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陈岱孙恩师

□谭振樵[13]

经济学界一代宗师陈岱孙教授是一位非同寻常的好老师。在我最尊敬的老师之中，他老人家是突出的一位。他不但传我以知识，关心我的学问进展，而且关心我立身处世，为炎黄子孙争光，还关怀我的下一代的成长。

回想20世纪50年代清华时期，我原拟追随陈老师专攻财政学。后来，环境变了，我的研究生专题也改变了。但是，陈老师的高尚品格和治学精神，仍然给我极大指引，即使我移居海外，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受着教诲。

1980年9月尾，我第一次回国在北京庆祝国庆。由于当时还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又属于一个旅行团的成员，自由活动的时间不多，范围也不大。我打算在电话中向他老人家请安便了，以后另找机会拜见他。岂知第二天清早，还不到6点钟，陈老师已经亲临华侨大厦。阔别25年（1955年我到北大经济系讲授农业经济学，时常见到他，向他请安），高兴激动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我说：“该是我到北大拜见您，反而令您远程跋涉到市内来。”他说：“我也应该来看看你。”他问了我的工作、生活和家庭等，更关心我的孩子们的成长。我一一向他禀告。之后，我答允会带领孩儿们回国拜见他，他点头微笑。临别时，我发觉他多了一根手杖，便要雇一部车送他回北大。他坚持不要，还说已经习惯了坐公共汽车，手杖只是“以防万一而已”。我只好怀着歉意送他走出华侨大厦，看着他的手杖的确没有沾地，在手中拿着像个“装饰品”，知道他的确很健康，心里高兴至极，一直回想着见面时的一席话。虽然，他的说话仍像课堂上讲课一样扼要精炼，但是，我感受到他老人家（当时他已80高龄）亲自来看我，比讲一千句一万句更有价值。

以后多次回国，我们夫妇总是去拜见陈老师，而且带领儿子们回去拜见他。我知道我是他的学生，但也感到他把我当作自己的子侄来看待、来关怀（陈老师博爱，凡是他的学生，他都非常关怀，如同自己的子侄，我相信学长们、学弟们均有同感）。所以，在我们夫妇心目中，他老人家是我们在国内最亲、最敬的人之一。带领孩子们回去拜见他，除了让他老人家感到高兴，更想让孩子们学习他的高尚品格、爱祖国的坚贞品质和进取治学的精神。孩子们尤其记得他们的师公在哈佛大学的骄人成绩，为华人争了光。这些都给孩子们无限的鼓舞与动力，因而孩子们非常尊敬他，乐意去拜见他老人家。每次，他听完了孩子们称他“师公”和报了名字后，总是非常高兴地说“你们在国外长大还会说普通话，真好”，并且很关心他们的学习和工作情况。当他知道孩子们已经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做了医生时，连说“医生是好职业”，还说：“你们的父亲当年在你这个年龄时是我教的，而你们已经是医学博士。”孩子们要为他拍照片或是与他合照时，他总是乐意相随，发出称意的微笑。因而孩子们更不觉得陌生，反而好像与老爷爷团聚一般。但是，每次分别时，我们都看得出，陈老师很舍不得，一直送到门口。我们三番四次请他回屋里去他都站住不动，要目送我们的出租车离开。当然，我们也舍不得，于是我答允他老人家一两年内再回来探望他。这样，他才点头，表现得愉快了一些。

每次，我稍有一些进步，陈老师就会给我更多的鼓励。1982—1983年，加拿大联邦政府多元文化部部长费林明（Jim Fleming）先生委任我为该文化部顾问，老师获悉后勖勉我。1989年4月，我幸获加拿大杰出公民奖（4月18日为颁奖日），他老人家从张友仁教授处得知这个消息后，专门给了我一道手谕，勉励至多，还借张友仁教授于5月间应邀来加拿大讲学之便，给我带来一大盒人参茶，他更谦虚地说是“千里鹅毛”。但是，我知道老师的为人，手谕训勉和“鹅毛”实在是一个大奖赏，是我又一次的“杰出公民奖”。同年10月，《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一篇对我的采访，老师在高兴之时立即剪寄给我，训勉更多。我明白老师的用意，因此，我更继续努力，想为华人争光。

随着时光推移，我感到陈老师对我的关怀和爱护越来越深厚。1990年，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中国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上，张文朴大使一见我面就说：“我刚从北京回来，陈岱老托我带口讯回来问候你。”1994年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为陈老师出版了《陈岱孙学术论著自选集》，陈老师希望我能及早读到，除了先行用书信告知我，还特别托人将书带到美国寄给我（《陈岱孙文集》两卷早已在出版的当年，我回到北京时蒙受赐赠）。同年圣诞之前不久，我收到了关英老学长的信，说陈老师非常惦念我，叫我快去信、多去信，以慰老人家。我除了写信上禀，向老师请罪请安，还寄奉一张全家福相片。他老人家很高兴。所以，1996年圣诞前较早时间，我赶紧提早给他老人家贺节拜年，还向他禀告11月中旬北京电视台来加拿大拍摄《龙腾四海》片集，我是被访者之一。在拍摄过程中，我案头上老师的文集和自选集都被摄影师的镜头对准过。我的原意是以这个讯息，作为节日的贺礼之一，以冀老师能够欢喜。今年1月3日他老人家掷下手谕，我知道他很高兴，还给我嘉言勉励：“……这次得到《龙腾四海》在加拿大被访极少数人物九人中之一人之誉，和两年前‘世界华人精英传略’丛书之人选，实为吾弟近几十年来一切工作应得之承认，为我侨界莫大之光荣也。”“……唯近年小照一片，希哂纳。”信中还说：“在家疗养，医诫戒作任何脑力及体力活动也。”我原以为他老人家疗养一段时间，又不再做博士生的指导工作，会恢复健康的，百岁高寿定会达到。想不到，这封信成了遗训，照片成为遗物。噩耗传来之后，我一直因为连老师最后一面也没能见到而自怨自责。一个多月以来，心绪总不能平静。张友仁学兄多次鼓励，要我写些纪念文字，但是，每次提起笔，总是泪水打湿了笔和纸。陈老师已仙逝了，事实已是如此，自责于事无补，唯有铭记老师的训诲。愿陈老师在天之灵安息。

199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