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产力决定论：辩护与反驳

1.如所周知，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一段经典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

2.从这段经典表述中，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提炼出“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并在《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2]（出版于1895年）一书中作了详细阐释。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G.A.科恩则提出“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并用所谓“功能性解释”的思想方法予以辩护。按照莱博维奇的理解，这一命题的中心思想是：“生产力发展的特定水平可以解释一种生产关系的存在，并且，当旧的生产关系‘束缚’（fetters）生产力的发展时，就会出现新的生产关系。”例如，“当不再适合（permits）生产力的发展时，资本主义就会终结”。[3]

然而，莱博维奇认为，资本主义在其现实发展中出现了一些“异常现象”，如资本主义的“持续存在”问题，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备受质疑和“驳斥”，并“面临着被拒绝的困境”。对此，科恩给出的理由是：第一，从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中可以推断，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持续存在，是因为它最适合（is optimal for）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并且只要它最适合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就会持续存在下去”[4]。第二，马克思认为，“对于社会主义来说，高科技不仅是必要条件而且是充分条件，并且，资本主义必然会产生出那种高科技”[5]。因此，资本主义之所以“最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是因为资本主义能够产生高科技，而高科技是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第三，对马克思而言，革命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受到阻碍，而革命能让生产力重新获得发展。具有革命性的社会变革的作用，就在于解放生产力”[6]。

3.在莱博维奇看来，科恩对那些异常现象的解释，无疑提供了“一种非常简单的答案”，它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尚未发展到其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只有当它不再‘最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时候，我们才能超越资本，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突破资本主义外壳的时候，我们才能超越资本。”然而，这是对马克思理论的一种“相对保守的解释”，是一种“保守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7]因为，至少有三个问题是这种解释所无法解释的。其一，它难以解释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因为，“这种马克思主义给所有拒斥资本主义的人提供了什么呢？答案就是：等待。一直等到资本主义不再最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从而走到尽头为止”。但事实上，“真正的革命家似乎是那些加速生产力发展的人，是那些创造了‘高科技’的人”[8]，而决不是这些静待革命到来的人。其二，与此相联系，它难以解释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因为，在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中，我们无从寻找“阶级斗争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发展的进程和特点的影响”[9]。并且与首要性命题相联系，科恩还提出了“发展命题”，即“生产力趋于发展，这贯穿于历史发展过程的始终”[10]。显然，发展命题“暗示着生产力的发展是自主的”[11]，因而无须进行阶级斗争。其三，它难以解释资本主义为什么“最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由于“资本的目标在于加强稳定而不在于提高效率”，所以对资本来说，最重要的是“分化工人的力量”而不是发展生产力。而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时，“我们又如何能够谈论资本主义最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呢？”[12]这就是说，既然说资本所追求的目标是维持社会稳定而不是提高生产效率，是维系生产关系而不是发展生产力；那么，资本主义就不是或不一定是最适合生产力发展的。

4.笔者以为，首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加强社会稳定与提高生产效率、分化工人阶级与发展生产力并不矛盾。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其生产目的是也只能是无偿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从而实现价值增殖，这构成资本剥削的本质内涵；而无论是加强社会稳定还是分化工人阶级，都不过是实现资本剥削的必要条件而已。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比之于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和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资本剥削最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一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3]个中原因例如，资本主义采取种种手段分化工人无非是为了控制他们，从而迫使他们在必要劳动之外再去无偿地从事剩余劳动。虽然说“一切统治阶级在一定范围内都实行这种强制”，但是，在不同的剥削制度中实行强制的方式是不同的。由于资本主义所采取的方式不是奴隶主和封建地主的政治暴力，而是商品生产和自由竞争等经济手段，所以，不仅“资本对劳动施加的使它超过它的必不可少的需要的界限的那种强制是最大的”，而且“使资本主义生产下的劳动强度达到了更高的程度”。[14]马克思说：“资本所以迫使劳动者超出劳动时间的这些自然的或传统的界限，是因为资本同时使劳动强度取决于社会的生产阶段，从而使劳动强度打破了独立生产者或仅仅靠外部强制而劳动的奴隶所遵循的惯例。”[15]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表明资本主义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最适合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生产力的首要性并不排斥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首要性命题表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会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转化为桎梏，会从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转化为不再适合这种发展。这时，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用新的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取代旧的不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从而实现生产关系的质变和更替。可见，社会革命既是生产关系新旧更替借以实现的形式，也是生产力决定作用借以实现的形式。没有社会革命，就既不可能有生产关系的嬗变，也不可能有生产力的决定作用。马克思讲：“只有资产阶级经济才要求单纯靠劳动生活的人数绝对增加，虽然这些人数也相对地减少。因为在资产阶级经济条件下，只要每天不再需要剥削劳动能力长达12～15小时，劳动能力便过剩了。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会减少工人的绝对人数，也就是说，实际上使整个民族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自己的总生产，——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将会引起革命，因为它意味着大部分居民丧失价值。在这里再一次暴露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界限，也暴露了资产阶级生产决不是发展生产力的绝对形式，恰恰相反，在一定的时刻，它就同这种发展发生冲突。”[16]这就是说，一方面，资本追求价值增殖使得劳动力绝对增加，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所造成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又会引起劳动力绝对量的不断减少，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过剩人口。这两种趋势的并存和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的表现，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表现。而在矛盾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当人们再也无法生活下去的时候，就会以革命的方式推翻资本关系，实现生产关系的历史更替。因此，如果说社会革命是生产力决定作用的实现方式，那么，生产力的发展则是社会革命的现实基础。没有社会革命，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就难以实现；而没有生产力的发展，社会革命就没有物质基础。没有物质基础的革命是在人为地制造革命，这种革命注定不会成功。并且，社会革命是也仅仅是促成新旧生产关系更迭从而实现质变的方式，如果把社会革命置于生产关系的量变即同一种生产关系的自我调适中，就同样是在人为地制造革命，这种革命同样注定会失败。

最后，与社会革命一样，阶级斗争也是生产力决定作用的实现方式。因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后者除了异质生产关系之间的质变，还包括同质生产关系的量变。异质生产关系之间的质变，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完成，而社会革命无疑是阶级斗争和阶级运动的最高形式。因此，无论是社会革命还是阶级斗争，都是生产力决定作用的实现方式。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在实现生产力决定作用中的作用是不可分割的。马克思认为，撇开“劳动者自身属于客体的劳动条件的奴隶关系”不谈，“亚洲村社（自然发生的共产主义）和这种或那种类型的小家庭农业（与此相结合的是家庭工业）”，是“劳动者和劳动条件之间原有的统一”的两种主要形式。资本主义则造成了“劳动和所有权（后者应理解为对于生产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破裂和对立”，并且是“这种破裂的最极端的形式”。一方面，“在这种形式下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同时会得到最有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原有的统一的恢复，只有在资本创造的物质基础（指物质生产力。——引注）上，并且只有通过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在这个创造过程中经历的革命，才有可能实现”。[17]因此，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同时就是在强调阶级斗争和阶级运动的重要作用，不能把二者绝对对立起来。如果说生产关系是阶级关系的客体形式，那么，阶级关系就是生产关系的主体形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变化，同时也决定着阶级关系的发展和变化。例如，“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又是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而“资本家和工人”则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两极”。[18]同理，如果说阶级斗争和阶级运动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主体形式，那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就是阶级斗争和阶级运动的客体形式。它们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而不是彼此分离、互相排斥的两个过程。以此来看，科恩的下列观点是非常正确的：“生产关系反映生产力的特性，一种使得一定类型的经济结构适合它们的进一步发展的特性。我们否认这一表述把阶级斗争从历史的中心移走，而且认为阶级斗争是一个主要的手段，生产力依靠它维护自身对生产关系的要求，并挑战那些把更基本的作用归于阶级斗争以说明还有别的东西决定阶级兴衰的人。”[19]总之，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才能为自己开辟道路。[20]

5.在莱博维奇看来，生产力决定论之所以陷入上述解释困境，原因在于存在着三个方面的“忽视”。其一，它忽视了生产关系的重要性，是一种“经济主义”。莱博维奇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一切生产力只有在特定社会关系中并且通过这种社会关系，才能得到发展。”[21]这是我们所不能忘记的。从这一前提来看，生产力的任何发展都离不开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关系比生产力更为重要。这样，“任何关于生产力自主发展和技术中立性的观点……都是一种与马克思赋予生产关系的重要性相背离的经济主义（economism）”[22]。当然，莱博维奇认为，尽管马克思强调生产关系的重要性，但是，“对生产关系的简单强调并不足以改变生产力首要性命题的中心论点——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某种生产关系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从而导致这种生产关系被另一种生产关系所取代”[23]。就是说，无论生产关系多么重要，按照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生产关系的嬗变只能被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只有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生产关系的嬗变才能发生。对此，莱博维奇质问道：生产力发展的“那个‘一定的阶段’是由什么决定的呢？”[24]这是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难以回避又无法解释的问题。其二，它忽视了“人类（human beings）”的作用。科恩在其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辩护”中讲：“历史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25]这也是我们所熟知的一句话。就此，莱博维奇指出：“对历史发展的这一基本解释是从生产力的发展（或不能发展）中得出来的。那么，人类存在（human beings）呢？他们仅仅是‘发展命题’的奴仆。总之，所有的冲力和动力，似乎都来自那些抽象范畴。”[26]就是说，无论是把历史发展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还是生产力的不发展，科恩的“发展命题”都意味着历史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既然如此，人类的存在和作用就是无足轻重的，历史发展的力量之源就是也只能是生产力这样的抽象概念。因此，在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这一构想中，比忽视生产关系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另外一种消失——作为主体的人类存在不见了”[27]。其三，与此相联系，它忽视了“劳动者”的作用。莱博维奇认为：“生产力首要性命题与片面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是明显的，后者则源于《资本论》对作为主体的劳动者的忽视。”[28]这就是说，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片面性，而这种片面性则与马克思《资本论》对劳动者的主体地位的忽视是分不开的。因为在《资本论》中，“唯一的主体（如果真有这样的主体）是资本，它增长，克服一切障碍，发展，——直到最后，它走到尽头因而被能够带来更有效率的机器的科学家所取代”[29]。在此，居于主体地位的是“资本”而不是劳动者，资本之后有可能出场的也是“科学家”而不是劳动者。劳动者显然处于一种“不在”状态，或者说在《资本论》中劳动者完全处于一种“失语”状态，这也是《资本论》的“一个关键的失语”。莱博维奇明确表示：“《资本论》中的这种失语，是造成现实中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缺陷的根源。”[30]

6.笔者以为，首先，确立生产力的首要性并不意味着生产关系不重要。恰恰相反，马克思一再强调生产关系的重要性：“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这是因为，“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同时，马克思又不断重申生产力的决定性：“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31]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莱博维奇将之混为一谈，从而陷入非此即彼的境地。如果说生产力是物质生产的内容，那么，生产关系就是物质生产的社会形式。就构成物质生产的两个方面来看，既没有无形式的内容，也没有无内容的形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尽管如此，从物质生产的发展和变化过程来看，是作为内容的生产力决定作为形式的生产关系，而不是相反；是作为形式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合作为内容的生产力，而不是相反。一如衣服对人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是人决定衣服而不是衣服决定人；是衣服必须适合人而不是人必须适合衣服；当二者发生矛盾时，被淘汰掉的是也只能是衣服。此外，莱博维奇把“生产力决定论”斥之为“经济主义”，说明他把“经济”等同于“生产力”。而在马克思那里，没有生产关系就没有经济和经济关系，因为“这种社会生产的关系，我们恰恰就称之为经济关系”[32]。当然，虽然说经济不等于生产力，但却包含了生产力，因此，“经济发展即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力发展”[33]。

其次，肯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忽视和否定人的作用。把人的存在和发展与物质生产、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立起来，就会陷入抽象人性论。一方面，人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物质生产、离不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马克思说：“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的不同方面。”[34]离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人就成了抽象的存在，人的发展就成了虚幻的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它（指直接的生产过程。——引注）的主体出现的只是个人，不过是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个人，他们既再生产这种相互关系，又新生产这种相互关系。这是他们本身不停顿的运动过程，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更新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世界，同样地也更新他们自身”。[35]就是说，人是物质生产的主体，从而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主体；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都是由人来推动和完成的，物质生产即劳动也是由人来引起、调整和控制的。其中的道理很简单，生产力是“人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是“人的”生产关系，物质生产也是“人的”物质生产。实际上，前面对于生产力的决定性与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重要作用的关系所作的分析，同样适合对生产力的决定性与人的主体作用的关系的分析。因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主体都是人，人不仅是处于阶级关系中的人，而且是从事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人；对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重要作用的确认，同时就是对人的重要作用的确认。当然，就人的集体存在与个体存在的关系而言，人类集体的能动作用从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作用，只能展开和展示于本质抽象层面，而在现象具体层面存在的则是人类个体的能动作用；人类集体的能动作用从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作用离不开人类个体的能动作用，前者通过后者为自己开辟道路，后者则是前者的具体实现方式。

最后，至于莱博维奇所说的《资本论》忽视了劳动者即雇佣工人的重要作用，就更是无稽之谈了。“资本”固然是《资本论》的核心概念，但整个《资本论》决不是资本家的独角戏。因为，资本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而工人和资本家则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两极”。[36]从工人方面看，“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是，对工人本身来说，劳动力是归他所有的一种商品的形式，因而他的劳动具有雇佣劳动的形式”[37]；从资本方面看，由于没有雇佣劳动，资本就无法获得剩余价值从而实现价值增殖，所以，“资本没有雇佣劳动就不再成为资本”[38]。在此意义上，资本就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就是资本。马克思有“资本即雇佣劳动”[39]这样的说法，无非就是在强调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本质性关联。面对蒲鲁东（Proudhon）的下列要求：“保存雇佣劳动，同时又要扬弃资本”，马克思指出：第一，这就是“要求雇佣劳动应当始终是生产的一般基础”。而实际上，雇佣劳动只是人类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决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人类劳动或物质生产的一般的和普遍的形式。第二，“这是自相矛盾和自相取消的要求”。因为，扬弃资本同时意味着扬弃雇佣劳动，随着资本的消亡，雇佣劳动也将退出历史的舞台。第三，“这就表明他在最简单的经济概念上混乱到了可笑的地步”。因为，蒲鲁东把雇佣劳动混同为人类劳动，从而把人类劳动在特定历史阶段上的特殊形式混同为一般形式；同时，他把资本与雇佣劳动割裂开来，看不到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本质联系。[40]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评同样适合莱博维奇。其实，早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就揭示了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本质联系。他说：“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因此，“断言资本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事实上不过是说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同一种关系的两个方面罢了。一个方面制约着另一个方面，就如同高利贷者和挥霍者相互制约一样”。[41]可以说，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马克思的《资本论》所确认的，与其说是资本和资本家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毋宁说是劳动者（工人阶级）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劳动者及其劳动不仅是物质生产过程的内在的活的要素，而且是商品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创造者；在一切历史形式的社会中，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不仅是社会上层建筑的物质基础，而且是人类文明的物质基础，等等。这些不正是对劳动者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确认和肯定吗？何来忽视和否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