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豳风》：关中西北部的生活记录

《豳风》，反映了关中西北部早期的历史和民俗等多方面的情况。

一、豳地略说

豳，自古以来都被认为是今陕西咸阳市彬州市(19)、旬邑县、长武县一带。如郑玄《诗谱·豳谱》：“豳者，后稷之曾孙曰公刘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属右扶风栒邑。”(20)《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郇邑”条本注曰：“有豳乡，《诗》豳国，公刘所都。”(21)郑玄是著名的经学家，班固是著名的史学家，他们所言，必有所据，而且他们去古未远，所以“栒邑”说便为此后历代经学家、史学家所认同。如《括地志》云：“豳州三水县西（三）十里有豳原，周先公刘所都之地也，豳城在此原上，因公刘为名。”(22)朱熹《诗集传》云：“豳，在今邠州三水县。”(23)三水县即今之旬邑县。清陈奂《诗毛氏传疏》云：“豳，公刘国”，“《汉书·地理志》云右扶风旬邑有豳乡，今陕西邠州即其地”(24)。现代一些著名的《诗经》权威学者如高亨、陈子展、程俊英等均持此说。

20世纪30年代，钱穆先生《西周地理考》又提出豳地在今山西之汾水流域。这一观点也曾得到一些史学家的认同，但现在已被很多学者所否定。在无法确证钱氏异说的情况下，可暂不论。

近十数年来，一些学者（主要是甘肃省的学者），根据方志与民俗，提出了北豳南豳之说，认为早期的豳在今甘肃庆阳的正宁、宁县一带，所谓古豳；公刘前期即居于古豳，后来迁到了南豳，即人们一般认为的今陕西旬邑、彬州一带。这一说法又受到了许多非甘肃学者的诘难与否定。史实如何，还有待于将来考古成果的进一步发现。

有甘肃学者证以今日甘肃庆阳一带之民俗等等，说明“豳风”中的诗乃是今庆阳一带之诗。如有的甘肃学者从一种具体的鸟入手考论，并被另外的甘肃学者征引：“兰州大学教授常文昌先生曾在《兰州大学学报》发表文章有专题考论。常先生说他的家乡镇原县属古北豳，该地有一种鸟，俗名叫‘次鵁（cì jiāo）’，又有鸟俗叫‘猩猴’（即猫头鹰）。乡民迷信的说法，有‘次鵁叫小，猩猴叫老’的俗谚，意思是说，次鵁鸟叫，预兆有小孩夭亡；猩猴鸟叫，预兆有老人逝世。而北豳乡民俗称的‘次鵁（cì jiāo）’，正是豳诗‘鸱鸮（chī xiāo）’的方音之转，而《鸱鸮》诗首句所写的‘鸱鸮鸱鸮，既取我子’的话，也正与北豳俗谚‘次鵁叫小’相吻合。这也就是说，《豳风·鸱鸮》当为北豳之诗。”(25)说颇有据。然而事实是，陕甘交界，地相邻，民风民俗亦多有相同。从古到今行政区域之类的界限，只是人为的划分，并不能局限人民的生活交往。就民俗而言，今陕甘交界的陕西彬州、旬邑以及稍南的淳化一带（即咸阳地区的“北五县”一带），也有和前述文章中类似的传说，只是将猫头鹰叫xīnghù（陕西其他地区有的发音叫xīnghòu，或xīnhù、xīnhòu等，亦即前文中所称之“猩猴”），还有一种被认作同类性质（凶鸟）的鸟叫cì jiăo（当即前文所称“次鵁”，未知学名为何）。有人认为这种鸟就是猫头鹰，笔者请教多位当地老人，得知是两种不同的鸟，其体型比猫头鹰要小。还有一种被认为是凶鸟的叫dào zāo（当地方言“倒灶”的谐音）。对这些不祥的“凶鸟”，当地民谣说：“dào zāo叫老年，xīng hù叫娃娃。”意即听到dào zāo叫，就有老年人要死了，而听到xīng hù叫，就有小孩子要死了。可见，这样的传说，流传于甘陕交界的广大区域，非只某一具体的狭小范围。因此，用这样的证据来论证豳地在某一具体的地区，虽有其合理性，却不能成为判别的确切依据。当今甘肃研究《诗经》最著名的权威学者赵逵夫先生说得较为审慎：“豳为古地名，以今陕西中部旬邑、彬县之间为中心，北部至甘肃庆阳马莲河流域的宁县、合水、庆城一带。”(26)力推“北豳”说的甘肃学者张剑先生也说：豳的地域，“不仅包括地处子午岭西麓南端的公刘以后周族创业发展的‘南豳’，即今陕西长武县、邠县、旬邑县一带地区；而且还包括与南豳相连接的地处子午岭西麓北端的周先祖不窋、鞠陶、公刘三代人活动创业的‘北豳’，即今甘肃省陇东之庆阳、宁县、正宁、合水乃至平凉泾川一带广大地区”(27)。其字里行间，还是以“陕西长武县、邠县、旬邑县一带地区”为豳之中心的。当然，个别作品，任何人也无法判别其具体作地。但即便“北豳”“南豳”之说可以成立，当今旬邑、彬县一带是“豳”地、而且是主要的“豳”地，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近十数年来，有一些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梳理历代名家观点、考论豳地概念，十分用力。真乃后生可畏。如沈阳师范大学王乃瑞硕士论文《〈诗经·豳风〉研究》、西藏民族学院史小伟硕士论文《〈豳风〉〈秦风〉地域民俗文化探析》、西北大学孙红彬硕士论文《〈诗经·豳风〉考释》、上海大学郝建杰博士论文《〈诗经·国风〉地域性考论》等。其研究成果，亦颇值得我们关注和参考。如郝建杰论文指出：

不窋所窜奔的“戎狄之间”或为庆阳地区，但认定庆阳地区即为豳都或豳地则有嫌武断，理由有三：一是从文献上看，《国语》、《周本纪》均未明言“戎狄之间”即是豳地，而据《周本纪》，公刘显然是从不窋所在的“戎狄之间”迁到了另外一个叫做豳的地方。二是庆阳一带称为“豳”的时间非常晚。以“豳”称庆阳一带始自北魏孝文帝时。杜佑《通典·州郡三》：“宁州，夏之季公刘之邑。春秋时戎地，战国时属秦。始皇初为北地郡。汉为北地、上郡二地，后汉属北地、安定二郡地。后魏献文帝置华州，孝文改为班州，后改为邠州，又改为豳州。西魏改为宁州，立嘉名也。后周分置赵兴郡。”可见，将庆阳一带称为“豳”是很晚的事了。三是目前所知先周遗存的时代上限不足以证明庆阳一带是公刘等的活动地区。李学勤说：“目前已知的先周文化遗址分布，主要在陕西中部泾渭流域一带，大致范围，北界达甘肃庆阳地区，南界在秦岭山脉北侧，西界达六盘山和陇山，东侧在子午岭西侧至泾河沿岸一线。”其中最早的是陕西长武县碾子坡遗址，其年代约在古公迁岐之前。但这个文化遗存的年代不早于太王时期，仍然无法说明庆阳一带存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周人文化，因而也不能证明庆阳一带曾经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周人长期活动的地区。事实上，目前甘肃庆阳一带的考古发现还不能与太王以前的周人历史发生联系。在这一带发现的考古文化类型目前有两种：一是先周文化遗存。1984年，合水县兔儿沟、庆阳县巴家咀两地发现了先周残墓。兔儿沟出土的陶鬲、方折肩罐与陕西宝鸡斗鸡台、姬家店出土的基本相似，巴家咀出土的陶鬲与长安沣西早周墓葬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这说明两地出土的器物是早周一、二期遗物。由此可见，这些先周文化遗存尚不足与文献中关于庆阳一带所记载的周人活动相印证。二是寺洼文化。在甘肃平凉、庆阳、陕西咸阳、宝鸡的博物馆里，庄浪、灵台、泾川、合水、正宁、长武、旬邑等10多个县的文化馆里，都藏有大量的寺洼文物和调查资料。根据胡谦盈实地调查发现，合水县九站遗址在扰土层下有两种堆积，上层是西周文化堆积，下层是寺洼文化堆积。结合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胡谦盈判定寺洼文化属熏育戎狄的文化。根据C14测定结果推断，寺洼文化的可靠年代约在公元前21世纪—11世纪之间的1000年内。寺洼文化与周文化的关系密切，但仍属不同文化，因为寺洼文化中最具特色的“马鞍式”口型陶罐不见于周文化。(28)

说颇有理。地方志总是会为本地说些有用的好话，这也是常见现象。而且，有“北豳”之称的这些地方志，都是明清时期所编，从时间上来说，也太晚了，不足以推翻汉代起就有的成说。当然，随着将来新的考古成果的进一步出现，一些观点或许会有新的修正。

无论如何，说《豳风》中的诗歌反映了关中西北部（今旬邑、彬州、长武一带）的历史风貌（如农业发展、文明程度、民风民俗等），当无异议。

二、《七月》

《七月》，是《豳风》中的第一篇，也是《诗经·国风》中最长的一首叙事诗。

关于这首诗的作者、作时，自古以来就有多种看法，莫衷一是。最有代表性的是两种观点：《毛诗序》谓：“（《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29)以为此诗乃周公所作；方玉润《诗经原始》谓：“《豳》仅《七月》一篇，所言皆农桑稼穑之事。非躬亲陇亩久于其道者，不能言之亲切有味也如是。周公生长世胄，位居冢宰，岂暇为此？且公刘世远，亦难代言。此必古有其诗，自公始陈王前，俾知稼穑艰难并王业所自始，而后人遂以为公作也。”(30)后人在此基础上多有引伸。或以为这样规模宏大的农事诗，绝不是哪一个天才所能成就的。事实上，文学史上的许多杰出作品（甚至是绝大多数杰出作品）也都是某位杰出诗人最后完成的（或最后加工定型）。《七月》很可能是豳地的民谣，是经过了长期民间的积累、加工、补充而流传下来，最后经过某位杰出的天才整理定型的。

诗写了不同月份的气候特征和人们与之相对应的活动：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

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献豜于公。(31)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起句看似突兀，却能一下子抓住人心。“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何其形象？使人仿佛感受到了那凛烈的寒风，感受到了它刺骨的寒冷，也感受到了寒风掠过时的气势。“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在桑树枝条生长的时节，拿出斧子，砍掉多余的冗枝，用绳子拉住高扬的枝条以便采桑。时至今日，渭北高原的人们，每年也还要这样修剪果树，剪去过长的蔓枝，用固定于地面的绳子牵拽向高处疯长的长枝，谓之“拉枝”。秋天到来之前，织好布，染好色，为“公子”做好衣裳。六月里吃着李子和野葡萄，七月里煮豆子和葵苗，八月打枣，十月收稻：十分朴素的生活状态。冬天到了，上山去打猎，用狐狸的皮毛，为“公子”做成皮衣。小的猎物，自己留下来；大的猎物，交给部族的首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组织形态。

本诗尤其写了不同时月的农事活动，上述各句之外，以下数句更为直接：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

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

正月是农闲时节，便整修农具。二月便开垦耕地。七月里吃瓜，八月里摘葫芦，九月里拾麻籽，采苦菜，打柴禾。九月修整场圃准备碾晒，十月里收纳粮食。一年时光，就这样忙忙碌碌一直到头。

本诗还写了不同时月昆虫的活动：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这一段描写，十分生动，十分形象，十分亲切：五月里蚂蚱弹腿鸣叫，六月里纺织娘振翅磨羽，至于那活蹦乱跳的蟋蟀，七月在野地里，八月在屋檐下，九月跑进房间里，十月就钻到了床底下。其场景，让人联想到现代文学大师鲁迅的小说中闰土家乡的情景。

诗又写了劳动者的生活处境和心态状态：

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这些，都是最下层劳动者心里的担忧。

诗还写了不同时月的祭祀活动及相关风俗：

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以酒祝寿，用韭菜和羔羊来祭祀，举起酒杯，敬祝万寿无疆。这些风俗，传至现在。

诗还反映了早期的藏冰技术：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

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先秦雍城姚家岗宫殿建筑遗址发掘出完整的“凌阴”遗址，为一处覆斗式地下窖穴建筑，是秦国贵族的藏冰设施，可以本诗所写相对应。

诗也写出了不同阶层（阶级）的等级区别：劳动者，吃的是荼（苦菜）、瓜、壶（瓠）；穿的是“无衣无褐”；而上层统治者，吃的是各种时令蔬菜和新粮（“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穿的是新织的衣裳和狐裘皮装（“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劳动者捕猎所得，自己只能留下小猎物，而大的猎物必须交给首领（“言私其豵，献豜于公”）。

然而，从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出有阶层（阶级）的不同，但看不出明显的对立情绪，没有类似于后世如白居易的新乐府诗那样强烈的对比，也没有类似于《诗经》中另一些作品如《伐檀》等表达的仇视情绪。

诗尤其反映了当时的农业生产情况，农具有耜、筐、斧、斨等，农作物（含果实类）有郁、薁、葵、菽、枣、稻、瓜、壶、苴、禾、黍、稷、麻、麦等。人们都按自然界的规律，根据不同的时季从事不同的劳动。

诗反映了当时豳地的风俗习惯，除前述祝寿等以外，如“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堵上破洞，熏跑老鼠，糊住北边的窗子。要过年了，全家都聚在屋子里。这些习惯，也一直流传到当代。

总之，《七月》一诗，是一幅全方位的、动态的、立体的民俗生活画面。就每一个片断的画面来看，大都十分生动，使人如临其境。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不仅有总体精神上的实质性影响，在具体的情境与写法方面也有深远的影响。比如，“同我妇子，馌彼南亩”，我们从白居易“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32)的诗句中，就能够看到它的影响；“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又让我们能够联想到宋代晏殊的《破阵子》：“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径里逢迎。”(33)

全诗之中，“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反复唱叹，这一方面是民谣的特点，顺口易记，也易于传播，正如白居易所说：“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34)至今，咸阳“北五县”一带还有类似的民谣，诸如“七月枣，八月梨，九月柿子红了皮”；另方面，这种重复，也使作品跌宕往复，摇曳生姿，产生一种一唱三叹、回环往复的优美情韵。

三、其他豳诗

《鸱鸮》是豳风中的另一首名作，诗曰：

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

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35)

这是一首寓言诗，古来皆认为是周公所作。诗借一弱小的母鸟之口，反抗强势的鸱鸮的欺凌。虽有乞求之语，更多的是不屈的反抗：“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并陈述了自己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室所进行的种种勤劳和努力，“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写出了被欺凌者的憔悴、无奈和呼号。

《东山》，是豳风中的又一名作，诗曰：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果裸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仓庚于飞，熠耀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36)

《毛诗序》谓这首诗乃“周公东征也。周公东征，三年而归，劳归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也”(37)。此说无确据。朱熹《诗集传》以为乃周公“劳归士”之作(38)。朱熹的说法比《毛诗序》更容易让人理解，亦当更接近原意。方玉润《诗经原始》进一步说：“此周公东征凯还以劳归士之诗。《小序》但谓‘东征’，则与诗情不符。《大序》又谓士大夫美周公而作，尤谬。诗中所述，皆归士与其室家互相思念，乃归而得遂其生还之词，无所谓美也。盖周公与士卒同甘苦者有年，故一旦归来，作此以慰劳之。因代述其归思之切如此，不啻出自征人肺腑，使劳者闻之，莫不泣下，则平日之能得士心而致其死力者，盖可想见。”(39)这段分析说得很具体，认为是周公代士卒述其思乡之苦，写得很真切。现代学者更多地认为诗乃跟随周公东征的士卒归途中思家之作，“周公东征，从役之人未必皆豳人，然而豳岐为周室发祥之地，其民人当为周室所最信赖。东征伐叛，亦以豳岐之民最多。诗中征夫当即豳人，故诗入《豳风》”(40)。诗写士卒打仗归来，途中思念家乡的情形，“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四句，在每一章的开头反复出现，增强了诗作的抒情性。

《豳风》中还有一篇《伐柯》，反映了当时的婚俗：娶妻先要有媒人去说合。很有意思。这一风俗，一直保持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