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陈岱孙恩师

□张德声[6]

我在1935年入清华经济学系学习。当时陈先生是法学院院长兼经济学系主任。我与先生接触极少，只是常见他昂首阔步地走在二校门到图书馆的路上，一身笔挺的西服，一头乌黑光亮的美发，令人肃然起敬。常听到人们称道陈先生为人正直，处事公道，厌弃为官。记得徐毓楠先生在一次经济学会上只用一个词称赞陈先生，说：“陈先生，gentleman, gentleman！”

我听过陈先生主讲的经济思想史和财政学，言简意赅，主题明确，条理分明，精髓突现，启人深思。人们常说，陈先生一堂课就是一篇精彩的文章。经济思想史是一门哲理性极强的课程。可是，陈先生结合史实乃至现实，讲来很是生动。陈先生讲课总是很严肃的，但并不使人望而生畏，而是感到入理入情，很自然，有时也饶有风趣。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陈先生讲凯恩斯的经济思想时，最后提到凯恩斯也投资股票，赚了不少钱。

虽然我和陈先生接触不多，可是受到的教育、帮助很大，感到亲切。抗战爆发时，我辍学参军。日本投降后，一日见报载陈先生代表清华飞抵北平办理清华复校事宜，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办公，我立即去北平见陈先生，请求复学。陈先生详细地介绍情况说，清华破坏很大，生物馆、大礼堂做了马棚，四院还住着日本伤兵……复学无期。最后，很关切地送我到大门口。清华复学后，我还是如愿以偿复学了。

毕业以前，我曾到陈先生寓所致敬，给陈先生拍了一张照片，并同他合了影。现在这应是极珍贵的纪念了。

最后一次见到陈先生是在1997年春天。我离休后，为了适应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对外语、外经、外贸人才的需要，在通州区办了一所外语外经贸学校。一起办学的有清华校友罗会文和叶庆刚。我们想和美国一所私立大学合作办学。为此，我和罗会文一道去请教陈先生，把那所学校的威斯康星州政府的立案批件和银行账号等文件的复印件请先生过目。过几天，先生写了一封亲笔信给我，亲切地称我“德声弟”，信中说这个学校注册才一年多，恐怕没有什么实力，希望我们慎重考虑。后来我们听从陈先生的意见，没有与他们合作。那些复印件字迹十分细小，已96高龄的老者看来当是如何吃力，可以想象。可是，陈先生却能仔细地看过，并发现问题，提出忠告。这种对事、对人、对学生的真情实意，实在令人感佩！

惊闻陈先生仙逝，我内心万分沉痛，深深地怀念他高尚的人格、高深的学识、深厚的教益和真挚的帮助。更悔恨过去为什么没有更多地向陈先生请教。良师已去，何可重聆教益！

199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