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进错了门”
高中毕业时，家中唯一的劳动力——我的父亲已经六十三周岁了，母亲也已年过花甲，作为唯一的子息，在亲老家贫状况下，我理应立刻参加工作，以撑持家计。可是，在万难之下，父亲还是让我继续深造。这样，作为公费生，我考入了沈阳师范学院。
因为是要培养合格的教师，学院教学自然要围绕这一目标进行，一切都服务于如何当好教师，不可能有其他选择；加之受到苏联凯洛夫《教育学》的直接影响，教条主义明显，教育之外，其他人文学科受到严重忽视。当时中文系刚刚独立分出，即便是讲授语言文学，也在很大程度上从毕业后教学需要出发，注重语法修辞、课文解析，而对于写作则似有若无。在校期间，有过几次教育实践活动和观摩教学，当时都做了笔记，回来也写了论文报告，尽管比较认真，但与文学创作无关。
《文艺学概论》是当时中文系的主要教材，学起来很枯燥，除了记诵一些教条、词语，并没有留下更多的深刻印象。其时，教育以苏联模式为主宰，文学理论方面也不例外，可能是受苏联文学理论界影响，当然也和课文分析相关，系内关于文学体裁的讨论比较热烈。大致是“三分法”和“四分法”两类意见。所谓“三分法”，就是分为叙事的、抒情的、戏剧的；“四分法”则是分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类。
持“三分法”的出发点，是文学作品塑造形象的不同方式。其中叙事文学中又包括神话、史诗、小说、叙事诗、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等；抒情文学包括抒情诗和抒情散文，它们以抒发作者的感情为主要特色；戏剧文学是供舞台演出的脚本，它通过角色的对话和动作反映社会生活、塑造艺术形象。
而“四分法”是根据文学作品在形象塑造、体制结构、语言运用、表现手法等方面的不同来划分的：其中诗歌类包括抒情诗和叙事诗；散文类除了抒情散文、叙事散文外，还有游记、小品、杂记、杂文、随笔、报告文学等。
“三分法”大约来自西方，据说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出现了，可谓悠哉久矣；“四分法”属于国产，据说诞生于清末，定型于20世纪30年代。支持前者的，强调“三分法”是以文学性质为标准做出分类，而“四分法”是针对文学作品形式的，属于外在层面。主张“四分法”的则强调，从称谓模式本身而论，“三分法”的叙事与戏剧，抒情与戏剧，在外延上不能并列，概念是混乱的。当时，我从常识上、习惯上加以考究，是倾向“四分法”的。但是，由于我们的老师在《文艺学概论》中力推“三分法”，我便也不敢坚持己见了。当然，就我当时的理论根底看，也并不具备参与争辩的能力。
这期间，尽管我酷爱文学，但只是读些文学名著，以苏联的为多；至于作文，基本上就没有进行。那个时节，经常萦回脑际的是如何登上三尺讲台，做一个合格的语文教师；至于“作家梦”，不要说做，甚至想都没有想过。其实，当时莫说是师范院校，即便是普通的大学中文系，恐怕也未必真正重视学生审美欣赏和写作能力的培养、训练。杨晦先生就曾明确地说：“北大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难怪有的志在为文的同学说：“考大学是进错了门。”
据我了解，他这么说，并非无谓的牢骚，而是有其一定的学术背景的。从整个发展趋势看，自从工业化降临大地，诗文创作便遭逢了厄运。工业化带来的是机械化和理性化，速度、效率为先，同一、简单、抽象为其本质特征。诗情画意、文思隽语，失去了悠闲、舒缓的心态和田园牧歌式氛围的依托，葬身于匆促、慌忙、躁进之中。而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政治环境，也并不适合于文学这朵奇葩的绽放。记忆中有这样一件事：
一个星期天，我们几个同学在北陵公园闲步。不知是谁提出“什么样的小说最伟大”的问题，有的说是《战争与和平》，有的说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的说是《牛虻》，相互争持不下。说着说着，话题又转到“作家成功的路径、最佳的选择”上。对这个问题大家的看法比较一致，都认为最好是写本身经历，并且举出苏联和国内许多作家的实例，除了耳熟能详的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还有曲波（《林海雪原》），杨沫（《青春之歌》），杨益言、罗广斌（《红岩》），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等一大串名字。最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辈青年学子经历简单，缺乏足够的生命体验、人生阅历，纵有文学天才，纵然百倍努力，也难以获得成功。
尽管我也认同这些观点，但是，积习已成，心烦技痒，写作的欲念仍然时时涌动。这样，我还是写了几篇文章，不过几乎全是纪实性的。即便是名为短篇小说，也基本上是写实，而不善于虚构与想象，谈不上塑造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当时，我有一篇名为“葬鹰”的作文，故事取材于童年时期我家的房客靳叔叔讲述的一段真实经历——
靳叔叔一家，祖居山东临沂，已经不知道多少代了。到了他出生之后，赶上了从城里搬来的“土霸王”赫连福。从此，开启了他们父子的终生厄运。
赫连福心黑手狠，欺男霸女，横行乡里，无恶不作。靳叔叔形容他，是“三角眼，吊梢眉，眼睛一眨巴一个坏点子”。臂上一只鹰，身后一条“狗”，加上赫连福本人，被称为“村中三害”。“狗”是两条腿的，指他的狗腿子，是个有名的打手；鹰，据说是从俄罗斯买进来的，勾勾着嘴，圆瞪着眼，翅膀一张三尺挂零，整天怒气冲冲的，凶神恶煞一般。
鹰，是赫连福的爱物，整天不离身旁，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以致老太太们早晨揭开鸡窝时，总要唠叨两句：“小鸡小鸡细留神，小心碰上赫家人。”这当然无济于事，年年月月，被这只老鹰叼走的鸡，毛血淋漓，不计其数。眼看着自己辛勤喂养的大母鸡被老鹰叼走，老太太们心疼得都要流出血来，却只能忍气吞声，既不敢怒更不敢言。如果有谁敢于说出半个“不”字，狗腿子便会立刻闯进门来，敲锅砸灶，闹得倾家荡产。
靳叔叔的父亲，从年轻时就在赫家当长工，已经在这座黑漆大门里，熬过四十个年头了。这年秋后，他起了一个大早，赶着牛车去给东家拉秫秸，路上坡坎很多，不慎翻了车，右腿被砸伤了。伙伴们把他背回家去，刚刚躺下，赫连福就打发人来，叫他过去。他拄着拐杖，一瘸一颠地进了门，赫连福便恶狠狠地吼着：“真是个窝囊废！你跌伤了，倒没有啥；这大忙季节，叫我到哪里去雇人？”
老人越听越觉得不是滋味，气得“回敬”了一句：“怎能说跌坏了腿还没有啥呢？”赫连福冷笑一声，说：“有啥没啥，与我没关系。找你来，是让你收拾收拾，赶紧回家歇着去！”就这样，苦奔苦拽了半辈子的老长工，一句话就辞退了。
老人回到家里，没吃又没烧，三天两头揭不开锅。这天早晨，喝了一碗高粱面糊糊，就一瘸一拐地下地去拾柴火。也是“冤家路窄”，刚走出大门口，就和“村中三害”碰上了头。——赫连福摇摇晃晃地从东面走了过来，一只胳膊上挎着文明棍，另一只手臂上架着那只老鹰，身后紧跟着那个打手。见到场院里有几只鸡正在低头啄食，赫连福便止住脚步，把鹰撒开。只听“嗖”的一声，那老鹰便闯入了鸡群，对着那只肥大的母鸡，开始搏击。靳爷爷一见被捉的正是自家那只下蛋最多的母鸡，一时，“怒从心上起，恨自胆中生”，照着老鹰就是一耙子。
靳叔叔说，当时老人想的是“撕了龙袍也是死，打了太子也是死”，反正是一码事。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揍死这个鬼东西，也算给村中除去一害。说来也巧，耙子一抡出去，不偏不倚，正好打穿了老鹰的天灵盖，它翅膀一扑棱，就玩完了。
这可闯下了弥天大祸。老人被赫连福和打手劈头盖脸地揍了一顿，最后又被带回去关押起来。靳叔叔当时在外村扛活，听说家里出了事，连夜赶了回来，托人说情，争取和解。赫连福对来人说，若要放人回去，必须应下三个条件：第一件，这只鹰是神物，要为它举行隆重葬礼，出殡那天，他们父子二人要给它披麻戴孝；第二件，要像对待他家的老太爷一样，葬在坟茔地里；第三件，犯案的本人干不动活了，由他的儿子献工三年，赔偿损失。
靳叔叔一听，立刻就火冒三丈，觉得实在是欺人太甚；但一想到遭受苦刑的老父亲，也便忍着怒气答应下来。可是，当去接父亲回家时，老人却死活不肯挪动地方，说是干脆死在他赫家就算了，也省得受这份窝囊气。结果，伤势本来就重，已经奄奄一息，加上又气又恼，第三天就一命呜呼。靳叔叔急火攻心，两耳嗡嗡作响，当时便什么也听不见了。草草地埋葬了父亲，趁着夜静更深，索性一跑了之，隐姓埋名，下了关东。
这时候，我才知道，他原本姓葛，靳是母家的姓氏。
当时时兴“写真实”，唯恐别人看了说是蹈虚、凿空，一开头我就做出交代：“二十多年前，在我的祖籍山东临沂，盛传着一个‘葬鹰’的故事。乍一听来，似乎觉得有点离奇，可它确确实实是件真事。”三个主要人物：老长工葛爷爷、他的儿子老三和恶霸赫连福，全都是真实人物，只不过换了姓氏；为了叙述方便，把我的祖籍由河北移至山东。现在看，纯粹是一篇纪实作品。
毕业那年，到辽西省建平县中学实习。其间，听说有几十名男女青年响应党的号召，结队上山建设青松岭，我们便前往参观。听了他们的介绍，当时真是热血沸腾，奋发鼓舞。回来后，我写了一篇散文，名为《青松之歌》，刊发在校报上。前两部分记叙青松岭青年建设者的事迹，同时描述了此间山川形貌以及过去自然生态恶劣的状况，下面是文章的最后部分：
图为王充闾大学时代留影。
文章并不出色。“立此存照”，只是为了展示一番当时写作的基本风貌，一睹其时代特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