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校箋

羅序

在語言學的三大部門裏，從中國古代語言學發展史來看，詞彙學創始的最早，可是後來並没能發揮光大。音韻學到第3世紀才有了萌芽，因爲受了幾次外來的影響，比較最能走上科學的路。文法學發展的最晚，一直到第19世紀末才有了第一部系統的文法書——《馬氏文通》（前六卷1898年冬出版，後四卷1899年付印）。它以後的五十年來，還不免停滯在“拉丁文法漢證”或“拉丁文法今證”的階段。

詞彙的纂輯從公元前2世紀已經開始了。《爾雅》的著者雖然有人僞托得很古，實際上它只是漢代經師解釋六經訓詁的彙集。曹魏時張揖所作的《廣雅》，也仿照《爾雅》體例，搜羅《爾雅》所没有收進去的名物訓詁。這一類的詞書是專爲六經作注脚的，他們所輯録的限於古書裏有文字記載的語言，並没有注意到當時各地人民口裏的活語言。至於較後的劉熙《釋名》，乃是一部主觀的、唯心的訓詁理論書，近人雖然有根據它作“義類”或“字族”研究的，可是從唯物的語言學觀點來看，這部書在中國語言學史上並不占重要的地位。當公元第1世紀左右，已經有唯物的觀點，從大衆的語言出發，應用客觀的調查方法的，只有《方言》能夠具備這些條件。

《方言》是中國的第一部比較方言詞彙。它的著者是不是楊雄，洪邁和戴震有正相反的説法，後來盧文弨、錢繹、王先謙都贊成戴説，認爲《方言》是楊雄所作。本書的著者周燕孫（祖謨）在自序裏對這個問題並没加斷定，他的矜慎態度是很可嘉許的。我自己却很相信應劭的話，他在《風俗通》序裏開始説：“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采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秘室。及嬴氏之亡，遺棄脱漏，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楊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由這段記載，咱們可以推斷：《方言》並不是一個人作的，它是從周秦到西漢末年民間語言的可靠的記録。楊雄以前，莊遵（就是嚴君平）和林閭翁孺或者保存了一部分資料，或者擬定了整理的提綱。到了楊雄本身也願意繼承前人的旨趣，加以“注續”。他“注續”的資料不是憑空杜撰的，而是從群衆中來的，他雖然没有坐着輕便的輶軒車到各處去調查方言殊語，可是他利用各方人民集中都市的方便，記録了當時知識分子（孝廉）、兵士（衛卒）、其他平民乃至少數民族的語言。他所用的調查方言法是“常把三寸弱翰，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答劉歆書》，並參閲《西京雜記》）。這簡直是現代語言工作者在田野調查時記録卡片和立刻排比整理的功夫。這真是中國語言史上一部“懸日月不刊”的奇書，因爲它是開始以人民口裏的活語言作對象而不以有文字記載的語言作對象的。正因爲這樣，所以《方言》裏所用的文字有好些只有標音的作用：有時沿用古人已造的字，例如，“儇，慧也”，《説文》“慧，儇也”，《荀子·非相篇》“鄉曲之儇子”；有時遷就音近假借的字，例如，“黨，知也”，黨就是現在的懂字；又“寇、劒、弩，大也”，這三個字都没有大的意思；另外還有楊雄自己造的字，例如㤿訓愛，㥄訓哀，妦訓好之類。這三類中，除了第一類還跟意義有關係外，實際上都是標音符號。至於像“無寫、人兮”一類語詞的記載，更是純粹以文字當作音符來用的。假如當時楊雄有現代的記音工具，那麽，後代更容易瞭解他重視活語言的深意了。《方言》還有一個長處，就是郭璞《方言注》序所説的：“考九服之逸言，標六代之絶語；類離詞之指韻，明乖途而同致；辨章風謡而區分，曲通萬殊而不雜。”它雖然偏重横的空間，却没忽略了縱的時間，雖然羅列了許多殊域方言，却能劃分地區，辨别“通語、凡語”和“轉語”；在頭緒紛繁的資料中却能即異求同，條分縷析。綜括全書來看，這的確是一部有系統、有計劃的好書。它的許多特徵，本書的自序已然説得很詳細，這裏就無須贅述了。

楊雄以後，懂得這部書是拿語言作對象的，前有郭璞（276～324），後有王國維（1877～1927）；跟他所用的調查方法不謀而合的，只有一個劉獻廷（1648～1695）。從景純的注可以看出漢晉方言的異同和有音無字各詞的讀法；可是假若没有靜安的闡發，郭注的優點恐怕也不能像現在這樣顯著。所以郭王兩君都可以算是《方言》的功臣。劉獻廷曾經想應用他自己所定的《新韻譜》（1692）“以諸方土音填之，各郡自爲一本，逢人便可印證。以此授諸門人子弟，隨地可譜，不三四年，九州之音畢矣”（《廣陽雜記》卷三）。拿他所説的跟楊雄比較起來，雖然劉偏重音韻，楊偏重詞彙，但是在19世紀以前，語言學還没成爲科學的當兒，中國的先民居然前後輝映發明了跟現代語言科學若合符節的調查方法，這實在不能不算是中國語言學史上的兩大貢獻。

楊雄以後，續補《方言》的有杭世駿、戴震、程際盛、徐乃昌、程先甲、張慎儀各家。至於分地爲書的，有李實《蜀語》、張慎儀《蜀方言》、胡文英《吴下方言考》、孫錦標《南通方言疏證》、毛奇齡《越語肯綮録》、茹敦和《越言釋》、范寅《越諺》、劉家謀《操風瑣録》、胡樸安《涇縣方言》、詹憲慈《廣州語本字》、羅翽雲《客方言》等；考證方言俗語的，也有岳元聲《方言據》、楊慎《俗言》、錢大昕《恒言録》、錢坫《異語》、翟灝《通俗編》、張慎儀《方言别録》、孫錦標《通俗常言疏證》、謝璿《方言字考》等書。綜起來看，這些書大都是從史傳、諸子、雜纂、類書以及古佚殘編等抄撮而成，除去一兩種外，始終在“文字”裏兜圈子，很少曉得從“語言”出發。能夠瞭解並應用《方言》本書的條例、系統、觀點、方法的，簡直可以説没有人。可惜在中國語言史上發達最早的詞彙學，從《方言》以後，就這樣黯淡無光，不能使第1世紀左右已經有了的逼近語言科學的方法繼續發展！

章炳麟的《新方言》，運用古今音轉的定律來整理當時的活語言，比起上面兩類著作來，算是知道拿語言作對象的。不過，他一定要把“筆札常文所不能悉”的語詞，都在《爾雅》《説文》裏求得本字，硬要證明“今之殊言不違姬漢”，那就未免拘泥固執没有發展觀念了！關於這一點，倒是他的弟子沈兼士見解高明得多。沈氏説，“表示語言的文字，本不一定都用本字”；語詞隨時孳生，“後起的語言，不必古書中都有本字”。“語言往往因種族交通而發生混雜的狀態，倘一切以漢字當之，恐反昧其來源”，並且“中國的語言由單綴音逐漸變爲多綴音，而文字學家仍拘守着‘字’，不注意到‘詞’，對於複音詞往往喜歡把它拆開來，一個一個替它找本字，殊爲無謂”。這些議論的確是“青出於藍”的。沈氏認爲研究方言的方法可以分縱横兩方面：縱的方面，應該從事“各代記載中方言之調查和比較”，“單綴語漸變爲多綴語之歷史的研究”，“語言與文字之分合的研究”，“語源的研究”；横的方面，應該從事“語彙之調查”，“同一意義之各地方言的比較研究”，“各地單語之詞性變化法的比較研究”，“與異族語之關係的研究”（見《段硯齋雜文·今後研究方言的新趨勢》）。這些觀點直到現在還是很重要的。章沈所論雖然跟《方言》本書没有直接關係，實際上却比那些續補《方言》或考證常言俗語的著作有價值，所以我在這裏附帶提一下。

周君這個校本以宋李文授本作底本，而參證清代戴震、盧文弨、劉台拱、王念孫、錢繹各本，論其是非，加以刊定。旁徵的論著達33種，其中的原本《玉篇》殘卷、《玉燭寶典》、慧琳《一切經音義》、《倭名類聚鈔》、王仁煦《切韻》、《唐韻》殘卷等都是清人所没看見的。對於原書的訛文脱字也都能夠依例訂正：實在不愧是“後出轉精”的“定本”。至於吴曉鈴君主編的《通檢》兼用“引得”和“堪靠燈”兩法，分析細微而且富於統計性，對於應用《方言》作研究的人實在便利萬分，減少無窮的麻煩。拿《通檢》跟《校箋》配合起來，可稱“相得益彰”！從此中外學者再來研究《方言》，只要“手此一編”，就可以不必還在校刊文字和分析排比上費冤枉功夫；他們就可以集中精力，“單刀直入”地從語言的觀點去探討《方言》的精詣。這樣一來，二千年前莊遵、林閭翁孺和楊雄的集體工作，才可以在郭璞、劉獻廷、王國維之外，多加幾個知己。假如將來中外學者對於《方言》能夠有偉大的新貢獻，那麽，他們的成績應該有不少的部分記在周吴兩君的賬上！

1950年10月2日羅常培序於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