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文化遗产研究与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学科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对于像我国这样历史悠久、文明多样、族群多元、生态多类的文化遗产，类型性的案例无疑具有相应的代表性。本书以人类学田野作业为基本手段，对我国一些主要的、具有区域特点和族群特征的文化文明类型，包括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山地文明、海洋文明以及混合文明进行抽样调研。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课题组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六个代表性案例进行多点多时段的田野考察，积累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尤其注重在整体观指导下考察各族群（包括苗族、蒙古族、汉族、彝族、藏族等）的口头传统、仪式表述、身体技术等非文字文化表述关系。课题组在深度田野考察的基础上，撰写考察报告，并结集成册。本田野报告汇编由来自田野的六个案例所构成。

案例一　“亚鲁王”传承：苗族口头与记忆遗产田野调查报告

案例二　成吉思汗祭典：蒙古族传统祭祀仪式田野调查报告

案例三　山海之间：福建海洋文化遗产田野调查报告

案例四　阿细祭火：西南山地族群遗产田野调查报告

案例五　热贡唐卡：藏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传承田野调查报告

案例六　万里茶道：文化线路遗产与文明交流田野调查报告

在课题理念、设计、申报和具体实践过程中，实地的田野调查以及从田野获得第一手资料都是课题的基础构件和基本部分。在课题设计上，我们把中华文明大体分为四个类型：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山地文明和海洋文明。当然，这样的划分只是便于课题的操作性实践和运作，而非满足学理上的周延；因为在我国的历史和现实中，诸如“游牧+农耕”“山地+海洋”“农耕+山地”“游牧+山地”等各种类型都有，穷尽是困难的。

即使只是围绕四个文明类型，选择样点、深入调研等依然可能挂一漏万，比如西部的游牧文明因生态、民族、历史等因素，呈现诸多差异。课题组几十位成员在课题执行期间每年都进行数十天的实地调查。我们试图通过这些案例，从不同的侧面反映我国非物质文化的多样性，并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提供不同的样本。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延续和传承具有变化、变迁和变动的特性，因此，即使是课题组完成的田野案例，当我们再一次去调研时，有些现象已经发生了变化。然而，我们相信，任何文化无论其如何变化，总有普遍的“语法”。某种意义上说，本课题就是在我国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变动性中探索具有普遍价值的“文化语法”。重要的是，这本身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化”的特点。

这项工作是艰巨、长期的，我们的工作只是开头。课题组首席专家及相关成员将在未来继续这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