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品钦小说研究现状综述

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1937—）是世界公认的后现代文学代表作家。他于1959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出版8部中篇或长篇小说和一本短篇小说集，它们包括《V.》（V.，1963）、《拍卖第49批》（The Crying of Lot 49，1966）、《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1973）、《慢慢学》（Slow Learner，1984）、《葡萄园》（Vineland，1990）、《梅森和迪森》（Mason&Dixon，1997）、《为了那天的到来》（Against the Day，2006）、《性本恶》（Inherent Vice，2009）和《血刃》（Bleeding Edge，2013）。其中，《万有引力之虹》《梅森和迪森》和《为了那天的到来》更是百科全书式的巨著，这些小说都已被视为后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品钦小说风格多变、情节复杂、人物众多、充满想象力，不仅包含多学科知识、多种文学体裁的混用和大量的文学用典，而且对18世纪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西方社会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因此，这些作品一直以来备受学界的关注，1979年起美国迈阿密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开始资助出版专门研究品钦小说的学术期刊《品钦注解》（P ynchon Notes）[1]；从2003年开始，每两年都会在欧洲的一座城市举办国际品钦研讨周（International Pynchon Week）[2]。除了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之外，品钦的小说在普通读者中也具有非凡的影响力。虽然品钦本人一直保持着神秘的生活方式，远离媒体和公众视线，但这些都不妨碍忠实读者们在互联网上为他的作品建立专门的网站，为每本小说的每一页细节提供自己的理解、用典来源和背景知识注释，以及图片说明。[3]此外，他的侦探小说《性本恶》还在2014年被搬上荧幕。

本书聚焦于品钦创作的四部小说——《V.》《拍卖第49批》《葡萄园》和《性本恶》，尽管后两部小说与前两部小说的创作时间跨度很大，但是它们所描绘的故事发生的年代具有连贯性。《V.》的现代部分以20世纪50年代的纽约为背景，其余三部则分别以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加利福尼亚为背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三十年间，美国经历了以民权运动和反正统文化为代表的社会动荡；而从尼克松政府到里根政府执政时期，政治激进运动逐渐衰落，保守主义重新回归。在经济上，得益于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社会享受了经济的繁荣；60年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遭遇了滞胀危机；进入70年代，凯恩斯主义逐渐让位于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尤其在里根执政期间，美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包括削减社会福利、削弱政府职能等的保守主义改革。品钦的四部小说正是植根于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中，并分别审视了这个时期美国社会的各种问题。此外，四部小说都是以人物的追寻组织情节结构，以展现对战后美国社会秩序与反抗主题的思考。

从总体上看，有关品钦小说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早期批评、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的后现代解构游戏角度的批评，以及90年代后期至今的社会历史政治角度的批评。[4]70年代至80年代，早期的品钦研究认为，品钦的作品展现了一个混乱堕落的世界。弗兰克·D.麦康奈尔认为，品钦的小说表达了“末世的绝望”。[5]伊莱恩·B.赛弗把品钦的小说视为黑色幽默小说，他也认为这些作品表达了面对一个混乱无序世界的绝望情绪。[6]安妮·曼格尔认为，《拍卖第49批》的主人公俄狄帕获取的有关特里斯特罗的信息越多，她对它们的整理就越来越混乱。[7]钱伯斯的研究将女性主义批评和神话批评相结合。她认为，品钦引用了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的白女神（the White Goddess）形象，V和俄狄帕是白女神的化身，她们的经历代表了原始母系文化如何衰退为父权文化。[8]这其实也说明了品钦借用过去的传统来批判现代世界的堕落。

同时，这些研究指出，品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使用了两个新的概念去诠释这个末世主题，即“熵（entropy）”和“妄想症paranoia）”[9]。首先，品钦对世界衰败的展现体现在熵这个概念上。埃丁斯把熵的主题与宗教问题相联系。他认为，品钦小说传达的是诺斯替主义的宗教思想，无论是品钦早期的短篇小说还是《万有引力之虹》，贯穿它们的宗教主题便是世界从一个冷漠的宇宙逐渐走向诺斯替的阴谋（gnostic conspiracy）。而且，品钦受到亨利·亚当斯的《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一书的影响，使用了这本书中的圣处女（the Virgin Mary）[10]形象，表达了对早期人性化世界的怀念。[11]

在这些研究者看来，小说中主人公的妄想症以及他们的追寻活动（quest），是在这个混乱世界中对意义和秩序的求索。斯科特·桑德斯认为，妄想症与美国清教思想有关，人物的追寻活动表达的是现代社会失去以上帝为中心的宗教秩序的迷惘和空虚。[12]同样，莫莉·海特在其书中也认为，妄想症是失去上帝之后的替代品。然而，人物追寻意义的结果是幻灭。[13]相对于海特的悲观看法，威廉·M.普莱特较为积极地看待小说主人公的追寻活动。他引入隐喻（metaphor）这个概念，认为斯坦西尔追寻的V与俄狄帕追寻的特里斯特罗都代表了一种隐喻式的思维方式，体现的是想象力面对衰败时的活力。[14]普莱特引入隐喻的概念，其实也是在说明主人公就像艺术家一样，他们的追寻是在赋予这个混乱世界以秩序。这种看法在后来的品钦研究中依然能够看到，如朱迪斯·钱伯斯、德怀特·埃丁斯、阿奴帕玛·考沙尔[15]和戴维·科沃特[16]等人的论著，都仍然把品钦小说看作是对世界衰亡的展现。

尽管如此，这些研究又无法否认品钦小说里存在另一个不同的声音，作者对世界秩序的崩溃仿佛又有另一种看法。也正是因此，研究者们用含混（ambigu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indeterminacy）等词语来形容品钦的小说。例如，托马斯·H.肖布的论著题目就叫作《品钦：含混的声音》。他认为，这种含混性是因为作品里存在未能解决的对立（“unresolved oppositions”），即“小说里存在实现超越和获得整体性的可能，但这些可能性并没有被确立为绝对真理”[17]。马克·理查德·西格尔的论著认为，不确定性是理解品钦小说的关键词，它体现了真理的相对性。[18]普莱特的专著则认为，这种不确定性源自品钦小说既描述了“对事件、人物乃至物质世界进行规划和控制的企图”，同时又“不断地发现不确定的因素和其他可能”[19]。托尼·坦纳称，品钦小说表达了这样一个矛盾：“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否是充满了阴谋——社会的、自然的、宇宙的？还是说世界中的事物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没有目的，只是偶然的随机的存在？”[20]在这些评论中，也时常会出现二元对立式的表述，如联系—无联系（connected—unconnected）、中心—无中心（center—centerless）、秩序—混乱（order—chaos），等等。国内属于此阶段研究的代表性学者有刘雪岚[21]、陈世丹[22]和戴从容[23]，他们都认为品钦的小说描述了一个熵化的世界。

其实，研究者们做出这样的阐释，与品钦前期小说本身的特点有很大关系，尤其是《V.》和《拍卖第49批》这两部小说，它们实质上是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过渡的作品。一方面，这些故事里经常出现城市中的垃圾和废弃物、身体器官被机器零件替换的人、人物在城市中漫无目的的游荡、意义缺失、空虚无聊的谈话，等等。斯坦西尔和俄狄帕的追寻活动明显地是对意义和秩序的渴望。另一方面，追寻的结果又令人失望，而且小说中的叙述者对主人公的追寻常有嘲讽，自我指涉式的叙述使得人物的思维方式显得滑稽和突兀，已经失去了现代主义作家作品以艺术建构秩序的确定感。另外，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品钦的小说其实是质疑艺术对社会变革的作用的。这些作品中的艺术家角色往往是如《V.》里的全病帮这样的形象，他们生活靡费，丧失创造力，并且脱离现实生活，处在封闭的小圈子里。而到了《葡萄园》和《性本恶》里，所谓的高雅艺术早已被摇滚乐、好莱坞电影和电视肥皂剧取代。[24]在《葡萄园》里，成为FBI的告密者，陷害同伴并致使其被杀害的人，恰恰是一直信奉艺术的神圣和普遍性的弗瑞尼茜。《性本恶》里的艺术家形象残留在电影演员伯克·斯托奇身上，而他在麦卡锡主义肆虐的黑名单时期，选择加入提供名单的告密者队伍中。由此可以看出，品钦并不像现代主义作家那样，对艺术重整这个礼崩乐坏的世界抱有信心，反而还对这种思想有所质疑。但是，早期的品钦研究往往认同人物的视角和思维，而没有注意到小说对人物思维方式的批判。此外，这些评论之所以认为品钦使用熵的概念来比喻走向混乱衰亡的世界，其实是受到他发表于1960年的短篇小说《熵》（“Entropy”）的影响。而品钦在这个短篇小说中对熵这个概念的使用，需要与封闭空间相联系才能得到正确的解读，它实则是品钦对现代主义秩序与混乱思维的讽喻。由于本章篇幅所限，在此对这个短篇小说暂不做讨论。[25]

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进入90年代之后，品钦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家才得到公认，而学界也展开了对其作品从后现代主义角度的解读。于是，先前的熵、混乱和末世论这些概念在后现代理论的框架下，成为对元叙事、总体性、逻格斯中心主义等的解构与颠覆，对社会秩序的反叛，对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狂欢式颂扬。小说主人公的追寻被看作是关于阐释的问题，小说围绕真理的相对性和现实的多重性，展开了关于认知问题的探索。而作品的不确定性则被理解为作者对建立又一个权威秩序的拒绝，因此不对人物的追寻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这属于开放式的结局。总之，这些作品揭示了历史和真理的建构性和相对性、知识与权力的关联，以及现实的多重性。它们通过呈现历史的不连续性、断裂和碎片化，来挑战历史的客观性、决定论、目的论和因果律的传统观念。同时，它们还解构了自由人文主义的稳定、连贯、统一的主体观，展现的是主体的去中心化和统一主体的解体。可以看出，以上这些对品钦小说的看法其实也是人们对后现代小说及后现代主义的一致认识，类似的表述都可在相关研究中找到，如琳达·哈琴的力作《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26]对包括建筑、摄影、文学等后现代文化艺术形式的概括，史蒂文·康纳[27]在《剑桥后现代主义指南》一书中对后现代文学的讨论，布朗·尼科尔[28]在《剑桥后现代小说研究入门》一书中对后现代小说主要特征的总结，等等。它们呈现了占主导性地位的对后现代文学的看法，以及后现代文学研究的成果。

凯瑟琳·休姆在其论著中论述道：“品钦的神话艺术最独特的地方在于，他拒绝普世英雄的一元神话，而选择针对个体的模式，这与他的非线性的宇宙观相一致。”[29]约翰·M.麦克卢尔把包括品钦、唐·德里罗（Don DeLillo）和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等在内的后现代作家，置于后现代美国社会宗教回归的文化背景下，指出他们的作品都显示出后世俗（post-secular）式的宗教关怀。这种后世俗宗教信仰重视世界的多样性，认为知识是多系统的对世界的不同侧面的认识，要避免教条和不宽容以及权威式的信仰。[30]德博拉·L.马德森认为，品钦的小说就属于后现代寓言，小说聚焦于追寻人物如何“发现知识即是社会的和自我意识的建构，进而揭示意识形态的运行方式”。寓言（allegory）作为一种文类是阐释性的实践活动，而后现代寓言旨在揭示文化与知识的建构性，任何一种对现实的阐释或解读本身都带有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的意识形态。[31]西奥多·D.卡哈珀提安则认为，品钦的《V.》《拍卖第49批》和《万有引力之虹》属于梅尼普讽刺（Menippean satire）[32]，这种讽刺体强调形式的多样化。而且，“品钦的后现代追寻者试图获得对历史的统一认识，其结果是以自我分裂为代价，这是对现代主义的主体性策略的讽刺”[33]。

阿兰·W.布朗利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这一角度来分析品钦的前三部小说并认为，它们体现的是真理的主观性及权力对知识的作用。品钦用妄想症一词来探索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如何贬低和压抑边缘文化。其小说也探索了权力重新分配的可能性。[34]肖恩·史密斯从历史编篡的角度出发，认为品钦的小说探讨了关于历史的知识的问题。小说思考了两种历史观：一种是宏大叙事的历史观；另一种是相对主义的历史观。品钦致力于展现“历史的书写如何隐含着权力的运作，及那些属于某个利益群体的价值观如何被人们接受为客观真理”[35]。

这一时期国内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孙万军的《品钦小说中的混沌与秩序》。作者认为品钦小说中的混沌是一种反对社会秩序的狂欢。作者运用德里达和巴赫金的理论，论证了品钦如何通过“解构大写的秩序来建立小写的多数的秩序”[36]。孙万军把品钦的小说称作可写的文本（writerly text），它鼓励读者参与到对文本的意义建构中。此外还有但汉松的文章《＜拍卖第四十九批＞中的咒语和谜语》[37]及《作为文类的百科全书式叙事——解读品钦新著＜反抗时间＞》[38]，它们关注的是品钦作品不确定性的美学意义。

总之，与早期的品钦研究相比，这一时期的研究对品钦的后现代主义风格和艺术成就进行了更为细致充分的探讨，如迷宫般的情节、支离破碎的叙事手法、戏仿、拼贴，等等。而且也是在这一阶段，小说里被先前研究所忽视的边缘群体，得到了重视和肯定性的评价。总之，这些研究揭示出，人物对统一连贯意义的追寻是对逻格斯中心主义传统的讽刺，而看似混乱的境地却存在着自由开放的可能。

但是，它们存在一些共同的问题。在这些论述中，总体性和宏大叙事代表了压迫性的统一秩序，如极权主义、纳粹主义、殖民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代表了品钦小说里反复出现的“他们（They）”或“被拣选者（the Elect）”的霸权性视角。而小说中对多样性、多元化的拥抱体现了“弃民（the Preterite）”对此统一秩序的反叛，体现在对历史和真理问题的重新认识上。同时作品在形式和叙事策略上也与此多样性对总体性的颠覆相对应。毋庸置疑，《V.》里的西方殖民主义体系、《拍卖第49批》里皮尔斯的企业帝国、《葡萄园》和《性本恶》中里根政府代表的保守主义政治等都体现了学者们所说的小说对极权式统一秩序的批判。然而，由于对总体性视角的绝对否定，研究者们忽视了品钦小说对妄想症建立联系倾向的积极意义的肯定，如史蒂文·魏森贝格认为妄想症是一种决定论式的认知方式，它类似于加尔文主义式的对神圣权力的思考方式。[39]乔恩·西蒙斯的文章通过分析品钦小说，对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又译詹明信）的认识图绘和妄想症概念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品钦通过呈现人物追寻固定解释和总体意义的失败，揭示了所有总体化的意义系统的不完整性。[40]但是正相反，品钦的小说对统一叙事的警惕并非是对总体性视角的否定，作者也从没有放弃审视整个社会制度系统的努力。

与此种对总体性视角的否定相关联，研究者们对于不确定性、含混性的过度强调和对寻求基础和根基的完全排斥，还导致了一些研究陷入虚无主义的结论。乔恩·西蒙斯分析的问题在品钦研究中十分典型，这些论述的局限在于：一方面从知识真理的建构性和历史的虚构性的角度出发，反对总体性宏大叙事，反对基础主义；另一方面完全否定现实的真实性，进而否定了品钦小说中的边缘群体和社会底层人群的真实存在。

由于受到品钦小说的元小说叙事手法的影响，这些研究往往侧重于对真理、元叙事、历史等议题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过于强调小说的语言符号游戏，作品的含混和不确定性更多地被理解为仅是形式风格的问题，而忽视了对这些作品的社会政治主题的挖掘，也因此将多样性做了过于简单化的阐释，只单纯地强调其狂欢性[41]，而没有注意到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反思。

作为后现代主义作品，品钦小说的确有许多游戏的元素，而且品钦是一个十分幽默风趣的作家，他的作品里经常有诸如双关语、滑稽的名字之类的词语游戏。他还喜欢在情节中插入流行歌曲的片段，喜欢对各种风格和文类进行戏仿和混用，等等，但它们并不是品钦小说的主要方面。而且这些小说也并不是纯粹的元小说，作品里的元叙事手法也从来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其实，琳达·哈琴早在其1988年出版的《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一书中就提出，纯粹的元小说如美国的超小说和法国的新小说，不应该被归到后现代主义小说中，因为纯粹元小说实质上是现代主义小说的极端形式。[42]她把诸如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克里斯塔·伍尔夫（Christa Wolf）、品钦等作家的作品称为历史元小说（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认为这类小说才属于真正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她指出，它们并不沉迷于封闭的自我指涉游戏，在与现实的关联上，它们反思现代主义脱离现实的倾向。同时，它们对元叙事、主体性和历史等概念的解构与质疑，并不是对真理和历史的虚无主义式的否定或无深度的拼贴，而是语境化的（contextualizing）。[43]她认为真正的后现代艺术作品是具有历史与政治关切的。

正如琳达·哈琴所分析的，品钦小说的不确定性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并不是对认识论问题的抽象讨论或单纯的语言问题。俄狄帕的妄想症就明显地带有战后50年代冷战思维和麦卡锡主义影响下的时代气质。《V.》和《拍卖第49批》不仅在风格上是过渡性质的作品，在内容上也是过渡性的，这种过渡性反映了战后美国社会的特点，即在保守主义的气氛中一种新的情感和活力的出现。如果在《V.》和《拍卖第49批》里，这种联系还是以较为隐蔽的方式呈现，那么到了《葡萄园》和《性本恶》里就已十分明显，追寻和妄想症变得有了明确的指称。因此，汉悠·贝雷塞姆在他对品钦研究的回顾文章中就指出，解构主义批评方法正日渐失去其吸引力：“这种批评游戏变得越来越无趣。就像品钦作为灾难的预言家失去吸引力一样，品钦作为游戏的代言人和脱离现实的讽刺大师也失去了吸引力。”[44]

因此，品钦研究在接下来的阶段里便是要突破先前研究对形式和技巧的关注，在美学意义的基础上去挖掘品钦小说的社会政治含义。2012年《剑桥品钦指南》一书出版，书中专辟两章分别讨论了品钦小说中的历史与政治[45]，这说明学界已经注意到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性。在20世纪90年代也有一些学者开始从这个角度做了尝试。约翰·达格代尔通过分析品钦小说中的文学用典，来说明故事里涉及的艺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关联，如现代主义作家的创作思想同法西斯主义的联系。[46]分别由尼拉姆·阿巴斯和杰弗里·格林编辑的两部论文集，则是从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角度分析品钦小说的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其中，莫莉·海特的文章对《葡萄园》中弗瑞尼茜成为间谍以及她对布洛克·冯德的迷恋从女性主义角度进行了解读。[47]凯瑟琳·菲茨帕特里克的文章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品钦的小说关于人在科技社会中的物化问题，认为《V.》里的一个主要女性人物V的物化过程反映了品钦将科学技术的罪恶归咎于女性。[48]迈克尔·哈里斯的文章则讨论了品钦小说从三个方面对殖民主义的展现：一、对某一被殖民种族人民的具体描述；二、叙述者直接对欧洲的殖民统治进行评价；三、展现殖民主义的思维方式。[49]

还有学者对品钦小说中涉及的具体历史事件进行了探索，如科沃特。科沃特把品钦看作是历史小说家，针对约翰·加德尔（John Garder）和查尔斯·纽曼（Charles Newman）将后现代主义小说看成是虚无主义和自我沉迷的文本游戏，他指出美国的后现代小说家实际上十分关注社会现实和伦理。例如《拍卖第49批》《葡萄园》和《性本恶》这三部小说就是对20世纪60年代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50]而国内对品钦小说的历史政治主题进行研究的学者是王建平，他的文章《历史话语的裂隙——＜拍卖第四十九批＞与品钦的“政治美学”》探讨了出现于小说中的邮票所隐含的历史及寓意，说明品钦如何通过邮政史来讽喻美国社会。[51]

就品钦小说里的政治问题而言，研究比较深入的是塞缪尔·托马斯的论著。他认为，以往的解构主义批评有局限性，仅仅解构、颠覆或是去魅是不够的。针对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阿多诺（Theodor Ardono）对政治的终结的担忧——后现代社会资本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们已经丧失了批判社会的能力，托马斯试图分析品钦小说如何为个体挣脱既定制度的束缚和规训，寻找新的途径。他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为框架，讨论了品钦小说采取的显微（micrological）策略。托马斯从每部小说里选取一个片段，来展示作者在这些毫不起眼的小事件中隐藏的对社会问题的揭露，如《V.》里的戈多尔芬接受的面部整形术所使用的材料，其中隐含着殖民历史。[52]

以上这些学者的研究使得我们对品钦的作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为我们进一步发掘品钦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同社会、历史和政治问题的关联提供了启发。不过，这些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盲点。女性主义视角的批评往往简单地把小说的女性人物仅仅看作是受害者，忽视作品含义的复杂性，小说对人物思维方式的审视其实并不表明品钦是男权主义者或是有厌女症，小说的复杂性不能用性别的二元对立思维来框定。当然，女性主义视角也是不可忽视的，这将在后面章节的文本阐释中得到体现。就塞缪尔·托马斯的显微阐释法而言，这种方法难以让我们对作品中的历史政治寓意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尤其是当我们把《V.》《拍卖第49批》《葡萄园》和《性本恶》四部小说放在一起观察时，便可看到一条贯穿的线索：从20世纪50年代保守主义思想和气氛下新情感的萌发，到60年代的激进反叛，再到70年代和80年代保守主义的回归和对激进主义的回顾与反思。小说的后现代叙事策略都与作者对战后美国社会的种种问题的思考紧密相关。更重要的是，品钦的小说其实很看重总体性的视角。

品钦小说中的空间问题在表达社会政治主题时所起到的作用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如托马斯·海斯《都市的地下世界：20世纪美国文学与文化的地理》的第四章分析了《拍卖第49批》的地下世界。作者认为俄狄帕的追寻经历了从中产阶级郊区到城市底层人群空间的过程，由此说明人的生活空间也体现了意识形态的运作。[53]埃里克·布尔森的专著讨论了小说家如何利用地图绘制技术——包括地图、航海图、航空照片等——建构小说空间，并探讨了现实主义作家的导航法和后现代作家的方向迷失的手法。作者在第四章分析了品钦在《V.》里对旅游指南中的地图的应用。[54]理查德·利汉的《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一书，主要从城市历史的角度追述城市发展的历史，以及城市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方式。书中第十四章探讨了品钦小说中的后现代城市景象，认为这些小说呈现了一个属于熵的城市，物质世界和文化系统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55]但是这些论述比较零散，且往往是夹杂在对多个作家的研究中，有关品钦对空间问题的思考与其小说的社会政治主题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与之相应的空间化叙事，学界目前还没有系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