童更表现为强有力的竞争者。在初期军事术科的成绩上，他们比我们强。但当科目增多，而且规定士兵必须有写读能力，我的大哥和我奉命来教同学，从那时候起，我们就超越了我们的友人，受职为下士，不久晋升为军官。

我们是在规定演习的那天晋升为军官的，我们奉命率领分成两个的支队。演习开始前，当全体官兵紧密排列，战战兢兢等待战斗的时候，远处传来猎人的号角声，这声音很能使人想起军号。一个骑者，他是我们一位邻人的宾客，飞驰到了操场。他穿着很奇异的服装，白色的衣裙长及膝盖，显然被当作波斯人的装束。他翻身落马，以东方人的方式向总司令敬礼，以他的元首的名字向我们道贺，对我们说，波斯国王和他的侍臣即将御驾亲临。过了一忽儿，我们便看到远处有一个行列，他们都穿着白色的浴衣，毛巾缠头，腰系红带。其中有一个人穿着华贵的布哈拉袍（是从丝绸与帏幔商、我表兄弟家的古物库中借来的）。波斯国王却穿着很富丽的东方长袍，缠着真正的东方头巾，手拿从那古董库里借来的奇异的武器。他骑一匹白色老马，那是我们家的马，虽然多年未曾使用，却还没失去雄姿。在国王的头顶上面，撑着一把豪华的伞，装饰着流苏、穗子和镂金的天鹅绒。

在将要进行检阅的操场前面的平台上，忽然魔术般的出现了一张宝座，上面铺着东方的毡毯和饰物。从操场通往平台的台阶上也铺了地毯。旗帜不知从哪儿飞来，即刻插在平台上了。

国王不愿意步行，因为他觉得步行是卑贱的事。他被恭敬地扶下马来，请上平台，纳入宝座。我们认出他是我们的表兄，日后任莫斯科市长。他的侍臣环立左右。

检阅开始，我们受检阅。国王向我们叫嚷着可怕而听不懂的话，那是在说波斯语。侍臣们不知怎么唱起歌来，躬身下拜，围绕着国王巡行。我的大哥和我，以及所有的儿童都为这隆重的仪式所感动。

检阅以后就是演习。我们听取指示：两支敌军的位置，我们的战略问题。然后我们便各就各位。于是包围、埋伏、反攻，以至正式交锋等一连串的行动开始了。为这庄重的情景所激动，我们开始作战。已经有了牺牲——一个人眼部青肿。但是……正当作战紧张之际，我的母亲忽然奔来两军阵前。她剧烈地挥动阳伞，推开两军，向我们狂呼，那情形是如此严重，所以战火忽然停止了。两军既同告败北，她便开口骂我们和较我们年长的人。没有一个人能逃避她的责骂。那波斯国王也便离了宝座，紧接着母亲责骂我们。

“对波斯宣战！”一个孩子高叫。于是两军即刻整好阵容，合为一军，向波斯国王冲锋。他纵声狂吼，我们也吼。他反身奔逃，我们跟踪追击。最后我们追到他，把他擒获，围住他、掐他。这时候国王又狂吼，但那已经不是玩笑了。他严肃地吼叫，是由于疼得厉害。但是我的母亲又拿着阳伞从远方前来，于是联军就仓皇退却了。

依据当时宗法制习惯，我们是以延请教师来家受启蒙教育的。我们的父母不惜重资，为我们从莫斯科延聘最优秀的教师。从清晨到深夜，一个教师接替一个教师给我们上课。课间休息时，我们便从事击剑、舞蹈、溜冰和其他体育活动。我的姐妹们有俄语、法语和德语教师，他们也教我们男生。此外，我们男生有一位年老而卓越的教育家，名叫文森，瑞士人，是一个全才的运动员、体育家、击剑师和骑师。这个人以其完美的人格，在我们和百年来家塾教育的成见所作的斗争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他请求我们父母准许我们进中学读书，但是我的母亲对我们过分溺爱，她简直不能想象这种可怕的事情。在她以为，那些野孩子们，或者是守门人的儿子，一定强壮、残忍，他们会打我们，她往往以为我们是娇柔无力的天使。她想象学校的教员会常常把我们关进禁闭室，到头来，我们就会变成顽童，忘记了一切以前所知道的良好习惯。她觉得中学校的卫生条件很差。我们一定会被传染疾病，带病回家，全家人立刻成为病人，或患猩红热，或患伤寒，或患麻疹。她预言整个宅第会成为一所病院。

当时政府颁布了普遍兵役制。只有教育界可以免役。不久制度又经改革，使教育界获得了非常显要的地位。生活迫使我的父母屈服，当我十三岁时，我被带去应莫斯科一家中学校的第三班的入学考试。我的保姆用一个小口袋装了从阿托斯山取来的圣土，挂在我的颈上，我的母亲和姐姐为我挂了许多神像，指望上帝赐予我足以通过这千钧一发的关口的智慧。依赖托人情，我没有进第三班，居然进了第一班。我写论文的时候十分用心，又因为根本没有写文章的能力，就使劲拉扯我胸前的钮扣，以致胸前挂着的小口袋破了一个小洞，圣土撒出来了。

当时我的身材几乎已有现在这般高了。我的同班同学仿佛命运安排来捉弄我似的，偏偏多半长得矮小。这样一对照很明显，因此凡参观本班的人，注意力都集中在我身上。不论是校长视察，或是学监——我预先知道会叫我背诵的。我越想把自己装矮，情形便越坏。因此我养成了紧缩两肩成驼背状的习惯。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学校里风行古文。有许多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教师和教授，从波希米亚来的特别多，他们来到俄国的各个学校，想强迫我们吞咽枯燥乏味的知识。但是不久他们便明了，俄罗斯的衣服是不能缝成外国式样的。我们记不住，我们没有足够的耐性。我们必须了解所教课程的内容，然后才能融会贯通。一个俄国学生是不能枯坐五小时的。他需要消磨过剩精力，发泄脾气。他必须淘气，外国教师带来的严格军事纪律，反而使我们不服管束，而且使我们觉得受了虐待。

正像我们的父母那样，我们也爱上了恶作剧。我们的恶作剧往往是残忍的。我们的庄园离莫斯科约二十俄里，坐落在一个避暑住宅区的中心。避暑的居民的船无论是上行或下行，必经我们的窗前，使我们觉得仿佛迁居到了一条行经我们庄园，甚至贯穿我们家的公路上。我们决定吓走这些不速之客。我们就这样做了：买了一个牛尿泡，上面安了一副假发套，在正面部位上画了眼、鼻、口和耳，使这尿泡活像一个溺死的人的黄肿的脸。我们系了一条长绳在尿泡上，绳的两端又分系在两个哑铃的执手处；我们把一个哑铃沉入河中央，另一个哑铃放置在岸上。把绳拉紧，我们便把尿泡沉入河底，把绳的一端系在灌木丛里，我们也藏身在那里。只要解开绳索，尿泡就会浮出水面，仿佛奇异罕见的鬼怪。我们等候避暑的人顺流而下。当他们的船驶近足够的距离时，一个毛发蓬松的鬼怪忽然浮出水面，又忽然隐去。效果是不可思议的。我至今还觉得奇怪，那些过往的船虽然其中的乘客每每惊慌躲避到船的一边，却从来没有发生过倾覆的事。但是我们也确实很谨慎，只以大船做实验。在几次这样的显灵之后，邻居就流传着神怪的谣言。每一个传布谣言的人为了增强效果，又不免把所发生的事情渲染一番。有的说是看见一条鲨鱼从里海出行，经过伏尔加河和它的支流，停在我们的庄园里。他们劝别人不要在河中游泳，因为鲨鱼会吃人，而且不要到河里划船，因为鲨鱼时时用尾巴扫翻船只，鱼尾巴的力量是很大的。又有人说，这是邻村一个小商人的鬼魂，他不久以前溺死在河里，尸身至今还没捞起，死者因为不得安葬，所以用他的惨相来唤醒纯真的基督徒。在我们的家庭教堂里举行了超度亡魂的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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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为法语。

(2)　法国剧作家莫里哀（1622—1673）创作的喜剧《乔治·当丹》中的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