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间变得紧迫

尽管时间始终伴随着我们，但它仅仅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西方历史上的千禧年问题，即公元1000年和公元2000年。大家应该还记得全世界对于千年虫的杞人忧天；由于大部分电脑使用两位数而不是四位数来表示年份，许多人担心2000年1月1日的到来，会导致全球电脑的崩溃。公司、政府、大学以及个人花费了几十亿美元来应对这一时刻，可事实上，大部分的电脑都平安无事地度过了千禧年。然而，公元1000年时人们对千禧年的预测更不精确。许多年来，历史学者低估了人们曾经在公元1000年时认定的世界末日千禧年主义，认为那只不过是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这样的浪漫主义历史学家的幻想。但是在整整一千年之后，理查德·兰德斯（Richard Landes）为了重演这一理论而进行了勇敢的尝试，他认为近年来历史学者忽视了这一现象的有力证据，特别是在法国。尽管奥古斯丁和教会统治阶层努力压制了对即将到来的千禧年的预期，民间流传的天启预言仍然不断地出现，人们声称收到了来自天堂的信件或其他神迹，预示着末日即将来临。[3]

天启即将来临这一说法如此频繁地出现，是因为千禧年的日期相当不确定。天启的具体日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所处的时代，因为那些相信末日即将来临的人通常是从他们所认为的世界起源开始计算末日的日期。根据某些公元二世纪早期颇有影响力的神职人员的说法，上帝眼中的一天相当于世间的一千年。《圣经·彼得后书》3：8中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因此“耶稣再临”只可能出现在世界6000岁（第六日之后）之时。公元三世纪早期的神学历史学家相信，那时的世界已经5700岁，因而距离千禧年还有三个世纪的时间。然而，当公元500年临近时，神职人员重新计算了世界的年龄，将世界6000岁时的时间修订为公元801年，而后又改为公元1000年。

直至今日，纪年系统仍然会引起争议，特别是当它们脱离了常识体系，站在某一具体争论的聚光灯下时。英语世界中关于采用BCE/CE（公元前/公元）还是BC/AD（基督前/主的年份）的长期争论标志着人们对时间的关注和不确定性仍在增长。美国的许多教科书已经采用了BCE/CE（公元前/公元）这个系统，因为该系统被认为具有较不明显的基督教和精英主义色彩（去除了AD的拉丁文基础，即“主的年份”）。也有一些人激烈地反对这个改革。2000年6月，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召开的美南浸信会会议通过了一份“关于保留传统纪年法”的决议。决议的开头指出，“这一举动（采用BCE/CE）是社会上流行的世俗化、反超自然主义、宗教多元论和政治正确的后果”。这份决议很好地提醒了我们，计算时间的方式仍然远远无法做到立场中立。[4]

“中世纪”（medieval time）一词似乎充满了宗教意味和宗教问题，相比之下，“现代”则显得与科技，尤其是精确的和个体化的时间联系紧密。然而两者之间的区别不应被夸大，因为时间自始至终都同时具有宗教的面向——请参考美南浸信会的例子——以及科技的面向。而且，时间的计量方式也需要依托某些科技手段。另外，没有人会否认十七世纪以来，时间正在变得越来越科技化。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发明摆钟的时刻（1657年），可以被视为这种科技趋势的集中体现。更加精确地测量时间的愿望与机械科学、器物制作和计时的个人化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此后不久，怀表和工时记录卡也很快被发明出来。[5]

时间与科技的交织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存在，但其中引起后世最大关注的是十九世纪末至“一战”之前的二三十年这一时段。“世纪末”（ fin-de-siècle）这个短语使人们在那个时期感受到特殊的时间感。每个世纪不是都有“世纪末”吗？那么人们为什么如此重视这一个“世纪末”？史蒂芬·科恩（Stephen Kern）在他内容丰富的著作《时空文化》中详细探讨了这一个“世纪末”。科恩认为，“一系列科学和文化上的急剧转变促成了人们思考和体验时空的特殊的新模式”。在介绍1884年世界标准时间的章节，科恩论述道，人们对过去和未来的感知始终在变化，但是对当下的感知却“特别新鲜，不仅在时间层面上加重了对过去的保留和对未来的延展，更重要的是，在空间层面上也得到扩展，从而创造出人们对共时性的普遍的共同经验”。[6]

举例来说，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想象1912年巴黎举办的国际时间大会引起的热潮。大会建立了一个确定和传送精确时间信号的系统。法国主持了此次大会，希望以此来弥补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落后：直到1911年，法国还尚未采用1884年制定的格林尼治世界标准时间。1884年，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将全球分为二十四个时区，并宣布英格兰的格林尼治为（时间的）本初子午线所在地，原因是此时世界上已有四分之三的商人使用格林尼治作为零度经线。德国于1893年采用了这一新标准，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便于军事行动。然而，直至1911年，巴黎时间仍然比格林尼治时间快9分21秒。为了不落人后，1911年，法国以法律形式规定“法国和埃尔及利亚的法定时间比原有巴黎时间调慢9分21秒”。[7]

科恩将人们在世纪末对时间的关注归因于科技进步——电话、无线电报、X光、电影及自行车、汽车、飞机——与文化进步（特别是亨利·柏格森的哲学和马塞尔·普鲁斯特与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将个人时间确认为一种十分内在化的经验）的综合作用。然而事实上，世界标准时间得以实施最主要是由铁路的发展所促成的，尽管在十九世纪末铁路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物。那时铁路的网点已经相当密集，因此各地之间的合作也越来越迫在眉睫。1883年，美国的铁路公司执行了一个四时区系统，由75度、90度和105度经线为分界线。这项决策开启了执行世界标准时间的先河。[8]

另一个对时间产生普遍关注的时期与我们的时代相距不远，同样也是科学与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无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大众文化领域，时间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在《代达洛斯》（Daedalus）最近一期关于时间的特刊上（2003年春季刊），一名生物学家声称，从神经科学到进化生物学等各个领域的专家目前都“认为时间问题是紧迫且无法回避的”——虽然他们眼中的时间维度相当不同，比如神经科学家以毫秒为研究单位，而进化生物学家常常以几十亿年为研究单位。生物周期律成为许多研究的主题，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连接从昆虫到哺乳动物，甚至是植物和真菌的进化过程的方式；动物、植物、真菌都有生物钟基因，因此他们也可能具有共同的进化源头。[9]

同样，在物理学领域，时间也引发了许多有趣却棘手的话题。保罗·斯坦哈特（Paul Steinhardt）认为物理学有三个基本的宇宙范式，且各自具有不同的时间观。首先是静态宇宙模型，这一模型已经由于宇宙膨胀的发现而被否定，而另外两个模型仍然处于争议之中——认为时间起源于大爆炸并以此为基点的宇宙大爆炸理论，以及认为空间和时间始终存在，膨胀和收缩交替发生的循环宇宙理论。理解时间在重力和量子论中的地位对于形成物理学上普适统一的理论具有关键的作用；对于一些研究者而言，重力只不过是时间在各处的不对等流动。这些讨论的潜在争议是物理学中时间之“箭”或者说时间的方向问题。我们感受到的生命是有方向性的；人们慢慢变老，热水慢慢变冷，热力学第二定律（系统中的熵随着时间增加）似乎可以解释事物的这种状态。然而大部分物理学基本原理都包含可逆性，而不是方向性。那么，时间旅行是可能的吗？我们能否回到过去，或者走向未来？[10]

对时间的关注并不局限于科学领域，也蔓延到了大众文化之中：从声称实况录制（每集涵盖一小时）的美国电视节目《24小时》，到一名意大利人为了反抗快餐而提出的“慢食运动”，以及报刊上关于人们抱怨时间总是不够用的文章。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理论中，时间的加速目前几乎被视为现代生活中最关键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甚至可以说，时间的加速就是现代生活本身。例如，哈特穆特·罗沙（Hartmut Rosa）认为，“现代性的历史就是一个持续的社会加速进程”，他正在着手建立起“一种新的关于加速的批判性理论”。尽管罗沙将加速设想为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著作在过去几年中却仅仅流行于学术界内部。[11]

导致并强化了当前人们对时间的关注的科技进步因素是显而易见的：全球定位卫星系统（GPS）、卫星电话、移动电话、互联网等等，各种无线连接技术都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但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些科技成果才成为普通民众可以使用的工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第一个网络服务器和网络浏览器“万维网”（World Wide Web）直到1990年才出现，1993年才向公众提供服务。这种新的无线沟通方式使得共时性经验得到更加广泛的共享。我们的生活更加依赖于电话的铃声和振动，而不是时钟；我们越来越生活在共时性之中，每天的工作不再是需要借助时钟来计时的八小时，而是一种虚拟的持久联系。相反，我们的实际交通方式的变化却仅仅是数量上而非质量上的，但也确实使得更多人能够享受到空前快捷的交通方式。飞机的基本形状并没有改变，而如今飞机的速度和每日运载量却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出行体验，更不用说节约了大量时间。飞机这种出行方式尤其体现了共时性，它将乘客快速地从一个地方运载到另一个地方，使得国际机场成为一种有相当一致性的经验（也许会令人感到有些不安）。

然而，关于时间似乎加速了（这更像是一个过程而非离散事件）的讨论背后存在着一个潜在的问题。科恩的“共时性”“内在性”或者“当下的厚度”都并非一蹴而就的，例如“世纪末”，事实上是经过一段时间而形成的一个持续过程。确实，科技创新影响了我们对时间的感知，比如十九世纪末出现的电话和电影，或者现在的互联网。但是，不正是这些创新的不断加快的步伐，而不是任何一个特定时刻的某一项创新，更加从根本上影响了我们的时间感知吗？在第二章中我将会回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