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钢和泰家照面

1926年,父亲沈仲章因为学潮风波,离开读了三年的交通部唐山大学[2]。他和好朋友谢大祺,双双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那年代的唐山大学理工科在国内领先,聘请富有经验的外籍教授,教学效仿美国一流大学,以训练严格扎实而著称。谢大祺和沈仲章在唐山读书已是游刃有余,进了北大后,觉得北大的数理化课程,对他俩来说过于轻松;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的自由学风,恰恰又为两人的“用情不专”提供了极好的环境,于是,这两位理科新生,特别是沈仲章,如鱼得水,四处遨游。他对本专业的必修课,只是考试前翻几页书,应付了事,却经常不务正业,花大量时间跨系旁听,尤其喜欢去听冷门偏题,或者众人都叫难的课程。

谢大祺出身于书香门第,其二哥谢无量学问极好。北大有位教授邓高镜,是谢家的世交或者亲戚,谢大祺到邓家去串门,大都带上挚友沈仲章。邓高镜专攻墨学和佛学,曾在北大教梵文[3]。父亲沈仲章顺便言及,在邓高镜之前,许季上也教过梵文[4];后来邓高镜不教了,才是比邓更出名的汤用彤来教[5]。但他没对我说过,他与许季上或汤用彤有无交往。父亲言及许季上时加注说,许是鲁迅先生的朋友。检索鲁迅日记,1928年7月2日[6]有这么一句:“沈仲章来访未见,留许季上函而去。”

沈仲章进北大第一年,邓高镜开了一门课,研讨佛学唯识论。那门课是个大冷门,选修的人极少,谢大祺就把沈仲章拉去捧场。于是他对佛学产生了兴趣,又去修了熊十力的因明学,听得挺来劲儿,对熊十力非常钦佩[7]。父亲特意说明,他原是从哲学思考的角度选修佛学课,起初并没有觉得需要学习梵文。

因为常去邓家,沈仲章与邓高镜以及他弟弟邓心镜都相熟。沈仲章和谢大祺倒没有想到要跟邓高镜学梵文,却在邓心镜的鼓动下,直接拜Baron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钢和泰男爵)为师,向梵文进军。

这位男爵学者的中文名字来自其姓氏Staël-Holstein,“钢”是Staël的意译,“和泰”是Holstein的音译。钢和泰有德国血统,但爵位封号来自爱沙尼亚。爱沙尼亚曾属沙皇俄国,1918年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初又被苏联吞并。因此,以前常有人说钢和泰是俄国贵族。钢和泰在北大任教多年,也去哈佛大学当过教授。钢和泰精通梵文和东方学,中国不少知名学者如胡适等都向他请教过。

当时钢和泰在北大开了一门课,讲授古印度宗教史。为了引用参考历史文献,他得先讲解梵文[8]。邓心镜在修钢和泰的那门课,学得非常费力。因为梵文教程很繁复,学生少得可怜,邓心镜就拉沈仲章和谢大祺去“陪读”。沈、谢两个初生牛犊,正想探探天高地厚,听说钢和泰的梵文课特别难学,败下阵来的人很多,反倒激起了兴趣,便跟着邓心镜去“助阵”。

钢和泰的课果真挑战性很大,几堂课下来,好些文科出身的博学之士都叫头疼,而沈仲章和谢大祺两人却饶有兴致。每逢钢和泰提问,别人都低头回避老师目光,只有沈、谢二生挺身端坐,斗胆答题。钢和泰很高兴,就把两个小伙子请到家里,专门开小灶,每次上课还拿点心招待他们。

不久,谢大祺因奔父丧离开北平,从此不再返校。沈仲章继续向钢和泰学习梵文,师生之外成了朋友。钢和泰又把沈仲章推荐给一位德国汉学家[9],协助翻译禅宗《六祖坛经》。

胡适身着博士服像(油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提供。

按:据胡适纪念馆信息,胡适于1927年正式获得哲学博士文凭。倘若此画体现胡适1927年左右形象,时段正合沈仲章向钢和泰学习梵文,并与寅恪先生和胡适先生产生缘分初始。(推测父亲与胡适先生最初相遇当在课堂或沙龙,另文再议。)

再说寅恪先生,他也常去钢和泰家讨教梵文,不过他的水平要比沈仲章高得多。陈、沈两人相遇时,应该“攀谈”过,但父亲没怎么对我细说,就算仅仅“照面”而已吧。