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派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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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旧派小说，和海派文化的兴起有关。木心说：
海派是大的，是上海的都市性格，先地灵而人杰，后人杰而地灵；上海是暴起的，早熟的，英气勃勃的，其俊爽豪迈可与世界各大都会格争雄长；但上海所缺的是一无文化渊源，二无上流社会，故在诱胁之下，嗒然面颜尽失，再回头，历史契机骎骎而过。
这感叹，也道出那里文化的特色，留下一道历史的影子。晚清的上海，市民化阅读的趣味出现，到了民国初，言情小说、武侠作品与市井故事纷纷登台。一部分士大夫的写作从象牙塔进入现实，在明清小说的基础上，更为贴近生活，出现了诸多有趣的作家。一时繁荣的报刊，催促了许多作品，大众阅读心理与文人雅好彼此融合，文学的样式也暗自发生着变化。最受欢迎的是言情小说，从故事里映现现实的畸形生活，有特别的审美情调在。
刊登这些旧派小说的报刊很多。杂志主要有《小说时报》《小说月报》《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世界》《妇女时报》《自由杂志》《游戏杂志》《香艳小品》《小说丛报》《中华小说界》《眉语》《繁华杂志》《小说海》《小说新报》《小说大观》等。言情的、警世的、武侠的、写实的作品林林总总，呈一时繁华之状。
言情小说的格调不一，有的以猎奇去引诱读者的好奇心，有的还带着旧式文人的梦想，价值观与审美观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描写都市情感一直是市民小说的一部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九尾龟》《海上繁华梦》《海天鸿雪记》等。这些作品带着晚清文人的趣味，夹杂市井里的恩怨，以猎奇的眼光审视人间，不拒俗音，又多煽情，与旧道德略有反对，却又甚乏朗健之色，社会病态与文体病态多少存在一二。其中《九尾龟》影响较大，透出那时候的世道人心。小说作者是漱六山房，延续了明清小说的特点，在上海拥有相当的读者，市民作家的精神走向也于此流露一二。
《九尾龟》呈现的是上海及江浙嫖客与妓院生活。主人公章秋谷往来堂倌、商贾之间。小说通过章秋谷的经历写尽嫖界江湖恩仇，男女之情背后的世俗生活一一被还原出来。
书中妓女多非好人。林氏女子骗了邱八两万余金，嫁于邱氏，后返回上海，继续营生。王云生与妓女双林设局，诈骗章秋谷，欲引秋谷上钩，被识破。故事跌宕起伏，有《水浒传》的余音，只是阴气过浓，不得赏心悦目也。
小说写世道人心，眼光敏锐，且逼真形象。书中妓女说话，多为苏白，上海话也栩栩如生。书中透出江南商贾与闲人世界的隐秘，中国社会的生态也历历在目。儒家道德已经式微，唯有兵法气与江湖气流荡于此，可谓陷阱深矣。此书既有吊读者胃口的审美用意，也含世间诸理。嫖界哲学，在书中不时流露。
如章秋谷说：
青楼妓女，朝张暮李，送旧迎新，他做的就是这行生意，叫他拿出什么情义来？古人欲于青楼中觅情种，已是大谬不然；你更要在上海倌人之内寻起情种来，岂非更是谬中之谬？那古来的霍王小女、杜氏名娼，都是千载一时可遇而不可求的。你道现在上海倌人之内，千千万万可寻得出这样一个么？
又说：
上海地方要做一个倌人，也要有嫖界中的资格，我就把嫖界的资格与你讲个明白。大凡古来妓女所重者，第一是银钱，第二是相貌，第三是才情。如今却又改了一番局，换了一派情形。近来上海倌人，第一是喜欢功架，第二才算着银钱，那相貌倒要算在第三。至于“才情”两字，不消说起是挂在飘底的了。什么叫做功架呢？这“功架”二字，就如人的功夫架子一般，总要行为豪爽，举止大方，谈吐从容，衫裳倜傥，这是功架的外场，倌人做了这种客人，就是不甚用钱，场面上也十分光彩……客人们有了这一身功架，倌人就有通天本事，也无可如何。总之，以我之假，应彼之假，我利彼钝，我逸彼劳，这方是老于嫖界的资格。
作者写青楼里外的故事，亦有警世醒人之处，非都是卖弄情欲之思。只是贴在地面上，顺着人欲而点染是非，不见曹雪芹高高朗照的光泽，不免流于琐事与江湖之态，精神乃世俗文人的微光，不能给人清爽高远的感觉，迎合大众的笔触多多，独立神思之处甚少，让人止于世俗而非超迈之思，则不免小家之气。
《九尾龟》写才子气与脂粉气，都有特点。倌人悲惨命运亦历历在目。水性杨花，无贾宝玉之哲思，却带《红楼梦》式的缠绵；无林黛玉之高雅，然有死寂中的惆怅。四十四回主人公章秋谷所作《懊恼记》系才子式的缠绵：
琵琶沦落，商妇工愁，小玉多情，十郎薄幸。所以情天不老，韩寿圆割臂之盟；密约难忘，徐令合惊闺之境。彩鸾已嫁，嗟绿叶之成阴；飞燕重来，笑花枝之独照。未还珠于合浦，先种玉于蓝田；扬州杜牧之狂，太白西川之痛。桃花易老，银汉难通，此《懊恼记》之所由作也。
小说写男女之爱，多在感官的层面，不禁显得俗气扰扰。而笔触细腻，有浓厚的风情与现场感，则亦引人的原因所在。从《九尾龟》的风行一时，也能够看出那时候的江南市井的味道，以及大众的诸多格调。作为一本社会形态的读本，此书提供的素材，也有几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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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小说家吴趼人颇引人注意，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鲁迅说：“相传吴沃尧性强毅，不欲下于人，遂坎坷没世，故其言殊慨然。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他的作品很多，其中言情之作《恨海》《劫余灰》《情变》很是有名。这些作品在上海读者那里，是一代的记忆，阅世之深也成就了文字的内蕴之美。
《恨海》写庚子事变后普通家庭的离乱生活，下笔从容老到，写实笔法颇深。北京四合院中，陈氏兄弟伯和与仲蔼，分别与同院的女孩棣华、娟娟订婚。义和团进京后，天下大乱，青年伯和带了家人李富，同了白氏母女驱车逃难。弟弟仲蔼暂时留在家中照顾父母。伯和与棣华及棣华之母白氏后来不幸走散。伯和寻人不见，多遇艰辛，而白氏母女一路则困苦交加，受难种种。棣华照顾老母，万千辛苦于身。伯和乃一善良青年，离散之后，四处寻找亲人无果。其间遇到义和团与洋鬼子无数，险境重重。小说写到义和团的杀戮，其笔调凄惨至极：
是夜，忽然听得远近一片喧嚷之声，火光冲天而起。仲蔼忍不住，便外出打探，只见街上往来的，没有一个不是义和团，挤拥不堪，口中乱嚷：“烧教堂！烧使馆！杀二毛子！杀二毛子！”走到前门大街，望见火光还在西面，不敢走远，便自退回。及至来到家中，只见重门洞开心中大疑。连忙进去看时，这一惊非同小可……只见满地血迹，父母俱被杀死。这一惊非同小可：直吓到魂飞天外，魄散九州，仰面一跤跌到在地，便昏了过去。可怜又没人灌救，歇了半晌，自行苏醒，不觉放声大哭。哭过一会儿，要叫家人时，却没有人答应。自己出来里外一看，所用的一名车夫、两名家人，都已不知去向。南边带来的一个家人，也被杀死在后院里。寻到厨房，只见一个老妈子，慌作一团，躲在柴堆里。仲蔼叫她起来时，她还在那里发抖。抖过了好一会儿，方能说话，说道：“一班义和团，不知怎的，打开大门进来，问老爷是哪里人，老爷说他是广东人。他说全是二毛子，便杀了。太太哭喊时，也被杀了。两个二爷和那车夫，都缠了红头，跟那义和团去了。 ”
这里有作者对义和团的基本态度，文人对那场运动的看法清晰而明确。小说写这场灾难给普通人的冲击，触目惊心。远在山东的棣华困苦交加，割股为母疗病，不幸老母命丧黄泉。后老父鹤亭赶来，遂往上海。不久打听到伯和消息，原来在天津得了财物，至上海后又染上嫖瘾，且吸上鸦片，后不治身亡。棣华遂剃度出家。伯和弟弟仲蔼的未婚妻娟娟后来成为妓女，相逢已不得相识了。小说结尾道：
仲蔼拿自己和哥哥比较，又拿嫂嫂和娟娟比较，觉得造物弄人，未免太甚；浮沉尘海，终无慰情之日！想到此处，万念皆灰，即定日运了父母兄长灵柩，回广东安葬。把挣来万金，分散贫乏亲友。披发入山，不知所终。
作者是忧世很深的人，从故事里暗示国民可怜的存在空间，对现实的忧虑和对生民的爱怜，是颇为感人的。作品对女性的描写多有怜悯，把守节作为美德，审美观打上浓厚的东方古国精神的烙印。
《劫余灰》是吴趼人另一部有力度的作品。陈公孺之子陈耕伯在省城读书，成绩甚好。父母撮合，与朱小翁之女婉贞订婚。 朱小翁弟弟仲晦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把刚参加科考的陈耕伯骗至香港，又发至美国做劳工，在烟园做苦役。陈耕伯后逃至新加坡，在工厂打杂，做过家教。在域外娶妻生子。而婉贞也流落异乡，被逼做妓女，逃之，曾翻船落水，被官船中人救起，不幸又遇逼婚，拒婚后被打昏死。人以为婉贞已死，便匆匆入土。不料她苏醒过来，逃到尼姑庵。经过努力，返回乡里。不久陈耕伯回国，彼此团聚，两人终成百年之好。作品对女子贞节观颇为肯定，小说中的女子，颇多动人之处，而仲晦之类佞人，亦栩栩如生。善恶之辨，在此黑白分明。中国海外华工苦运，也被生动描述出来，为难得佳作。
吴趼人的小说已经有了写实小说的特点，就深度而言，后来的许多新小说家未必及其深广，所缺的只是个人主义的精神，不免带着旧文人气。但他作为过渡时代的作家，其价值不可小视。
另一部作品《情变》系吴趼人未完成之作。小说写寇阿男与秦白凤两人的爱情，由于父母反对，双双逃走。后被追回，两人只能在无奈中选择了无爱的生活。作品笔触鲜活，神奇的片断多多。女青年阿男武艺高强，会魔幻之术，男青年白凤则软弱无能，和女子反差很大。作者对命运悲剧的表达，有宿命的因素，大的悲欣随着故事的起落而起落。
吴趼人的作品已经有了民主和个性的意识，只是审美还在旧小说的层面，摆脱不了明清小说的套路，不过作品的女性形象鲜明，毫无礼教下的柔弱之感，其夜奔的场景之妙，主动追求男友的选择，即便是五四后的小说，类似的人物也不甚多。比如写女孩主动夜间会友的场景，颇带武侠之气：
阿男想了一想：此时四边人静，却又未必他已睡熟，且待我趁此时候，前去会他一会，当面说定，岂不爽快？想罢了，站起来，把外衣卸下，换上一件黑色绉纱密钮紧身棉袄，穿一条黑色裤绔纱扎腿裤，登一双黑牛皮底皂靴，卸下了钗环，戴上一顶乌绒壮士巾。这一身衣服，他们江湖上好汉的名色叫做夜行衣。阿男结束停当，挎了一口腰刀，打开箱子，捡出了一枝闷香，带了火种，悄悄地开门出来。蹩到爹娘房前，侧耳一听，寂无声色，想是睡了。蹩出天井，仰面一看，但见满天星斗，夜色沉沉。此时二月下旬，春寒还自料峭，阿男擦一擦手掌，将身一纵，鸡犬不惊的已到了房顶。手搭凉篷，四边一望，认准了方向，便往秦家蹿去。
五四之后的小说写男女之爱，断无此类夸张的笔墨。作者写到此处，颇有惬意的笔触，借着古人的飞檐走壁的传统，把乡村女子神异化，对后来女子新形象的出现都有暗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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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言情小说里，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的价值不可小视。此为吴语小说，通篇地方语言，袅袅焉，缭缭焉，男女情爱，官场人生，商海百态，及倌人世界，可谓五光十色。小说有一种色彩的多致与音响的繁复，又无《金瓶梅》的淫气，与《九尾龟》的赤裸裸的笔触有别。作品写上海开埠后青楼内外的人生，写风俗、人性，细致而又节制，形象而非夸张。倌人的不幸与虚幻之图，雪花般飘飘落落。作者所叙故事多样，人物繁杂，猎奇者甚鲜，通篇均为平常旧事，而上海滩人的内心与性格，历历在目。虽为青楼人烟，旨在为群生画像，点到为止，而空间则广矣，大矣。
小说写的几个女性让人难忘。有的精明，有的憨厚，有的则俗气扰扰。比如沈小红大闹静安寺明园一场，其拳打张蕙贞，抱怨王莲生移情张蕙贞的场景，如电影镜头般逼真鲜活。李漱芳病相思的语态，看出倌人的内心之真。陶玉甫与李漱芳之爱，也栩栩如生展示在字里行间。诸十全为丈夫还钱重出青楼的故事，都可见出世间冷暖。
晚清的上海，吃喝玩乐的氛围，看出一种旧文明的老气。但看戏、饮酒、朋类之聚，乃享世文化的一缕晚照。人只能在这类无光的生活里出出进进，精神的黯淡是一看即知的。
从乡下来上海的赵朴斋最初来到青楼，那眼光所及，都很新奇。第二回写他在倌里的感受，真的眼花缭乱。赵朴斋在上海找不到职业，其无聊浑噩的生活，画出江湖的另一种人生。他在青楼内外混得不好，未得到一点女子的真爱，将钱花光，且在街里打架，被送进医院。小说写他欠费客栈而求舅舅洪善卿资助的场景，大有落魄江湖的苦相。洪善卿辱骂其无能的口气，则系亲戚的怨怼之语。社会相于此被精妙地勾勒出来。作品言及赵朴斋的母亲、妹妹赵二宝来上海寻他的故事，有世道的真态。乡下人到花花绿绿世界的惊讶，以及很快被精神同化的一幕，都非渲染之词。赵朴斋在青楼间猥琐、自私、小气的形态，刻画出人性的丑陋，是社会风情的一种缩影。洪善卿劝勉他们回乡的话语，活生生刻画出他们的情感与性格因素，都是不可多得的妙笔。
在《海上花列传》里，倌人的面貌不一，有的被迫走进青楼，不失普通人的价值观与爱情观；有的则在其间受尽侮辱，过着奴隶的生活。作者写这些人，没有好奇的眼光，也非渲染淫荡之情，而是以客观笔法，写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嫖客也非都是坏人，在倌人间也有恩爱的流布，追求、嫉妒、失落都有。王莲生在沈小红、张蕙贞之间往来，见小红与戏班中的武生在一起，便大闹楼亭。李漱芳本不想做倌人，其母开了堂子，只好为之。但她只专情于玉甫一人，并欲嫁给玉甫，无奈玉甫家人因其身份而反对，不能如愿。漱芳遂得了痨病。其状之苦，简直非人间生活。小说描绘不同女子的心理、性格，面影都呼之欲出，传神间把那世道的隐含托出，亦有惆怅徘徊之叹，作者的无量感慨透露在字里行间。
众多女性内心的不幸与苦楚让人过目难忘。比如写老鸨对女子的盘剥，凶残的一面活灵活现。罗子富与老鸨黄二姐谈翠凤赎身之事，老鸨要价甚高，生意经清清楚楚。围绕赎身的口舌之战，能够看出那时候的人际关系，金钱与男女之事，都非简简单单。小说写黄二姐随意打骂翠凤妹妹珠凤的场景，亦见出青楼里的主奴关系。女子在青楼里的存活，其实是大不易的，小说家把同情的目光透射到其间，与俞理初的女子观遥相呼应，实在是一种观念的进化。
胡适说《海上花列传》是不得了的作品：
前人写妓女，很少能描写他们的个性区别的。十九世纪的中叶（1848），邗上蒙人的《风月梦》出世，始有稍稍描写妓女个性的书。到《海上花》出世，一个第一流的作者用他的全力来描写上海妓家的生活，自觉地描写各人的“性情，脾气，态度，行为”，这种技术方才有充分的发展。《海上花》写黄翠凤之辣，张蕙贞之庸凡，吴雪香之憨，周双玉之骄，陆秀宝之浪，李漱芳之痴情，卫霞仙之口才，赵二宝之忠厚……都有个性的区别，可算是一大成功。
胡适的眼光，在今天也是中正的。此书在近代小说里的成就不可小视。只是因为方言的局限，北方人不易读懂。张爱玲后来将其译成国语，也有让其流布的意思。
《海上花列传》人物众多，故事还像乡土社会的东西，洋场里的气息不及乡土遗风浓烈，这正是那时候旧人新风的写真。虽然也有洋人巡捕、大银行等描述，但没有那个世界的温度，精神几乎无现代性的因素。但也看不到儒教的东西，市民的因素多了许多。这是中国都市刚出现的时候普遍的风景。人物与事，还是明末的余韵为多，精神还没有上升到神灵的层面。与《红楼梦》比，还是颇为逊色。
韩邦庆知道社会风情，写堂子里的生活虽只限于吸鸦片、搓麻将、唱戏、品茶饮酒诸事，但江湖规矩也流露一二。比如王莲生两年在小红身上用洋两千，在张蕙贞处则花销一千洋钱。妓女虽做倌为了养家糊口，还债自乐，但也有自己的生活之梦。
不过，小说写世故人情，多见妙笔。第二十三回写姚太太到妓女卫霞仙处寻丈夫的场面，一个怒气冲天，一个巧妙对答。旁边女子们各个胆小惊吓的样子，颇为生动。堂子里的规则与社会伦理不同，各有道行。卫霞仙巧言对辩，云堂子里只有客人，没有丈夫。生意经和家庭伦理两辙，与夫妻之道无涉。对话里道理占尽，又多反讽之句，紧张空气立即消散。姚太太有理变得无理，一口痰上来，退到楼下，不禁失声恸哭。此间，人物性格鲜活生动，呼之欲出。人间阴晴冷暖，弥散其间。就笔触的传神而言，可与《红楼梦》片断一争高下。
整部作品，没有惊天动地之处，而风景画则随时可见。上海青楼内外的社交场景，写得颇为真切。第三十八回写赵二宝随史三公子至齐公馆与友人聚会之事，仿佛《红楼梦》大观园景致的再现，这些繁华缭绕之景，不过虚幻生活的点缀，其间的人事恩怨，世间冷暖，亦不可胜数。小说写漱芳之死，玉甫之悲，森然之气习习，绝望之声不绝。虽是倌人内外的旧事，亦人间真情所在。可怜的人间与可叹的世道，在此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可谓参悟甚深的人间妙笔。
张爱玲在注解这部小说的时候说：
恋爱的定义之一，我想是夸张一个异性与其他一切异性的分别。书中这些嫖客的从一而终的倾向，并不是从前的男子更有惰性，更是“习惯的动物”，不想换口味追求刺激，而是有更迫切更基本的需求，与性同样必要——爱情。过去通行早婚，因此性是不成问题的。但婚姻不自由，买妾纳婢虽然是自己看中的，不像堂子里是在社交场合遇见的，而且总要来往一个时期，即使时间很短，也还不是稳能到手，较近通常的恋爱过程。这制度化的卖淫，已经比卖油郎、花魁女当时的手续高明多了——就连花魁女这样的名妓，也是陌生人付了夜度资就可以住夜。日本歌舞伎中的青楼也是如此。——到了《海上花》的时代，像罗子富叫了黄翠凤十几个局，认识了至少也有半个月了。想必是气她对他冷淡，故意在蒋月琴处摆酒，馋她，希望她对他好点，结果差点弄巧成拙闹翻了。他全面投降之后，又还被浇冷水，饱受挫折，才得遂意。
这是对此书绝妙的读解，其翻译此书的用意也流露一二。就小说的审美性而言，还难说是独创之作，但其认识价值，在今天是不可小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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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玉梨魂》曾一时名满天下。此为徐枕亚的名作。小说写青年男子梦霞与寡妇梨娘的爱情，凄婉绝艳。梦霞乃一多情之人，情感颇似《红楼梦》之多情男子。“意兴萧条，性情凄恻，常处身于憔悴寂寞之中，与繁华热闹殊不相宜。”他毕业于两江师范学校，就职于蓉湖某校，客居于亲戚崔氏之处。崔父儿子逝世，遗下儿媳和孙子。梦霞客居公馆，一日，在窗前忽见一女子，“缟裳练群，亭亭玉立，不施脂粉，而风致娟秀，态度幽闲，凌波微步，飘飘欲仙”。此正是崔父儿媳梨娘。不久梦霞因辅导梨娘之子而与梨娘多有接触。两人互生爱意，以唱和诗词，交流情感。因为有违伦理，彼此压抑。看两人书信往来，情真意切，缠绵之状不能已。期间有佞人出现，误会顿生。后几经周折,方得平和。小说凄清宛转，惨雾缭绕，病态之语与超俗之思溢满词林，“病深而不敌情深”。作者深入人心，揣摩世道：
名士沉沦，美人坠落，怜卿怜我，同命同心。此侯朝宗所以钟情于李香君，韦痴珠所以倾心于刘秋痕也。梦霞之于梨娘，亦犹是焉耳。所异者，彼则遨游胜地，此则流落穷乡，彼则曲院娇娃，此则孀闺怨妇。其情、其境，倍觉泥人。一样凄凉，双方怜惜，则梦霞之于梨娘，其钟情，其倾心，较之侯李韦刘，有不更增十倍者哉！
作品写爱欲、孤独、离别、相思、死亡，主题已脱士大夫之迹，为过渡时代的佳作。《玉梨魂》的结尾颇为凄惨。梨娘将小姑筠倩介绍于梦霞，以此解脱自己。但两人依然割舍不开，后梨娘伤极而逝。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梦霞赴前线悲壮而死。
徐枕亚的作品，脱离了旧小说的窠臼，一是暗含了新思想，独立的观念有了。筠倩在与梨娘的对话中说：“家庭专制之黑狱中，不知埋殁煞几多巾帼。妹自入学以来，即发宏愿，欲提倡婚姻自由，革除家庭专制，以救此黑狱中无数可怜之女同胞，原非仅仅为一身之计也。”二是写出青年的交往空间的稀少，精神不得畅快表达，唯以暗递情书为之。这里郁积于心的哀愁、神往之情，浩浩无涯般涌动，真是惊天地、泣鬼神的。
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将《玉梨魂》视为言情小说，并非没有道理。这种专写人情，陷于所爱的文字，对青年读者的影响巨大，一时风靡。旧的辞章唤起典雅的情调，而果敢的表达则有冲破旧网的渴望。新旧之间的韵律，恰呼应了一个时代的精神。
小说以文言为之，六朝骈文的痕迹颇浓。因受西方文化影响，个人主义痕迹可辨，而传统压抑之情深藏书中。小说的特点是袒露情怀，直抒胸臆。晚清时代的青年生活被另类地表现出来。然无所节制，哀情浓艳，过于主观，则失之简单。小说结尾附会革命之意，略显生硬。较之苏曼殊则韵致稀少，后来便不再被人所爱了。
与徐枕亚齐名的另一作家吴双热，也是出笔不凡的人物。他的作品《孽冤镜》写王可青包办婚姻的悲剧，惨烈之状不亚于《玉梨魂》。可以说是民国小说的难得之作。
王可青有两次婚姻，均很不幸。十八岁时，应父母之命娶一商人之女。其女性格暴烈，以富傲人，且出口不逊。可青“错铸鸳鸯之浦”，“每对过墙鸳鸯，羡煞双飞”。恶妇死后，可青鳏居多年，经人介绍，结识美女薛环娘，两人遂定百年之好。不料可青父亲反对，逼迫其另娶素娘为妻。素娘性格不好，家庭恶斗深深，可青痛苦之极。环娘得知可青新婚，触柱而亡，其母也不久谢世。
王可青的父亲，有专制的爆性，毁掉了儿子的爱情，酿成天大的悲剧。书中叹道：
可青之父，专制之魔也，富贵熏其心，婚姻乱其命，坐视膝前独子，戴奈何之天，断自由之梦。环娘之死，环母之死，若起董狐而问之，必秉笔直书曰：杀薛氏母女者，可青之父也。
吴双热的小说比徐枕亚的作品要有变化，叙述的视角略有差异。环娘的才气非同寻常，诗文多动人之音。故事跌宕起伏，颇有紧张之感。旧式婚姻之恶，如缕缕阴风，吹得周天寒彻。青年的挚爱不得实现，压抑苦楚之痛不绝，美的凋零让人嘘唏不已。作者在《自序》中说：
盖上古之人，少机械心，为人父母者，其对于子女之婚嫁，亦能尚德尚才尚貌，而攀龙附凤，慕富贵之思想，正未十分发达，故择夫未必不宜其子，择婿未必不宜其女，而为人之媒妁者，不过传言达意，必不至于翻莲舌底，添花锦上，以诈语撮合婚姻也。至于今日，人心不古，以故婚嫁问题，万不可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盖父母眼底，惟知富贵耳，媒妁口头，无非造谎耳。十父母，八九如是，十媒妁，八九如是，此予又自以为确论者也。吾见夫今之小儿女，结婚而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者矣，然夫妻反目者若而人，夫离妻而他顾者若而人，妻背夫而他好者若而人，其故何哉，其故何哉？由于结婚不自由，夫妇双方不能满意，却又不能制欲，于是而奸淫之风盛矣。其能制欲者，则女为怨女，夫为旷夫，于是而伦常之乐亡矣。奸淫之风盛，而种种之罪恶以胎；伦常之乐亡，而种种之痛苦以朕。欲矫其弊，非自由婚姻不可。
可见，作品的用意，还是说教。不过以感伤的方式渲染思想，即以非道德的形式而流布道德。这是民国初年文坛的一种精神的自觉。五四那代人，是在这个基础上大胆进取的一代。但之前的文人写作，铺垫了好的基础。他们说鸳鸯蝴蝶派的落伍，其实有些过头。就思想性而言，他们有时候的境界，较之五四新文人，并非都是消沉的。
吴双热善用鸳鸯、蝴蝶的意象。可青信中云“想见供上妆台，相将含笑，影里鸳鸯，尚相厮守，梦中蝴蝶，兀自合欢”。环娘证婚诗有句：“绣到鸳鸯忆身世，一针酸楚刺眉边”。“小楼倦绣偶看山，双蝶无端上翠鬟”。诗歌并不高妙，而真意存焉。鸳鸯蝴蝶派，并非都是无聊的旧事的陈列，而系精神苦闷的宣泄。把他们的审美与精神矮化，是后来新文学家的策略。其实，就思想的力度看，这类作品对普及个性思想，还是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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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刊物受欢迎的很多，其中鸳鸯蝴蝶派颇有市场。宁远在《关于鸳鸯蝴蝶派》一文说，这一流派“出现在辛亥革命之后，民国二十年以前，而民国十年前后尤其风行。那时上海有许多杂志，像《小说月报》《游戏世界》《小说海》《红玫瑰》《紫罗兰》，专门大量刊载这类作品，销路都非常好，遍及全国各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每星期出版一次的《礼拜六》，所以鸳鸯蝴蝶派亦称礼拜六派”。这一派别的人很多，包天笑、周瘦鹃、程小青、范烟桥都有佳作面世。不能不提的是周瘦鹃，他在《礼拜六》的作品系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礼拜六》上发表作品的人很多，但周瘦鹃给人的印象可能最深。
小说《旧约》写的是一个离奇的故事。一银行炒股亏损的青年在河边欲跳水自杀，一中年以两万支票借之，云：可明年在此还之。青年不再炒股，安心工作，一年后得到三千元分红，却找不到那个没有留名字的恩人。此后每年都在此日于河边候之。十年后，青年已经颇有些财钱，终于遇到恩人，欲还之，遭拒。原来此人为中国丝王洪逵一。青年后来办纸厂发财，并娶洪逵一女儿为妻。结尾道：
世间尽多投机失败之人，世间必无赠金救命之洪逵一。吾愿沉迷于赌博商业者，立地回头，勿冀有洪逵一之后援，而犹思作孤注之一掷也。
《旧恨》的故事也颇为传奇，西湖上僧寺尼庵住持慧圆，乃旧历风霜之人。年轻时与青年男子刘凤来相识、相爱、订婚。刘凤来到上海染上恶习，她遂与凤来断绝婚姻，削发为尼。五十年后，庵里来了普陀山高僧，竟是五十年前的恋人刘凤来。老尼遂圆寂于庵中。
在小说《脚》里，平民化的调子颇为动人。王狗儿十一岁在玻璃店做学徒，送玻璃途中被电车碾断脚。十六岁时，父母病故，只好拉黄包车度日。由于脚跛，顾客甚少。一天所挣的钱少，除了租车费外，所剩无几。其状与老舍笔下的祥子比，毫不相差。此外，周瘦鹃还写了《留声机片》《十年守寡》《此恨绵绵无绝期》等。《留声机片》描绘青年情劫生与林倩玉相恋的故事。林倩玉因父母反对，只好嫁给他人。情劫生便到一个岛子里，其苦万状。死前，将留声机片留给倩玉。倩玉得之，常常偷听唱片，后抑郁而终。而《十年守寡》则很有社会批判的意味，王夫人二十岁守寡，十年间教育孩子，安分守己，获得左邻右舍表扬，“恨不得给她造起节妇的牌坊来”。第十一年，王夫人突然消失，次年回来时，多了一个娃娃。并与一男子同住。小说结尾道：
王夫人做了失节之妇，不久就传遍远近了。翁姑都长叹一声，说：“年轻妇人毕竟是靠不住的。”懊悔当年不曾出口唤她改嫁，倒落得清白干净。父母也生了气，虽还体谅她青年守节，本来难受，只是待她也不如从前了。兄弟、姊妹和妯娌们也另用一副眼光瞧她，虽仍同她亲热，只是谈笑之间，都含着些假意了。连她十三岁的女儿阿曼，也和她渐渐疏远，整日价埋头在书卷女红中，装做个不见不闻。
这种感叹，乃作者良知的闪烁，五四新文学的忧患意识也不过如此。鸳鸯蝴蝶派并非不关心社会，由此可以得到证明。周瘦鹃还有一篇小说亦值得一提，那就是《此恨绵绵无绝期》，此系文言文作品，调子与徐枕亚、吴双热相似。丈夫宗雄在战场上背部受伤，居家静养。宗雄好友洪秋塘常来看望。洪秋塘“第好读书，目中所见殆千种，一日市市上新出版之说部及杂志十数种”，丈夫病危中，希望妻子改嫁洪秋塘，反对女子守节。悲苦之状万千，其情亦真也。
包天笑是鸳鸯蝴蝶派的另一位大人物，其作品介于通俗文学与纯文学之间，在格调上比周瘦鹃要好。他是个翻译家和报人，晚清的时候译过许多域外小说。后来也写作品，写的是才子小说，多是青楼哀怨、市民苦乐、黑幕内外的东西。文人气是有的，在布局上，功夫未必逊于别人。《同名》写一男子久别妻子，独自在上海苦住，被人领进青楼，当得知陪伴自己的小姐与自己妻子同名后，良心发现，从迷途返回来了。《无毒》也是写男子去苏州与不幸妓女相遇的故事，对沦落街巷的职业妓女的理解很深。所谓社会持证上岗云云，不过污泥一团的东西。《误绑》是黑社会的写真，穷弟弟被误认为是其富裕的哥哥而遭黑道绑架，在囚禁中被意外礼遇。弟弟一时称快，哥哥逍遥在外。有点传奇的意味，但市民情调、幽微的内心都不得展开，文章就平平了。
有的作品本可以摇曳生姿，却沉到市民的庸常趣味里，不被理解也是对的。比如《武装的姨太太》，本有传奇色彩，又是梨园之趣，可是女子嫁给外交官后，只是在家庭大小房间斗气，故事就消沉了。三姨太武功好，是武旦出身。这样的叙述本来有社会纠葛，包天笑却偏偏不。一切与社会无关，不过儿女情长，余者不可多谈。这是他的美学观。而五四的作家以为人是社会存在，怎么能够不涉猎社会矛盾呢？后来的新文学越来越激进，越来越革命，儿女伦常倒被淹没了。包天笑被人遗忘，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鸳鸯蝴蝶派不是不关心社会，只是他们视角不同，不用道德的话语讲话而已。像《夹层》写穷人的疾苦，惨矣不可触目。隐痛是有的。《沧州道中》整篇写火车所见洋人与乞丐的面孔，未尝不是良心的发现，批判的意识是隐隐的。只是不带党派的意味，是个人独自的发言。那真切感和无力感都有。小说《黑幕》谈论出版社只注意社会黑暗诸事，看出文化的世俗观念的强度，忧患意识还是浓的。《云霞出海记》对几个青年女子不幸命运的描述，笔力不亚于叶圣陶诸人，森然的气息流动在文字间。在塑造这类人物形象和故事的时候，笔触是看客似的。读者从中会有更真切的感受。历史的叙述与市民生活的叙述，倘以中立的态度为之，观众可能普遍接受。自然，叙述者可以有道德的立场与价值态度，隐秘起来的表达，百姓自然是觉得朴实无华，有真切的感受在。
喜欢纯小说的人，会觉得包天笑的作品单调，似乎少了一点什么。但他结构小说的手段和文字功底，亦不可小视。《一缕麻》的叙述视角和文采，都有特点。其内功比郁达夫、茅盾不差，文字是好的。只可惜情绪一直徘徊在旧才子与新佳人之间，动人的图景竟未能出现。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包天笑和新文人的界限是显然的。没有明显的政党意识和学术偏向，写的故事都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他的文本是新旧杂陈的，现代的语境不太明晰。可是境界是大众式的，迎合大众而不是提升大众。个性的高蹈绝不出现，自我的内心在常态中。鸳鸯蝴蝶派不都是儿女情长，那里的精神朴素得不逾越社会的道德底线。只是过于沉闷，像说书人的陈述，市井的风四散，一切不幸与欢快，过去就过去了吧。
旧派小说家的弊病可能是在日常性里陷得太深，不能跳将出来，殊乏创意。但他们将古文和大众口语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白话体。那些故事与隐喻有时候让我想起宋词的语境，市井里的繁华与闺房间的清寂都有，在根底上还是古文表达的延伸。士大夫气与市民气一旦合流，酸腐的与灰色的因素也同时涌来，真的是泥沙俱下，美丑杂陈。30年代，人们强调大众化的写作，就是看到了这个问题。想寻找一种纯粹的民间体。这个倡导，因为后来掺杂了诸多政治因素，实际所走的路反与先前的设想迥异了。
新文化运动后，文人出现了新旧的分化。新文人普遍不喜欢鸳鸯蝴蝶派的文字，将其看成落伍者言。胡适、周作人等人瞧不上这些作品，主要认为还不是“人的文学”，即缺乏现代的人文价值和知识分子精神。《新青年》同人把旧派小说当成靶子，乃要开辟新的审美天地。他们要引进的，是域外的人道主义精神，思考人间矛盾，揭示历史暗色，不过是启示读者成为有个性有思想的新人而已。新文人的选择，道理不是没有，只是把旧派的小说的价值低估了。鲁迅回到北京省亲，给母亲带的是通俗小说，知道那是母亲喜欢的。大众有大众的阅读，精英文人可以嗤之以鼻，可是百姓还是买他们的账，没有办法，文学的生态就是这样的。
细心的人可以从上述作品里看出晚清至民国文学的大致风向，作家的品位和心绪也尽在其间。那个时代的氛围及各阶层的精神得以多方面展示。但因为太市民化，精神多士大夫气，与西洋小说比，精神的含量不高。那时候林纾所译作品已经开始风靡文坛，喜欢其译作者渐渐扩大。对比中国的作品，人们自然生出不满，这些在后来的文学改良运动里，已经被深切描绘出来。但新文人在抨击上述作家的时候，急于建立自己的理论，以致也把旧式小说家妖魔化，那也是走过头了。后来左翼小说的精神隐含，其实在旧派小说里也有萌芽，只是缺少理论的自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