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人文主义

在西方思想中，看待人和宇宙的模式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超越自然的模式，这种模式聚焦于上帝，把人看成神所创的一部分。第二种是人文主义的模式，它聚焦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社会认识了解的出发点。第三种是自然的，即科学的模式，把人看成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与其他有机体一样。第一种模式在中世纪占支配地位，第二种模式形成于文艺复兴时期，第三种模式到了17世纪才形成。17世纪以后，这三种思想模式都继续有代表，相互间处于竞争、并存局面。这种划分尽管过于简单化，但对于从宏观上把握和分析问题却很有用处。[14]那么，人文主义的内涵是什么呢？

一、人文学和人文主义

很难为“人文主义”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这个词不论在古代世界或者文艺复兴时期都还没有出现。人文主义一词的英文原文 humanism 是从德语 humanismus译过来的，而德语中的这个词是1808年德国一位教育家在一次关于古典教育在中等教育中的地位的辩论中根据拉丁文词根 humanus 杜撰的。从历史上看，“人文主义者”（humanist）和“人文学”（the humanities）这两个词的出现比“人文主义”（humanism）这个词要早得多。在15世纪末，意大利的学生使用了一个词叫umanista，英文即 humanist（人文主义者），这是学生们用来称呼教古典文化的教师的，就像称法律教师为legista一样。教师所教的有关古典文化的教学科目在文艺复兴时代被称为 studia humanitatis，译成英文就是 the humanisties，中文的意思就是“人文学”或“人文学科”，在15世纪，这些科目指的是语法、修辞、历史、文学、道德哲学等。学习这些科目必须以古典拉丁文和希腊文为基础。

本书中所讲的“人文主义者”，其范围较之教授“人文学”的教师的范围要广一些，研究人文学的人也被置入人文主义者的范围。人文学具有强烈的世俗色彩和人本精神，以希腊神话为例，有的研究者指出，“希腊神话中的神是高度人格化的。他们具备人类的思想感情，他们的性格也十分鲜明。它和其他民族的神话不同，他们的神既不是抽象道德概念的化身，也不是阴森、怪诞、令人生畏的偶像。他们同人类一样，有爱，有恨，七情六欲样样具备，甚至好嫉妒，爱虚荣，有时在道德上还不如人。他们不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他们常常来到人间同美貌的男女谈情说爱。他们同凡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长生不死、具有无比的法术和智慧，有超乎凡人的力量。希腊神话很早便摆脱了兽形妖灵阶段，而走上了神人同形同性的道路”。“希腊神话中充满了追求光明，酷爱现实生活，以人为本，肯定人的力量的思想。古希腊人认为享受现实生活就是享受神的恩赐，因此，他们追求自然的美景，追求物质的享用，追求文学艺术的赏心悦目，追求自然与人生中的美。”“希腊神话与其他民族神话一样，相信神，相信命运，有的神话故事与宗教祭祀紧密相连。但是，神话强调的却是人的力量，人的奋斗精神。强调对人生与现实的热烈追求，充满乐观主义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希腊神话更像‘人话’。”[15]对人文学的重视，反映着文艺复兴时期世俗精神和人格意识的觉醒，人们正在走出中世纪基督教观念的迷雾，开始用世俗人的眼光去看待人生和社会，开始形成一种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种“人文学”古典文化所表达的、为人文主义者所宣扬和传播的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就被称作“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者是由形形色色的人物组成的，其成分非常复杂，其中有品学兼优者，也有趋炎附势之辈；有精明干练之人，也有迂腐不堪的书呆子。这些人的观点并不全都相同，甚至在一个人身上也会出现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思想倾向。但在人文主义者的意识和行动中却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一些进步的、与中世纪不同的思想和价值观，如对人生意义的肯定，对人及其潜力的信任，对人的活动的赞赏以及对自我的强调等。人文主义实质上指的就是这样一种新的时代精神。

二、人文主义的特征

人文主义的特征有以下数种表现。

第一，肯定和赞扬人的价值和尊严。这是人文主义的核心特征。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是有能力的，人能够发展自身，从而获取各种优秀品质，不断向完美接近。人文主义对人的赞颂与中世纪教会对人的贬抑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中世纪教会看来，人是罪恶、卑微、消极的存在，只有上帝是完美的。奥古斯丁认为，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而人是卑微的，人具有天生的原罪，有罪的人不是完美的，人在上帝面前软弱无力，人唯有靠上帝的恩惠才能得到拯救。一切都是命定的，没有天命，就连一根头发也不会从头上掉下来。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皮科（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年）在《论人的尊严》中宣称，上帝赋予了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塑造自身的能力，人可以下降为动物，也可以上升从而成为与上帝相似的东西。不仅文学、哲学歌颂了人，而且绘画也歌颂了人。例如，画家拉斐尔（Raffaèllo Sanzio，1483—1520年）不是像中世纪那样把人描绘成迟疑不决的、受折磨的人，而是把他们描绘成温和的、聪明的和高尚的人，他的圣母像表现的也是人间母亲的善良贤淑。拉斐尔所要表达和歌颂的是人之美以及人性之美。人文主义提升了人的地位。

第二，倡导乐观向上的人生观，重视人的能力而非血缘、门第、财富等因素。人文主义反对消极悲观、无为的宿命论，认为人有能力决定个人的命运，人的能力发展得越充分，就越有能力战胜命运的肆虐。人文主义对人的看法更加乐观和自信，认为个人的能力及其发展是获得成功、荣誉和较高社会地位的主要依靠。人的伟大与高贵不在于其血缘、门第、财富等因素，伟大与富贵不是先天生就的，而是通过个人发展、个人奋斗后天造就的。人是积极有为的而非消极无为的。

第三，宣扬人的思想解放和个性自由。中世纪神学宣扬人对教会的教义教规的绝对信仰和盲目服从，而人文主义与这种权威主义做法相对立，要求把人从教会的教义、教规和其他教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如同英国史学家西蒙兹（Symonds）所言，“这是思想大解放”，“人们竞相摆脱控制，纷纷批判循规蹈矩，全都热衷于自由自在的古风，对审美观有了新的认识，不顾一切地要为自己争取不受权力约束的自由天地。人们是如此精力充沛和自有主见，都感到了探索的愉快。没有他们不敢面对的问题，没有他们不愿按他们的新认识来加以修正的公式”[16]。

第四，肯定现世生活的价值和尘世的享乐。这是对中世纪禁欲主义和来世说宗教教条的背离。来世说以今生受苦受难作为来世欢乐和永生的条件，使人克制甚至泯灭人生各种合理的欲望与追求。人文主义者将天国的幸福和欢乐移至人间，要求人们追求现世的幸福和欢乐，将虚无缥缈的天国放在一旁。北欧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约1466—1536年）问道：“如果你把生活中的欢乐去掉，那么，生活成了什么？它还配得上称作生活么？”[17]

第五，重视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作用。人文主义者主张通过教育来培养具有多种造诣的全面发展的通才。人文主义者认为中世纪教育是职业性的，是狭隘的，不能使人的各种潜力得到充分的全面的发展，他们主张传授古典学问，让学生接受广泛的人文学科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头脑发达、能写善辩、风度优雅、体魄强健的经世致用之才，以适应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的需要。教育是一种后天的、人为的力量，对教育的重视也是对人的力量的自信，即人有能力造就完美的人。

第六，历史观发生变化。历史不再被看作天意的实现，而是人类努力后成功或失败的产物。人成为历史的主体，历史是人创造的。人文主义者都具有强烈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与他们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追求青史留名的个人愿望相结合，使他们往往把自己视为历史过程中的一分力量，他们力图以自己的力量去影响历史，去建功立业，以名垂青史，让后人景仰。

第七，批判经院主义，要求致力于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人文主义者尖锐地抨击经院哲学一心扑在逻辑范畴和形而上学的问题上，攻击它的抽象推理脱离人的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意大利早期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指责经院哲学总是准备告诉我们那些对于丰富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贡献的东西”，而对“人的本性，我们生命的目的以及我们走到哪里去”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却不加理会。他认为人们应该把他们的脑筋转到人生和社会问题上去，而不要花在讨论抽象空洞的问题上。在人文主义者看来，人文学是关注人生世事的，应以之取代空洞无用的经院哲学。

第八，倡导新的治学方法。人文主义者在研究古典文化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一种语言的和历史的考证方法。这是人文主义的重要成就。人文主义者以研究古典文化为使命，他们发现不少古典著作在中世纪由于抄写错误和被人为篡改等已经面目全非，令人生疑之处甚多，于是他们就尽力搜求原始的资料，通过对语言文字的考证比较，以校正后世出版的古典著作，力求从语言文字上重现古典著作的本来面目。同时，他们还从古代作者所处的社会条件出发，历史地和批判地理解把握作者的思想。人文主义要求用历史主义的客观态度去把握历史，按照过去的本来面目去理解人类过去的历史，“正是在对待过去的文化，对待历史的问题上所持的态度，明确地确定了人文主义的本质。这种态度的特征并不在于对古代文化的特殊赞赏或喜爱，也不在于更多地了解古代文化，而是在于具有一种非常明确的历史观。‘野蛮人’并非不了解古典著作，而是不能从当时真实的历史环境出发来理解这些作品”，“人文主义才算是真正地发现了古代人”。[18]

人文主义的这种治学方法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和客观性，这是一种在任何领域都行之有效的调查方法，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对于清理知识垃圾、为知识的健康发展扫清道路具有重要意义，人文主义“通过新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对自然科学知普遍的现实问题产生了影响”[19]，对人类后来文化的繁盛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加林认为，只有对这种人文主义的治学方法有了深刻的认识，才可以明白：“为什么文艺复兴不仅是艺术家们的时代，而且也是科学家们，托斯卡内利和伽利略的时代；为什么中世纪进行的关于物理学和逻辑学的非常肤浅和贫乏的讨论，只有经过含义上全新的人文主义教育之后，才显得具有丰富的内容；为什么新型的医生是从语言学校中产生的。由于这种学校中所具有的严格的批判精神，也就可以理解笛卡尔对许多问题所持的怀疑态度。我们还可以了解，为什么意大利文化能对整个欧洲统治近两个世纪之久并成为产生无数哲学天才的肥沃土壤。”[20]

以上所讲的人文主义若干特征是对众多人文主义者的思想表现所做的一般性的概括，人文主义不是一个严格的思想派别或学说体系，而是一种宽泛的价值追求，一种思想和信仰的倾向。

人文主义的思想特征在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中有着充分的表现，它们对教育目的论、教育内容论、教育方法论等皆具有深刻的影响。甚至可以这样说，这些思想特征本身就是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人文主义的时代差异与南北差异

尽管人文主义有若干共同的思想特征，但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人文主义也有其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具体而言，意大利前期人文主义和后期人文主义、意大利人文主义与北欧人文主义就有许多不同之处。

意大利前期人文主义主要是指在15世纪初兴起于佛罗伦萨的“市民人文主义”（civil humanism）。市民人文主义者强调积极投身于社会生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政府中任职，对城邦政治问题十分关心，他们为共和制度大唱赞歌，他们相信在共和制度中，每个市民都有同等机会参加城邦管理，并通过这种活动获得个人荣誉，这样就将个人能力的发挥与城邦国家的发展和繁荣结合了起来，将个人主义与爱国主义统一了起来。市民人文主义者认为人的本性要求人积极投身于社会生活，雄心勃勃、追求荣誉是高尚的，应受到鼓励，但人的雄心壮志也应与光耀家族、报效国家一致起来。

到了15世纪末，君主制在意大利占据了统治地位，随着意大利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市民人文主义为基础的共和主义价值观被君主主义价值观所取代，市民人文主义衰落了，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发展进入后期阶段。这个阶段的意大利人文主义更关注君主政治，此其一；其二，随着新柏拉图主义的兴起，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加强了对宗教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尽管是初步的，但为北欧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16世纪北欧的人文主义者在许多方面继承了意大利人文主义的传统，如对人的价值和现实生活的肯定，对古典著作的浓厚兴趣，对经院主义和教会专制的反感，对教育和普及新知识的重视以及对政治、社会问题的关心等。但北欧社会与意大利社会在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以及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等方面的不同，使得北欧人文主义具有自己不同于意大利人文主义的个性。

北欧人文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更加关注宗教问题。一方面，北欧由于在历史、地理方面，与意大利相比，受古典异教文化的影响较少，而受中世纪教会的影响较深；另一方面，教会的腐败劣迹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宗教改革运动在酝酿之中。在这种情形下，宗教问题备受关注。北欧人文主义者用人文主义的语言和历史方法研究《圣经》和早期教父们的著作，目的是摆脱中世纪的错误译本和诠释，给基督教以新解释。他们力图从教会的教义中和活动中清除种种神秘的、烦琐的尤其是虚伪的东西。因为特别关注对基督教问题的研究以及强调虔敬的价值，北欧人文主义也被称为“基督教人文主义”。实际上，通过研究古代语言文字来加强对基督教研究的做法，在彼特拉克时就开始了。但一方面由于实际的需要，一方面也由于古代语言知识的增长，这一做法在16世纪的北欧人文主义者中形成了更为普遍的风气。基督教人文主义者批判教会的腐败劣行，加深了人们对天主教会的不满；他们否认教会和教皇的绝对权威，认为这种中世纪所确定的权威并无切实的依据；他们推崇《圣经》的权威地位，认为个人可通过《圣经》即“上帝之音”而与上帝直接交流，无须教会做中介；他们希望消除一切有碍虔诚的东西，希望改革教会，回到早期基督教的简朴状态中去。基督教人文主义所要求的教会改革是指维护教会统一前提下的内部改革，与后来兴起的新教改革不同，但在客观上，基督教人文主义为新教改革做了重要准备。宗教改革正是基督教人文主义所引发的。

四、人文主义与宗教、科学的关系

人们一般认为，人文主义与宗教距离较远而与科学距离较近，有人甚至以人文主义“贵人”而宗教宣扬上帝为由而认为人文主义与宗教是对立的。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实际上就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宗教、科学三者之间的远近而言，人文主义离宗教更近一些而离科学更远一些。

人文主义抨击教会甚至教皇，但他们不反对宗教，更不打算消灭宗教。人文主义的“对于人类尊严的歌颂，并不意味着反对宗教……大多数人文主义者具有真正的宗教感情”[21]。

人文主义与宗教感情之间并无冲突，不仅不冲突，不少人文主义者尤其是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反而认为二者是相得益彰的。人文主义者对人的看法与中世纪虽有不同，但这并未对他们的宗教信仰造成妨碍。西方学者阿伦·布洛克指出：“我们是无法回避奥古斯丁笔下人的充满罪恶的存在状况与文艺复兴时期对人的看法之间的冲突的。因此在奥古斯丁所绘的画像里，人是堕落的动物，没有上帝的协助无法有所作为；而文艺复兴时期对人的看法却是，人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达到最高的优越境界，塑造自己的生活，以自己的成就赢得名声。但是对人文主义者自己来说，这种冲突却很少成为问题；他们大多数人继续把基督教信仰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并没有感到自己对古典的热情需要与它协调。”[22]

人文主义的宗教性与中世纪的宗教性显然是不同的，前者人与神共舞，后者神则高高在上。人文主义者眼中的宗教与中世纪教会眼中的宗教的内涵也是不同的。以北欧人文主义者为例，“他们相信宗教是为了人的好处，而不是为了有组织的教会的利益，甚至也不是为了人们所敬畏的上帝的荣誉；他们主要是从道德观点上解释基督教。他们认为基督教的许多神学和超自然的因素都是不必要的，即使不是完全有害的。他们很少用任何形式的宗教仪式。他们嘲笑尊敬圣物和出卖赦罪券等迷信。他们承认需要有限数量的教会组织，但是他们不承认教皇的绝对权威，也不承认真正需要有教士作人和上帝之间的中间人。总之，大多数基督教人文主义者所真正希望的是理性高于信仰，行为高于教条，个人超越有组织的制度。他们相信只要逐渐通过征服愚昧和消除弊端，不必通过激烈的反抗，能够建立一种朴素而又合乎理性的宗教”[23]。

可见，他们心目中的宗教实为一种道德追求。他们虽然关心宗教问题，但有明显的世俗倾向。他们反对圣礼、圣物的神秘和迷信观念，也不像中世纪教徒那样希望从“原罪”中解脱出来，或把目光盯住上苍，祈求超自然的恩赐和外来救星。相反，他们中大多数人注重和肯定尘世生活，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相信可以通过追求知识和道德目标达到自我解救。在他们心目中，现实的道德和社会问题比来世或者彼岸的事更为重要。他们所关心的首先是基督教中的伦理内容，注意的中心与其说在灵魂拯救方面，不如说在人的向善和社会风尚改良方面。[24]他们极为重视道德建设，认为道德问题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

人文主义与科学的关系比较复杂。人文主义者关注的是治人之学，对自然事物并不十分感兴趣；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反感导致他们厌恶系统的、抽象的思维方式，而系统抽象的思维方式对认识自然是绝对必要的；他们关于自然的许多观念还受古代权威的束缚，有不少错误之处。基于此，有人甚至认为人文主义阻碍了科学的发展。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并不确切。因为从另一方面看，首先，人文主义者对世俗事物的重视，唤起了人们研究自然事物的兴趣；其次，他们对古籍的发掘、整理和出版，为人们继承古代的哲学和科学成就提供了便利；最后，如前所述，人文主义的不受权威约束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也为人们超越过去关于自然的知识成果奠定了重要基础。

相对而言，文艺复兴时代是“人文学”繁盛的时代而非“自然科学”繁盛的时代，自然科学的成就并不多。科学革命是在文艺复兴时代之后的17世纪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