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翻译，既古老，又重要，且还难。
说其古老，是因为翻译活动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历史（吕俊2001：1），它就和我们的语言一样，谁也说不清楚它到底有多古老了（王东风2007）。早在远古时代，不同部落之间必然要涉及翻译问题，能达异方之志，必通翻译，唯“舌人”而为。我国三千多年前的周代就有对翻译活动和官职的描写，将从事这类活动的人称之为“象胥”，且还有更具体的分工：译东方民族语者称“寄”；译南方的称“象”；译西方的称“狄鞮”；译北方的称“译”。据载公元前528年便有人将越国语的《越人歌》译为楚国语。我国西汉时就设置官署“大鸿胪”（或叫鸿胪寺，鸿胪意为大声传赞，引导仪节）主外宾之事，大致相当于今日的外交部，且已有外语教学活动。随张骞（前164—前114）出使西域的翻译人员名叫堂邑父。
作为英国国家博物馆里的镇馆之宝——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制作于公元前196年的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是用希腊文、古埃及文和当时通俗体文字刻了同样一个登基诏书，也说明西方翻译活动早就有之。正如根茨勒（Gentzler 1993：1）所说，翻译是一项与巴别塔故事一样古老的人类活动。辜正坤说，翻译是生命存在的主要标志之一（参见王宏2012：xv）。
说其重要，是因为翻译一直与人类的文明进程和交流沟通密切相关，可以说，一部文明史正是一部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相互交流的历史，大多民族的文化及其语言的发展和丰富都离不开翻译[2]，因此，它被学界尊为自上帝亲为的“巴别塔事件”以来人类所进行的最伟大事业之一。16世纪的意大利哲人布鲁诺更是一语中的，“一切科学源于翻译”；法国文学翻译家协会前主席雅克莉娜·拉哈纳认为：在当今的世界，任何一个民族若离开了翻译，也许就不能生存下去（转引自许钧1998：2）。谢天振（1999：8）指出：由于翻译研究的跨文化性质，它在当前国际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确实也越来越重要。哈蒂姆（Hatim 2001：9）认为，翻译研究正如日中天（high profile），这一趋势不仅是在西方传统译学研究中，而是在全世界。德国学者容佩尔（R.W.Jumpelt）将20世纪称为“翻译的时代”（Newmark 1981：3）。根茨勒（Gentzler 1983：181）呼应了这一观点，认为20世纪90年代是以翻译理论的繁荣为特征的。
刘宓庆（2005b：i）则主张将翻译上升到“文化战略”“救民族出危难”“实业化”的高度来认识。巴斯奈特（Bassnett 1980：1）将翻译冠之以“fundamental act”和“crucial role”的头衔；夏富呐和阿达布（Schäffner&Adab 2000/2012：v）用“essential for trading”和“fundamental component of classical education”来定义翻译活动。这些论述足以可见“翻译”的重要性。我国20世纪70年代刚开始改革开放，国门突然打开，众多的人员需要出国留学，国外各学科的大量英语资料需要翻译，译员奇缺，竟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学英语的前所未有的热潮！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一片大好形势中，翻译工作和外语老师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说其难，是因翻译之不易贯穿于翻译活动的每一个环节。理查兹（I.A.Richards 1953：250；Tymoczko 1999：28）的一句话或许最能说明问题：翻译过程可能是宇宙进化中发生的最复杂的一个事件（the most complex type of event yet produced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cosmos）。美国著名语言哲学家奎因（Quine 1974）称翻译为“the most difficult tasks”。纽马克（Newmark 1988/2001：224，225）用“horrible”（恐怖的）、“miserable”（悲惨的）来喻说翻译，将“难”推向了一个远非“难”所能比拟的新层次。奈达（Nida 1993：1-6；2001：1-7）列述了译事所涉及的十大悖论（Paradox），且认为它们都是语言和文化上的悖论，这也足以说明翻译工作的窘境。
严复的《天演论·译例言》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译论的开篇之作（潘文国2012），其中所述“译事三难：信达雅”“一名之立，旬日蜘躅[3]”也是“难”之凭证，不仅说出了蜘躅之“难”，且其“信、达、雅”三字还被奉为翻译的基本准则，影响国人达百年之久，寥寥三字却能道出译学之真谛，堪称世界之最。这一准则应者甚众，还据此仿拟出不少名句（参见杨全红2010：111），如周有光“一名之定，十年难期”；张隆溪“一词之立，费三百载”；季羡林“一脚（脚韵）之找，失神落魄”；杨宪益“半身早悔事雕虫，旬月踟蹰语未工”。如此这般的感叹，倒也叹出了翻译者无奈的苦衷。另外，有关“翻译”有约500条隐喻，更可见这项工作的艰难性（参见第七章）。说其难，还因为翻译学一直游走于众多学科之间，必然要涉及众多其他学科的知识，这种“学科间性”就决定了该学科必须采用“综合法”加以全面和深入的研究（Snell-Hornby 1988/2001）。
但这一“古老、重要、艰难”的人类行为，长期以来在学界常被视为一种边缘性的（Marginal）、辅助性的（Subsidiary）、第二位（Second Importance）的“技巧”（Skill,Art[4]），为他人服务的、未能入流的技艺，一直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是备受冷落，深受质疑，仅被视为一种谋生之道；虽偶有述及，也冠之以一种书斋雅兴之为。我国学者林语堂早在1933年的《论翻译》文中就提出了“译学”这一术语，虽离“学科”有一定差距，但毕竟已萌生了构建翻译研究的念头。董秋斯于1951年在题为《论翻译理论的建设》的论文中明确提出“翻译学”，论述较为周详，且将其落脚在“建构完整的理论体系”上，可谓早瞻先瞩，可圈可点！该文值得我们一读，也算是我国学者对世界翻译研究的一个贡献。这也充分说明笔者（2001）早年提出的一个观点，外语界学者不必总将眼光盯在外国人身上，一定要关注我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西方虽在20世纪初就出现了“翻译科学，翻译学”（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这一术语（谭载喜2005：195），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西方的大学才开始正式培训翻译人员：如1941年在瑞士的日内瓦、1941年在奥地利的维也纳、1946年在德国的美因茨盖默斯海姆（Mainz-Germersheim）、1949年在美国的乔治镇（Georgetown）等。就在这期间，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Eugene A.Nida 1914-2011）在1946年出版的《〈圣经〉翻译》（The Bible Translating）中始用现代语言学理论（主要包括结构主义、功能主义、乔姆斯基TG理论）较为系统地论述了翻译问题，再次启用“翻译科学”这一术语，在1964年的《翻译科学的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中再次论述了“翻译即科学”的著名论断，当用语言科学理论来论述和研究，他在书中第8页指出：
从而开始将翻译活动正式纳入到语言学的轨道。也正是他的这一开创性思路，使得当代翻译学理论在现代语言学的视野下得以迅猛发展。正如谭载喜（1999：X）在《新编奈达论翻译》的编译者序开篇一段所言：
因此，奈达被冠之以现代翻译学的开山鼻祖之名，也算是当之无愧！
霍尔姆斯（Holmes 1972）和勒菲弗尓（Lefevere 1976）先后提出了“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这一术语，后被学界作为学科名称使用。霍尔姆斯将其主要内容大致界定为：
此时才宣告“翻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Discipline,Science）粉墨登场（Bassnett 1980：11；Snell-Hornby 1988/2001；Lefevere 1992a）。巴斯奈特（Bassnett 1980）出版了《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一书，后于1991和2003年又出了第二、三版（各个版本被多次印刷），在学界广为流传，成为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翻译教学入门教材。
戈芬（Goffin）和哈里斯（Harris）直至20世纪70年代才正式启用“翻译学”（Translatology）这一术语，此后它便开始在学界广泛流传，且逐步被人们所接受。刘宓庆（2005b：326）主张将“Translatology”这一术语视为“统领学科的宏观研究”，而将“Translation Studies”视为“经验的描写研究”，这两个术语虽不可同日而语，但都志在将翻译上升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时至20世纪90年代，翻译学开始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逐步流行，乃至盛行，被视为人类交际的一项基本活动。
概言之，翻译学就是专门研究与翻译的理论建构和实践应用相关的问题的学科；细言之，该学科可包括“概念、理论、性质、过程、原则、标准、功能、方法、应用、地位、历史、教学、批评、比较、超学科性、机器翻译”等分支内容。
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莫娜·贝克（Mona Baker）于1998年主编的《Routledge译学百科全书》（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第一版）（于2009年出版了第二版），集来自三十多个国家95（第二版有104）位著名学者的智慧，其中不乏译界泰斗的贡献。该百科全书较为全面地收集了有关翻译学研究中所涉及的核心词条，素有“范围广、内容新、观点开明、权威性强”之美誉，大大巩固了翻译学的独立学科地位。莫娜·贝克本人所撰写的“翻译学”（Translation Studies）词条（可惜在第二版中被删除），常被学界视为经典，其中包括了译学的名称、历史、主要内容、相关理论、研究方法、评价方法等内容，为本学科做了较为全面的界定。
自古道“创业难，守业更难”。确立一个学科的地位不易，巩固其地位更难，若想使其真正发展为一个成熟的学科，远非喊上一两句“独立宣言”就能解决问题。时代车轮滚滚向前，知识爆炸已成定势，一切尚须求发展，学科成熟路漫漫，各位同仁尚需努力。借他山之石，亦可不忘我山之玉，共建翻译大学科。谭载喜（2005：200）认为，
自从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的后现代哲学渐入高潮，译界于20世纪70-80年代也开始出现了翻译的文化转向，此后很多翻译理论家不再将翻译视为语言层面的简单转换，而将注意力转向了“跨文化互动”（Interaction between Cultures），视翻译为文化转换而非单纯的语际转换，从而在译界出现了“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因为语言本身就是深深扎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之中的，翻译必然要与文化紧密交织在一起。英国学者斯奈尔霍恩比（Snell-Hornby 1988/2001：39）接受了海姆斯（Hymes 1964）的观点，认为“文化”不仅是一种“艺术”（Art,Skill），而是宽广意义上的人类学概念：对人类生活进行社会调节的总和（the broader anthropological sense to refer to all socially conditioned aspects of human life）。我国著名学者谢天振（1999：1）所创立的“译介学”（Medio-translatology）进一步发展了西方翻译文化派的观点，将译学与文学、文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突破局限于语言层面的转换，将翻译活动视为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从而使得这门学科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且成为当代译论中具有相当强“革命”因素的学派，对传统观点具有“颠覆性”（潘文国2002）。
在后现代哲学大潮的冲击下，近年来认知科学和体验哲学迅猛发展，CL渐成主流，人文学科亦已明显出现了“认知转向”。刘宓庆（2005b：v）指出，认知、哲学、历史三大板块是翻译学向纵深发展的研究领域。朱纯深（2008：3）认为要下功夫强化中国翻译的哲学基础，扩大其研究视野，改善其研究方法，以利于国际间的互动。在此形势下，翻译的哲学思辨和认知研究已是水到渠成之事，我们理当将重点转向探索和对比不同语言表达背后所隐藏的跨民族世界观和认知方式，且将其与哲学、文化、历史紧密关联起来。
后现代译论所倡导的“翻译即创造性叛逆”，就其根源来说不在于语言层面的词句转换，它与文化观念密切相关。从更深的层次上来说，取决于译者的“哲学取向、认知方式”，创造与叛逆，就其根源来说出自译者的认知策略。因此，翻译研究[5]不仅仅涉及翻译技术或翻译技巧，也不仅仅是一门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体，更重要的是它应当探索翻译活动背后的跨民族、跨文化的认知机制。随着当前认知科学、CL和体认语言学的迅猛发展，将翻译活动纳入认知科学的体系加以深究，便是笔者写作此书的动因，尝试将体验哲学、CL和体认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建构独立的“体认翻译学”（Embodied-Cognitive Translatology）。
二
我们都知道，外语学习必定始自“翻译”，只要是从事外语教学或理论研究的学者，不管是哪个方向，语言学也好，文学、文化等方向也好，不仅仅是要与“翻译”打交道，甚至一切外语学习和研究都要脱胎于“翻译”，无一例外。将其视为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理所当然。
当我们第一天开始学外语时，都会自然而然地问，“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用英语怎么说？”，这就注定要将自己绑在“翻译的车轮”上了。更不用说18世纪末浪漫派施莱格尔兄弟早就提出过“广义翻译”，认为一切都是翻译，因为它涉及所有的变形、转化、模仿和再创造，布伦塔诺、海德格尔也持这一观点（参见许钧1998：125-126；蔡新乐2010：119）。海德格尔认为，世界上一切都以“居间”的形式出现，这种存在样态便意味着“翻译”，这就是他所说的语言之内已经存在翻译了。他还认为翻译就是万物生命力的体现，她/他/它们在不断地翻转和不停地变化，也只有这样，她/他/它们才会回归自身，回到自己的“家中”。
当代英国翻译理论家斯坦纳（Steiner）沿其思路进一步明确指出“一切理解活动都是翻译”，他（Steiner 1975/2001）在《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一书的第一章的标题即为“Understanding as Translation”。他（庄绎传译1987：22）说：
如此说来，翻译无处不在，无人能逃，因为一切转换或变形的活动都是翻译，或换句话说，人人都生活在翻译之中，人人都可研究翻译，我们所进行的思维都是翻译思维，颜林海（2008：84）提出的“翻译思维”很有道理。据此可仿照雷柯夫和约翰逊（Lakoff&Johnson 1980）的书名Metaphors We Live by说成“Translations We Live by”（我们赖以生存的翻译）。
当然，我们所说的翻译，与斯坦纳所说的一切皆翻译还是有所不同的，我们主要还是就跨语言和跨文化的表达转换。特别是外语工作者，都离不开翻译活动，要使翻译工作得心应手，就当兼有“翻译学”的理论素养，还要有跨学科的知识储备（参见Hatim&Munday 2004/2010：8），具备“杂学”功底，这就是斯奈尔霍恩比（Snell-Hornby 1988/2001）所论述的“综合法”（Integrated Approach）。
一方面，翻译学从语言学和文论中吸取了很多理论和观点，为该学科的理论建设提供了若干框架性思路；另一方面，翻译学也促进了语言学和文论的发展，前者的成果也有利于后两者进一步打开思路；再说了，翻译主要解决的是语言问题，它本来是现代语言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人们早已认识到，翻译、文学、语言学这三个学科本来就是围绕语言研究的不同侧面，它们之间原本就是互通有无，同享一个研究对象，基于同一套哲学理论，理当互通有无，同生共长，方可相得益彰，齐头并进，没有必要设立壁垒，挖掘鸿沟，老死不相往来。只有这样，才能带来21世纪更为繁荣的语言研究新局面。如翻译学从哲学、语言学、文论、认知科学等借鉴了诸多成果；文论也多得益于哲学、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诸多理论；语言学也从前两个学科借鉴得诸多思路，如近来亦已成为主流的CL，得益于后现代哲学（包括体验哲学）、文论、认知科学等，国内学者朱长河博士提出的“生态语言学”，明显受到后现代生态主义者、生态翻译学和生态文学的影响。
笔者主要研究领域为语言学（特别是CL、体认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但也常与翻译打交道，且结识了翻译学界的很多名师大家、高朋贵友，如谢天振、杨自俭、潘文国、张柏然、廖七一、吕俊、方梦之、王克非、许钧、朱徽、王东风、蔡新乐、祝朝伟、杨全红等译界著名教授，受到他们的诸多熏陶，涉足翻译学中的一些理论问题。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还教过“翻译技巧”（Translation Skills）这门课，尝试翻译过一些英国著名诗人的诗歌，算是经历了译诗的“理解磨练”和“创作煎熬”，多少也有点心得。在20世纪80年代还翻译了不少科技方面的介绍和说明书，引介过国外先进技术和项目；在平时专业文章和书籍的写作过程中也常涉及国外学者的语录翻译，在此过程中时常推敲字句，也积累了些许经验。笔者曾在一所高校外事处工作期间先后随团出国当口译十数趟，也曾为财政部一位副部长出国当过翻译，算是颇有心得。
谢天振（2001）在《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的误区》一文中指出，有些学者常把探讨“怎么译”视为翻译研究的全部；常有人对翻译理论持实用主义态度，只看到理论的指导作用，忽视其认识作用。吕俊（2001：前言）在《英汉翻译教程》中指出，我国的翻译研究已经走出了传统时期，正以一种向各邻近学科开放的姿态朝着多元发展，并逐渐成为一门具有高度综合性质的独立学科。杨自俭（（2002：7-8）认为：
这不仅道出了我国翻译界的现状，也是外语界，乃至其他很多学科亟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笔者那时仅有认识，未想行动，涉足他人的领域需要谨慎，翻译的奶酪不要轻易去动。
时至2003年，中国典籍英译研究会在苏州大学召开第二届年会，汪榕培会长邀我做一个大会发言，笔者为此思考良久，本想推辞，因为这不是我的主打领域，不宜随便涉足“他人领地”。但后来读到谢天振将比较文学与翻译学相边缘而创立的“译介学”；胡庚申（2001）将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全球生态文化学术思潮等运用于译学研究，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黄国文、张美芳等将系统功能语言学与翻译学结合起来的论文，深受启发，萌动了从CL角度思考该发言的念头。通过一段时间的整理、思考，初步写成《翻译的认知观》一文，并在大会上做了发言，算是国内率先吃这只螃蟹的人吧！该稿后经多次修改，形成两文，分别以“CL的翻译观”和“CL的‘体验性概念化’对翻译中主客观性的解释力——十二论语言的体验性：一项基于古诗《枫桥夜泊》40篇英语译文的研究”为题分别发表于2005年第5期的《中国翻译》和2008年第3期的《外语教学与研究》上，不期引起译界的广泛关注，增加了继续做点翻译认知研究的信心。
2004年10月在四川外国语大学举办了英汉对比研究会第十届年会，邀请了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根茨勒（Gentzler,E.）到会做主题发言。会议期间他送了我两本签好名的书：1993年出版的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和2002年出版的Translation and Power，当时也读了，并未找到多大感觉，现在看来原因主要有二：（1）对翻译理论的历史和发展了解不深；（2）后现代哲学理论尚为空白。近来笔者加强了这两个方面的阅读，算是有所弥补吧，然后再读这两本著作，感受较深，理解才基本到位。根茨勒的这两本专著对本书的写作启发颇多！
再后来，笔者读到1997年丹恩克斯（Danks,J.H.）、斯利夫（Shreve,G.M.）、房廷（Fountain,S.B.）、麦克庇斯（Mcbeath,M.K.）合著的《口笔译中的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e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以及2010年Shreve&Angelone出版的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文集，对从CL角度研究建构翻译理论有了更大的信心、更深的认识。特别是在后一本书中马丁（Martin）还正式提出了“认知翻译学”（Cognitive Translatology）这一术语，我们便萌动了在国内倡导创立“认知翻译学”的想法，于2012年在《中国翻译》第4期上正式启用该术语，因为在此之前，我们仅论述了“翻译的认知观”或“认知翻译研究”，而未敢妄称“认知翻译学”。
谢天振教授在川外讲学期间我们多有接触，我再次精读了他的大作，受益匪浅。他尝试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在这两者的结合处创立了一门新兴跨学科“译介学”，为国内外翻译界开辟了一个全新方向，可贺可喜！我也深受启发，又在与他交谈中增加了信心，文科研究当走跨学科之路，我萌动了将“CL”与“翻译学”结合起来的念头。
近年来笔者还连续几年应邀参加了辽宁省翻译学会举办的年会，承蒙他们抬爱，让我介绍认知翻译研究方面的心得，且建议我尽早写出这方面的专著。我十分感谢学界朋友的关心和鼓励，现在才腾出手来，不揣冒昧，做此尝试，欢迎行家里手不吝指正。
潘文国（2012）大力倡导重塑中国话语权，努力建构我国自己的译论学派，值得广大学者认真思考。他在文中指出，“文质之争”和“信达雅”可视为我国译论史上最重要的观点，但在西方译论强大话语权的统摄下，它们都被自觉或不自觉的消解了。中国译论“失语”的结果便是我们的翻译研究只能跟着西方理论走，从“文化转向”“多元理论”到“异化、归化”等等都是如此。笔者认为，在当前全球认知科学和CL迅猛发展的学术潮流下，创立有我国特色的体认翻译学，以本土化的“体认原则”为基础重新审视翻译论题，不妨将其视为在国际译坛上建构中国话语权的一种尝试，触碰一下别人的奶酪，算不定会别有一番滋味。
三
西方形而上哲学的核心特征为“爱智求真”。philosophy就是由philo（爱）和sophy（智）这两个词素组成的，这也足以可见哲学的本质特征。那么“爱”什么智慧呢？要爱真知！真知即本质，这就是西方形而上学哲学家为何要将“追问世界之本质”作为他们奋斗的目标了。
他们还认为，要能求得世界之本质，必须排除人的主观性，这就是所谓的“笛卡尔范式”（Cartesian Paradigm，王寅2007：38-39）。在研究词语意义时也奉行二元观，基于“事物”与“名称”之间的关系来论述意义，这一观点一直流传了两千多年。索绪尔也力主将“人本”和“社会”这两个因素从语言研究中切除出去，且基于形而上学二元论，“关门打语言”“关门论语义”成为他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主旨，运用语言系统内部的二元对立要素（横组合和纵聚合）来分析系统，确定意义。弗雷格（Frege 1892）针对基于传统形而上学所建立的“指称论”（Referentialism）之不足，提出了著名的语义三角，以图解决该语义理论留下的“空名”和“一物多名”的难题，它虽比传统指称论有所进步，但依旧未能摆脱客观主义哲学观的困扰。基于弗雷格语义理论所建立起来的其他语义观，如“外延论（或外在论）、真值对应论、真值条件论、语境论、功用论、行为论”等，也都过分依赖外部世界和实际效用来论述意义，依旧排斥人本精神，这些观点对于语义研究留下了种种困惑。人们不禁要问，语言本是人之所为的产物，却为何要一味地将人因素排除在外，岂非又是一种悖论？
与“外延论”（Extensionalism）相对的便是“内涵论”（Intensionalism），以图从人的心智内部来解释语义现象，很多心智论者还认为人的心智具有“镜像”功能，大力倡导“语言与世界同构”的观点，认为人类的心智可客观可靠地将外界事实反映到心智中来，这显然还盘旋在传统形而上哲学理论之中，注定不能完美地解决语义问题。
无论是外延论，还是内涵论，这两种语义理论都属于客观主义哲学，将人本要素排除在视野之外，这一研究方法必然要打上“胎里疾”的烙印。公允地说，在自然科学中人本常被视为“非中心主体”，多以客观世界中的事实为依据，“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tivism）确实是一条可行的研究准则。而在人文科学中，绝对不可忽视“人主体”，且这里的人主体常带有“自我中心主体”的特征，即各自常从“自我中心”（Egoism,Egocentralism）的角度来看待世界、阐发思想、说明观点，且运用语言进行翻译。在过往的研究中，“人主体”多遭不公的待遇，时至今日，当还其一个公道！
我们基于马列辩证唯物论和体验哲学的基本原理，提出了“语义体认观”，既强调了唯物观对于人文研究的基础性，也突显了人文观的重要性。语义体认观的核心为：将弗雷格语义三角中的客观意义（Sense）改为客观兼主观（Cognition），且下拉三角顶点，彻底阻断“语言符号”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从而建构了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
最右端的“语言”是基于前两个要素形成的，即语言是对现实世界的“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结果。引号中的八个字可归结为“体认”二字，这便是“体认语言学”这一名称的由来。在《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6版：1280）中将该词组定义为“体察认识”。故而有了“体认语言学”和“体认翻译学”。我们认为，“体认”这两个字包含的意义甚多：既有客观因素，吸收了外在论的合理内核，落实了“对现实进行互动体验”的理论取向；也有主观作用，吸收了内在论和人本观的合理内容，实现了CL所倡导的“认知加工”原则。若将这两个字所蕴含的意义有机地整合起来，便可较好地解释人类如何“感知事物、认识世界、建构思想、形成语言”的基本过程。
“体”意在突显人类的思想、语言、意义具有体验性，它们都是基于我们对现实世界的互动体验而成形的，这完全符合唯物观；“认”意在强调人本精神，即在我们的思想、语言和意义中不可避免地要打上主观烙印，这也完全符合辩证法的原理。我们基于这两者进行整合，提出了“语义体认观”，可用以解释人文研究中若干核心问题。它一方面可有效修补外在论因过分强调客观因素所带来的胎里疾，也可修补内在论因仅聚焦于心智内部而留下的缺憾，同时也突显了马列主义注重人本精神的思想，并吸收了后现代哲学和体验哲学中的人本新观。
笔者拟将这一基本原则应用于翻译研究。据此便可解释，人们之所以能进行跨文化和跨语言的交流和翻译，皆因我们享有相同（或大致相同）的现实世界，且我们的人体构造以及各身体部位的功能相同，这就决定了全人类要有共通的思维基础和表达需要。奈达曾用“体”来解释语言交际和可翻译性的原因（参见谭载喜1999：60）：
这便是我们能够相互理解和进行语际翻译的“体”之基础。
人类虽都生活在“地球村”（此为麦克卢汉1990所首提术语），但是这个村子实在是太大了，生活在不同区域和环境中的人们，必定会有不同的认识世界的方式，这可用来解释人类语言之间的差异，甚至出现了部分“难以翻译”或“不可翻译”的语言现象，皆因各民族“认知加工”的方式不同所致。笼统说来世界虽是相同的，但各个地区的自然环境不尽相同，因此各地区的人们在认识世界、理解自然、表达思想时的方式也就不尽相同，因而造成了全世界语言之间的差异。如在表示喜悦和爱慕时，很多语言（如英语、希腊语、汉语等）都用“心”，而非洲的一些语言却说“肝”，在部分玛雅语中要用“腹”，在希伯来语中要用“肾”，在西太平洋马绍尔群岛可用“喉咙”来表示（参见谭载喜1999：54，62）。
体认语言学认为，将“体”与“认”这两个要素整合起来就更有解释力了，“体认”可用来统一说明语言中的同和异，也适用于解释翻译现象。同是因为“体”之同，异是因为“认”之异。如生活在不同区域、不同环境中的语言社团对相同事物、相同词语会有不同的实际用法和联想意义，这其中既有“体”因素，也有“认”原因，但我们认为主要是后者。试想一样，生活于赤道附近的人们与生活于高纬度的人们，在说到“阳光”“雪”时感觉显然会有不同，这不就是我们所说的，北方人更喜爱阳光，南方人更喜爱雪，物以稀为贵吗！
又如得到母爱的孩子和没有得到母爱（如遇到不善良的后妈）的孩子，在谈及“母亲”时的情感肯定会有差异，甚至是较大的差异。奈达（参见谭载喜1999：181）也曾举过一个例子来考察“绿”与“蓝”的不同情感意义：对于生活在丛林的人们来说，绿色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因而更喜欢像天空一样的蓝色，据此常用这个颜色来象征“生命”和“幸福”；而对于生活在沙漠的人们来说，由于水和植物很珍贵，便更喜欢绿色，且常用绿色来象征“生命”和“幸福”。奈达（参见谭载喜1999：193）据此指出：
奈达在这里也强调了语言表达中的“人本因素”，该论断对词语的隐喻用法也非常适用，如在英语明喻中同是一个clear就用了8个事物来做比喻，如：
上述大部分明喻习语都比较好理解，但奇怪的是第（8）例中的mud，竟然也能与clear搭配使用。按照一般人的思维，mud意为“泥浆、淤泥”，它一点儿也不clear。这条明喻习语的意思为“含糊不清，一点儿也不清楚”，此时的clear受到mud的约束意义发生了转移，实际上译为unclear。该英语明喻习语的特殊性，说明英民族就此有着特殊的认知方式。又如我们常用“狐狸”（fox）来喻指人的“狡猾”，而在许多非洲语言中常用其他的动物或昆虫来作比喻。这说明全世界各民族确实有不同的范畴化方式，详见第十一章第二节。
这就在学界出现了一个旷日持久的争论，全世界的语言究竟是“同大于异”，还是“异多于同”，我们认为泛泛而论加以争辩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有些学者主张前者，特别是乔姆斯基还提出了“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的设想；有些学者主张后者，如功能语言学派和CL派。我们设想，在全世界几千种语言中，在言说某些范畴或领域时可能是前者；在论述另外一些范畴或领域时可能是后者，因此简单地说“同大于异”或“异多于同”过于笼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在同一语系或语族中各语言的相似度应当是“同大于异”，它们之间的相似度会大于不同语系的相似度。例如当今运用计算机进行机器翻译时，在印欧语系中进行跨语言互译时的准确性就要远远高于英汉互译时的准确性。可行之说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我们基于上述的“体认观”设想出“体认翻译学”的权宜定义，现将其描写如下，欢迎批评：
在这一定义中有几个关键词语：多重互动、体认、两个世界、各类意义、语篇、映射、创造性模仿等，前6个主要出自CL和体认语言学，现笔者用它们来解释最后一个关键词——翻译研究中的“创造性模仿”，从而有机地将认知派和体认派的基本观点与翻译理论结合了起来，详见第四章。笔者以此权宜定义为主线，较为系统地组织了本书各章的写作脉络。
正如谢天振的译介学一样，体认翻译学并不专注于词语转换高下优劣的技巧，也不对译文好坏做出评判，而意在描写和解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采用的体认方式，主要包括：体认观、范畴化、互动、映射、意象图式、识解、隐转喻、突显、概念整合、事件域认知模型（ECM）、像似性等，本书将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运用这些体认机制。这一理论的建构和发展不仅对翻译实践具有实用性，而且它还具有认知作用，进一步深刻认识翻译实践的功能，对翻译学走向深入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
四
一项在外语学习过程中看似平常的翻译活动，各路学者竟然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理论，如以“译论学派、学科基础、翻译思想、文本取向、代表人物、学科主题”等为线索，竟然可分出数十种理论（详见廖七一2000；胡庚申2004：20-35；谢天振2008）。
西方翻译理论奠基人西塞罗（Cicero前106—前43），出于其修辞学家和演说家身份，始从修辞学角度探索翻译过程中的风格转换。他曾将翻译活动分为两大类：解释员式的翻译，演说员式的翻译。前者指没有创造性的翻译；后者则具有创造性，且译作可与原作媲美。
雅克布逊（Jakobson 1959）将翻译分为三类：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指同一语言中的不同表达形式；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指双语之间的对译；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指语言系统与非语言系统之间的翻译。
霍尔姆斯（Holmes 1972）将翻译研究分为三大类：理论研究、描写研究、应用研究，详见第十一章。
奈达（Nida 1984）将翻译理论分为如下四大流派：语文学、语言学、交际学（翻译即交际）、社会符号学（将语言视为一种符号，结合所在社会环境进行解释。形式也有意义）。
根茨勒（Gentzler 1993）根据翻译的功能和目的分五大类：美国翻译培训派（诞生于1960年代，侧重于文学翻译教学）；翻译科学派（侧重语言学理论研究翻译）；早期翻译研究派（脱胎于文学分析，融入文化派思想，认为翻译具有跨学科性，方法无对错，强调动态的再创作，无固定模式）；多元体系派（源发于早期翻译研究，借鉴俄国形式主义，引入多元文化体系）；解构派翻译理论（消解源文，超越文本，否定意义确定论，倡导读者中心）。
威廉姆斯和切斯特曼（Williams&Chesterman 2002/2004：48-57）将翻译模型分为三大类：比较模型（Comparative Models）、过程模型（Process Models）、因果模型（Causal Models）。最后一类包括：奈达（Nida 1964/2004）的功能对等和动态对等；维美尔（Vermeer 1996）和诺德（Nord 1997/2001）的目的论、多元系统；格尤特（Gutt 1991/2004）的关联论与翻译；图里（Toury 1995）的干涉与标准化法则；特肯纳孔迪特和迦斯克莱任（Tirkkonen-Condit&Jääskeläinen 2000）有关探索译者决策动因的研究等。
廖七一（2000）从时代上将翻译理论分为“古典译论、近代译论、当代译论”；从学派来分有“语文学和文艺学译论（西塞罗、贺拉斯、哲罗姆、多雷、德莱顿、歌德、泰特勒、利维）、语言学和解释学译论（奥古斯丁、伊拉斯谟、施莱尔马赫、洪堡特、巴托、穆南、卡特福特）、跨文化交际译论（奈达、霍尔姆斯、巴斯奈特、斯奈尔霍恩比、贝尔曼等）”。
谭载喜（2005）将翻译研究分为六个时期：“公元前4世纪的肇始阶段、罗马帝国后期至中世纪初期、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近代翻译时期（17-20世纪上半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今”（参见附录2）。
吕俊、侯向群（2006）认为翻译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语文学研究阶段、结构主义现代语言学阶段、解构主义阶段。
罗新璋（1984）提出了中国翻译的四种模式“案本、求信、神似、化境”，朱自渝（2001）也对其做出了很好的论述。赵彦春（2005：50）曾以人物为准划分了翻译流派：哲罗姆模式（直译，可兼顾意译）、贺拉斯模式（意译）、施莱尔马赫模式（直译）。
谢天振（1999：25）指出，西方翻译史上历来就存在着清晰可辨的两条翻译研究传统：
从前者来说，译界一直十分关注语言学研究成果，常从其宏观理论中吸取丰富的养分，且将其视为建构翻译学理论的主要依据之一。特别是结构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等重要语言学派，但是对普通语言学中的分支学科，如“语义学”（Semantics），却关注不够，这或许也是一大遗憾。
笔者提出了另一种分类翻译理论的方法，即根据自然交际顺序来分。我们知道，正常的交际顺序为：作者写出文本（或说出话语），传达至读者，这其中包括三个环节：
有趣的是，不同的哲学家、语言学家和翻译学家却分别聚焦于这三者，各自强调了它们的重要性，在学界先后出现了三个中心或三种独白：即
当然，这三者有时也不能断然切分开来，时有交叉，但大致还是能说得清楚的。而且这三个环节与上述国内外部分学者对译学史阶段划分较为接近，参见第二、三章。笔者在本书中将以此为序简要梳理现有的翻译理论，恰有好学、便记的效果。
五
有些哲学家将“哲学”等同于“哲学史”，如张汝伦（2003：1）在《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导论的第一节标题就是
赵敦华则颠倒该表述中的主语和表语的位置，他在曾志2001出版的《西方哲学导论》的序言中开头就说：
他们的观点与黑格尔（1833，贺麟等译1997：12-13）
是一脉相承的。他（1817，贺麟译1980：56）还指出：
因此，与西方哲学密切相关的两个关键词为“历史”和“体系”。通过学习哲学史便可深刻了解哲学家们理论传承的关系，如何践行“否定之否定”之格言，或许，哲学就在其史学进程中逐步建构了自身体系。我们认为，不仅是哲学，任何学科都有其自身的发展历史，翻译学也不例外！我们在这方面还是下了不少功夫，认真学习了国内学者谭载喜（1991，2004）、马祖毅（1998）、郭著章（1999）、廖七一（2000）、刘宓庆（2005b）、陈福康（2000）、文军（2007）等，以及国外有关论著，制作了“西方翻译简史表”和“中国翻译简史表”，以表说史，倒也干净利落、一目了然，现将其附于书后，以飨读者，可望达到言简意赅、好学、便记、易查的效果。当然，这两张表仅梳理出一个十分粗略的线条，只能帮助读者大致了解中、西方翻译研究的框架性简史，其中各个学派、诸多学者之间的传承和批评的细节还需沉下心来慢慢研读才能理清。
通过对我国自《越人歌》（前528）至今的两千多年翻译史的梳理，足以证明潘文国（2013）提出的“中国翻译的历史有两千多年，一点都不亚于西方，中国有自己的翻译理论”。他（2015）还指出：
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让世界了解中国，迫在眉睫，任重道远。
本书顺其思路，从西方哲学简史开篇，因为翻译发展和流派都离不开当时流行的哲学理论，且以翻译史梳理文化史、思想史。我们上文在简述多路学者对翻译史分期的基础上，根据哲学简史和交际程序将西方译论权宜分期为如下三个阶段：
基本能够反映出译史的大致面貌。我们反思了“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读者中心论”之不足，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体认翻译学的基本主张。这也是一种“以史为镜”的研究方法，吸取已有成果的丰富营养，以期能有所前行。笔者在前两章中大致梳理了西方译论简史，在第三章中依据这一梳理反思了“三个独白”之弊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体认翻译学”的研究方向，在第四章中论述了该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研究简史以及权宜定义。在随后的章节中则重点论述定义中所包含的几个关键词语，从而拟构出了体认翻译学的主要内容，形成了一个大致的框架，以能引起学界的关注和讨论，意在抛砖引玉，以求发展。
我想大家都会接受下一观点，不管怎么说，一切翻译活动都是以“语义”为中心而展开的，这也是CL和体认语言学的基本出发点，一定的形式总是与一定的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笔者（2001：220）曾说过：
既然翻译的一切问题都落脚在“语义”上，译界同仁就应当认真研读语义学，特别是有关中西语义理论对比方面（我国传统语义理论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训诂学”中），深入了解有关语义研究的各种理论思潮，掌握语义内部的系统、结构、分类、关联、演变等，熟悉有关词义、句义、段义、章义的论述……因此，笔者在本书专辟第六章，主要论述语义研究与翻译研究之间的紧密联系，以飨读者，希望同仁们能更好地理解语义的诸多特征，为很好地认识翻译及其理论建构和实践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我们在体认翻译学的权宜定义中将翻译暂时定义为“体认活动”，它涉及十数种体认方式，诸如：意象图式、范畴化、概念整合、识解、认知模型（包括事件域认知模型）、像似性（主要是顺序像似性）、隐喻转喻、认知实验等，笔者在随后的第七章至十八章分别加以论述，并将其与诸多翻译实例紧密结合起来，既有理论阐述也有实例揭示，从而构成了本书的主体内容，初步建构出体认翻译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基本框架。在第十四章中笔者运用了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现实—认知—语言”来揭示了汉语成语（以《红楼梦》300条成语为例）英译的规律，译者可分别基于“现实、认知、语言”三个不同层面来翻译汉语成语字面或蕴含的意义，且以调查数据来说明“三层次翻译法”的具体分布情况，以供读者作实践参考。第十五、十六、十七章运用简称CL的隐喻认知理论重点分析了有关翻译的约500条隐喻表达，用转喻认知理论揭示了翻译的一般规则，这些都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翻译活动和译学研究。第十八章所介绍的十数种实验技巧也将有助于我们拓宽研究的视野和方法，用定量研究来说明定性研究，寻求“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相结合的研究思路。
总的说来，本书采用了“总叙—分述—总叙”的结构组织方式，在前五章中先用总叙方式回顾了翻译简史且反思其不足，以期用体认翻译学来加以弥补，进而解读了该学科的权宜性定义；接着采用“分述”的方法来分别论述定义中的关键词语：意义中心、意象图式、范畴化、构式观、概念整合、识解、认知模型（特别是ECM）、像似性等；最后再基于“总叙”的写作方式，运用认知语言学的“隐喻观、转喻观”来论述翻译隐喻和基本运作机制，以能对翻译的理论建构和实践应用有一个更为深刻的体认解读和全面把握，从而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译学分支。
当然，这只是一次尝试，既然是尝试，就会存在不少缺陷或思考不周，诚恳期盼各位学者的批评指正。
六
我在20世纪70-80年代分别受到语言学大师索绪尔、乔姆斯基和韩礼德等语言学大师的影响，在他们的领域苦苦求索。三十多年前我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有关国外语言学的资料十分匮乏，学者们大多读到的是用汉语写成的语言学书籍，几乎读不到原版作品，偶尔看到一两本，大有如获至宝的感觉。20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有幸到英国留学，看到浩如烟海的外文原版语言学著作，便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并认真做了笔记，以便能更好的学懂、理解、记牢。
我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语义学和像似性的思考中开始涉足CL，后得到雷柯夫（George Lakoff）、蓝纳克（Ronald Langacker）、海曼（John Haiman）、泰勒（John Taylor）等国际著名认知语言学家的指导和帮助，认真拜读他们所赠作品，二十几本厚厚的大作精读下来，使我对语言理论和CL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反思传统理论，更新有关内容，开拓研究方法。若逢偶有心得，即刻付诸笔端，始自豆干积累[6]，逐步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笔者根据这一学习和科研的经验，从20世纪末开始积累，写下数百块豆腐干，然后将它们串联成线，尝试撰写和教授《认知语言学》。“边学、边写、边教、边改”成为我进入CL之门的有效途径。这就是后来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有积有发、边积边发、以发促积、以积带发”的求索之道。通过数年的学习与梳理，写作与教学，逐步写出初稿，且经过笔者多年使用，还在其他院校作为研究生教材试用后，几经修改最后成书，还申请到200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于2007年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现已是第十次印刷）。本书根据自己对国外几位重要认知语言学家观点的理解，尝试给该学科下了一个权宜性定义，且以其为主线贯穿全书。
由于CL所含内容较为丰富，用一本书难以周延，笔者接受了出版社的建议，就将“认知语法”这一部分内容单独成书，取名为《认知语法概论》，以便能与“转换深层语法”“格语法”“系统功能语法”等并列成不同学派的语法理论，于2006年正式出版，且也不至于一本书太厚，使用不便。
当完成这两本书之后，笔者又获得一个重庆市重点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进一步深化探讨了笔者先前从事的“西方语义学”与“中国训诂学”的对比研究（参见笔者于2001年出版的《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纳入到体验哲学和CL的视野重新审视，该书于2007年在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书名为《中西语义理论对比初探——基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思考》，算是填补了学界的一项空白。
在此期间，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简称CxG）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笔者又花了数年时间认真学习了菲尔墨（Fillmore 1985，1988）、格尔德伯格（Goldberg 1995，2006）等关于构式语法的论著，又研读了荷兰John Benjamins自2004年以来出版的一套Construction Approaches to Language的丛书（现已出版了十卷），几乎穷尽性地下载了麦克阿利斯（Michaelis）以及其他学者有关构式语法的几十篇论文，基本将该学科的来龙去脉，主要观点和研究方法梳理清楚，从2008年开始撰写《构式语法研究》，分上、下两卷，花了三年的时间，于2010年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共102万字，基本概括了国内外该领域的主要研究状况。创作本书的体会是，科研当循“既有继承，也有发展，重在创新”的原则。
笔者还主编了一套“认知语言学丛书”，现已出版到第八卷，其中的第六卷为《认知语言学分支学科建设》，尝试将我们认知团队这些年在CL理论框架下的有关学科建设问题收集成册，主要包括：赵永峰的认知音位学、刘玉梅的认知词汇学、郭霞和崔鉴的认知句法学，笔者还撰写了有关“认知语义学、认知构式语法、新认知语用学、认知语篇学、认知翻译学、认知修辞学、认知符号学、认知社会语言学、认知历史语言学、神经认知语言学、认知对比语言学、应用认知语言学”等文章，有利于学者们拓宽视野，深入关注。
笔者早年主要研究方向为“语义学”，且主要是从语言哲学角度来研习的，因此一直对语言哲学有浓厚的兴趣。由于受到钱冠连、陈嘉映、江怡、黄斌等教授的影响和鼓励，开始深入思考该领域的相关问题。自2005年来我们与其他学者合作，坚持每年举办语言哲学夏日读书院的培训活动，借此机遇迫使自己读了该方向的相关著作和论文。笔者虽有十数年语义学研究的经历，但将其上升到语言哲学层面加以系统理解，尚需补不少课。我制定了两个五年计划，细读了国内哲学界出版的二十几本语言哲学，以及国外的几十本代表性原版论著以及汉语译著，颇有心得，开始发表这方面的文章，且还在社科院的《哲学动态》和《国外社会科学》上发表了约十篇这一方面的文章。笔者于2012年被选为中国语言哲学研究会会长后，更感责任重大，当写出一本能代表外语界研究现状的语言哲学方面的专著和教材。时经五年，终于写出了《语言哲学研究——21世纪中国后语言哲学沉思录》，分上、下两卷，共105万字，且申请到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于2014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此时的我，已过花甲，同事和朋友多次建议我可休整一下，家人也常劝我放慢节奏，多锻炼身体。无奈又逢商务印书馆索要书稿，耗时两年写成《体认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本土化研究》一书，将这些年来所发表的三十多篇有关“语言的体验性”（或体认性）系列论文重新整理了一遍，且增添了若干新观点。
本想完稿后好生休整一下，不期又萌发了写作《体认翻译学》的念头。翻译界的同事经常谈起，他们迫切需要新理论来更新翻译研究。国外学者马丁（Martin 2010）正式提出“认知翻译学”，但缺乏系统论述，更谈不上学科建构；国内学者谭业升（2012）在认知翻译学的框架中专题论述了“翻译具有创造性”的理论依据。此形势下，我觉得有责任协助我国译界将这门学科迅速建立起来，这既可扩大CL和体认语言学的研究视野，也有利于译界吸收新理论，不断创新前行。这几年我还一直应邀前往参加辽宁省翻译学会的年会，且做了几场主题发言，都是关于这方面的内容。虽有积累，但学者们都知道，真的动起笔来，还是颇费心神的。尽管如此，我认为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既然如此，硬着头皮上吧！我们经过多年的消化与吸收，于2014年基于国外的CL正式提出“体认语言学”，本书则以其为主线贯穿全书。
从CL和体认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建构理论刚刚开始，因此体认翻译学犹如一个初生婴儿，有待进一步哺育和关怀。年轻的学科，一方面说明它是新生事物，充满朝气，总有成长的过程和壮大的未来；另一方面也说明它属于刚刚开垦的处女地，仍需进一步细心呵护、深耕细作。本书仅是一个粗略的论述，仅拟建了一个“开放式”的架构，不少部分充其量仅是笔者管见而已，还有更多、更深入的工作待后来者继续耕耘。若拙书能有益于译界，有助于理论更新和学科建设，笔者便感欣慰！
我们相信，翻译理论经过“作者、文本、读者、结构、文化、生态”等转向之后亦已明显出现“认知”和“体认”转向，在不久的将来，“体认翻译学”必将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笔者于横山观云庄
2015/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